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地看待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瞻远瞩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从“战后型”向“冷战后型”过渡，要用历史深邃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两国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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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一再强调，“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这话是十分精辟的。有没有高瞻远瞩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高瞻远瞩”。
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是世界的大局。中日关系的发展应顺应这个主流，服从这个大局。特别是在亚洲，中日关系如何，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事实上应该加上一句：中日两国“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亚”。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大潮流就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日经济关系就是这种世界性潮流在中日两国之间的表现。特别是日本经济的低增长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就构成一对互补关系，互为对方提供机遇。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向亚洲各国转移传统产业，为中国加快工业化提供了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正在日益从国别行为（一国行为）变为国际行为，即工业能力在国际上的重新配置。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工业能力重新配置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体现。它既满足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资本、技术、机械设备、高技术材料及零部件的巨大需求，又刺激了日中贸易的发展，给日本那些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带来了收益，成为日本保持经济活力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走向高级化的需要。总之，中国需要日本，日本需要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中日经济关系是整个中日关系的基础。
“大竞争”是当今世界的又一潮流。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增强，意味着世界性市场经济竞争范围的扩大。在中日之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在华日资企业的发展及对日返销工业品的增长，工业品在中国对日出口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中日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但是，从作为竞争力基础的科技发展水平及科技整体素质来看，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要花费3-4代人的努力。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中国是日本相对劣势产业的竞争对手，那倒是一个事实。但是，这种竞争对于日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推动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动力。
站在世界格局变化的高度
70年代初中日复交时，世界还处在冷战格局之下，中国和日本都要对付苏联的威胁。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进了反霸条款就正反映了这点。现在，对付苏联这个共同威胁的战略需要不复存在，这个曾经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战略因素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冷战格局下日本对美国的那种从属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日本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将会日益增强。日中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制约的情况尽管仍然存在，但较过去会有所减弱，根据独自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需要来处理日中关系的倾向将会增强。
从中日关系本身来看，中日关系正在从“战后型”关系向“冷战后型”关系转变。
“战后型”中日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了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深重灾难，而我国在战后没有要求日本赔偿，这就在中日两方人士中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心态。在日本方面，许多人，包括一部分政治家在内，对中国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这种心情成为他们对待和处理日中关系时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国方面，一部分人确实存在着一种情绪，觉得日本对中国的宽容应该有所回报，至少在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应考虑到中国没有要求战争赔偿这个因素。在此背景下，“中日友好”的口号十分响亮，其中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以“中日友好”来补偿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感情上的创伤和物质上的损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为推动中日友好作出贡献，对过去那段历史有过切身体会和深刻理解的一代人渐渐隐退，中日关系中“以民促官”的老传统减弱，而新一代的、有历史责任感的“友好人士”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冷战后型”中日关系不同于过去。同时，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日本的外交姿态逐渐升高，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政治家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在处理日中关系方面很可能表现出同老一代领导人不同的风格。
因此，在今后的中日关系中，战后特定意义上的“友好”因素将会趋于下降，“干怀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中日关系的成果不断增加，两国间的矛盾与摩擦也在不断积累，中日关系进入了友好与摩擦、协调与矛盾共存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适应它，在不断面对各种矛盾的情况下继续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既不要因为出现一些矛盾和摩擦而大惊小怪，又要认真对待和及时解决一些问题。两国间将会越来越多地按照国际关系的准则来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中日关系将进入“正常外交”、“普通外交”时代。当然，广交友、讲友情仍将是今后中日关系的重要特征。为把中日友好推向新的阶段，就要为中日友好注入新的活力，在新时代建立新的支撑点。
站在亚洲崛起的高度
日本从明治维新后，成为“落后的亚洲”中唯一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然而，在亚洲继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后又出现了东盟国家、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一浪接一浪的经济高速增长浪潮，使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整个亚洲或大部分亚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纪。这就意味着日本在亚洲“一枝独秀”、“日本周围都是落后、弱小国家”的时代正在而且必将成为过去。因此，如何同日益走向强大的亚洲各国平等和睦相处，从思想感情上接受、行动上适应亚洲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时代，与亚洲各国携手共同走向繁荣和富强，将成为走向21世纪时日本外交面临的新课题。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如何从习惯“强弱型”关系到学会处理“强强型”关系，不为“一林不容二虎”的心态所左右，是日本的又一外交课题。同时，中国是永不会称霸的，那么日本如何才能让亚洲邻国特别是周围小国感到放心呢？
站在三边乃至多边关系的高度
中日关系既是独立的双边关系，又是处在中日美、中日东盟、中日俄等多种三边关系当中的双边关系，也是处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PECC（太平洋经合会议）等多边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关系当中的双边关系。就当前情势而言，特别需要注意从各种三边关系中来看待中日关系。为了使中日＋X的各种三边关系能够稳定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彼此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是共同需要，应主要通过发展经济关系来促进三边关系健康发展；（2）从三边关系的每一个“角”出发的两对双边关系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可协调的。比如对于日方来说，日中与日美这两对关系并非是“二者择一”、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协调甚至相互促进的；（3）包括中日在内的三边关系大多是不平衡的三角形，比如中日美三角的日美边要大大超过其他两边，而为了使三边关系趋于稳定，应该促使不平衡的三角形向比较平衡的方向发展；（4）在包括中日的三边关系中，要反对出现在安全上的“二对一”即某两国结盟并以第三国为假想敌的关系。
站在历史文明发展的高度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曾经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曾经热心地吸收中国文明。日本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政制法令、宗教文化等，并将中国的经验用于当时日本的改革，这些都已传为历史的佳话。1962年赵朴初先生提议中日两国共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在日本佛教界乃至一般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响应，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至今仍深入人心。这种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永远是连接中日两国的牢固的纽带。
在近代，日本曾经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吸取了欧美工业化文明；日本实现工业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亚洲各国吸取欧美工业文明的重要窗口，同时日本也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生产文明的特色。当今中国学习日本科学技术，也很注意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从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如果中国照搬日本等西方工业化文明，将会遇到资源、环境等的极大的制约，例如，如果中国人均消耗石油量达到日本在1975年的水平，其总消耗量将与当今全世界石油产量相当。中国也绝不能接受西方在走向工业文明过程中对资源恣意挥霍的态度。无论是从物质上讲还是从精神上讲，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文明原样推广到全世界是行不通的。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崇尚勤俭节约的东方文明传统，又具有地理位置接近带来的共通的环境利益。80年代末当人们大谈苏联威胁的时候，一位日本学者曾说，日本面临的更加现实的威胁其实是环境问题。如今，如果有人虚构一种所谓威胁而忘记环境问题等真正的威胁，那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交流，不仅有着两国互利的一面，而且有着“共利”，即有利于两国共同利益的一面（比如环境利益就是不分国界不分你我的共同利益）。因此，两国应该携起手来，相互取长补短，为创造对环境、对人类健康都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新文明而共同努力，并让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成为联结中日两国的又一个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