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在自然辩证法理论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地位论文,理论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发展观吸纳了全球发展理论的成果，是全球发展观演变的内在逻辑，它又是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实际出发，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就。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但不可轻视施行中的问题。
1 科学发展观：全球发展理论演变的逻辑旨归
科学发展观吸纳了全球发展理论的成果，是全球发展理论演变的逻辑旨归。全球发展观是怎样演变出科学发展观的呢？站在发展哲学的平台审视，早期现代化发展观即发展客体论是其第一阶段形态，主要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其特点是将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但缺陷十分明显：其单一指标体系强调西方中心论与西方价值观；它将发展等同于增长，见物不见人，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忽视发展主体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上片面而有害，实践上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损失。
发展主体论在以下两个方面否定与超越了发展客体论：一是认为发展的本质与主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客体论所说的物质财富等客体的增长。离开人的现代化，客体财富的增长只会是一堆废铜烂铁；二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标准，不是财富客体的增长所能解决的。显然，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从重视物到重视人，是一大进步，但是，发展主体论也存在内在的缺陷：它从一端走向了另一极端，忽视了客体对塑造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与作用；此外，它的测量方法与标准仍带有西方色彩，并主要取之于西方价值观而遭到普遍的批评与指责。
从依附论即中心—边缘论到世界体系论即中心—边陲—半边陲论，发展科学在全球展现主客相关论。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论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片面性，为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但是依附论在批判现代化内因决定论时又陷于外因决定论的陷阱。世界体系论是依附论的延伸与发展。它以“半边陲”“周期节律”“长期趋势”来阐明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无疑是依附论的一种充实与进步，但它过于抽象化理论化，忽略了具体战略问题的研究，而显得缺乏应用性。总之，与发展主体论相比，以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主客相关论扬弃了以人为中心的抽象片面的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主客相关论将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极，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将自己（己国）视为主体而将他人（他国）完全视为客体，其图景仍是消极的单一主体论。要克服这一缺陷，单一主体论必须走向多极主体发展观。
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主体际发展观应运而生，它不仅解构了发展客体论与发展主体论而且解构了主—客相关论，但它并未建构具体的发展理论。它就像大洋中飘浮的“一叶孤舟”，不仅没有目标而且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悲观虚无主义。
可持续发展观超越了主体际发展观的无底板性，它是全球双向交往双重整合的结果，它克服了单一主体观与单一客体观的缺陷，批判了“增长极限论”“零增长”论。可持续发展的明确定义首次出现于1987年。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22人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要求制定出“全球革新议程”。1987年WCED交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第52页）“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同上书第80页）。可持续发展论虽在全球已成共识，但由于它既带有西方话语霸权，又过于理想化即使发达国家也很难完全做到，故各发展主体因其实际情况不同，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也就自然有异。
科学发展观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基础上建设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具体表现，它源于全球发展理论，又扬弃了传统发展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2 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不是照搬传统发展理论，而是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国情特点出发，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国情特点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发展条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现代化必要条件，不能重复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西方直到70年代才把科学发展问题提到日程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在解决发展问题上是很不自觉的，是在走过漫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已经出现发展性危机时才提出的。比如，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末，面对着经济繁荣后的人的困境和现代贫困症，才提出社会指标运动，去解决科学发展问题。美国在人均GNP达到1.1万美元时才提出解决环境问题，日本提出环境问题也是在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之后（王雅林／何明升：《论现代化的发展质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即使只按日本的标准，中国也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把环境保护问题提上日程，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少自然资源和产品产量的绝对数字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计算便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我国耕地、草地、水资源以及主要矿物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我国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也很狭小，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或1/15（何祚庥：1996年）。我国目前的钢、煤、原油、水泥的人均消费量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而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已不具备早发现代化那样宽裕的发展空间，也不允许用早发的方式进行现代化。我们无法支撑起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可能重走以量取胜的路子，只能走高度资源节约型和适度消费型的科学发展道路。
再说，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处在这一阶段，面临两种前途：如果对各方面的机遇利用得好，矛盾解决得比较好，经济社会就能继续快速发展，否则就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早发现代化国家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终点，中国现代化确立的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最终在全球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一刻也离不开科学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0页〕。这也即是今天许多西方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是单向度的人、畸型的人，以及造成了物质和精神生活严重失衡等许多社会问题。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质量问题和如何向人们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下才能完成。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结合起来，它不仅要消除贫穷，使人们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要“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最后，科学发展观是迎接21世纪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根据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步骤，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2003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大体为4%，而美国高达32.6%、日本占15.2%、欧盟占26.8%（光明网2004-04-22,07:11:50）。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任务时又将面临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由于21世纪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已分布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将给全球的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更大的环境、资源的约束。此外，还有某些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国实行遏制政策的因素等等。面对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环境，我国要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是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最大限度地聚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动力资源，并通过结构优化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和我们民族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3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的贡献和施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康有效的引导和约束机制。故科学发展观源于全球发展理论，又超越了传统发展观，它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也要注意施行中的问题。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发展观。全面性决定了它超越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它的目标不是社会发展中某个部分或某个领域的局部优化，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要素组成的社会系统的整体优化。科学发展观抛弃了旧发展观片面的、绝对的思维方式，它所构建的全面的新发展观，不仅合乎今天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发展观上又一次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全面、辩证和发展观点的科学性。但全面发展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实践中普遍应注意的问题。如早有学者说：“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往往带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特点……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或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真的选择这种全面化的现代化模式，便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张琢，第196页）“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也明确地启示人们，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中才可能全面展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将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同时向前推进。”（同上书，第119页）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协调发展观，它超越了不协调的片面发展观。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协调发展都十分重视，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久调不见显效。如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协调，城乡之间分布仍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再说，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地区的农村缺医少药。我国目前的结构是不到10%的人集中了60%以上的金融资产，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24日）。占有80%金融资产的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实缴所得税的10%（刘福垣：《中国发展失衡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财贸经济》2003年第9期）。可见，协调发展，困难不小。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它超越了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可持续发展是要增加发展成本的，完全可持续发展不仅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发达国家也很难完全做到。再说，这一发展战略难免带有以未来指导现实而非以现实指导未来的病态逻辑（彭新武：第132页）。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我国以人为本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管子就明确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这在制定政策与落实政策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改革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执行中有的地方有时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优质国有资产让谁用谁就富，把特殊政策给谁用谁就富，出口配额、廉价的土地使用权等稀缺垄断资源给谁谁富，新兴行业让谁先进入谁先富。改革的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殖最快的资本。故实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法律与政策一定要有公正性。
最后，科学发展观实施的关键是机制转变。这涉及转变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这些问题已经强调多年，效果非常有限。例如：我国的农民问题就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国民待遇方面有14个不一样。这种不平等导致1997年—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90年代中后期的2.5比1，扩大到2003年的3.2比1（吕东升：光明网2004-04-22,07:11:50）。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严重不利于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新华网，陆学艺：三论科学发展观之五）。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城乡一体，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推压。再就是认识上的严重滞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有些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真正施行科学发展观，至少要实现以下转变：一要完全转变发展观念和政绩观念。当前，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二要转变经济体制，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三要转变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其中政治制度是关键。“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