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人在议论天下大势时，常常把“天时”（时势与机遇）、“地利”（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人和”（群体团结、人心向背和人的主观努力）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天时固然不如地利，地利固然不如人和，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可以任意分割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相互联系、互相转化的。换句话说，“人和”这一成就大事的最优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P35)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在日趋减弱。然而，即便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因为一个十分浅显但却颠扑不破的事实和真理摆在人类面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再高，科学技术再发达，人类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而任意创造历史。
那么，地理环境怎样影响历史发展进程呢？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P456) 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是通过物质生产这一中介来影响人类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发展的。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3](P20) 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本文以中华民族关系和云南民族关系为对象，着重谈谈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关系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指现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全体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关系，指的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作为—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P1) 中华民族关系的格局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归纳和概括。但从地理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有几大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起源和众多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
中华民族的家园就其辽阔和广大而言，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宽广的平原，巍峨的群山，巨大的盆地，壮美的高原，冈峦起伏的丘陵，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众多的江河湖泊。气候自南而北，随着太阳的辐射和气温的变化，依次出现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六个温度带，降水量则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这种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的总体气候特征又因地形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多种多样的人类生存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成为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先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已初见端倪。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各省区的大量发现而日趋明朗。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费孝通先生指出：“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5](P2-3)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亦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6](P53) 这些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为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分别创造和发展着各自文化的人们集团，经过氏族部落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许许多多的民族为着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在自己居住的地理环境下从事物质生产，自然环境和劳动对象的不同便导致各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不同，民族差异和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格局便由此形成并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也互相接触、互相交往、互相学习和互相竞争，民族关系便由此产生并长期发展，不同的民族分布和民族交往格局亦同时决定着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因此，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民族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华民族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方面。
（二）我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7] 从而对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深刻而又久远的影响。
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区域、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条件。苏秉琦教授曾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把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区：
1.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包括东北、北、西北）地区；
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
4.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5.以苏（江苏）、浙（江）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
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包括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几省）地区。[8](P302)
有的学者又在苏先生区系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甘青文化区，并把云南和西藏从南方文化区中划分出来，专设西南文化区，[9](P29\、90) 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区域、多中心发展的格局。
上述诸多文化区内都有许多自然条件较好、物产十分丰富的地区，在古代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区域内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给自足，从而造就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局面反复出现，地方民族政权竞相崛起的地理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环境又具有整体统一性。首先，由于中华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自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10] 因而使我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比外向发展更为容易。我国位于亚洲东部，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大海从东南，广漠无边的草原与沙漠和人烟极稀的严寒苔原从北面，冰峰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从西北面，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南面，横断山脉江河峡谷和热带丛林瘴疠从南面，把中华大地环抱起来，构成我国各民族外向交流与发展的天然屏障。历史上虽有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宛如三条玉带，把我国各民族和西亚、南亚、东南亚、欧洲以至北非诸国联系起来，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这些通道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在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外向发展从未成为主流，外部影响也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各民族的内向交往虽然也同样面临着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但内向交往的地理屏障与外向交往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动员全国力量修建了许多官道、驿道、栈道等，大大方便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
其次，我国天然形成的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为周边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地势最高的一级。由青藏高原向北跨过昆仑山、祁连山，向东跨过横断山，地势急剧下降到海拔1000米—2000米的浩瀚高原和盆地，是为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在此相间分布。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巫山，南至云贵高原东缘一线以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是为第三级阶梯。这种地形从单纯的地理角度来讲，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而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讲，则更像一只巨大的破了一个口子的碗，碗心就是中原地区，碗边则是周边多元文化地区；正像碗边的水总是要流向碗心一样，周边多元文化也因外向的阻隔和内向的三级阶梯地形而自然向中原地区汇聚。[11](P9)
第三，受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东西、南北交结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影响，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便日趋增强和巩固。如前所述，在南北气温逐渐递降，东西雨量逐渐递减这两大气候规律的作用下，我国气候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这就自然形成我国东西、南北两条地理过渡带：一是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青藏干寒高原区之间的东西过渡地带；一是南方温湿环境区和北方半干旱温暖环境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两条过渡带恰恰就在传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即今日的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相交结，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形结构。[12](P10、11、14) 由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就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纵轴上，南端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中间是80万年—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北端是70万年—50万年前的北京人。而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则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横轴上，西边是黄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前6000年—前5400年）——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年—前2000年）。继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东边是黄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年—前4000年）——大汶口文化（前4300年—前2500年）——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年—前2000年）——岳石文化（前1900年—前1500年），继岳石文化的可能是商文化。[13](P4) 为什么位于十字结构交结点上的中原地区能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呢？究其原因，一是东西、南北地理过渡地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二是位于交结点的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条件较好、降水适中，有利于旱作农业的发展。三是受碗边水向碗心流效应的影响，位于最低一级阶梯的中原地区自然成为周边多元文化的内向汇聚地。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完全独立或很少与相邻文化区交往的文化中心，其水平一般都低于那些具有广泛交往和相互影响的文化中心。[14](P10-11) 中原地区正是在周边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地区的。而这个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周边辐射与扩散，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形成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便随着汉族的四处迁徙而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体的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所以，苏秉琦教授说：“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也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5](P225) 还指出：“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16](P302)
（三）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特点，使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17]。
中华大地东西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30多个纬度，雨量依距海远近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温度据纬度高低从南向北逐渐递降，自然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和经济类型区别。早在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东西两半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人口分界线，从这条分界线可以看出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别。这条线大体上北起大兴安岭，沿阴山河套，南下陇山山脉、邛崃山脉，再南至云南腾冲。东部为面向海洋的季风湿润区和主要是汉族聚居的农耕文化区，地域占全国总面积的42.9％，人口却一直占全国的绝大多数，近千年来一直保持占有全国人口的90％以上。西部为背靠欧亚大陆的干旱区和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游牧文化区，其间也穿插分布着若干河谷与绿洲农业区，这里地广人稀，地域占全国总面积的57.1％，包括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和四川省的甘孜州、阿坝州及云南省的一部分，近千年来人口通常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下。[18] 这一格局至今仍未改变，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计算，这一区域人口只占全国的6％。[19](P178) 陈连开教授将我国划分为南北三条发展带，大致是：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20] 这种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分界、民族分界和经济文化类型区别，既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存和互相补充。因为无论是农业民族、游牧民族还是狩猎民族，仅靠单一的生产方式要维持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样，相互之间就必然产生互通有无的需要。农区耕种和运输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需要马匹，农民需要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牧区和渔猎区则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酒等生活必需品。这种相互需要及其随之而来的经济性的贸易和交流就像一根纽带，把农区汉族、少数民族和牧区、渔猎区的少数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各民族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
二、云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与部分的紧密联系使得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不时时受到全国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包括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云南的民族关系格局也是在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
云南是中国的一个多民族边疆山区省。全省有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26个，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4061公里。全省山区面积占94％，河谷平地和坝区占6％。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与全国民族关系主流相一致，又具有云南特点的民族关系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云南各民族所依托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使云南成为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和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
云南省位于东经97°31′～106°12′，北纬21°8′至29°15′之间。东西横跨864.9公里，南北纵跨990公里，总面积39.4平方公里。全省地势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体分为三个阶梯逐层递降。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德钦县境内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是云南的最高点。滇中高原为第二级阶梯，海拔一般在2000米左右。西南部、南部为第三级阶梯，从北到南，平均每公里降低6米。省境西部为横断山脉余脉，几条大江大河顺着山势地形，呈扇形向东（金沙江）、向东南（红河）、向南（澜沧江、怒江）流去，高山南北纵列，大江成帚状展开，高山峡谷相间。高黎贡山是恩梅开江与怒江的分水岭，怒山是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云岭是澜沧江与金沙江的分水岭。各江强烈下切，形成气势磅礴的三大峡谷。省境东部是云贵高原的主体，亦称滇东高原，地势波涛状起伏，大面积的土地高低参差，而在一定范围内又有平缓的高原面。如从宣威起经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海拔2000～2200米，顶端平坦圆浑，形成一系列山间断层盆地，称为“坝子”，有的成群成带，按一定方向排列，有的则孤立地镶嵌在山峦之中。省境南部及西南部和东南部为中、低山宽谷盆地，冲击坝子较多。全省共有大小坝子1400个，总面积2.4平方公里，三分之二集中在滇东高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坝子共有25个。
云南省有大小河流600余条，分属于六大水系。一是伊洛瓦底江水系，其上游在云南境内。二是怒江水系，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自西藏流入云南，经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从潞西进入缅甸为萨尔温江。三是澜沧江水系，发源于唐古拉山南麓，自西藏流入云南，经迪庆、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州市，由勐腊县流入老挝为湄公河。四是金沙江水系，发源于青海西南部，自四川、西藏交界处流入云南，经滇西北、滇中、滇东北，从水富县流入云南后与岷江汇合成为长江主流。五是红河水系，有元江和李仙江两大支流。元江分别发源于祥云、巍山两县，经大理、楚雄、玉溪、红河等州市，从河口县进入越南。李仙江发源于南涧县，经景东、镇沅、墨江、普洱等县，从江城县进入越南。六是珠江水系，上游是云南境内的南盘江和贵州境内的北盘江。南盘江发源于曲靖市，经曲靖、玉溪市和红河、文山州，在罗平县流入广西，与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此外，云南还有大小淡水湖泊40多个，是我国西南省区湖泊最多的省份。
由于云南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临辽阔的印度洋及太平洋，正好处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的控制之下，加之纬度较低，高山深谷海拔高差悬殊的影响，形成全省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其基本特点：一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由于地处低纬高原，空气干燥而较稀薄，各地所得到的太阳光热的多少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而增减。同时，因海拔较高，气温随地势升高而下降。夏季，阴雨天多，太阳光被云层遮蔽，温度不高，最热天平均温度在19～22℃间。冬季，由北方来的冷空气受山脉和高原阻挡，势力微弱，与由青藏高原南侧来的西南暖气流在昆明和贵阳之间相遇，形成“昆明静止锋”。位于静止锋以西的云南，处于暖空气一侧，晴天较多，日照充足，温度较高。最冷月均温在6～8℃，年温差一般只有10～12℃，日温差在冬春两季可达12～20℃。二是干湿季节界限分明。雨量充沛而分布不均，降雨量因季节不同而差别很大。夏秋季节，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携带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气，沿着南低北高的地势爬坡而上，降水丰富，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水1000毫米以上，但85％的雨量在5—10月降落，其中又以6、7、8三个月降水量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故称雨季。11月至次年4月的冬春季节，季风改变，降水量仅占全年雨量的15％，故称干季。降水量在地域分布上也很不均匀，往往在山脉的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少。三是气候垂直变化显著。由于水平方向纬度的增加与垂直方向上海拔的增高相吻合，造成全省8个纬度间的温度差别，等于全国水平方向上1400公里至2500公里的气温变化，相当于从海南岛到长春所跨越的纬度，呈现出寒温热三带气候。同时，在高山峡谷中，从谷底到山顶，由于海拔上升而产生“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差异。在西北部的三大峡谷中，谷底是亚热带干燥气候，酷热如蒸笼；山腰则清爽宜人；山顶终年冰雪覆盖。在梅里雪山下横跨澜沧江的西当铁索桥，从桥面至卡瓦格博峰顶，高差4700米，两者之间直线距离仅12公里，但其自然风貌从亚热带干热河谷到冰山雪野，竟相当于从广东到黑龙江所跨过的纬度，为全国所仅见。而在海拔1500米—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则表现为“四季如春，一雨成冬”的气候特点。[21](P6-9)
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成云南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其成为世界闻名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生物物种基因库”。云南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却拥有高等植物426科、2592属、17000多种，科、种、属分别占全国的88.4％、68.7％和62.9％，珍稀物种资源占了全国的67.5％，居全国第一位。野生动物种类之多，亦堪称全国之冠，仅脊椎动物即达1638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形成寒温热带动物均有，动物种类南北东西交汇的奇特现象。[22](P78) 更重要的是，许多植物和动物为云南所独有，因为西部横断山区自中生代以来，地址运动相对稳定，基本上无大面积冰川覆盖，成为许多动植物的“避难所”，使一些古老的原始种类和孑遗种类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不可多得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上述材料都是当代的记录，与有人类活动的上百万年前的洪荒年代相比，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前所述，云南因处于我国大陆的东西过渡地带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选择空间，因而使云南成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从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牙齿化石所在地层中还出土了14种哺乳动物化石，分别是云南马、爪蹄兽、猪、水牛、牛类、纤细原始□、剑齿象、毫猪、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在这一层孢粉组合里，松属占33.3％，桤木属占13％，而草本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证明元谋人生存时期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森林——草原景观。[23] 据科学家研究，当时元谋的气候温和湿润，比现在昆明的气候还要凉爽，年平均气温在12～14℃之间，降水量为850～1000mm。当时的元谋西南是一片冲积平原，东面是低山和起伏的丘陵，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林间夹杂众多的落叶阔叶树；山下的河中有终年不断的潺潺流水，山麓分布着一些小型洪积扇，而河流和洪积扇间则错落着湖沼，元谋人就生活在山麓和草原之间，过着流动的生活，开始制造简陋的石器和骨器，并已学会了用火。[24](P162-163) 这种环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所以云南还发现了晚更新世时期的晚期智人（俗称新人）化石丽江人、西畴人和昆明人等。这些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多种共生的草食类哺乳动物化石如鹿、牛、马、猕猴等，说明早更新世时期的元谋人和晚更新世时期的丽江人、西畴人、昆明人虽然相距100多万年，但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和规律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布云南全境，迄今所发现的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几乎遍及全省所有县市。这些土著居民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就必然发展出适应各自所处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多类型、多区域异彩纷呈的文化，这就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及其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又把云南各土著民族与祖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氐羌系统的民族集团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内地不断有一些新的民族群体迁入云南，最终使云南成为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便自然产生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这就是云南的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方面。
（二）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和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通道。这一通道对加强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的关系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境内几条大江大河如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红河等以高屋建瓴的形势流经中南半岛诸国后又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一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地理形势自然使云南成为中华民族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联系和交往的链环。因此，早在远古时期，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便顺应相互交往的需要，开辟了数条以滇池地区为枢纽的国内外通道。第一条是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此道以滇池为中心，北通邛都（西昌）、笮都（雅安）至蜀（成都），以抵于秦；东通夜郎（安顺）、牂牁（贵阳）至巴（重庆），以联于楚；西通叶榆（大理）、嶲唐（保山）、滇越（腾冲），经缅甸以至于身毒（印度）。[25](P21) 这条通道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是经大理、博南（永平）过缅甸南部出印度洋，通大秦（罗马）。第二条古称“马援故道”，从滇池地区向南经蒙自、屏边、河口进入越南到交趾（越南河内），再从越南出海到东南亚、南亚各国。第三条是牂牁江—番禺海道，即由滇池地区出发，沿牂牁江（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珠江）经两广到达番禺（广州）入海，可航行到东南亚各地。此外，考古还发现由云县沿澜沧江（湄公河）到达今泰国及柬埔寨等地的路线。[26](P105) 这些通道既沟通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联系，又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云南各民族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友好交往为主流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二个基本方面。
（三）受全国地理环境大势的影响，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多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全国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东西两大块和南北三带的宏观格局中，从南北关系讲，云南属于南部稻作文化区；从东西关系讲，东西分界线正好从云南西北部斜穿而过，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东部农耕文化区，把云南西部和西北部的怒江州、迪庆州、大理州和丽江市的一部分划归西部畜牧文化区。如果说，随着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划分对于今天的云南来说只是大体上正确而在某项具体地方已不十分准确的话，那末，这种划分对于历史上的云南来说则是完全正确的。
就南北关系而言，作为南方稻作文化区，云南各民族与地处中间地带的汉族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像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那样互补性和依存性很强，但是双方仍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依存性，这从双方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贸易交往中可以得到证实。然而，双方交往中更带根本性质的，还是云南坝区适宜农耕的自然环境对以农为本的汉族移民的吸引，以及农耕技术水平较低的云南各民族对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的渴求。因此，历史上自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并移民屯垦以后，汉族移民便络绎不绝地进入云南定居；云南各民族则通过正常时期的友好交往和非常时期的战争掠夺等手段，不断从汉族地区学到或获得先进的农耕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交往以至吸收、融合。
就东西关系而言，云南作为横跨东西两大文化区而又以东部经济文化为主的地区，省内及跨省区东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优长互补的关系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云南被划归西部经济文化区的滇西北一隅今天居住着藏、纳西、独龙、怒、傈僳等民族，再往西北，就是西藏自治区。在古代，这些民族都属于氐羌民族集团，以游牧为生；今天，纳西、独龙、怒、傈僳等民族均早已完成游牧向农耕的转变，藏族则发展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牧民以肉、乳为主食，要靠饮茶去油腻、净膻腥、助消化，并补充身体因缺少蔬菜而所需的各种养分。藏区不产茶，与藏区临近的西北几省也不产茶，藏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便只能依靠盛产茶叶的川、滇两省，特别是云南。故早在古代，就有商贾不畏山高路险将滇茶和川茶贩运至藏区，以后便逐渐形成从云南普洱经磨黑、南涧、大理、丽江、中甸、德钦，翻越梅里雪山到西藏察隅、左贡、拉萨、亚东、日喀则，再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及红海沿岸各国的“茶马古道”。由这一古道所承载的东西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商贸交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盛行不衰。据谭方之的《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他描述这一交易盛况云：“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今德钦县升平镇），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27](P2-3) 在这里，他已经将茶马古道对于加强民族联系的意义阐述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三个基本方面。
（四）由云南地理环境所自然形成的“边内结构”和“山坝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所谓“边内结构”，指的是地理区位上边疆与内地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就全国范围来说，云南全省都属于边疆地区，但就云南省内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与外国接壤的边疆区和不与外国接壤的内地区。因此，这里所说的“边内结构”，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边疆地区的云南与祖国内地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如前所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足迹就像满天星斗一样遍布中华大地，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由于天赋环境的优越，率先在中华大地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相互交流竞争和不平衡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包括云南在内的全国边疆地区都形成了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的发展态势。秦汉以后，随着凝聚核心汉族向周边多民族地区的深入与扩展，包括云南在内的全国边疆地区便逐渐成为大一统中华帝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各民族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成员。这就是全国范围内“边内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二是云南省内的“边内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属于内地的滇中地区特别是其中的滇池和洱海区域，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地处多条国内外和省内外交通古道枢纽等原因，其经济文化发展便已从全省各地新石器文化中脱颖而出，跃居全省前列。云南各民族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从此肇始。以后，随着庄蹻开滇和历代汉族移民的进入并落籍于滇中地区，云南内地与边疆发展的不平衡日趋加剧，由此便对云南民族关系造成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其正面影响是，比较先进的滇中地区和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成为全省各地和各民族的凝聚核心，这一核心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边疆各族辐射，将边疆地区牢牢地凝结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将边疆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中华民族之中。其负面影响是，内地汉族移民在落籍滇中并向全省扩展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挤到边远寒苦地区，造成了较深的民族隔阂并进一步加剧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所谓“山坝结构”，指的是自然环境中山区与坝区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如前所述，云南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山多平地少。如果从空中俯瞰云南大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茫茫群山中镶嵌着无数个平坝的画面；如果在云南旅行，从一个坝子到另一个坝子就得翻越无数高山与河流。因此，一块平坝及其所辐射的四周山区便往往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小自然生态系统和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常常受阻于高山大河形成的天然屏障，因而使云南众多分散的小社区小民族文化特点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因此，历史上云南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完成对云南的民族统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发展壮大到足以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从而使云南长期保持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云南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某些北方民族那样集中连片的大片民族聚居区，而是分散居住在众多的小型社区中，因而同一民族由于分布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小型社区中，又由于山坝之间地形、海拔、气候的不同而呈现出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生产和立体民族分布的特点。主要居住于坝区的有汉、回、满、白、纳西、蒙古、壮、傣、阿昌、布依、水等11个民族，坝区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常有河流蜿蜒其中，因而是稻作农业和古代城镇以至近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山区又可分为半山区和高山区。居住在半山区的主要有哈尼、瑶、拉祜、佤、景颇、布朗、德昂、基诺等8个民族和部分彝族，半山区由于气候凉爽、坡度较缓，农业生产以玉米和旱稻为主，并饲养黄牛和山羊，其经济发展居于中间水平。居住在高山区的主要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和部分彝族，高山区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冷凉、坡度较陡，农业生产以玉米、马铃薯、青稞、荞子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盛产山货药材，其经济发展水平比前两类地区都更为落后。这种立体的多民族分布状况和立体多样的生产方式，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即在一个坝子辐射周围山区而形成的山坝结构社区内，杂居着多种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大多以村寨为单位聚族而居。这样既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与互助，又使每一个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易被其他民族所同化。二是在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三是由于山坝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坝区民族在政治上对山区民族的统治和压迫。四是由于山河阻隔所造成的封闭状态和生产方式上的优长互补，往往使一个个山坝结构的社区形成一个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从而使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土司遍野、互不统属、极端分散的“小国寡民”状态之中。
于是，“山坝结构”和“边内结构”相结合，就使云南各民族在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多民族特点；使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既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又表现为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收稿日期：2008－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