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文学格局的单向牵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模式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向牵引模式”是文学移动的一种文化范式，作为逻辑界面的学理设定，它到底发生在历史梯级的何种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在范式研究的本身并不需要给予穷尽性的逐一解答，其基本任务应该限定在澄明这一范式的存在结构，并对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给予必要的分析和阐释。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模式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和可以彻底“悬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因为某种被关注的纯粹性问题之外的实际生存，可以在操作中给予暂时性的悬置，从而使问题绑缚在设定的系统内（此在的本文），并被清理出它存在的脉络。由这个理解基点出发，我把单向牵引模式限定在：（1 ）承认“中心”位置的存在合理性，并意味着“中心”的文化辐射力，实际已经抵达特定的“边缘”位置，并且“边缘”的文化接受乃既定的文化事实。（2）强调“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之间， 共时性存在中蕴含着历时性的“传统”建构意义。（3 ）勾勒线结构关系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quation ）， 取文化发生的“布局”（arrangment）和“体系”（system）两层内涵，从而显性化地显示出一种范式描述原则，而非价值学意义上对沙文主义的容忍和殖民心态的认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将具体地寻找出本章的三个切入角度，即中心的角度、边缘的角度以及两者关系的角度，而民族文学进展和世界文学发生在单向牵引模式里的存在形态和功能评价，则都寓于这三种切入的陈述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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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民族文学”的命题缘起，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对“中心文化”或者说“文化中心”的科学承诺。本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家C ·威斯罗尔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提出“区域与年代学说”，其中特别使用“文化中心”这一全新概念，原指一个文化区特有的文化特质最集中的部份，而且特指这一部份文化的辐射力量和外向动态意义，所以此后另外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由此而衍生出诸如“动态文化”、“离心文化”这一类的平行概念。〔1 〕正如宇宙从分子空间结构到巨大空间结构都适应于“单位场”理论描述的那样，在特定的文化区内，一组文化接近的民族群落中，必有某一民族处于中心位置，起一种得风气之先的文明引领作用，从而在文化区内承担着众多民族“在场”的凝聚性支撑。中国民族史上汉语文明早期之于匈奴、肃慎、乌桓等，中期之于突厥、回纥、吐藩等，后期之于壮、白、瑶、苗等，基本上都保持着中心文化位置的生存品格，尽管这中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同化问题。与此相一致，中心文化位置也就客观地形成对边缘文化区域的文学牵引态势，“影响”的确立由内“能”而外“势”，于是在空间同步关系中演绎出时间差异关系。这也就是说，处于同一文化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尽管它们在自然时间尺度上是均衡的，但是在文明时间尺度上却是非均衡的，因此而形成文学发展的历史位差，这种位差实际上构成对牵引关系的客观必然限制。
随着交往时代和人类危机时代的到来，区域文化的延展使得民族文化的生存价值参照以世界文化品格为背景，因而区域中心的地位就不得不发生改变，改变的方向，大致有三种可能性：其一，由区域中心到世界中心，如古希腊文学。在日耳曼背景的哥特文化和希伯来背景的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前，希腊仍然只是区域的文化中心，影响所及基本上只在爱琴文化生存圈内。古典主义复活以后，它是欧洲文学走向现代精神的背景依托，而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雾纱被揭开以后，便在价值评估上成为世界文学中心的神话。其二，由区域中心到区域中心，如埃及文学。埃及文化的早期区域辉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远在克里特文化以及稍后迈锡尼文化的同步时代，它就在欧亚非大陆的结合地带产生影响，以至埃及神话甚至对希腊神话都有一定的影响，一些希腊神直接就是埃及神的名称移位或者间接性转型。但是埃及文学终究没有成为世界文学的某一中心位置，它的发散性甚至远比东方的印度文学还要微弱得多，因而其存在价值就是历史性的一尊雕刻，仍然只在那个区域内担负着中心的使命。其三，由区域中心到世界边缘，如中国文学。区域中心的文学存在地位，对中国文学来说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即如古希腊文学也为之逊色。当中世纪的阴影覆盖着欧洲大陆的时候，中国文学正以其高度的动态文化辐射力，在东亚区域内牵引着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和一系列东方民族。日本文学在江户时代以前基本上只有汉诗文作为文学导向的唯一坐标，其民族文学的自觉品格仍然没有稳定化地形成。但是中国文学愈是走向现代性的民族交往，就愈走到世界边缘的位置，以至到二十世纪最终凝聚出一个“走向世界文学”的口号，日本文学反过来成为牵引中国文学的“中心”力量。
任何意义上的“中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存在，其自下而上的价值地位，必然随着历史渐开过程中民族间生存格局的变化而升落起伏，所以“中心”的存在必须以时空限定为其存在前提。“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在文化裂变和移动中，可以而且常常发生角色转换，这就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所谓“文化萎缩”（decultu ration）和“文化取代”（cultural substitution）。进一步的意思就是， “中心”在世界文学的整个进程中，每个时代都有新位置形成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由民族本身的分化和重组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民族自身的封闭式进化和敞开式扩散所决定的，因而在理论上设置了一个必须阐释的追问，即每一个时代的“中心”（区域中心抑或世界中心）何以形成？
通过对古希腊文学的解剖，可以呈示出文学中心形成的三种发生学文化因缘：第一，较大规模的民族吸附。古希腊文化的形成，与其对地域文化的吸附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密不可分，从谢里曼和得费尔得的数十年考古学成果看，兼之以荷马史诗中的述说为历史参照，均表明在希腊文化中心位置的确立过程中，存在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明，其中以克里特、迈锡尼和雅典三种文化形态最为著名，它们存在于纪元前二十世纪至纪元前六世纪的漫长历史区间，最后才由以雅典为吸附中心的凝聚性结构力量予以整合，从而使得那些既有边际联系又各自分散独立的文明能够累积，形成希腊城邦制国家，由此而有鼎盛时代的希腊文化，为神话和悲剧的流行奠定了基础。甚至神话和悲剧本身，也只不过是那艰难吸附过程的文学显现而已。第二，较长时间的文学传统。古希腊文学的高度繁荣，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它拥有相当历史长度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保持一种渐进的态势和增值的态势，当非传统性文学因素介入之际（如埃及文学的诱引），它并未轻易放弃民族文学的精神个体性，因而能将那些域外文学因素作为添加营养予以消化，而不是草率地在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情绪下去完全选择“他在”性传统，所以是文化能量蕴涵的有效途径。古希腊神话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学的典范和各民族的“公共的财产”，与它对传统的延续并因而取得厚重品格密不可分。悠久的克里特神话，譬如关于欧罗巴公主的神话，关于爱勾斯和他的儿子忒修斯的神话，绵远地理缕起整个希腊神话的历史经纬，所以说，希腊神话之根，就在大约一千年左右的前希腊时期的神话传统里。这种人类文明进展的普遍性现象，实质上就是文化学理论中的“文化累积”（Cultural Accumulation）观，即任何文化亢奋， 都必须是阳性传统化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象征的、连续的、累积的及进步的过程”，〔2〕而且“广泛的说，文化发展的过程是增加的， 因此也是累积的，而生物演化的过程基本却是一种代替的过程”。〔3 〕第三，较为民主的文官政治。文学繁荣与特定政治形态总是密不可分的，极端政治主义的阴影，使一些人谈虎色变，努力想在政治消解的氛围中觅寻自由，这显然是一个误区，因为所谓人类生存之自由，只能存在于人类自行设定的政治体系之中。据哲学史家描述说，“到了纪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市民的议会制度便代替了贵族政治，这一民主政体的出现，不单是希腊繁荣的特征，而也是希腊哲学就在这时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4〕这也就意味着，雅典的民主政治形态， 它的由文官控制的国家组织机构，同样是希腊文学昌盛的上层建筑条件。这个条件本身也含有两个要素，即政府首长的文化素质与民族整体的强大国家形态。一定文化素质铺垫的有限性民主意识，使得文学创作的精神个体性以及作家所必须的创作自由获得了机遇，而国家形态生成的民族相对稳固，则能促进生存面非常宽阔的市民社会以长足进展，它们都是文学繁荣的社会激活机制，所以恩格斯评述说“在其主要特征上已经形成的国家是怎样地适合于雅典人的新的社会情况，可拿财富、商业及工业底递速繁荣，作为证明。”〔5〕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改革的背景下，希腊文学景观呈现出高度凝聚性和涌动性，不仅此前的神话和荷马史诗得以更加广泛的流传，而且一大批新兴诗人脱颖而出，如莱斯博斯岛的阿尔凯欧斯和萨福，玻俄提亚的密耳提斯，阿耳戈斯的忒莱西拉，锡克翁的普拉克西拉。总之，一系列的因素构成文学发展的内在合力，也就内在地垒筑支撑起特定文学中心的辉煌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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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文化”（Marginal Culture）显然在“中心文化”的对称意义上得以形成。1891年F·瑞兹提出这一概念时， 基本上还只是在纯粹地理学或者历史地理学的层面上加以使用，如M·J·荷尔科维兹定义为“边缘文化是一种可以辨别其文化元素从邻区进入的文化”。〔6 〕随后有两种语义背景介入，使得词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种为进化论的解释背景，第二种为殖民主义的话语背景。在殖民主义的话语氛围里，“边缘”不仅象征着文化落后的客观实在性，还意味着“边缘”对中心的绝对臣服关系，意即必须在“中心”的改造下脱胎换骨，在强制性的文化占领中使其纳入某种设定的“规范”和“秩序”，所以也就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格局中，承受着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宗教歧视等一系列迫不得已的苦难的“阵痛”。这种“阵痛”被认为是边缘文化民族进入世界文明现代状态所必不可少的过程和环节。具体到文学，则边缘位置民族文学的价值，普遍被作为原始文化个性或凝固型习俗网络的“留存”来加以描述，也就是作为人类历史的“留存内容”而极少作为特定民族当下“生存内容”来加以评估。譬如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遴选，便总是把审视的目光投入那些原始落后民俗表现的文本，而清醒反观民族历史和深入思考人类命运的作家作品，反而遭受漠视和种种贬责。殖民主义的文化偏见和文学自恃，使得世界上一系列边缘位置的民族不得不在世界格局中屈受压抑，这种压抑有时甚至使得某个民族在某个时间滋生出严重的文化精神变态，即过分的自卑或者过分的自我封闭。殖民主义的温柔形态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典型，而殖民主义的残酷形态，则无疑要推“希特勒主义”为突出代表。按照“消灭论”的构想，解决边缘文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便是民族文化根除，这包括强制性语言转换、政策性宗教转型、迫害性政治控制以及极端化的屠杀性人口减缩。这种构想虽然首当其害的只是犹太人和罗姆人，而且众目睽睽的似乎只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团，但实质上一种“消灭意识”正不知不觉地潜浸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军事上的希特勒主义当然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但是文化上的希特勒主义是否得到了同样的下场呢，这或许是一个“隐在的”二十一世纪话题。与殖民主义话语氛围不一致，同时又调整了“边缘文化”学理释义指向的，就是进化论的解释结果。“文化进化论”并不把人类文明看作整一的态势，各民族的进化史客观上存在着文明时间的位差，因而在内外因缘的合力作用下，一些民族在确定时间内处于人类生存的“中心位置”，但另一些民族却只能处于“边缘位置”。边缘位置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原因，而且边缘本身决不是凝滞和僵固不变的，它们在现代背景之下因“影响”和“内驱”而加速度地改变着自我的文化处境，这种改变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地发生着，所以世界格局的更新，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边缘文化的动力学成果。
文明的位差，使边缘位置民族文学被抛入语境压力的历史情境之中，因为“中心”在前导性世界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命题设置和命名源起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的在场性分解的直接结果，就是在世界的意义下营造了先锋生存性的言说氛围，因而“边缘”的参加便唯有“倾听”和“再解释”的机会，而断无“商谈”的权力。在我看来，边缘位置民族文学的语境压力，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一）失败的痛苦。在政治、军事或者经济的域外强大面前，边缘位置民族文学也随之隐隐作痛，于是在文学中心主义的心态下，文学把民族间异己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直接归诸文学本身，由对民族生存非强大性的不信任，发展到对民族文学实绩的不信任。在把民族失败的非文学痛苦转移到民族文学的过程中，民族文学的自残也就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思潮。之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从一开始就热切地“别求新声于异邦”〔7〕， 无疑乃慑惧于西洋的“船坚炮利”和整个西方文明的现代突进，是失败后的痛苦抉择。这种抉择成为文学改良的原始驱动，所以梁启超才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8〕， 这与陈独秀疾呼“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9〕如出一辙。 论调的稚嫩，在拉开了历史距离的位置上显而易见，但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历史情境中，列强视中国为“远东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公然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10〕而且技术暴力、军事暴力、经济暴力甚至意识形态暴力一窝峰地涌现在国门之前，产生什么样的稚嫩想法都似乎合情合理。（二）失尊的尴尬。任何民族文学系统在完全敞开之前，“自在”价值标尺都决定其自尊心态的维持。正是民族自尊的维系作用，使得每一民族文学能在世界文学群落保持自身的生存张力，并且由此而更大限度地调动着内驱机制的有效发挥。西方文化学家曾经分析封闭格局中的中国心态为“由于中国是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华，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
的其它‘文明’”，但是“天朝心态”所面对的，却是残酷的事实，即面对着“一八五○年以后，由机械发动的工业之进展，巨大地促进西方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开始，远东的堡垒在西方的炮艇之前陷落了，而且几个欧洲国家在亚洲与非洲扩张，并巩固了他们的殖民帝国”，〔12〕于是，“心态”与“物态”间的不平衡性，导致国民自尊传统的当前尴尬，并且自然会延伸到文学界域，六艺之绝，徵圣之故，李白杜甫之盖世天下，三百篇足以受用一生之自信，所有这些根系，都在情势之危中被重新评估，而民族文学即是世界文学的非证明性等式，也就在“重新评估”中被拆解。（三）失语的无奈。“边缘”在接受“中心”的牵引之后，最直接的无奈就是失语。问题，生存之思，叙事的角度和方式，以及对这一切进行规范的基本概念，都在新的语境中发生表达的困难。单纯使用民族传统的话语系统，无法有效地陈说新的生存界面上的发生事实，这迫使边缘位置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把“中心”当成为新的传统。然而模仿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一旦跨越了某个极限位置，则民族文学生存独立性便不复存在。“度”在严格限制民族文学话语更新的过程中，迫使民族文学寻找自己的独特言说方式。就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而言，在世纪之交，这一点不仅做不到，甚至文言连模仿中的“语言进入”都感到“紧张”，当人们运用古代汉语去谈论异域的范本、大师和主潮时，总在担心和恐惧着是否能够达意，翻译领域里的信达雅之议，即可以看作此类紧张的情绪流露。后来发生的“语言革命”表明，民族文学仿佛走到了这一步，要么无法进行现代言说，要么必须沿用“他者”之说，民族言说的失语症从此也就压迫着“在场”的说者和后来加入的评价者，语境压力对于边缘位置民族文学，就这样设置着失语的无奈和紧张。
语境压力使中国文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生长点，从而重建自我的价值品格，这样，它就在牵引的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诸如“传统与现代”，“主体性与依附性”，“世界文化认同与民族个性消解”，这些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封闭与开放之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潮起潮落，基本上围绕着这一矛盾纽结点展开其递变脉络。第一个高潮是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的洋务运动与反洋务运动，相应产生出“本”、“末”之争，“体”、“用”之争，“道”、“器”之争等等。第二个高潮是列宁运动与反列宁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中国特色，从一开始就与苏俄方式区别开来，与民族独立运动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内外战争的错综复杂，更使这个运动具有深刻的“边缘”文化意味，也就是在更深层次展开封闭与开放的矛盾关系。这牵涉到激进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的水火不容和保守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利用，由此而有各种党派、社团、口号和政治主张，而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边缘问题”的衍生物。第三个高潮是改革运动与反改革运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个运动都是前面二者的深化和全面化，虽然它实际上仍然在对峙之中，但仅从已有的实际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形成的关于合理性、进步性、价值性、主体性等各种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思潮，就可以看出“边缘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作为二十世纪的“边缘区”与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心”位置的命运。在这三个高潮中，形成每一高潮的对峙两极，而每一极又拆分出左、中、右三种立场，在排列组合意义上产生出数不清的具体立场和态度。这些立场和态度，归根结蒂无不是围绕开放与封闭的“紧张”而来，并由此构成特定历史时代“边缘”内部的广大话语空间和浓重话语氛围，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就栖居在这个空间和这种氛围的“家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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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线性结构关系中，“中心”和“边缘”的文化位置间势必形成或大或小的“势差”，即使从本位主义的角度加以评述，人们也无法否认这种势差总在构成一种文明驱动力量。力量的极限，是某种势差在位置走向均衡过程中的相对消失，而力量的源起，则是某种势差在其它位置关系间的重新形成，由此而有线性结构关系的共存活力。既然文化学家们已经提出了“文明史是人类不断控制能量的历史”〔13〕这一最基本的命题，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努力揭示出，“边缘”到底怎样从“中心”那里获得足以使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成为可能的足够能量。初步分析的结果，以如下两种能量最为基本：（a ）“成果直接占有”。边缘位置民族在接受中心位置民族的文化辐射过程中，大量使用“中心”历史地形成的文化财富，它在省略“过程”的时候，客观上减少了“过程”本身必不可少的文化耗损，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本主义和“类”的存在范畴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一个落后民族可能在一种偶在性的与发达民族的联接中，通过“选择”和“占有”而意外地获得长足进展的文明成果，并且这种超越局部时间限制的占有性文明成果，能够直接成为边缘生存空间的文化内容而非等距离观照的摆设。这种现象当然毫无例外地发生在文学领域，而且几乎一切曾处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都绝无例外地经受过相仿佛的“占有”经历。在特定的时间区段，边缘位置民族的文学读者，一般都能阅读到“中心”输送来的经典文本，那些作品有时甚至是启迪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心智的精神营养。然而在世界文学史意识于全球范围内并未彻底深入人心之前，各国的文学史文本（官方文本和民间文本），都只能局限于文学创作史或者文学批评史，而无法抵达全镜头的文学状态史或者文学活动史。即使对“边界”意义特别看重的比较文学研究，它对于“影响”的梳理也仍然只能把作家当作“接受”和“转换”的中介因素来予以展开，而这一切，离任何一个民族在某个时间位置的实际生活都相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到的文学史，都还不是严格意义或者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史，所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才因此而愈加强烈。（b）“经验性价值参照”。 当“中心”与“边缘”的线性关系现实地确立时，“中心”对“边缘”的认定显然是由理性支配的（这里还未涉及道德主义原则），而“边缘”对“中心”的首肯则纯粹是经验的产物。外部形态的威压（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形态）最初总是给“边缘”一个“中心至强”的社会集合心理。它还仅仅停留在感觉经验的层面，完整的分析和全面的把握，必须有待一个极为痛苦的经验过程之后才能形成，在赛依德的模式里，它被表述为“殖民主义心态”。只要我们还承认“亚发明”是“发明”的动力机能之一部分，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在文化进展的过程中，在这种痛苦痕迹的经验历史中，“边缘”将会程度不同地获得“超政治”或者“超道德”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导向。 强大的“濡化”（Enculturation）力量致发出反思和观念革命。 只有观念革命带动社会全面转型的时候，“边缘”的社会爆发力才足以导致社会关系结构的全面更新，于是新质民族生存状态开始形成，至此则文化结构意义上的旧有线性关系获得消解。捷克文学在古代斯拉夫文学辉煌之后，便一直退处东欧文学的边缘生存处境。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个四百年，民族文学创作都无法获得控制民族读者层面普遍崇拜的“大师”或“范本”。但是，就在对法国文学或者俄国文学的阅读经验中，民族文学生存获得了前导性的价值诱引，从而也就在机体中孕育和培养着民族复兴的文学生长点。捷克文学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杨·聂鲁达和哈列克，显然是与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中大批作家作品在捷克的广泛阅读经验分不开的。
由于“成果直接占有”和“经验性价值参照”给“边缘”的生存安慰，这就造成了“边缘”对“中心”的极大信任，以为只要足够的“模仿”，就会与“中心”共同着生命，并由此而实现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转型。所以，“模仿”这个范畴在线性关系结构中就具有极大的学理讨论意义。就主体与对象的文化衔接而言，模仿的功能当然是最基本的潜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认可，因而将“模仿说”的命题延伸到民族文学主体对“中心”文学范本的逼近，通常就被模仿论者用来证明边缘位置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必然途径。按照这种思路，文学滞后的民族，只要虔诚和完整地投入对文学发达民族的模仿之中，追逐潮流并在与先锋状态的粘着中间达到扩大视野和提高层次的目的，最终就会与“中心”一道进入世界文学的创造性水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世界文学转型的张力表现，因为其中蕴含了“世界文学成果”和“世界文学逼近”两种隐性价值，这种观点，姑且称之为模仿的“必然环节论”。几乎处于线性关系中的每个边缘位置民族，在其走向世界文学的努力过程中，都曾流行过“必然环节”论，并因此而使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异域限制，而且常常使世界文学实现之梦成为泡影。
实际上，在线性结构关系的背景下，在“走向世界文学”的目标设定中，包含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定位，即“走向世界文学氛围”与“走向世界文学成果”。世界文学氛围并非由某一个确定的“中心”所决定，而是由一系列平行的“文化区”的文学汇合而形成。广阔的“边缘”通过与不同“中心”的有效联接，也可以参加到这个氛围的生存状态之中。一些“中心”从各自的传统和现实生存角度出发，发明出带有世界凝聚意味的话题和话语，由此而激活起确定历史时段内的世界性在场言说和交谈。“世界文学成果”则是指特定的民族文学，不管其模仿世界文学氛围内的话语方式与否，只要能够使其影响力突破母语边界，在异域精神空间起到文化激活的作用，就能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层给予价值确证，由此而转型为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大师”、“范本”或者“主潮”。“模仿”对世界文学的逼近，更大程度上乃世界文学氛围的进入，而非世界文学成果的创造。“必然环节”命题的思路失误，在于它把两者作了简单化的混淆，从而造成模仿即可达到与“模本”价值梯级相同的思维幻觉。在模仿的过程中，“边缘”被“中心”牵引着，缺乏“自动”或“自转”的活力，从根本上说来仍然是静止的。但是“模本”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时时刻刻滑动前行，因而模仿行为永远也无法与“模本”同处生存叠合状态，极限量只能产生出“亚大师”或“准范本”，这些经艰难努力所获得的“摹品”，终究走不出母语边界的价值规范，只能达到“世界相似性”而非“世界一致性”。
但是，“中心”的主旨恰恰就在于力求维持这种格局，它在制造“现代性”的中心指向神话中，扩大和拓深“世界文学氛围”，这与人类文明态势几乎吻合一致，但其深层目的，却又总在阻挠“世界文学成果”的异域发生。此种情形，仿佛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构思，诱引更多的现代消费者参与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却拒斥消费者懂得制造这些产品的高新技术。对于“中心”的文学追求来说，“世界文学”的主旨在于使中心位置民族文学实现其“文本对母语边界的跨越”这一总体目标。当中心位置的文本具备所谓“世界性”的潜质时，它仍然还不是世界文学，而每一线性关系的建立，实际上都在给“中心”的文本一个穿越文化障碍的机会，使其有可能突破“边界”的限宥之困，在域外精神空间发挥其影响。任何能被指称为“中心”的文化位置，都不可能满足于与域外关系的唯一线性连接，这样，其文本随着外向性激活力量的增强，就可以程度不同地获得世界存在品格。为了维护线性格局的存在合理性，使这种秩序显得自然而有魅力，遮掩着文化暴力主义与文明进化的非协调色彩，“中心”不得不依赖于“一种设定”和“两种把持”。所谓“一种设定”，是指设定了“中心”的一元性和永恒性。所谓“两种把持”，包括（一）“中心”对生存权力的把持；（二）“中心”对话语权力的把持。在对生存权力的把持中，“中心”从来就不会以纯粹人道主义的姿态来维持与“边缘”的线性结构关系，而是以控制的力量支配这个结构，它在策划政治态势、军事危机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深深地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维持其生存优势的目的，而且所有的实施程序都被编入“全球现代化”的神话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中心”才能控制这个神话的存在方式。对此，亨廷顿陈述过极有说服力的意见：“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它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大失所望”。〔14〕在对话语权力的把持中，“中心”往往通过现代传媒的威力消解“边缘”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系统，由此而不间断地翻新着左右人们观念（当然包括文学观念）的话题和话语，构建出使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先锋性”图景。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文学流派的潮起潮落，往往在“边缘”的崇拜性摹仿尚未清晰地体现出“摹本”的真实状态之前，那个被崇拜的世界，其景观已是昨日黄花。“中心”控制话语权力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命名权的占有，迫使“边缘”无止境地追逐在语词和概念的严肃游戏中，最后的结果，乃是一种离开“中心”的话题和话语就要深患“失语症”的世界谈论格局。
注释：
〔1〕Ake Hullkratz:《General Ethnological Concepts》,1964.P.78.
〔2〕L.A.White:《The Science of Culture》,New York,1949.P.140.
〔3〕A.L.Kroeber:《Anthropology》,New York,1948.P.297.
〔4〕丘镇荑：《西洋哲学史》，香港兴中出版社原版， 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P.18.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114.
〔6〕M.J.Herskovits:《Man and His Work》， 译文引自《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台湾商务印书馆，P.311.
〔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0〕V.Chirol:《The Far Eastern Question》,London,1896.P.66,150.
〔11〕A.F.Wright:《On the Uses of Gener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edited by Louis Gotto chalk,Chicago,1963.P.36.
〔12〕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1964.P.566.
〔13〕威廉·奥斯特瓦德《现代动能学理论》，引自怀特《文化科学》，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347.
〔14〕赛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1989年版，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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