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的中文弥撒路
张 化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研究上海研究基地，上海200083）
摘 要： 本文叙述了中国天主教实行中文弥撒的曲折路程；指出用中文做弥撒、启用中国人担任神职、促进天主教本地化之难，重要原因是列强为维护在华传教权而设置了障碍，映照了当今天主教中国化之必要。
关 键 词： 天主教；中文弥撒；本地化
弥撒是天主教对圣体圣事礼仪的称谓，源于拉丁文Missa。弥撒是天主教最重要、举行得最多的礼仪，教会的主要信仰活动都围绕着弥撒进行。1963年以前，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均用拉丁文做弥撒。拉丁文在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但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被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公元10世纪左右在欧洲已经死亡。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就曾抱怨过拉丁文的难学。中国人学习拉丁文尤其困难。在拉丁弥撒年代，学习并使用拉丁文，成为中国人晋升神父的拦路虎。修生想成为神父，需花大量精力用于学习拉丁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修生用于学拉丁文的时间是：备修院3年，每周2节课；小修院3年，每周8节课［1］；大修院7年，除了上拉丁文专业课，不少课程直接用拉丁文讲授。教徒望弥撒时听不懂拉丁文，不明白弥撒的内涵，望弥撒成为履行宗教义务的一种仪式。从晚明天主教再传中国起，用中文做弥撒一直是中国信徒和在华传教士难圆、未圆的梦。
1584年，罗明坚①编写的 《圣教天主实录》在广州出版。此书采用中、西方两人对话的形式，简要阐释天主教教义，实际上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本中文 “要理问答”。此书极受欢迎，广为传播 ［2］26-27。 1595年②， 利玛窦③编写的 《天学实义》在南昌出版。此书后名 《天主实义》，是一本比较详细的 “要理问答”［2］41。1602年， 经龙华民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编译，在韶州出版了 《圣教日课》。这是一本信徒每日念诵的祈祷经文。为适应中国文化，该书大量使用四六骈偶句，讲究对仗，简明、华丽而庄重。1665年，南怀仁⑤和利类思⑥修订后称为 “定本”。事实上，此后仍然不时修订和重印，延用到20世纪90年代。
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任耶稣会中国区会长。为保障教会在遇到教难时能够延续，他准备大力培养本地神父。但当时的中国候选人大多是三四十岁，或者更年长的成年人，如果一定要他们学会拉丁文后再晋升神父，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1613年，龙华民派金尼阁⑦回罗马商请几个在中国传教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614年，金尼阁抵达罗马，向当时行将离任的耶稣会总会长C.Aquaviva呈上 《五十 “建议”》，内容包括仿效希腊和斯拉夫教会，准许以本国语言翻译经典，让神父用中文举行圣祭、圣事，念诵日课。金尼阁还特地征询了利玛窦的老师R.Bellarmine枢机的意见。枢机指出，历史上有过先例，此事有可行性。1615年1月15日和3月26日，教廷召开了2次会议，教宗保禄五世参与了会议［3］。会议特准耶稣会士在中国以高雅的中文翻译圣经、举行弥撒及所有圣事及圣仪、日课祈祷；但须符合罗马礼规，并得到主教同意。同年6月27日，保禄五世以最高权力颁布以上特准，文件名称为：Letter Romanae Sedis Antistes，规定中国人可以担任神职，可以用文言文翻译所有礼仪经典，包括 《圣经》《弥撒经本》《礼书》《大日课经》，神父可用中文举行弥撒圣祭、圣事、诵念日课 ［4］180。这是让中国人更快掌握经典，主持宗教活动，促进神职人员本地化的重要举措。但此时，耶稣会总会发生人事变化，T.Vitelleschi接任总会长。他提议由特派视察员决定是否要执行这一特准文件。特派视察员由葡萄牙传教士卫方济⑧担任。这时，列强之间正激烈争夺对华传教权，形势对葡萄牙非常不利：1608年，教廷宣布托钵修士前往远东可自由选择路线，不必经葡萄牙的里斯本。当时在亚洲活动的托钵修士以西班牙为依托。另外，法国崛起，强力影响教廷。此后不久的1622年，教廷即接受法国教士的建议，推行宗座代牧制，规定在传教区设立代牧区，隶属教廷传信部，由宗座代牧代教宗管理。这些都是架空葡萄牙保教权的举措。如果允许用中文做弥撒，就会有大量中国人担任神职，将大大推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这对葡萄牙保教权将构成致命打击［5］。卫方济视察的结果是不能执行这一特准，中国人不宜担任神职。
但是，在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合作翻译礼仪经典的步伐并未停止。约1620年，费奇观⑨在南京出版 《诵念珠规程》，解释何谓 《玫瑰经》和如何念诵，配以15幅杂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木版画。该书和 《圣教日课》成为中国信徒日常、特别是望弥撒前后主要诵念的内容，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徒念经的传统［6］。
六是水行政执法水平明显提高。优化水利发展法治环境，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年内将提交省人大审议，清理11部政府涉水法规。开展水利工程质量年和水库安全管理年活动，及时排查和解决2 000多个工程质量隐患。先后两次在全省统一开展水事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依法查处700多个涉水违法案件。精简下放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行政许可事项按时办结率100%。
要将礼仪经典译成中文，首先要解决 “Deus”的译名问题。1627年12月至1628年1月，在华传教士在上海的嘉定讨论礼仪问题，包括祀孔祭祖和 “Deus”的译名等问题，史称嘉定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盛会，除有11位传教士参加⑩，还有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孙元化列席［4］237。几乎包括了在华著名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为示郑重，会后还将决议案送到北京，征询因任职钦天监不能到会的邓玉函⑪、汤若望⑫的意见。会中争论非常激烈。1621年回到中国、精通儒学的金尼阁因竭力主张己说，竟过劳得病，同年去世。讨论的决议是：祀孔祭祖问题，沿用 “利玛窦规矩”；“Deus”译名采纳龙华民意见，译为 “天主”，不再用 “上帝”“天”［7］。译名问题解决后，1628年，被称为 “西来孔子”的艾儒略⑬编写的 《万物原真》在北京出版，这是一本简明的基督教哲理书。1629年，他编撰的 《弥撒祭义》（2卷）在福州刊印。这是第一本用中文阐述弥撒礼仪的书，包括弥撒的意义、祭祀的概念、教堂和祭坛如何布置、祭衣的样式、弥撒礼仪的规范和应达效果、辅祭方法等。1635-1637年间，他编印的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8卷）在福州出版，这是 《圣经》四福音书的节译本，主要介绍耶稣生平。他还编写了 《涤罪正规》（4卷）、《性学觕述》（8卷）、《领圣体要理》（2卷）等 30 多种书籍［2］152-157。1636 年， 阳玛诺⑭在北京出版译著 《圣经直解》（14卷），这是一年中各主日、节庆日规定诵念圣经章节的解释，附有对教规的思考。此书附有索引，开了中文书籍附索引之先河。1642年，他在北京出版了 《天主圣教十诫直诠》2卷。他还出版了 《圣若瑟祷文》《天神祷文》等十多种天主教著作［2］125-128。 他们的努力，为中文弥撒打下了最初的文献基础。
⑩这11人中有8个会议代表：龙华民、郭居静、金尼阁、高一志、费奇观、艾儒略、毕方济、曾德昭，3名观察员：李玛诺、阳玛诺、黎勃劳。见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嘉定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⑯即 Alexander VII。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区会长［8］。第二年，他致函耶稣会总会长，告之 《弥撒经典》《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及礼仪所需用的神学书籍已译成，希望能执行1615年的教宗颁令、祝圣中国神父。非常不幸，遭到视察员S．de Almeida的反对，明令中国人晋升神父必须学习拉丁文，只能行拉丁文礼仪。1680年，南怀仁派柏应理携带全套3400余册中文译本赴罗马，申请即时执行1615年的特准。1684年，柏应理抵达罗马。1685年，教宗依利诺十一世大致同意，授意传信部讨论。但传信部、圣部、审查委员会再次不准。同年，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上书教廷，请求引用1615年特准，祝圣12位不谙拉丁文却愿意传教的中国教徒为神父。1688年8月1日，罗文藻祝圣了3位神父。3人中，吴渔山57岁，曾2次结婚；刘蕴德60岁，曾2次结婚；万其渊54岁，单身。他们能勉强用拉丁文背诵一些经文，却不懂意思。罗文藻宽免他们每日应该诵念的 《大日课》经，而以别种经文替代 ［9］。其实，这年的3月29日，教廷审查委员会已经拒绝了罗文藻的请求，且质问罗文藻是否祝圣过不懂拉丁文的人，如果祝圣了，要暂停使用职权，直到学会拉丁文为止，并表示：拒绝再受理同类申请［3］。因交通和信息传递困难，3人已然受了祝圣。1704年，教宗下令禁行祀孔祭祖礼仪。清政府随即禁教。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公布 《自登基之日》通谕，重申这一禁令。此后100多年中，中国对天主教的查禁越来越严，传教士被驱逐，只有极少数人躲在民间秘密传教。当然，华人神父更易藏匿。此后，在华传教士至少在1724、1752、1753、1789年反复以各种名义向教廷提议执行1615年的特准，均遭驳回。教廷还组织力量，按照 《自登基之日》通谕的精神复核中文 《弥撒经典》，认为该书内容大多有误，终被弃用。用中文做弥撒和人才本地化的进程被中止。
事实上，在清朝政府严禁天主教、传教极为困难、中国信徒又迫切需要的背景下，中文经典的译著、出版和使用还是有所进展。1689年，穆迪我㉖在武昌出版 《圣洗规仪》（2卷），解说洗礼及施洗仪规。冯秉正㉗是18世纪的重要译著者。1738年，他在北京刊印 《圣年广益》（4卷），是全年每日所敬诸圣的列传。他的译著有十几种，包括：《圣心规条》，是敬礼耶稣圣心的简要经文和祷文；《圣经广益》（2册），是每日弥撒福音经的诠释；《避静汇钞》，是神父的避静手册，包括避静的注意事项、规则及每日指定阅读的材料等。坚持隐藏在江南秘密传教的奥地利籍传教士南怀仁㉘也编著了一些实用的礼仪用书。1778年，他颁行 《圣母领报会规程》，面对耶稣会解散后的形势，重新规范教会团体。他还颁布 《昭事堂规》18条，规范教徒生活，包括堂内礼规和教徒应守的准则。这些译著从发布起至19世纪早期，一直被中国信徒广泛使用。
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告诉我们：“1948年我在罗马读书时，经常去拜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吴经熊博士，成为朋友，他私下告诉我，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交给他个任务：把拉丁文的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难，对中国人来说特别难，为了中国教徒便于理解弥撒，参与弥撒，应采用中文。”［10］3671949年3月10日，教宗批准使用中文举行礼仪。因政局骤变，未能推进。
2) 参考现场静压桩动态贯入和静态休止加荷试验结果，考虑桩土界面径向压力对桩身轴力的影响，重新认识桩身轴力的实际变化分布规律.
1963年12月4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公布 《礼仪宪章》㉙后，各国均开始用本地语言做弥撒。中国大陆教会因与梵蒂冈沟通不畅，未能施行。1967年，台港澳教会开始用中文做弥撒。1988年，金鲁贤主教掌管上海教区后，即着手进行弥撒礼仪改革。他请了香港教区教礼仪专家罗国辉神父等人来介绍、教授新的礼仪。1989年9月30日，在佘山修院举行了第一台中文弥撒，随后在上海教区内逐步推广。使用的弥撒经本以台湾经本为基础，加以适当修改［10］368。佘山修院不再开设拉丁文课程。1992年9月，全国主教代表大会决定各教区可按情况推行中文礼仪。上海教区主动帮助推进：印了大量礼仪经书，送给各地，包括30万套弥撒经书、几千套台湾版中文大日课经、比较简单的日课经、施行圣事手册等；佘山修院开设礼仪训练课程，培训各地神父［11］。中文弥撒在各地迅速推广，为天主教中国化奠定了礼仪基础。目前，中国天主教会中会做拉丁弥撒的老一代神父绝大多数已经离世，中青年主教中只有极少数人会做拉丁弥撒，中文弥撒将不可逆转地成为通用的礼仪形式。
之前的屠虎事件中，都有一声明显的起火声，是迅速点燃式的“奉”，而不是爆炸式的“砰”。就是这该死的声音，扰乱了德公公办案头绪，他一直以为，屠虎的主要工具是燃油，现在他总算明白了，不是燃油，是更为可怕的火药。
2.2 有形成果 调查了对照组和观察组的重症监护病房MDRO感染终末消毒处置资料并列于表2。两组比较显示：所有的缺陷项目（擦拭方式不规范，操作流程不规范，标准预防不规范，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及其合计），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①即 P.Michel Ruggieri，字复初，1543-1607，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579年来华。
⑧即F.Vieira。
②此书出版年份有不同记载，笔者引用费赖之所著，梅乘骐，梅乘骏译，由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出版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一文第41页之说。
③即 Matthieu Ricci，字西泰，1552-1610，意大利人，耶稣会中国区首任会长。
④即 Nicolas Longobardi，字精华，1559-1654，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597年来华。
⑤即 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一字勋卿，谥勤敏，1623-1688，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耶稣会中国区会长，清朝钦天监监正。
⑥即Louis Buglio，字再可，1606-1682，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37年来华。
⑦即 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1577-1628，比利时（今法国）人，耶稣会士，1610年来华。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怎样选择法律规则、配置权利，有效率的结果都会出现。从网约车这种经济现象产生的源头来看，它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出租车市场、意图从客运市场获取效益的经济行为。在营运车市场体系中，运营车辆、从业人员等均存在着个体成本，而道路的建设、使用、维护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公共成本，故而在道路运营市场关系中不存在理想的交易成本为零的现象，当然也就不可能任何法律设置、制度安排都是普遍适用的。因而，网约车对经济发展而言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最终取决于该制度的有效性，正如科斯所言：“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
注释：
⑨即 P.Gaspard Ferreira，字揆一，1571-1649，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04年来华。又，该书作者是费奇观或罗如望学界未定。参曲艺：《诵念珠规程——17世纪初第一本含插图的中国基督教书籍》，载袁熙旸主编 《设计学论坛·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在使用无人机航测技术之前，首要任务是探索土地整治区域的形状，在这之后才能使用，且提高飞行的安全性。这就要求无人机在飞行之前要对设备与仪器、项目地区的地形状态、大概的范围线圈等方面进行检查，基于此，所布置的发射点与摄像监控点更加科学合理，即针对所需测量区域信号。为了确保无人机安全飞行，需要先对土地整治项目地区进行如下工作，比如，勘探地形、选址等。
1659年，在福建传教的法国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陆方济⑮等人再次请求教廷批准行中文礼仪，选拔中国神父。这时，保禄五世1615年的特准竟被遗忘，教廷专设审查委员会进行讨论。同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⑯颁令⑰，仍要求晋升神父者必须掌握拉丁文；但降低了要求，只需勉强用拉丁文背诵经文。1660年，审查委员会发现了1615年的特准，但仍建议先调查中国的信徒人数、可能晋升神父的人数等情况，并试行教他们学习拉丁文。1664年，全体在华传教士再次申请执行1615年的特准，祝圣数十位年长的中国儒者为神父，让教会在受到迫害时得以保存，但遭到多明我会士闵明我⑱的反对。1671年，殷铎泽⑲受派抵罗马，再次提出申辩和申请。1672年2月15日，教廷信理部质疑翻译中文礼仪经书的需要及可能性，驳回其申请。
⑲即 Prosper Intorcetta，字觉斯，1625-1696，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
⑫即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字道未，1591-1666， 德 国人，耶稣会士，1622年来华，著名科学家。
⑬即 Jules Aleni，字思及，1582-1649，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13年来华。
⑭即 Emmanuel Diaz Junior，字演西，1574-1659，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10年来华。
⑮即 Mgr Francois Pallu，又作巴吕、巴録等，1626-1684，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之一。
尽管罗马的意见不确定，在华传教士并未停止译著礼仪经书的步伐。1650年，在上海传教的潘国光⑲所著 《十诫劝论圣迹》（1册）在河南刊印。这是一本用简洁易懂的文字讲述十诫的书。潘国光有10多种著作，包括 《圣体规仪》（1册），论述圣体圣事的信条和领圣体的仪式，并附图加以说明；《圣教四规》（1册），解释各项礼仪规定；《瞻礼口铎》，注解各主日和大瞻礼日用的福音经。利类思被称为17世纪中文修养最好的传教士。从1654年起的20多年中，他由安文思协助㉑，选译了多玛斯的 Summa Theotogica㉒，题名 《超性学要》（30册），陆续出版。他按照南怀仁的指示和准许，加紧翻译、出版中文经典。1670年，他把整本弥撒经书译成 《弥撒经典》（5卷），订为2册，书名分别为 《中文日课经》《中文弥撒经》，封面上大字烫印由教宗保禄五世钦准。1675年，他翻译了 《七圣事礼典》（1册），介绍如何施行7件圣事、为亡者作 “安所”，以及各种驱魔、降福仪式，附有相关经文。他编译的 《司铎㉓课典》（1册），是神父通用的日课经本，收录全年所用瞻礼经文和一般礼规。1675年，他在北京出版 《司铎典要》（2卷），是神父使用的神工书，分别论述神父的地位、职务、弥撒日课、圣事、超性三德、十诫和教规。他的译著共有20多种，包括 《善终瘞茔礼典》（1册），这是一本对临终者用的祈祷词和用于葬礼的经文；《圣教要旨》（1册），这是一本对教理的简要说明。1675年，柏应理㉔出版 《永年瞻礼》（3卷），这是一本瞻礼日历。南怀仁也译著了 《教要序论》《告解原义》《圣体答疑》等书籍。总之，经艾儒略、阳玛诺、潘国光、利类思等人大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至1675年，已成功汉译全部需用的经典㉕。
⑰即 Super Cathedram。
⑱即 D.Navarratte，1610-1689，西班牙人，多明我会士，1655-1669年在华，后任多明我会总主教。
⑪即 Jean Terrenzou Terentio，字涵璞，1576-1630，日尔曼人，耶稣会士，1621年来华，会9种语言，以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蜚声德意志。
当TBR>1时，表明实际完成时间小于其交货周期，其时间效益值大；当TBR=1时，表明实际完成时间与交货周期一致。上述两种情况说明目前的制造能力从时间效益来说是满足制造需求的，具有时间效益增益。而当TBR<1时，表明实际完成时间大于交货周期，没有产生时间效益，说明不能满足制造需求，因此在制造过程需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⑳即 Franciscus Brancati，字用观，1607-1671，意大利人，耶稣会士，1637年来华。
㉑即 Gabriel de Magalhaens，字景明，1609-1677，葡萄牙人，耶稣会士，1640年来华。
㉒即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在目前教学中使用非常广泛的教学媒体实物投影，具备化虚为实、化大为小和化远为近的高级功能。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就借助实物投影这种现代教学媒体，再现了幼儿语言能力发展和提升的生活情景，助推幼儿语言能力发展。
突然，我看见一位非常熟悉的身影，推着一辆自行车慢慢地向大门走来，几乎在同一时刻，她也注意到了我，到了眼前，我一下子就认出对方来了，这不正是在平民学校发言的那位老师吗？
㉓司铎即神父。
㉔即 Philippe Couplet，字信末，1624-1692，比利时人，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
㉕这一判断引自刘嘉祥编著：《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92年版，第290页。
1.1 对象 2010年1月—2011年4月在我院门诊输液中心接受紫杉醇治疗过程中发生过敏反应患者34例，其中男1例，女33例;年龄 31～77岁，平均年龄54.0岁。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乳腺癌10例，卵巢癌10例，宫颈癌11例，其他3例。化疗药物过敏反应的诊断标准:参考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CTG扩大通用毒性标准，分为Ⅰ～Ⅳ度［1］:Ⅰ度:皮肤潮红(头部，面部，颈部，手部发红)8例，Ⅱ度:荨麻疹，全身蚁走感(面部，腿，全身痒)3例，Ⅲ度:心悸，胸闷，支气管痉挛性呼吸困难(心慌，胸闷，气促，腹痛，呕吐)23例，Ⅳ度:过敏性休克0例。
㉖即 Jacques Motel，字惠吉，1618-1692，法国人，耶稣会士，1657年来华。
㉗即 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字端友，1669-1748，法国人，耶稣会士，1703年来华。
㉘即 Godefroid-Xivier de Laimbeckhoven，字莪德，1707-1787，奥地利籍原耶稣会士、南京教区主教。
“《真相》不是《檀香刑》式的史诗写作，不是《白鹿原》式的宏大叙事，但是，《包法利夫人》不是史诗，《了不起的盖茨比》也不是宏大叙事，却一样名垂青史。承认《檀香刑》的创作地位，并不是否定《包法利夫人》的文学价值。进不了厚重之门，就走轻盈路线——米兰·昆德拉或者卡尔维诺就提倡轻小说，刀重剑轻，各有招数。”一旦沉入文学的世界，一杭眼中便没有任何人存在。
㉙即 Sacrum Conci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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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19.02.050
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19）02-0050-05
收稿日期： 2018-11-12
作者简介： 张 化 （1953-），女，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研究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万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