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社区的涌现——从中国住房改革的角度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住房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行讲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打破了1980年代冷僻和零散的研究局面①。中产阶层研究和中产阶层的成长相互促进，虽然理论距离现实还有一定的滞后。学者对中产阶层的概念、标准进行了界定，主要关注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消费和文化后来瞩目，品味和格调成为讨论的焦点。相对而言，与中产阶层有关的住宅研究还不够成熟。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复杂，不过有一点不可忽视：拥有住宅是默认的前提，所以才会出现“业主维权”、“室内装修”等熟悉议题所暗含的业主与中产阶层相互替换的常识支持。 总体而言，居住问题在中产阶层研究中占据的比重不大，所以，城市规划引入的空间的居住分异、居住隔离等概念很有活力地补充了阶层研究的视野，使住宅成为中产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外化，构成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微观层面。空间视角的概念，实际是嵌入住房改革的进程之中。可以说，居住隔离、郊区化进程是住房改革的结果，而业主维权、室内装修又是在解决了私有产权的问题之后产生的新一轮情况。住房改革推动的私有化进程，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的“始作俑者”。这方面，社会学对住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住房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王亚平(Ya Ping Wang，音译)在城市住房的商品化进程的研究当中，叙述了住房改革的过程。该作者发现，住房改革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公房私有化。连续经历了三轮住房改革，分别是1988年、1991年以及1994年，运用市场化的策略，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一是提高租金、提高收入；二是购房补贴；三是新建住房、先卖后租。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提高房价，并明确规定：严格打击“继续实行无偿实物分配住房，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用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超标出售、购买公有住房”等行为。可以看到，自1998年下半年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市场价开始扩展到公有住房，房价上涨。 作者将1994年实施的住房商品化的策略总结为七个因素：(1)新的住房投资系统。投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个人。由国家、地方政府、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住房投资循环。(2)住房供应与管理的社会化。(3)物质分配与货币分配。(4)住房分层。(5)住房公积金。包括为个人购房提供银行贷款业务。(6)住房资金与保险。住房投资主要从市场获得。(7)住房市场的发展。经过了货币分配和公房私有化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新的策略目标是建立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均有机会进入住房市场的新的住房体系”。这一表述与边燕杰在1993年的住房调查中观察的“以单位为中介、大多数居民尚无机会与能力进入房屋市场”发生了极大的转型②。这说明，经过了1994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作为稀缺资源已经转变为商品，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在其中发挥了主导，削弱单位对住房资源的支配权，向市场的分配倾斜。这不能不说是住房改革在市场化与福利分房之间的瓶颈，1988年实施住房改革的初衷是遏制住房分配的不公正，用市场的作用，调动个人的住房消费，推动货币购买的住房的形式的平等。但是经过了十年的住房商品化的深化改革，新的不平等也在“住房分层”的形式上积累、恶化③。王亚平在结论中写道：结合了微观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混合市场经济替换了旧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转变为改革开放铺垫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转变对社会经济组织和雇佣模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同时开始对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住房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 作者写于1995年的文章，探讨了在1988年住房改革政策出台之前，1978年到1985年期间的住房建设高潮以及问题所在⑤。因此，以西安为个案，探讨公共住房在住房改革的命运与变化，是住房改革自1988年连续三轮政策出台的前奏或背景。1978年到1985年出现了住房建设高峰。这一时期的住房建设高潮与国家把住房投资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下放给单位系统(作者用“机关与企业”代替单位)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住房建设的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住房分配向个人靠拢。单位采取各种办法促进公共住房的私有化。经过这一小高潮，1985年到1988年公共住房投资明显衰落。原因是租金低(50平方米的住房租金是5元左右)，收入低，公共住房售价仅相当于彩电等电器消费，兼个人买不起房，个人买房的积极性不高。经过1981-1982年试点，公共住房的产权私有化过渡失败，为1988年继续深化住房商品化的政策出台铺垫了道路。直到1998年取缔了住房的实物分配，代之以货币分配，意味着福利分房的路子堵死，人们才被迫转向市场资源的获取途径。 有意味的是，市场化机制产生的新的不平等，在1978年到1985年的住房高潮中初现端倪。也就是作者所分析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所在。“在分配住房的体制当中，优先分配住房的人们搬到了更好设施的、更宽敞新房子，享受私人领域的奢侈。而处在住房排队‘低端食物链’的更多的人居住条件仍旧过于拥挤，甚至全家挤在一间房里，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经验，尽管冷战结束总体的趋势是住房私有化，例如波兰、匈牙利实行的住房改革的私有化政策，作者发现了“中国特色”的所在，即单位在住房分配的角色和地位。1978年以来，住房投资在机关和企业的参与下变得复杂化。理论上，所有的公共住房为国家所有，实际上，机关和企业是实际的“地主”(Landlord)。这一特殊的产权所有和分配体制创造了中国城市独特的组织模式，每一个机关和企业都是自成一体的共同体。这些单位成为个体与政府的中介，居住与工作相连(住房在工作单位的附近)的模式形成了共同体之间清晰的社会与物理边界。单位与单位的差异，落实到个体，例如待遇、福利和购房优惠，在住房改革的初期，显现出来。因此，作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体现出来的差异性，不仅仅是住房分配和消费经验的多样性，供给的内在进程存在重要的多样性⑥。 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继续探究住房改革的问题。与之前的住房改革历史的梳理工作相关，作者开始把问题转向住房改革的社会结果的考量：一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二是空间隔离的住房结构初步显现出来。作者细化了社会不平等体现在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住房改革框架，细化了住房改革内部的利益群体的分化，沿袭了特权阶层在改革前的优势位置，这里的特权阶层是专业技术人员与干部。反之是强化了工人在住房分配的劣势。这是再分配在住房商品化继续发挥的作用。1998年实物分配取消，意味着本来就存在居住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寻求社会性保障住房的机会更加困难，虽然政府推出“安居工程”，但由于投资、利润有限，停留于“面子工程”。住房建设不再是满足居住需求的规划或公益投入。就空间隔离而言，主要是过去以单位为中介的大杂院环境的“杂居”，被解体。拆迁户搬到偏远的郊区，社会支持网络被切割。工作和居住的联系削弱，居住的条件相对独立。别无选择的人们居住集中化，买到郊区相对便宜的商品房，而不管工作单位在哪里。富有的家庭，干部、中层技术人员等，则搬到设施良好、满足私人领域的“富人区”。例如，作者对紫玉花园与安吉利(音译)两个住宅小区进行比较，紫玉花园的住房每平方米平均售价在18000元到30000元不等(1997年)，安吉利售价在4000元到6000元不等(1995年)。紫玉花园有停车场、网球场、中心湖畔、私人花园等被私人领域推崇的景观资源，安吉利除了学校、幼儿园和卫生所，其余皆无，可谓是天壤之别⑦。作者对干部和技术人员所居住的郊区住宅进行分类：一是高等阶层的别墅，二是中产阶层的私人领地。“公务员和经济核心群体更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地位范围，或者是与政府雇佣相关，或者是在商业生产当中享有高收入”⑧。空间隔离表面上削弱了住房与单位的联系，但是并没有切断单位与住房的经济纽带。特别是1998年实行货币购买政策后，收入、贷款以及原有的储蓄，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再加上利用原来占据公共住房的优势，这些因素都给个人跨过房地产市场的“高门槛”提供了原始积累的准备。居住隔离的郊区化进程一旦开始，空间结构的关系重新调整，社会结构关系正在变动，所以作者说，住房改革不仅仅是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空间隔离的复杂介入。社会位置的优势、劣势也在结构层面固定下来。作者在结论中说道：通过住房拉开的两极分化，“这些涵盖在住房改革的变迁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市场语言，不如说空间模式的变迁，与之相连的是公共性因素在同一空间连接生产与消费的联系的解体”⑨。 虽然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比商品房要便宜得多，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市民而言还是太昂贵了，而且它比单位私有化的公房要昂贵的多。唯一限制的是土地分配的价格免费，开发商谋取的利润不得超过3％。1993年以来，在北京商品房过度供应、房地产走势下降的情况下，拥有广大市场的经济适用房吸引了房地产商的投资。 不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购房办法，即使是鼓励个人购房，单位都是其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例如，住房公积金，单位不仅要提供住房津贴，还要提供住房发展的贷款。至于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Housing provident fund)向私有企业开放。一些私有企业为员工提供高额的住房公积金。这部分私企员工也是申请贷款的主要受众。据统计，北京80％的贷款是买商品房的高收入的私企员工。已经购买私有化的公房的市民对贷款的需求是较低的。二手市场的开放和经济适用房的增长比例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因此，即使是国家银行系统推出的个人贷款业务，大多数的贷款者也多是富裕家庭。很少是普通收入群体。而且，70％的富裕家庭贷款是作为投资，例如出租或转让，绝非自住。尽管贷款政策一再放开，贷款主体仍旧是富裕家庭⑩。 1998年推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系列渐进改革：(1)住房津贴与收入挂钩。(2)放宽个人贷款的条件。(3)扩大经济适用房的比例等。但是由于收入改革没有跟上来，单位提供住房公积金的经济实力不同(住房公积金与单位效益挂钩)，加上有能力贷款的又都是富有家庭且是用来投资的“炒房团”等，其结果是：有工作的每个人每个月贡献的微薄的基金用在了少数的富人身上。这些基金本来应该是为中低收入家庭积少成多的，受益的却是高收入群体。作者又继续强调：由于目前的经济下降，大量的工人下岗，国有部门大量的裁减，加上其他社会必需品的消费的增长，例如健康、儿童教育、退休等，让他们推迟或打消了买房的计划。这就让新的私有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白领—专业技术人员(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这一高收入群体在经济适用房的市场当中扮演了重要的投资角色，而非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中低收入家庭。收入距离越来越拉开，导致了两极分化加大，超过10％的贫困家庭沦落为城市的无产阶级。未来应该加强对家居装饰、非正式雇佣和住房部门的管理与规定(11)。 社会不平等是作者力在揭示的住房改革的结果与现实。住房改革的悖论在于“一些地区住房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增长过快；住房消费还需拓展”(12)，城市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加快。作者说中国实行的住房改革政策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东欧的私有化采取的休克疗法，而采取渐进改革道路。这一渐进的改革道路中，以社会稳定为首要考虑，其私有化步骤必然以社会不公正为代价，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 二、消费革命与私有产权观念 戴维斯(Deborah S.Davis)对私有产权的讨论，关注不同阶层的人对私有产权的认识。尤其是她后期的论文，在住房改革的历史变迁中，对人们发生的私有产权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精致的方法论设计。这就让她和研究住房改革历史的王亚平区分开来。但是他们的研究背景相似，其问题意识是在东欧私有化改革的背景上讨论中国私有化改革的独特性。 戴维斯的问题意识表述为：相较于收入不平等的市场改革影响——研究者发现干部、管理阶层与工人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收入不平等增加。戴维斯采取了私有产权的分解概念，通过考察每一部分的市场化，进行四重的分类：使用权、归属权、异化以及占有权。1998年在上海和深圳访谈了100户人家其购房意愿、居住现状、生活变动等。她的调研揭示出工人在1999年的住房改革中是劣势群体。从不同的阶层在住房改革中所得到的利益不均衡，实际上就是干部、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Managerial and professional staff)与工人(Blue worker)在住房商品化当中由于讨价还价能力的反差，住房改革明显的受益者向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工人并不指望单位分房，而是寄望于拆迁(拆迁能够获得赔偿或者郊区的安置房)。围绕住房的分化，例如商品房与公房，业主和租客等区分，阶层进一步分化。居住的空间隔离打破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杂居”格局：干部、工人生活在同一生活区域，虽然有住房条件的差异。从住房的私有产权意识与阶层意识相互缠绕，讨论私有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不平等。 戴维斯密切关注1998年实行住房完全商品化、产权完全私有化发生在日常生活的震动，人们需要重新适应市场环境。因此，她引用Szelenyi等人的观点，在结论中阐述道：理解私有化产权的新的政策的关键与其说是改革将消费或者生产私有化，而毋宁是实现市场化的范围与时间早晚。因此，她更多地关注中国与东欧改革的共性。权利的异化的资本主义化与合法化是创造国内产权体制的关键性步骤。这里“权利的异化”是指：社会主义体制的干部和现任管理层是产权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不成比例的)，工厂体制中没有自主权的蓝领工人同样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体制所属的公共财产、资源中最有价值的住房福利(13)。 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当中，戴维斯以上海为背景，讨论住房改革深入的社会变迁，由于私房、公房与商品房刚好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产权性质的变动，引发了财产纠纷。针对财产纠纷，探析产权纠纷背后的人们的产权观念的变化。 她发现，产权观念交织着三种逻辑：家庭的道德逻辑，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管理逻辑以及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市场逻辑。在转型时期，同一个时空交织着三种逻辑，尽管有观念的分歧，有阶层的分化和代际的分离，不过，住房改革的趋势却在不同经历的人们集合了较为统一的共识，即商品房的私有产权归属不但是争议较少的，而且人们也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品房，私有产权意识较为强烈。这可能是2004-2006年这两年期间，住房商品化改革走到一定阶段实现的理想期待之一：国家希望更多的个体购买商品房，家庭储蓄有一大部分开支用于住房消费，而不再是依赖国家的福利分房制度，抑制消费，增长积累。这篇文章着眼于住房改革如何形塑人们的产权观念。尽管国家向维护私有产权的角色靠拢，转让公房的过渡做法，例如按照补贴、福利等价格的双轨制运作，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管理、社会保障又会被家庭成员援引，强调共有财产的过去。可见，社会主义时期、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单位体制、私人产权等)历史影响到了当下，“私有产权和家庭道德、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发生冲突，全新的市场化财产的集合依赖于三种逻辑运作的三分法的意义的集合以及在财产类型的历史轨道之中清晰化”(14)。 这篇文章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是私有产权渗透的多元逻辑：家庭道德伦理/个人经验、社会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在婚姻牵涉的产权纠纷当中，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尤其是离婚的庭外调解，道德和个人的逻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女性还无法真正实践平等的权益，女性在婚姻当中的情感付出与家庭贡献、个人牺牲提议在离婚财产分割“补偿”，得到了有限的体现(15)。 结合2000年发表的论文，对于戴维斯为什么从消费和住房的角度来讨论干部与官员占据的优越性，会有进一步的理解。作者仍旧是脱离不了历史的语境，来思考她在2000年的论文当中思考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中产阶层是在失落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这里的中产阶层需要做出界定。它分为上层中产阶层(Upper middle class)和中产阶层。上层中产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干部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在这里干部与主管可以相互替换，因此，经理(Manager)并不是指私营企业的经理或主管。2005年的论文当中所指的经理(Manager)与这篇文章的含义保持一致。干部代替了1949年之前的民族资本家的地位，原本属于资本家的优越性，如享受舒适的生活，有声望以及拥有权力，让位给了拥有政治资历的干部。那么干部从哪里输送？按照戴维斯的研究，按照统一分配制度，由毕业大学生分配而来的。被选拔作为干部，要经过政治考察，政治表现良好、有政治觉悟、出身好、“积极分子”等等一系列的审查指标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在统一分配的制度下，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被分配到国有企业担任某些重要的岗位，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是从基层锻炼若干年后被提拔为企业中层管理干部。“服从组织安排”使大学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在这里，专业和干部是可以分开，又相互重合，几乎贴近“又红又专”的含义，专指社会主义的单位系统和党政机关内部的专业技术—干部(Professional-managerial staff)阶层(16)。在论述了上层中产阶层后，接下来论述中产阶层的失落。这里的失落是指相较于1949年以前的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特征的中产阶层，经过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这批中产阶层转变为党政—国家的服务阶层，而不再具有人格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的主体性，以及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多元化。1949年之前，中产阶层的成长道路是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乡的地租用来支付城市的大学学费或职业生涯。在大学校园，通过专业的联系，娱乐、爱好与兴趣，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通过俱乐部和社团集结起来的社会网络为以后的职业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同时，象征资本与消费占据了职业生涯之外私人领域的重要内容。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职业是赚钱的来源，他们不会局限于一种职业，在其他时间，还是兼职其他工作，职业的可塑性、灵活性以及机动性，给中产阶层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他们还会广泛地参与其他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的活跃，给予中产阶层参与市民社会的权利，与党政组织和国家政治拉开了距离。1949年之后，首先校园的社团组织被纳入到党政领导的轨道，各种活动由党委系统来发起、组织，书记引导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渗透入大学生的组织生活。其次，城乡的联系被切断。虽然戴维斯强调直到“大跃进”崩溃、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乡村迁徙城市的移民大潮才真正有所控制，城乡流动被严格地控制，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发展重工业、乡村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长时间作为计划经济的资源分配基础。1949年前的城乡联系：家乡的地租支持城市消费，城市商业、工业资本又用来投资家乡经济，一旦战乱，或城市混乱，又会逃回农村避难、休养。这样一个由中产阶层联结的城乡交换网络(相互支持、相互依赖)被切断。第三，进入国有企业或党政机关工作，不允许以其他身份参加非正式组织。这样，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中产阶层转变为党政—国家的服务阶级，而不具备市民社会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非正式组织的支持，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就不可避免地缺失。最后，象征资本、消费与住房，这些彰显生活方式的物质与精神的总体，通过“三反”“五反”等一系列城市运动，以及提倡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象征资本、消费与住房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遭到批判与污名化。“文革”更是采用“抄家”的手段，打击私人领域隐匿的“资产阶级情趣”(17)。私有产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以上海为例，高档的住房——花园洋房被“无产阶级化”：住在棚户区、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底层贫民或工人搬到花园洋房，形成无产阶级包围的局面，这一居住状况维持到改革开放(18)。正是城乡支持网络、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与住房、消费全方位的失落，中产阶层其实以“丧权”的方式，蜕变为党政—国家的服务阶级。在笔者看来，中产阶层的丧权，是一个政治行为，这和欧美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标准范式：通过象征资本、消费与住房彰显的区别于上层与下层的中产阶层的地位与身份，截然不同。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中产阶层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全方位失落，改革开放给了中产阶层重新找回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可能性，这也就是2005年的论文继续探讨消费革命的历史语境(19)。相较于公共部门的干部而言，白领虽然赢得高收入，但是无论从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还是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基础上的消费与住房，人力资本背后的多元资本的构成，均无法与单位、党政机关的干部、党员竞争。可见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政治包袱”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异常活跃地参与到了市场化改革当中。 戴维斯的中产阶层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笔者仅仅列举了她的研究当中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有关的文献，这一梳理的过程，较为缓慢而艰难，对于作者的思想的延续性方面，还有待跟进。笔者浅显地认识到，戴维斯的研究特色有两点：一是对私有产权意识的探讨，如何把人们对私有产权的看法、观点表达出来，方法论的设计，不可不谓精湛。例如选取财产纠纷案件，不同住房类型的照片，作为讨论的素材。在表达看法、观点的时候，社会变迁、历史经验和个人经历就渗透进入，提出多元产权逻辑的概念。二是多元资本的总体考察。象征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之间的复杂互动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了出来，同时回应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政府、单位维系的政治资本与中产阶层掌控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之间的博弈。作者认为，多元资本，作为一种权力的解释模式，准确地抓住了转型时期的奖励机制的特征(20)。笔者以为，这两点，对于认识房地产市场的中产阶层的空间位置与实际存在，有着借鉴的意义。 三、私有空间的建构 围绕王亚平和戴维斯对住房改革的研究，学者张骊对中产阶层、私有产权的研究又是极有特色的。王亚平对住房改革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关注住房改革引发的社会不平等。戴维斯从消费的角度延伸到住房消费领域，着重从社会地位、政治资本的角度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住房改革彰显，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地位的改变的可能性。不同于这两位作者，张骊突出私有空间的概念。虽然空间的视角对王亚平后期的研究有所影响，但是像张骊这样从私人空间是如何建构出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组织私有化空间的研究主题，在中产阶层的实证研究当中，还是颇为瞩目的。由于她的影响，她以昆明中产阶级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作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案例，收入了Rachel Heiman编的有关亚洲中产阶层的民族志当中，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21)。笔者得悉她的研究，搜集到的论文有限，不过这些论文对于理解她的著作In Search of Paradise有一定的帮助。下面对这些论文阐发的作者的学术思想进行简要的论述。 在《私有化中国》导言中，笔者发现，张骊介入私有产权、个体主义的讨论，最为独特的理解是——她尝试了解自由主义作为统治的技术是如何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控制相互呼应、相互依赖的。因此，该文首先提出间接统治的概念，并加以解释：什么是“间接统治”(Socialist from afar)。其次，“从远处统治”，由于社会治理的方式的变迁，新社会的形态出现了。但是对于这里所说的“新社会”，是否等同于市民社会，张骊提出了质疑。她综合了戴维斯的消费主义的观点，罗丽莎的现代化渴望与主体的询唤，提出新社会是自我统治的赋权的过程，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整的结果。这里的新社会是借助于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改变了过去的同质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导向的社会福利体制，代之以私有化政治和自我负责的范式。新社会与“从远处管理”(Regulation at a distance)相互交织，正在从宽泛范围的个人利益实践当中涌现。换句话说，社会的当下的集体经验基于“人类知识的、政治的合道德的主权”的结晶从远处与近处思考与实践，在明确界定的空间内相互作用(22)。她否定了市民社会的说法，缘于政治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的缺失，个人主义体现在健康、生活方式与文化方面。这里，她引用了“气功”对休闲生活的创造(23)。这也就是她所说的政治生物学的概念。在她的著作当中，她对个人化又有进一步的讨论。该书的部分章节引用刘新的观点，指出个人主义乃是物质化的成果，人们通过物质和住房来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体面的房子、车子，那么这个男人是非常失败的。不过在这篇导言中，张骊强调个人化限定在“生活体制”的范畴。它的含义是：塑造个人品味、惯习、生活方式、健康、职业、友谊和社交网络的个人生活与基于市场和消费的个人选择，当然，还有个人应该负担的个人责任。张骊用个体实践来概括个人主义所灌输的个人管理、个人统治以及个体企业家相互强化的核心价值观，个人管理也包括自我照顾的含义。由于自我实践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转化为自我激励的机制，号召人们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自己解决问题。这套意识形态机制在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转型契机发挥了作用(24)。作为个人的回应——这种人格与个人的隐私相互结合的个体化重新再造，与国家的“间接统治”相互结合，带着新种类的知识与信息，卷入了参与“新社会”的塑造过程(25)。 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中，张骊阐述的思想是中国和越南来自边缘的经验与东欧和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不仅仅是宏观的发展趋势的比较，而且是就具体的议题进行细致的民族志比较。作者本人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的文化进程是如何形塑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的，精神病理学在不同的国家具体的私有化策略、地方历史与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的集合当中被多大范围的情境化了。当然，正如副标题“来自边缘的后社会主义的灵活集合”所言，作者以“灵活的后社会主义策略”来概括中国和越南的社会转型特点，意思是新自由主义更多的作为策略来强化原有的统治体制(26)。作者肯定这种灵活的后社会主义的策略，以其丰富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揭开了冷战以后的新的历史篇章。尽管中国和越南的情况又有差别，不过核心的共性是在追求城市空间、他者的道德建构和中产阶层的理想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逐渐清晰的阶级建构。具体而言，作者对中国的关注包括两方面：自我的伦理与技术，阶级建构与空间建构。对于中国而言，“私有产权是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过程的关键所在，在新中产阶层的崛起的背后正在成为驱动性动力”。其中，他者的道德建构，以“素质”为典范，从中可以看到素质作为文明的话语，是如何使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巩固自身在“精神文明”占据的地位。张骊把素质话语看作是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对自我技术的提升以及根据个体存在的境遇进行调整的个体实践(27)。Ann Anagost将素质看作是肉体政治或物质政治。她的核心思想是素质的含义是把过剩能量转移到他者的身体当中。或者是驱除过剩的能量，按照文明的范式进行改造与灌输(28)。前者对于中产阶层有效，后者对农民工有效。总之，素质是中产阶层的话语，“素质低”的农民工只是阴影的存在。对中产阶层的强烈的渴望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政治的，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迁当中对保持社会稳定的迫切需求。从这个意义而言，“间接统治”在Ann Anagost那里指的是政治秩序的转型，政治秩序转入政治领域的自主化领域(29)。从这里看出，张骊借鉴了Ann Anagost的思想，但是又有所变化。笔者理解，主要的不同在于张骊对“间接统治”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进行理解。 在对Carolyn Hsu发表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批评性回应中，Li Zhang重申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的弊端，而倾向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嵌入与相互缠绕，提出“新社会”来表达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模糊的状态，即公共性与私有化、政治与个体之间相互交错。政府职能从管理到简易化，政府与社会联结的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她提议超越国家与社会的框架，重新思考权力在后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是如何操作的。最后，针对Hsu的研究，她提出了几个延伸性问题供思考：非政府组织对于市民社会的意义，如何将其理论化，如果中国不再是西方知识的客体，如何发展替代性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状与社会变迁？(30)从这篇回应中，可以看到张骊重申了“间接统治”“新社会”等私有化的核心概念，是如何诠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正是因为张骊强调自己的理论抛弃了国家与社会的范式，创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策略性、灵活的治理、接触方式，也就是她在越南和中国来自边缘的经验当中所表达的态度。笔者指出，她将国家与社会的范式作为工具来处理，目的是在房地产与政府结盟的新型政府实体当中建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互支持的新社会。仍旧回到《私有化中国》的导言中，在作者看来，缺失了政治个人主义的新社会并非市民社会。 著作In Search of Paradise是一本有关私有空间的民族志著作。该书抓住了住房改革推动下的私有空间在昆明的涌现，进入到中产阶层的社区生活当中(作者就是某高档小区的业主)，对空间建构、消费实践和私有产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围绕空间，即随着新住房运动涌现的创造中产阶层的私有空间，探讨私有空间开辟的物质化的阶级文化。她的访谈对象大都是中产阶层的成员。这一阶层关系的把握和她是某中产阶层小区的业主有很大关系。这本著作迄今为止是不多见的对私有空间的专题研究。作者多次采用“中产阶层”的表述，与Middle class对等。一方面是肯定一支中产阶层队伍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出现，另一方面似乎又是对于中国语境的妥协。作者多次使用来自法语的“文化”概念，阶级文化是她关注的概念。张骊对私有空间的研究同样援引了其他学者的理论思想，一是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ies)(31)。二是业主维权(32)。张骊将业主维权引入斗争、反抗的范畴。这两个理论分支呼应了作者的总体批评：“间接统治”。也是作者发表的数篇论文所讲述的主题思想。 相对于理论的再创造，“阶级的空间化”展现了作者的核心问题意识和研究特色。作者描述了私有空间因差异而形成的等级。这里的私有空间，由空间(“私家住所，请勿入内”地标)、消费和广告、被雇佣的服务阶层等多元元素来培育的私人领域的尊贵与荣耀，混合了生活愿景的想象和空间的现实横亘。根据小区的保安配备，保护业主身份、排斥外来者的监控与封闭设备标准，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工薪小区”无疑成为了人员混杂、安全保障差的灰色地带。小区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人们不得不依靠个人的力量加强家户防卫，如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封闭阳台。小区的边界是开放的，总是形成人们自发聚集的角落，打牌、下棋、跳舞、唱戏等活动。空间的差异性共存意味着单位延伸的邻里关系维系的“大杂院”解体，代之以陌生人充斥的商品房社区。按照这一现状推测，业主委员会如果发起有效的社会动员、组织集体行动首先要克服的是自身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关系。正是社会信任的缺失，阶级认同很难实现，“为他人”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尚需要长期的培育，个体主义在后社会主义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填补与张扬，个体化也可以说是个体家庭的原子化(个体仍旧嵌入家庭关系当中)。作者提问，对于住在高档小区的人们，能否超越物质财富和消费层面发展出某种社会和文化认同意识？能否说这些“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具有任何相似兴趣、性情、惯习乃至正在出现的阶级意识？共享空间的经验或经历能否通向某种特殊的具体阶层的主体？根据这些疑问，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例如上文所说的消费、广告和服务阶层相互强化的区别于其他阶层的身份、地位意识加诸于个体身上，正在以生活方式、家庭教育和物质消费、私有边界捍卫等微妙的阶层文化表达自我的身份与地位，具有中产阶层普遍的地位焦虑和害怕赶不上的心态，甚至还带有轻微的强迫症，“一定要在佣人面前显示穿着打扮”。笔者以为，中产阶层被消费俘获的两难处境就体现在作者所展示的进步主义文明的追求中。张骊的研究意义在于抛开了工作场所(包括共同经历)发展的阶级认同，另辟蹊径，从共享私有空间的经验或经历切入，研究中产阶层的认同与文化状况。较之工作场所，消费的地位骤然上升。作者把消费实践看作是通向基于区别与排斥的新阶级成员的道路。中产阶层把金钱、精力和热情付诸消费实践，打造市场化高度渗透的个体，并且形成了伦理化的慰藉与道德认知。作者评价道：正在涌现的阶级化的空间与社会秩序被中国公共社会看作是一个远离毛泽东时代绝对平均主义的自然的进步的动向。即使是以牺牲平等、公共空间和穷人的权利为代价，追求私有乐园、隐私和个人幸福就这样被正当化了(33)。 《私有化中国》在导言中指出当下生活物质化的趋势，个人价值通过物质成就来实现。通过对几位有离婚经历的女性朋友的访谈，张骊发现，婚姻的纽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与产权联系起来(34)。第六章“重塑自我价值”与“空间化的阶级”紧密相关，它讲述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嵌入感曾经是原有的道德经济的核心，在个体主义与物质决定论的冲击下已是日薄西山。人格与自我认同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在特殊的社会关系当中被创造、改变与拆卸，对人格和自我价值的社会嵌入性理解继续与中国社会相关。因此，对于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而言，在消费主义的文化当中构成性别化的自我是一个充满了张力与冲突的过程(35)。也就是说，物质拥有和消费权力正在改变爱情、婚姻和亲属关系，但是无法完全消除其他社会逻辑与理由，例如，如何兼顾社会义务、责任、道德。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新人的价值从沉重的义务、责任和道德羁绊中蜕变的过程虽然艰难，问题是在市场中使得自我价值与向往清晰化的新的形式已然奏效。中产阶层文化经过消费实践、婚姻缔结确立了合法的地位。张骊的研究意义或许是将这一新中产阶层的现实进入学术领域，具体化为私有空间，入世的态度、明确的定位与在学术合法性论证不疲的国内学者偏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6)。原因在笔者看来，阶级话语破碎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学术合法性的论证又可以看作是从理论层面回应意识形态的冲突、张力，遏制阶级斗争的幽灵“复辟”。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治理的转变信号(37)。 四、比较与讨论 随着公房被商品房消化(38)，住房改革的结果是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人们不得不通过货币从市场获得住房资源，切断了住房与单位的联系。商品房的出现，商品房小区的出现，使得单位与居住的联系瓦解。生活方式点燃了新的生活热情，人们不再把个人与单位捆绑起来，有了自己的闲暇生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争论：单位与居住的联系是否真正的解体了？一部分学者认为单位仍旧发挥着作用，例如住房公积金因单位效益的差别有差别。一部分学者认为房地产市场与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相互作用产生了新型的社区功能，单位已经过时了。 围绕住房开辟的新的议题，有意味的是，国内学者和西方学者发生了集体倾向的差异。在中英文的交叉联系当中，即使是不约而同关注并研究同一个问题，但是反映出来的差异，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Choon-Piew Pow等人指出封闭式社区流失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带有歧视的排斥、“另类的他者”的道德感知。吕大乐在《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当中强调道德感知对调整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意义(39)。业主维权，中西方学者几乎都关注了地方政府在业主维权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又发生了表述的差异。以张磊为例，他通过分析导致业主维权的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链条，探讨业主委员会的成长，对市民社会的积极因素(40)。国内学者多数对业主维权持相对肯定的态度，并带有期望和希望的色彩(41)。因此，策略、身份和地位、资源等实用性因素讨论得比较多。西方学者之所以以不同的形式，介入中产阶层的讨论当中，是因为，西方学者总想要在中国社会找市民社会的替代品的时候，往往发现了不尽人如意的事实(42)。批判性思想反而异常活跃。这些差异，使笔者在梳理王亚平等三位学者从住房改革的角度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过程中，感受越来越深。 需要重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论背景，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加入到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当中。西方学者强调中国在处理市场与再分配关系的特殊性。例如，渐进改革，住房改革的阶段化深入，市场的逐步放开，双轨制在过渡时期还是保留刚性的制度惯性。社会不平等作为市场化的结果，在国家干预与间接统治之间引起了分歧。正是由于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西方学者看待问题不免流露出怀疑、消极色彩。 中西方学者束缚于各自嵌入的理论背景，出现了原创理论在传播、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修正”的迹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却因为这些建立在联系基础上的差异性对照获得了文献的对话价值，视野的开拓，等待更广阔的笼罩在阴影中的模糊地带被照亮。当下，笔者以为，不仅仅是Rachel Heiman提倡的赋予中产阶层经验的理论化(43)，理论的想象力、介入现实的方法论、回应理论谱系的经验的开拓性，同样重要。 在王亚平的笔下，住房改革推动的住房商品化进程形成了住房分层，也带动了阶层分化。过度供房与普通市民的住房需求普遍不能满足的“怪病”需要国家干预，遏制市场放任。在戴维斯的笔下，消费拥有力量，也赋予力量。在张骊的笔下，私有空间的建构，既产生权力，又生产权力的对立面。在市场与再分配的关系当中，这三位作者均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渠道，选择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的可能。 当然，住房改革线索的中产阶层研究也有自身的局限。首先，住房分类的固化，忽略了边缘中产阶层在住房市场当中既试探又游离的机会倾向以及高度不确定的过渡时期。住房改革一旦形成住房分类系统，给人的印象是只要占据社会转型的优势位置，中产阶层的成员一上来就住进了中产阶层小区的房子。其次，空间的分化围绕新住房运动展开，一路高歌挺进中产阶层的郊区化运动(44)。老城区的空间由于历史积淀形成的丰富的层次性或多或少地被拆迁运动挤压，给人的印象是旧城一股脑地被拆迁“置换”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经过了开埠以来安置大量涌入租界的人口的房地产发轫，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社区至今还较好地保留并使用着(45)。相对生活在高档小区的新中产阶层，“老私有空间”在住房改革的冲击下当下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固守“老私有空间”的中产阶层又是什么构成？这些问题在住房改革专题的文献中竟然无法找到。这就是笔者说的在住房改革创造的空间领域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需要与社会联系起来。 注释： ①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与联系。在讨论中产阶级之前，马克思用中间阶级来涵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这一中间位置。中间阶级是中产阶级的历史存在形态。中产阶层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以职业、专业和技术为标志的高收入群体。他又被看作是新中产阶层，与依赖市场竞争富起来的老中产阶层相区别。中产阶层强调的是全球化概念，不做说明的话，使用中产阶层来表达正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趋势，由于阶级主体的形成是复杂的原因和条件，仍旧以中产阶层作为社会分层的回应，强调它的社会分层位置与结构。中国中产阶级进入英语学术世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通过东亚中产阶级的发现，随着改革开放新富阶层的出现和“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中国中产阶层才逐渐成为英语学术界的研究对象，进入全球化中产阶级的议题。 ②边燕杰：《“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③Yingshun Zhao and Steven C.Bourassa."China's Urban Housing Reform:Resent Achievements and New Inequities",Housing Studies,2003. ④Ya Ping Wang and Alan Murie."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Urban Housing in China",Urban Studies,1996. ⑤Ya Ping Wang."Public Sector Housing in Urban China 1949-1988:The Case of Xi'an",Housing Studies,Vol.10,No.1. ⑥东欧国家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开始于1960-1970年，中国城市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建造5-6层的楼房，城市中心和郊区，部分公房现在还保留着，与周围拔地而起的“小高层”，形成鲜明的对比。 ⑦尽管如此，对于英吉利这样的商品房，普通家庭还是很难负担如此昂贵的商品价格。据调查，在上海，1990年85％的商品房卖给了单位，1993年，这样的比例下降为75％。Ya Ping Wang and Alan Murie."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in Urban China",Urban Studies,1999,p1485. ⑧⑨Ya Ping Wang and Alan Murie."Social and Special Implication of Housing Reform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0,p415. ⑩新富阶层包括商人、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党政机关有很高地位的干部以及有特殊技巧的专家，例如演员，作家。作者又补充道：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包括小生意人、私有企业主、享有高收入的私人专业顾问以及外企白领。高等阶层的住宅区和别墅在许多大城市出现。1984年到1993年之间，一共有4255套公寓出售。在上海，主要的购买者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海外华人和有着海外关系的本地居民，以及当地的高收入群体。在北京，很多别墅区都建在郊区。作者举了恩济花园（Enji Garden）的例子，该小区所有的公寓不是卖给个人就是公共机构（public-sector employers）。一半的业主是“大款”，另外一半是公共机构，买下来之后再分配给它的雇员，例如退休干部。Ya Ping Wang and Alan Murie."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in Urban China",Urban Studies,1999,p1489. (11)Ya Ping Wang."Urban Housing Reform and Finance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Beijing",Urban Affair Review,No.5,2001. (12)2003年8月12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年1月7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又进一步指出：“虽然房地产市场的回升，近期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可见房价上涨的趋势并未减弱。 (13)Deborah S.Davis."From Welfare Benefit to Capitalized Asset:The Re-commodit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Urban China.In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East-West Perspectives",edited by Ray Forrest and James Lee,New York:Routlege,2003. (14)Deborah S.Davis and Hanlong Lu."Property in Transition:Conflicts over Ownership in Post-Socialist Shanghai",Arch,europ,Sociol,XLIV,2003. (15)Deborah S.Davis."Who Gets the House? Renegotiating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Modern China（published online）,Vol.22,June 2010. (16)刘少奇发起“四清运动”，派送大学生、共青团员等一批年轻人到农村审查公社干部，看是否有贪污行为、腐败作风以及滥用职权的可能。由于对本土的乡村精英不信任，通过隔离审查、关禁闭、访贫问苦、“查账”等手段，外来者掌控了公社的行政大权。“四清运动”遵循了新的官僚精英的逻辑，强调专业性和干部素养，试图打破公社干部犹存的地方精英的传统，即保护地方社会网络。“文革”否定了“四清运动”推崇的新官僚阶级的路线，代之以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城市的冲击尤其激烈，矛头对准刘少奇路线培养的新官僚阶级。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被“资产阶级复辟”。发起更大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将初中生、高中生下放到农村。大学生的统一分配制度中断。干部“进牛棚”。“文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冲击专业、技术、职业与干部等级相互支持的技术官僚，按照笔者的理解是，打击上层中产阶级的优越性。 (17)Deborash.Davis."Social Class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Training,Hiring,and Promoting Urban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after 1949",Modern China,Vol.26,No.3,July 2000,p251-275. (18)来自于笔者对上海住宅的田野调查。这些花园洋房分布在虹口区、卢湾区，以原来的法租界保留的洋房数量多、质量好。通过越界筑路实现租界扩张，这种性质的道路也保留大量的优秀的历史住宅。 (19)(20)Debroah Davis,Bian Yanjie and Wang Shaoguang."Material Rewards to Multiple Capitals under Market-Socialism in China",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Vol.1,Leiden,2005,p54. (21)Rachel Heiman,Carla Freeman and Mark Liechty edited."The Global Middle Classes:Theorizing through Ethnography",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2012. (22)原文的from near and afar翻译为“远处与近处”并不准确。它的意思是国家退出人们的私人领域，人们用市场竞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国家并不是说放任一切，而是在私人领域允许人们按照个体利益的原则自由的生活，但是超出生活领域之外，如果说批评政治，组织社会运动，触及政治体制的统治，则是看做越轨的。因此称之为“从距离处统治”。 (23)这部分私人领域从毛泽东时代解脱出来，获得了相对独立性。闲暇时间，人们允许发展各自的业余爱好，不受干涉。如练气功，打太极拳等注重养生健康的方式。电视上出现了大量的养生节目，这些养生节目还贯穿着部分的保健医药的销售策略。做成知识性、亲民性和养生消费为一体的综合娱乐节目。在Judith Farquhar对养生的研究中，他发现，养生看似与政治无关，例如太极、气功、用水笔在地上练书法、唱“红歌”、爬山等运动，实际上又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退休的中老年人用养生来适应医疗改革，人们不得不担负昂贵的医疗费用。为了减缓压力，养生应运而生。既有利于个人，又不影响他人。以太极为例，养生是不逃避政治但是又巧妙地对抗艺术的政治。Judith Farquhar and Qicheng Zhang."Biopolitical Beijing:Pleasure Sovereignty,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s Capital",Cultural Anthropology,Vol.20,No.3,pp.303-327. (24)(29)来源于笔者对下岗工人的访谈。在Ann Anagost对素质的研究当中，也论述了下岗工人的境遇，和农民工相似，由于失败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作为剩余的群体，也加入了失败的主体行列当中，需要重新价值排列，接受市场的转向。价值是Ann Anagost谈论比较多的概念，她援引了斯皮瓦克对于价值的重新排列的观点，对素质进行个人、国家、市场等多个层面的解读。Ann Anagnost."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Suzhi）",Public Culture,Vol.16,No.2,pp189-208. (25)Aihwa Ong and Li Zhang."Introduction:Privatizing China—Powers of the Self,Socialism from Afar".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26)集合的思想来自《全球化集合：作为人类学问题的技术、政治与伦理》。Aihwa Ong and Stephen J.Collier edited."Global Assemblages:Technology,Politics,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Blackwell Publishing,2005.在前言部分，两位编者阐述了全球化集合的思想主张以及丰富的含义。全球化的要义是普适性，全球化意味着什么，指的是社会审查的灵活的伦理形式，与环境的多样性相调适。实际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与其他因素互动的结果，或者是集合空间的全球化。全球化的集合暗示内在的张力：全球化包含了宽泛的围绕、无缝的和移动的；集合包含了异质性、偶然性、不稳定、部分的和情境性的。 (27)Li Zhang."Afterwords:Flexible Postsocialist Assemblages from the Margin",Copyright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28)有趣的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改造人、造新人的愿望占据了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遥远的爱》为例，教授对他的女仆说：“改变社会从改造人开始。”从女仆身上，开始实行他的改造计划。孙瑜在很多电影表达乡村的野姑娘进入城市后，在画家或教师的帮助下，进行城市化的自我改变。身体的改造占据中心。经过多次的实践失败后，体育被塑造为实现健康的主体的有力手段。 (30)Li Zhang."A Commentary on 'Beyond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Vol.7,No.1,2011,pp.119-122.张骊回应的论文是Hsu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Corolyn Hsu."Beyond Civil Society: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State-NGO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Civil Society,Vol.6,No.3,2010,pp.259-277. (31)Choon-Piew Pow等人以商品房为细胞组成的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发展了边界的排斥、“飞地”等思想。“封闭式社区”也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社区。道德秩序、私人领域、公共空间、社会交流等道德感知，文明，素质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活经验，正在得到讨论。这就展现出局内人和局外人在经验感知、道德认知的差异。局外人将其看作是疏离社会的孤岛，局内人则走入在外人看来是“飞地”的私人属地，发现道德、素质话语在其中扮演的社会排斥作用，以及安全意识，对外来者犯罪、偷盗的防范心理，对“另类的他者”的排斥。Choon-Piew Pow着眼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看待私人空间的集体心理。Choon-Piew Pow."Securing the 'Civilised'Enclaves: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Moral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in（Post-） Socalist Shanghai",Urban Studies,Vol.44,No.8,July 2007,pp.1539-1558.Pu Miao."Deserted Streets in a Jammed Town:The Gated Community in Chinese Cites and Its Solution",Journal of Urban Design,Vol.8,No.1,2003,pp.45-66. (32)Benjamin L.Read."Property Rights and Homeowner Activism in New Neighborhood".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41-56.Benjamin L.Read."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u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nization in Urban China",The China Journal,No.49,January 2003,pp.31-59.Benjamin L.Read."Research Note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 Nerve Tips'",The China Quarterly,2000,pp.806-820. (33)(35)Li Zhang.In Search of Paradise:Middle-Cls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p136,pp185-186. (34)房子给对婚姻犹豫的两性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全感。房子的分割问题是离婚的核心议题，同样，选择共同供房可以把两个人捆绑起来，增加婚姻的安全感。 (36)参考笔者做的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文献梳理。马丹丹：《中产阶级的叙事逻辑与解释困境——以中产阶级的学术共同体为例》，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37)从理论层面回应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不一定解决发生在个体层面尝试驾驭文化期待、个人价值、物质获得与社会义务等异质性因素的“失控”，由此陷入的迷惘与挫折。如果不介入现实，停留于学术合法性论证的理论再生产又显得空虚。笔者并不是否定实证研究的存在，所批评的是按照中产阶级的多元标准拼凑的主体。也就是说，还是未能脱离学术合法性的范式。 (38)公房首先卖给长期居住在公房的职工，不过一开始职工购买的是使用权，后来才正式转让产权，五年以后，才被允许在二手房市场上市。 (39)吕大乐、刘硕：《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40)张磊、刘丽敏：《物业运作：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公共空间》，载《社会》2005年第1期。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几个小区个案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41)夏建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夏建中：《北京城市新型社区自治组织研究——简析北京CY园业主委员会》，载《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2)Friedmann,John."Expanding Spaces of Personal Autonomy",China' s Urban Transi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 (43)Rachel Heiman：“赋予中产阶级人类学的魅力”。Rachel Heiman,Carla Freeman and Mark Liechty edited.The Global Middle Classes:Theorizing through Ethnography.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2012. (44)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运动的著作除了Li Zhang，还有其他学者，如Fleischer。Fleischer,Friederike.Suburban Beijing: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郊区化北京》是一本经验研究充分的民族志著作，专题研究北京的郊区——望京的崛起。望京究竟是什么地带？作者用了阶层分化的办法来研究郊区的空间隔离、社会经济分层、消费分化这三个直接相关的生活状态。住房的景观沿着郊区地带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三种人群类型：住在高档小区开私家车的中产阶级，老单位福利房的退休的老人，以及住在郊区农家平房做生意流动打工的外来人口。 (45)建筑学领域对上海租界时期的里弄研究涉及了适合中产阶级居住的新式里弄、公寓等民用建筑。郭奇正对越界筑路契机兴建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郭奇正：《上海租界时期中产阶级城郊宅地的社会生产》，载《台大地理学报》2004年第3期。臧西瑜：《上海近代里弄住宅绿化研究（1870-1949）》，［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标签：产权理论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产权论文; 购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