生态学视野中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生态学论文,视野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8)03-0068-07
一 问题提出
自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把生态学(Ecology)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西方生态学渐渐地成为一门显学。今天，伴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西方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生态学业已被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当作一种研究视角。人们自觉地运用生态学理论和视角检讨西方社会现代化及其理论的得失。于是，各种生态主义思潮随之而起。严格地说，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生态主义不是统一的而是思想构成复杂的社会思潮，分为“绿绿派”和“红绿派”。前者坚持生态中心主义，要求以“自然”为尺度，甚至要求人类退回自然界，放弃人类文明；后者，有时称为“生态社会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民主主义与生态主义在理论上有某种默契和一致，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指导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补充”和发展生态主义理论。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高兹、大卫·佩珀、阿格尔、莱易斯、詹·奥康纳、福斯特、格仑德曼等学者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有个生态学维度，马克思是最早生态学理论家。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均在生态学视野中提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突出马克思理论的价值。奥康纳写道：虽然“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1]，“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对生态科学抱有太大的理论关注，也没能认真对待显然是不断兴起的全球生态敏感性问题。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2]不难看出，奥康纳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指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不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之列。奥康纳、佩珀和福斯特等学者都还指责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生态学维度，斯大林主义甚至“包含”一些“敌视”生态的理论（比如斯大林主义对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伴随“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生态斗争的事实”，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革新和发展“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既然如此，人们要搞清楚这种理论的革新方向。而这首先需要人们了解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关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围绕生态学视野而展开的，集中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争论本身并没有直接给出某种观点孰优孰劣。在这种困惑中，有人提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人类生态学”。也许有人问：这种“人类生态学”的理论指认是否说出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智慧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否代表了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革新和发展的方向？
二 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间争辩
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一般地说，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以人为中心思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本质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强权意识，把人类意志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实施“控制自然”的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理解方式，它选择了“中心－边缘”思维范式，即以“人”为中心，其他万物为“边缘”，也就是以“人类尺度”审视万物和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资产阶级抽象化为普世主义理念，充当欧洲中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明确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审视角度”[3]是客观存在和有效的。首先，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创化了一种“有效的”批判方法。奥康纳和德国“新左派”理论家瑞尼尔·格仑德曼都认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来自它的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提供了评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确立了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剥夺，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崇拜；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也批判非理性主义的生态基要主义”[4]。很明显，他们都承认，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是一种“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
其次，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阐释“有效的”自然生存理念。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马克思还“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5]因为“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能够把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力量，而自然界，在他看来，既促进又束缚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难道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非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外在限制，如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有限的资源以及空间的局限性的基础之上的吗？”[6]佩珀总是倾向于“人类中心论”立场看待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7]。
再次，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把人类中心主义抽象化、普世化和意识形态化，反对资产阶级的“技术中心主义”和“自然的控制”的极端观念。奥康纳认为，“绿绿派”生态主义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支持他们观点的最重要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技术中心主义”和支持“自然的控制”观念。奥康纳申辩道，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式人类中心主义；放弃“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然规律让人类恣意妄为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困境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出错的不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是人类中心的资本主义形式，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8]马克思要求放弃“控制自然”的资产阶级观念而不是放弃一切“控制”；他看到了人类“希望通过对自然的‘支配’实现的生产力增长保障所有人的物质福利”。格仑德曼还说，马克思的“支配”概念是指“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是“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它也蕴涵着社会主义的理性和人本主义，承认在创造有害和不舒适环境中的愚蠢与不公正。”[9]正因此，奥康纳宣称，任何指责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都是“欠公正的”。
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拒绝而是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在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和保障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上，“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远比市场取向的经济做得更多。”[10]甚至为了避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有学者宁可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弱意”人类中心主义。所谓“弱意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不是事实上的中心，而是价值或认识上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周围世界（环境）的中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人类价值是比其他价值更好的价值”。[11]
从以上分析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理论在价值观上似乎就是某种“人类中心主义”。一些“绿党”生态主义者和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同意这样指认。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指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不论在何种形式上，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少难题。[12]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盲目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主张有目的地从自然中获得人类生活资料。这表现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是目的性的，它必然倡导保护那些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种；可它也必然地导出一种困境：“将不保护那些不能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种”。第二，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源泉，自然也是生产力，人类要学会利用自然力。这表现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工具性的。它视自然和万物为人类的工具，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物质基础；可马克思在另一处①又把非人自然当作人的对象性存在物。第三，马克思曾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彼此紧密相联。这表现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含有“人类的价值”，并将“授予人类以特权”，“用人类标准来辩护优于其他价值”，“产生一个我们可以享受的更好、更丰富的‘自然’”[14]；可它也意味着要剥夺自然的特权。第四，马克思曾认为，自然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5]这表现为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是“把观察主体的身份与被观察的事物相混淆”，“喜欢给予非人自然和人类自然同等的道德价值”。可是，马克思又承认，人既是肉体的、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精神的存在物，并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这表明马克思支持“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的分离”[16]观念，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自然的优先性总是要臣服人类。
那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坚信，在这些困难面前，人们没有理由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理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何况马克思还提示人们放弃“技术中心主义”和放弃以人类为尺度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原则，尊重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理论是有益的，那只能是“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布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视角一），“通过集体的行动”，“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和‘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它将是一个生态的未来”；[17]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分析（视角二）是“一种对潜藏在经济制度特征与规律之下的‘社会关系’的洞见”，[18]没有人类对它的理解，“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对环境体系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威胁我们的持续存在的程度。只有当做到这种分析时，我们才能精确地思考环境如何从人类利用的不受欢迎的结果中得到保护。”[19]甚至，佩珀还提出，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为“生态中心论”不只是提供“十分有用的视角”，它本身就是某种“生态中心论”。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把“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界说为“生态中心论”呢？也许有人反问道：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生态中心论”难道就没有困难吗？显然，这个问题也是复杂的。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规律以及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行动，尤其是通过强加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限制。生态中心主义还包含一种对自然基于其内在权利以及现实的‘系统’原因的尊敬感。”[20]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在这部著作中不仅界说“生态中心主义”而且详细考察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理论联系。
在总体层面上，这种情况表现在：(1)它们都“强调极限的观念，主张对人类繁衍、资源消费水平和接近自然‘共同财富’的强制性限制”[21]。(2)它们都“拥护‘软的’、‘直接的’和‘适当的’即‘选择性的’技术”，[22]像信息技术、现代绿色革命的农业技术、节能技术等都“可以被只有很少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理解、维持和使用”。[23](3)它们所持的“生态中心主义”似乎都“包含着在一个养育自然而不是破坏性地干涉自然的整体范式的重要的重点差别”。(4)都确立生态系统和生态规律的优先性地位。(5)都用生态规律和生态道德原则限制人类的经济行动和人口增长规模，抗议任何方式的环境污染。(6)都视自然为人的平等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把人视为自然的主宰。“‘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24]
在具体层面上，这种情况表现在：(1)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笼统地反对技术中心主义，而是反对对自然和人类都有危害的技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技术而是提倡把技术使用朝向有利于自然和人类。(2)他们不是笼统地反对控制自然，而是反对对自然的崇拜，主张适应地和合理地利用自然，造福人类，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一致。(3)马克思当年批判马尔萨斯的错误人口理论为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辩护，主张社会发展要与一定人口规模相一致，这就是人类要在生产力水平下发展适度的人口规模。(4)马克思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优先性。他说过：“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5](5)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这是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的“胜利”。自然界对这种“胜利”都会回敬一定的“报复”，包括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环境问题和农业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6)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态社会，也是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性别差别导致的社会差别的“生态仁爱型”社会，是实现了的“社会公正”。[26]“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改善必须很明确地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相关。”[27]生态中心主义崇尚生物道德和自然规律，设想建立一个生态社会。(7)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围绕人类与自然权利和生活质量形成某些松散的、新的社会共识”，确立“一个来自‘自然秩序’的明确的道德中介理论”，通过“社会的人”实施“道德革命”，消除生态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建构共产主义的生态共同体社会，“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被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28]“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将会更加有力与明确地阐明他们自己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方面。”[29](8)佩珀本人还直接指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懂得人类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平等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人类劳动和科学创造实现的增长，通过强调资源保护、无污染、再循环和优质风景的民主的、集体的、有计划的生产，满足物质上有限的但日益丰富的人类需要。”[30]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君临于”整个生态系统，不可能成为生态系统的“中心”；相反，人类自身的存在却是生态系统赋予的，没有生态系统，就没有人类。在我国，也有某些学者主张在“生态中心主义”语境中推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权利和生物道德优先性，警示人类放弃“自恋”和对自身“信仰”的企图。[31]
正因如此，一些生态主义者断定“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俨然就是某种“生态中心主义”。其实不然！
根据上述情况断定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是生态中心论，当然欠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清楚，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确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但是，人类区别于自然，是人类发挥自身智力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为人类自己创造更宜于生存的家园；人类控制自然既是改变自然又是避害自然；自然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必然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也必然危及自身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发展。[32]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尊重自然和生态系统的自身发展，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秩序，把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当作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项指标。甚至恩格斯呼吁人们努力与自然“和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人同自然打交道，不单用人自身的尺度，还包括“美的尺度”，以“社会”为尺度。人是有意识的，是“类”的存在物，就是社会的存在物；所谓“有意识”的人，是指人不与自己生命相一致，而动物才是与自己生命相一致的；所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由此，马克思强调，自然界之所以构成人的一部分，是因为这种“社会”而成为现实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33]可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言说来判断，我们还是难以断定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生态中心主义”。
甚至，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生态中心主义”。格仑德曼宣布，“马克思将不会是一个生态中心论者”，因为马克思“嘲笑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更多地关注“人类生活与劳动而不是非人自然”，把自然的价值视人类的“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34]维兰科特阅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后总结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尤其敏感：他们的唯物主义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中心论的（以人为中心的）和自然主义的观点之间徘徊……。”[35]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只有站在人类的，而不是生态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基于人类的，而不是环境利己主义的利益来思考和行事，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和‘人同自身的和解’。”[36]其实，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被指认为某种“生态中心论”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中不是主流意识话语。这样做的人，要么是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要么是故意曲解而服务于他们的生态学立场。事实上，许多人都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并不一定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也不一定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即使佩珀支持“生态中心主义”，但依然反对“绿绿派”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因而，我们在《生态社会主义》中不难看到，他最后还是坚定而明确地说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人类生态学”。那么，“人类生态学”果真就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吗？
三 作为“人类生态学”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
何为“人类生态学”？《牛津英语词典》解释道：它是“以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支。”[37]奥康纳解释道：“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界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然界，因此，我们人类改变了外在环境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生态学可以被看成是人类生态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外在自然界中的生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看，人类生态学又是生态学的一部分。在一个维度上，生态学②隶属于人类生态学，可在另一个维度上，人类生态学又隶属于生态学。这说明，在人类的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生产过程，或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某些辩证的关系。”[39]佩珀也想告诫我们，把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人类生态学”，是因为它“持续地传播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的观点。它也接受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40]贾·马·艾略尔提出：马克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上，即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是怎样接纳不同的社会形式的。譬如，原始社会中的人们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的工资来购买可供消费的商品。其实，只要我们对生产力或生产能力作适当的界定，在人类生存条件问题上的生态学观点是能够很容易地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41]维兰科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关于生物和人类生态学的现代作者的极大影响”，“可能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潜在地把人类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即从不受调节的自然循环和限制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尽管有一定的进步方面，但它……既使人类失去人性，又颠倒了自然界’。他们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42]
我们认为，所谓“人类生态学”，是指描述人类按照生态系统规律和特征来运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学说；它强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系统平衡关系，把人类与环境看作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人类的生态化与环境的人性化是一致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生态学维度，是指一种消解了传统“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立场，克服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既不使人类成为生态环境的“霸主”，也不兴“反人类”的生态崇拜，要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出发点，把“自然—人类—社会”看作是协调、有机的生态系统，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境况展开生态学范式考察和非线性分析。从“人类生态学”理解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可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难，也可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价值观的合理把握。
一方面，马克思的“环境”不再排斥人、不再与人对立，而是人在其中生活的、属于人自己的居所，正是人的存在，自然—人类—社会才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他说过，“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3]也就是说，人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因人类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提出，实践、人、环境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本质上一致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类，是感性活动的人，是凝结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世界）中的人。人离不开环境（世界）；同时，环境（世界）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肯定不是人类凌驾于环境（世界）之上，成为“自然的主宰”的那种“不平等”、“不和谐”的关系；当然也不是机械论的自然主义所理解的人类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关系。因为人的生存不是以动物本身的尺度而是能够以一切尺度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这种“一切尺度”必然意味着放弃单一的“人类尺度”和单一的“生态尺度”，“实践”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的力量，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改变的力量。生态系统（也是生态世界或生态环境）容纳了自然、各种人文景观、各项制度、教育与文化、风俗与习惯，容纳了包括人类自身的一切。这种“生态系统”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它强调“世界”的总体性、完整性和统一性，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体，是广义的人类生态系统。马克思还告诫我们，由于“革命的实践”，因而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一致的。
马克思的“人类生态学”立场是“环境循环论”的消解剂。所谓的“环境循环论”，主张“环境是人的产物，人也是环境的产物”，以自然、人类与社会相分离为前提的，是旧世界观的“残存物”。费尔巴哈抛弃“人的感性活动”而以“直观的形式”观察环境（世界），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割裂生态系统，并将人、自然、社会孤立起来，在他的眼中，人与“环境”是二分状态的，所谓“环境”就是那个自在自为的“自然”，是人依赖的自然。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环境观是把“人”从“环境”中分离出去，把“人”当作特殊的“生物”看待，那么唯心主义环境观显得很机智，不仅把“人”始终置于环境（世界）之中，而放弃了人的“生物”，在自然权利上，人是自然的主宰。可是，唯心主义环境观没有真正解放“人”，反是在“主奴关系”中把人归结为上帝的依附物，人同动物相比较，是一种精神存在物。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环境观未能把“人”看作“环境人”，“环境”只是物的机械堆集，未能被看作属于人的有机有序的生态系统。在“人类生态学”立场上，我们需要确立在人的“感性活动”的“中介”作用下的“环境”（世界）的总体性意义。属于人的生态系统不会割裂自然－人类－社会三者的有机联系；相反，要通过人的“感性活动”，促使它越加发达起来。
另一方面，“环境人”，是生活于共同体中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处于某种环境中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说过，“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44]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启示我们，人的生存基于一种生态系统性的生存需要，在根本上不是单一的生存需要，应当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一切历史和一切人的生存前提是一代相继一代的生态系统性的延续，是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过程。“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5]依马克思之见，“环境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46]是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环境人”是社会人，是同其生存系统紧密联系的人，即生活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生态系统中。“环境人”的形成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人”的克服。“环境人”是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的个人”。全部人类的历史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换言之，“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历史得以发生的前提。人的生存是群体式的生存，是聚集式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环境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有生命的个人”。同动物相比，环境人是为了生活而不断地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而且，“环境人”突出了一代代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理念。全部人类历史都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的展开。“环境人”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人，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所谓“环境人”就是共产主义者，他是“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7]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人类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解”，以“人类生态学”审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合理化状态。人类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动自然规律。”[48]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生态学”立场和观点是适合人类发展要求的，是合理的环境观、价值观、生存观，既不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生态中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7-10-08
注释：
①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3]
②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生态学”被解释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的是具有一个特定栖息地或属于一个特定种类的生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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