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大众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媒介论文,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转型。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而从文化层面看，应该存在着一种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把“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之概念还原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演变轨迹和文化症候；其次，在此基础上分析大众媒介在这种文化转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一
尽管知识分子一词进入中国后就发生了变异①，而从1942年开始，知识分子也成为被改造、受打压的对象，甚至一度与“臭老九”画上等号，致使这一概念与其指涉的对象也被贬义化、丑化和妖魔化了，但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许多作家、学者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来涵义，也在很大程度镀亮了知识分子的底色。比如，这一时期的朦胧诗、小说（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和报告文学往往成为作家介入当下生活、批判极左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商榷的武器。而众学者或者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化经典以启迪民智，或者在一些专业性的讨论中隐含着某种政治诉求（如哲学界、美学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文学创作界关于“创作自由”的争论，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这样，整个80年代便由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启蒙运动。
实际上，这场运动既是“五四”时期启蒙精神的延续，也是对“五四”时期业已成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继承。而当时的一些学者也正是在这一层面对新启蒙之意义和知识分子之使命进行定位的。高尔泰指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继续，仍然以反封建为其主要内容。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封建的任务不仅远未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那时更加复杂和困难了。”②“‘启蒙’在今天，有它特定的含义，是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让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认清自己身上丑陋的东西，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跟‘五四’时期相比，甚至跟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那时比，‘启蒙’的课题有很多仍是一贯延续的，比如反封建的启蒙、民主的启蒙，以至于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确立，这些问题都没解决。”③刘再复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需要知识分子去对农民进行现代意识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知识普及。离开这种启蒙和普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启蒙与普及的积极性，现代化将是一种乌托邦。而知识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普及现代知识和启蒙现代意识的事业中，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和证明现代文化的价值。”④
今天看来，这种定位虽带着属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和80年代宏大叙事的特征，但如此直白、坦率地阐释知识分子的人格确立和启蒙重任等问题，却既体现着中国士人传统的忧患意识，也吻合了西方学者所描绘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比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论述过“介入”的重要性，并亲自践行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萨特的主张，并认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⑤。而科塞(Lewis Coser)则把批判态度的培养、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看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⑥。这些说法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知识分子具有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还必须具有公共性，这是区分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的重要标志。简言之，当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小说创作或萨特只是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研究时，他们只能算作单纯的作家或哲学家，而一旦左拉写出了《我控拆》并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萨特一旦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发言、签名、请愿（比如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他们就变成了知识分子。
以此衡量80年代的文化样式，我们便会发现许多活动都带着知识分子文化的特征。那个年代，一篇文学作品引发的争议（如白桦的《苦恋》，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场学术性的讨论（如因三个“崛起”引发的朦胧诗问题的讨论），一本学术读物的流行（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本杂志的创刊与停刊（如丁玲主编的《中国》），一次学术会议的举办（如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等等，它们往往并非专业内部的事情，而是会成为波及社会、影响公众生活的公共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时有一个说法，值得深思。他指出：
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大家都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无所谓“没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学科边界尚不明晰，学者发言很大胆，因此才有笼而统之的“文化热”。你知道，“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有学科的人都能参与对话；也正因此，“文化寻根”可以一转眼就变成了“政治批判”。“文化热”作为契机，或者中介，让所有学科的学者，都能够站出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这样一来，没必要再制造“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几乎所有读书认字的人，都敢谈“文化”，或借“文化”谈“政治”，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竟的启蒙事业。⑦
作为过来人，陈平原的说法是值得信赖的。而此说法一方面可以佐证学者、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合二为一，一方面也让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随着《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特别策划（其入选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曾一度热闹。但这种评选也意味着，当80年代那种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淡出之后，知识分子已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而在知识分子前面冠之以“公共”，一方面是要突出其本来并不需要突出的意义，一方面也很容易让人想到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呈现出的那种感伤语调。虽然经过媒体的策划，我们还可以评选出50个甚至100个公共知识分子，但那个几乎每个学者、作家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也出现了鲁迅当年所描述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⑧的景观。在这种景观中，虽然有少数人踽踽独行，并履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如张承志）⑨，有的讨论延续了80年代的流风遗韵（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两种集体的动向：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知识分子的传媒化⑩。前者就像雅各比所描述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11)90年代的中国学者与雅各比笔下的美国学者极为相似，他们选择退守学院虽是万不得已，但绵延至今却也形成了一种毁誉参半的学院传统。而实际上，知识分子学院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自我去势的过程。因其学院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行将终结。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在一些文章中已有涉及(12)，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动向。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大众媒介的迅速崛起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一些文化人开始了与大众媒介的亲密接触，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问题初见端倪。有学者已捕捉到这种现象，但其定位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张颐武曾把这些人看成“后知识分子”，并对后知识分子做出了如下界定：“他们是在昔日的文化边缘处崛起的，他们能够洞察并引导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能为大众文化所宠爱，是‘媒介’的掌握者。他们正像王朔的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言：‘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的标准——我为此而骄傲。’这种‘俗人’的标准使他们可以把握大众当下的‘状态’，提供可靠的文化产品，他们也就成了投资人及广告商理想的投资对象。他们可以和大众沟通，也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话语对话，他们变成了文化话语的中心。正像一项预测所认定的，中国内地今后最热门的文化职业是制片人、音乐制作人、文化经纪人、形象设计师、发行人、美术设计者等，也许还应添上报刊的记者等。他们都不再是经典的知识分子，而是‘媒介’的掌握者。”(13)准确地说，这些媒介的掌握者应该叫做媒体从业者，当然，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原来的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而来的，所以把他们看做知识分子传媒化的第一股力量并不离谱。同时，也正是由于这股力量在媒体中的安营扎寨，才有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广泛合作。这种合作构成了知识分子传媒化的第二股力量(14)。
正是由于第二股力量渐成势头，才引来了媒体的关注。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了三位学者的文章(15)，编者的按语指出：“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广泛合作，成为一道崭新的文化风景线。这种合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知识分子能否通过介入大众传媒，为自己确立一种价值定位？它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方式正在生长？三位青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欢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来文参与讨论。”很可能这是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首次讨论，从此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问题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如何指称进而分析这类知识分子也成了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这时候，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适逢其时地出现了，可以说，布氏理论的到来帮了中国学者的大忙。随着《自由交流》(1996)、《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1997)和《关于电视》(2000)等译著的相继问世，布尔迪厄对电视与知识分子所做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快思手”(fast-thinkers)，“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16)等等描绘也成为中国学者思考“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基本视角。而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一个重要称谓：电视知识分子。从此往后，与大众媒介密切合作的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恰如其分的命名，而许多学者也开始在这一命名下思考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利弊得失(17)。其间虽然也有人使用到“传媒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或“媒体知识分子”等说辞，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媒介知识分子或者可以与电视知识分子画上等号，或者电视知识分子就是媒体知识分子的主体(18)。
在布尔迪厄论述的语境中，电视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贬义词；而依据布氏理论所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只能对电视知识分子形成一种负面判断。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人笔下的电视知识分子形象：
大概这也就是从电视频道大增大扩那一阵开始的吧，一时间电视上的话题、研讨、对话、座谈等等栏目也就日益见多，于是就有那么些许几位年纪不大却很不潇洒的社会科学电视“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纷纷抢到屏幕上粉墨亮相，在强光照耀下伴着面部抽搐，振振有词地发表他们对文学、股票、明星、足球、离婚、宇航、性科学、电脑、艾滋病、休闲、消费、保龄球、桑拿浴、卡拉OK、脚气、水果节、美容、装修、母乳喂养等等各方面的高谈阔论。最为难能可贵的还是，无论你广而概之到什么话题，他全能一套话语却无所不通地侃侃论道脱口而秀，准保都能给你摆出个四、五、六来，果然皆不愧：墙头歪枣树——头重脚轻随时会掉果；山间仙人掌——刺尖皮厚腹中全是话。日子一长，不但此几位“电视知识分子”前额上有几弯车道沟都被观众烂熟于目，就连他们怎么脸红脖子粗，怎么车轱辘话来回叨咕，就连某先生上面一推眼镜，就准知道他下面还憋着什么后话。(19)
不错，他是知识分子。由上可见，电视台凡是有点文化的活儿，他都干。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儒雅、清高、自重，或许沾了电视文艺行当的边儿，他穿一件摄影马夹，哼着很青春的“同桌的你”，风风火火给电视台“当小工”，训他几句也没事儿。在他按月领薪水的地方，他或许无比老成持重，受人仰慕，一副可敬不可亲的威严，而在电视这块儿，他经常是堆着讨好的笑容，间或是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凑在边上实习生似的干这干那，不时冒出一两个有点傻气的问题，引起一阵阵哄笑。(20)
在强烈的灯光照射和观众听者的注目仰视下，他们感觉极好，异常自信。而在电视荧屏上，也毫无例外地展示着他们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著名某某专家、某某协会负责人之类的金字招牌，印证着他们此时此刻话语的不可质疑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旁征博引，却避重就轻，深刻问题的巧妙化解，肤浅时尚的啰嗦演绎，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不时来几个让人顿感高深莫测的新词语镇镇倾听的观众。……前些日子与一位博士在一起办事，在街头碰到另一位朋友，朋友艳羡地对博士说，前几天看见你上电视了，博士说，嗨，那算啥，混个脸熟罢了。听到这，我不禁莞尔。想想也是，“电视知识分子”不就是“混个脸熟罢了”。很多东西当不得真的——即使是“名人”。(21)
以上的描绘虽然尖酸刻薄，却也大体道出了事实的真相。那么，为什么电视知识分子给公众提供的是这么一副形象呢？其原因大体有三：第一，电视传媒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许多节目必须化难为易，删繁就简，因此，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成为电视制作的基本套路。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电视知识分子只能亮出布尔迪厄所谓的“固有的思想”，即“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22)。上过电视的王朔等人谈道：“电视这种大众工具，就是把有所有的东西都拉平了。”“大众传媒不是个东西，把挺优秀的人弄成了猪脑子或小丑。”(23)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与纸媒的编辑、记者相比，电视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他们的制作理念、思路、方案等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也制约着电视知识分子的表达与发挥。曾经深度介入电视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对此有深入体会，他说：“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在我看来电视制作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历史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它的成员剧增，其群体内尚未来得及形成一种风格和规矩。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摸着石头过河，闹洞房全然没大小。这儿的钱肯定给的比报纸杂志多，但这里对一个文化人的了解，对一个有‘段位’的文化人的成熟意见的轻视与否决，都与报刊不可同日而语，而令文化人目瞪口呆。”(24)第三，电视所形成的媒体霸权让走入电视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种心理自卑，而一夜扬名又对许多人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于是，不再坚守自己的学术情怀，不再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对电视制作者百依百顺、惟命是从，最终拜倒在电视媒体的石榴裙下，便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以《百家讲坛》为例，所有走进这一节目的人几乎都经过一个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过程，但他们依然兴高采烈，乐此不疲，便很能说明这一问题(25)。
然而，就在人们热议电视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知道分子”已悄然面世。几年之后，知道分子一词开始走俏，它甚至成了电视知识分子的更新换代产品。此概念的发明者是王朔，2000年，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知道分子》的短文，他把那种“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调侃、挖苦并命名为知道分子之后，还嫌不尽兴，遂在文章末尾加了“附注”：“分辨‘知道分子’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知道分子’代表刊物：《读书》；代表作：《管锥篇》。”(26)
知识分子一直是王朔攻击、调侃的目标，《知道分子》一文自然也延续了他的一贯思路。在王朔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本已不堪，知道分子更是等而下之。于是，王朔辞典中的知道分子不仅是一个贬义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讽刺、挖苦、调侃和泄愤（王朔曾说他的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27)）等情绪色彩。然而，知道分子经过媒体的征用和放大后，词义遂大大改变。有资料表明，媒体的始作俑者是《新周刊》，该刊于2002年3月15日刊登“向知道分子致敬”之专题，不久又专辟“知道分子”栏目，并启动了“知道分子工作室”(28)。此后，《新周刊》“年度新锐榜”增添了“年度知道分子”的项目评选。近年评选结果如下：2003年：主持《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2004年：《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潜规则”、“血酬定律”的提出者吴思；2005年，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籍华人王受之；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饱受争议的性学研究专家李银河；2007年：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师、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心理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夜谈》、《情感世界》等栏目特约心理专家李子勋。由于《新周刊》连续几年的造势，知道分子一词开始深入人心，有的报纸（如《南方都市报》个论版）甚至常年设置了“知道分子”专栏。
知道分子一词的流行与知道分子形象的被塑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知道分子的词义与形象。
首先，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而来的，这意味着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还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责任与担当在他们这里或者已淡化或者被置换，所以，他们虽然也会介入到种种社会问题之中，但谈论这些问题却常常是相对安全的。以近年《新周刊》所评选的年度知道分子为例，大概只有在吴思那里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而其他人则主要是传媒化的产物，有的甚至已成了被传媒娱乐化的人物。杨东平说：“现在所指的知道分子主要还是指那些和大众媒体建立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真正的眼光和立场。”(29)布尔迪厄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分析得入木三分：“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形象，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寸，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作用。他们像左拉那样抛出《我控诉》，却没有写过《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萨特那样发表声明，发起游行，却没有写过《存在与虚无》或者《辩证理性批判》。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30)布尔迪厄在这里批评的是法国的知道分子，但用到中国这里，也大体不差。
其次，如果说知道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联系微弱，他们与如前所述的电视知识分子的关系却非常密切，这从《新周刊》编务总监周可的相关说法中亦可得到印证。他在接受采访时一方面解释知道分子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一方面披露了年度知道分子的评选过程：“年度‘知道分子’候选人是这样产生的，先由我们杂志社参照今年各知识领域知识分子的‘出镜率’与‘影响力’，以及对今年重大事件发言的频次（这可从GOOGLE和百度等搜索），选出10多位候选人，再吸收专家的意见和读者的投票，最后确定年度‘知道分子’。”(31)这里所谓的“出镜率”显然专指电视，而在电视上“出镜率”越高，其“影响力”自然也就越大。正是由于知道分子与电视等媒体频繁而亲密的接触，有人才描绘出“知道分子”的如下形象：“他们有他人无以企及的专业修养和广博知识，他们只为市场而不是为任何单一的人群服务；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32)这一形象与电视知识分子的形象极为相似。
第三，自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知道分子一词与其指称对象的泛化，这意味着它并不能完全与电视知识分子画上等号。有人谈到知道分子的日常生活时，特意在电视台、电话采访、上网等等之外罗列出一个纸媒体，并指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屑在大众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但知道分子们不同，他们聪明地知道这是带来高稿费和高知名度的捷径。他们选择开一个千字的文化随笔专栏，把思想和见闻零卖；或者，他们干脆立一个中国李普曼式的目标，对国际时事指手画脚。如果他们旅游，他们绝不会放过把旅游见闻拿来连载的机会。以前贾平凹说三天不读书不可，三月不看报刊可，但今天的知道分子天天都会留心报刊的，这有利于巩固知道分子的常识边疆。”(33)现在看来，此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新世纪以来，许多报纸增加了“时评”版，而为了增加时评的力度，各报纸又把各行各业的一批专家、学者、教授请出书斋，让他们变成了报纸的专栏作者。但这批专栏作者的成分其实较复杂，其中有的希望借助于媒体传播某种价值观念，以此拓宽言路；有的则成了以此生财的职业写手。拿影响力来衡量，此类知道分子自然无法与频频“触电”的知道分子同日而语，但他们的出现显然壮大了知道分子的队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知道分子形成如下结论。从词的感情色彩方面看，知道分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从贬到褒或中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与媒体的炒作与放大有关，也与人们对知道分子的认识有关。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道分子显然是一种“降格”处理，这样它就卸下了知识分子的道德重负，祛除了许多人接受知道分子之称号时的心理障碍。不仅如此，还有人自愿把知道分子看做是等而下之之物，以此自谦，也以此与知识分子拉开距离（比如《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就总是强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34)）。与此同时，由于知道分子的出现与词的感情色彩的改观，也使电视知识分子得以成功地度过了自己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电视知识分子遂成为一些人乐意接受的一个称谓（比如，《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就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他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听的一个称谓(35)）。从事实层面看，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虽然有电视知识分子亮相荧屏并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此类知识分子毕竟人数还少，规模也小。而由于80年代过去不久，人们在打量电视知识分子时，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潜在的对比。而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一方面自然是对他们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追忆与缅怀。新世纪以来，由于大众媒介的呼唤与打造，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知道分子层出不穷的时代，当各种类型的知道分子（有人曾概括出知道分子的五张面孔，计有：体制知道分子，讲堂知道分子，咨询知道分子，媒体知道分子，时尚知道分子(36)）借助于媒体的平台呼风唤雨时，我们拥有了无数话题，也获得了多种声音，我们的文化生活仿佛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了，但也许这种话语狂欢正是对一些真问题的遮蔽和掩盖。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对知道分子的批评之声日渐稀薄，赞颂之辞却日渐增多。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的宽容，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们的麻木。同时，此种症候也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当知道分子文化成了气候成为常态之后，它已经彻底改写和置换了原来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如果说在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子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我们或许还可以在某些场合、某些话语、某些理论中看到知识分子文化的蛛丝马迹，但它显然无法与知道分子文化相抗衡。在粗声大气的知道分子文化面前，知识分子文化更像是窃窃私语。
二
在以上的梳理中，我简要分析了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变迁轨迹，那么，从大众媒介的角度进一步思考，这种变迁又意味着什么呢？
实际上，以上梳理已大体呈现出如下事实：在知识分子向电视知识分子、知道分子的演变过程中，传播媒介在其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广泛合作，知道分子文化便无法成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在知识分子文化时期，难道就不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合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知识分子传媒化一说？进一步简化此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媒介载体是什么？知道分子所依托的媒介载体又是什么？二者有无本质的区别？
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事实上，知识分子的诞生以及知识分子阵营的形成便是和大众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左拉起草的给共和国总统的信《我控诉》之所以会形成那么大的威力，与它发表在《曙光报》上并印发30万份专刊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关系重大（如《我控诉》发表的翌日，《投石报》全部重刊此文；《投石报》与《世纪报》以“向女性呼吁”为题，进行了一项签名请愿活动；而短短几星期内，发表在《曙光报》上、由左拉等人起草的要求司法重审德雷福斯案的请愿书就刊登了1500名支持者的姓名）(37)，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观点因此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萨特深知征服大众媒介的重要性，他亲自创办《现代》杂志，也在许多报纸上撰文阐述他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发起请愿活动，以此保证知识分子活动的有效展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也与现代大众媒介的兴旺发达密不可分。“五四”前后，正是因为有了《新青年》、《申报》、《大公报》、《晨报》、《语丝》、《现代评论》、《莽原》、《小说月报》等大量报刊，知识分子才有了发言的阵地。鲁迅后来之所以热衷于写作发表于报刊的杂文而不去创作长篇小说，就在于这种文体和写作方式能够快速、有效地介入到公共话题之中，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有人指出：“如果从争取‘公共领域’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角度来看，20年代的鲁迅更愿意通过报刊参与到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38)这意味着鲁迅不仅意识到杂文文体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报刊这种大众媒介的重要性。由此看来，脱离开大众媒介，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显然无法形成。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新启蒙运动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作家选择报刊和短平快的图书出版物传播思想，提供观念，报刊文化遂呈现出思想的活力与生机。以《读书》杂志为例，这本刊物之所以能在80年代风靡一时，成为许多人手中的爱物，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成了新启蒙的重镇。有人曾如此评价道：“《读书》是和改革时代的脉搏一起律动的，它呼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主题：启蒙。五四以来的那种启蒙精神长期湮没在历史中，‘文革’后才再次涌动而出。这种精神渗透在《读书》中，又通过《读书》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于是，《读书》上承五四精神，下启改革思潮。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风暴眼’。”(39)而许纪霖之所以会把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日期定在1984年，其中也有《读书》的一份功劳：“这一年的思想界，出现了当时来说并非那么引人瞩目的几件事情：《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和新一代青年学者开始成为《读书》杂志的主流作者。”(40)2007年，“《读书》换帅风波”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许多人认为近十年的《读书》不好读、读不懂，许多人甚至干脆不读了。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在我看来，90年代中期以来《读书》风格的变化，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学院化的某种境况。当80年代的学者积极从事着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工作时，他们把《读书》打造成了一个公共话语交往的平台；当90年代以来的学者着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他们又把学院中关注的专业问题和写作上的艰涩之风带给了《读书》，结果《读书》渐成小圈子文化。它的公共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能被少数专业人士破译和读懂的学术话语。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读书》问题意识、话语模式、行文风格等方面的变化，看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晴雨表。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在与大众媒介打交道，但他们交往的媒体主要是印刷媒介。而事实上，自从法国的左拉或中国的鲁迅以来，杂志、报纸、书籍等印刷媒介也一直是传统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阵地。而许多报纸、杂志其实又是志同道合者所办的同人报刊。此种报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摩擦，从而保证作者思想真实有效的传播。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虽然已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同人报刊，但许多报刊借思想解放之东风，广开言路，冲击禁区，它们正好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环境和相对宽广的言说空间。而知识分子借助于语言文字，也更便于调理思想、调遣修辞、缜密行文、充分表达，进而聚集起一种批判的力量。这样的文本所召唤的是接受者的理性态度、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启蒙工作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落到实处。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书面文本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劝导性的亲自出场下进行的，因为书页的顺序和文字的线性排列大致对应于因果逻辑，因为书写能够使人对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扰，从而能促进冷静的思考而非冲动的热情，因为书面文字是物质的、稳定的，这就使得信息的重复接受成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机会。”(41)假如此说成立，知识分子与印刷媒介的关系就被注入了新的涵义：印刷媒介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空间，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与批判立场。与此同时，印刷媒介也在知识分子话语的打造下变得充实、饱满、严肃、认真了。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此种状况不但不能被看做知识分子的传媒化，反而应该看做传播媒介的知识分子化。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前面把知识分子的动向归结为学院化与传媒化，实际上这二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知识分子的学院化要求学者坐下来，静守书斋；知识分子的传媒化需要学者走出去，面对公众。表面上看，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前者却是后者的基础。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学院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专著、论文、学历、职称、博导头衔以及在学术界所得到的一官半职，既标志着学者在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意味着一种社会评价。所有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传媒化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是让媒体“请你出山”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们也决定着学者在媒体上说话的分量和出场的次数。而一旦一个学者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他又有心从学术场移身至媒介场一试身手，其学术成就和专业名声等等就可以成为一件待价而沽、伺机出售的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学者只要成为大众媒介的合作伙伴，媒体就会把他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具有某种新闻价值和轰动效应的文化产品，进而擦亮其名字，放大其名声，让他成为明星般的公众人物，也让他换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传媒时代，一个学者要想快速出名成腕，依然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古训已不合时宜，他需要跨越边界，填平鸿沟，只有“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说，正是传播媒介的这种威力和魅力，对一些学者构成了强有力的诱惑。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90年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合作的时期，既是电子媒介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传媒走向娱乐化的时期。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那个传媒虽然也包括印刷媒介，但更主要的是电子媒介。所以，知识分子传媒化的更准确涵义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视像化，而电视知识分子、知道分子等称谓也非常明确地包含着这层意思。相对于80年代那些主要与印刷媒介交往的知识分子来说，视像化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知识分子与文字打交道时，他们写出来的是深思熟虑之文；那些文字也更多地诉诸阅读公众的理性接受，二者在明达理性的层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而当知识分子走上电视时，他们却必须把笔下的文字变成口中的说辞。此种话语方式的转换适“快思手”和口才好的人去传播一些平面化的思想，却显然不利于学者的深入思考(42)。同时，电视的接受方式所造就的也不是穷根问底的阅读公众，而是仅仅能够接受浅层次信息的消费观众。所以，电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所赢得的巨大名声，常常是建立在消费观众浅薄的共鸣之上的。他们与媒体的合作只能造就一种均质化的媒介文化。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深度介入电视的郑也夫才身有“洁癖”——基本上不看电视。他说：“我不觉得电视是高级文化，我是探讨道理的人，我认为最深的道理都在文字之中。”(43)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将自己所有在电视上说过的闲话和车轱辘话汇编成集出版成书”(44)，于作者和出版社而言可能意味着畅销和巨大的经济回报，但对读者来说却成了文化含量不高、营养价值不大的清汤寡水之物。电视上的话语当其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时或许精彩，但是一旦转换成文字，却往往精神涣散，形容枯槁。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它是视像化的产物，而并非文字王国中的精品佳作。《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些演讲人的畅销书，均可作如是观。
由此看来，电视削平了知道分子的思想深度，而知识分子走向电视的过程，其实就是被去势的过程。另一方面，电视在去知识分子之势的同时，又大造知道分子之势。90年代中后期以来，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电视台由于相互竞争，也为了与平面媒体和新兴的互联网竞争，不得不邀请越来越多的知道分子共同完成某个节目，以期提高电视节目的文化含量，赢得观众的眼球和广告商的垂顾。而为了让节目变得火爆，电视策划者、节目主持人等往往会有意刺激出或挑逗起知道分子的火气，让他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声音高八度，言辞更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分子仿佛是在从事着某种批判工作，但实际上却成为电视台制作一档“好节目”的味精。许纪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媒体知识分子“从理性的批判滑向迎合市场对稀缺资源的特殊需求，一味取悦于观众的观赏偏好，声调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愤，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的知识分子批判，变成一个煽情的演员手势、一种矫揉造作的舞台造型、一连串博取掌声的夸张修辞。而所谓的正义、良知和真理，在这样的市场作秀闹剧中，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这样的媒体知识分子，与左拉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何其遥远！”(45)举例言之，汶川大地震后不久，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便以《“先跑老师”：该不该受到指责》（2008年6月7日）为题做了一期节目，结果范美忠与郭松民展开PK大战。此节目之前，网上已有“范跑跑”之绰号；此节目之后，网上又流传开“郭跳跳”之戏称。从电视台的角度来看，这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它火药味浓，影响力大。然而，知道分子郭松民却因此成了一个小丑式的人物。这是一个知道分子成全了节目却牺牲了自己的典型案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与印刷媒介交往的知识分子无去势造势之虞，而与电子媒介交往的知道分子却无法掌控自己呢？这就牵涉到布尔迪厄所谓的“自主性的丧失”问题(46)。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
伶统的精英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是由作者主导的。作者生产什么，编辑才能制作什么，读者因此也只能阅读编辑给予他们的东西。信息社会或后工业文明中，精英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多数情况下受媒介（或编辑）控制：媒介既主导、左右着文化生产，也操纵控制文化消费，编辑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整个精英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统帅部。拿一般工业生产打比方，编辑就像企业经理、工厂厂长，作者就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后者生产什么，要听命于前者。拿电影制作打比方，编辑像导演，而作者则是演员，后者是受前者支配的。(47)
如果把以上的论述由编辑部扩大到电视台，再把此问题还原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那么知识分子自主性丧失的问题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比如，我们可以说，80年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自我做主的时代，他们无疑是文化生产的主体，精英文化也因此有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而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开始做知识分子的主，传媒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化生产的主体，媒体中的编辑、记者、策划、电视制作人、节目主持人、意象设计师等等则制造或打造着热点话题，控制着舆论走向。知道分子被请进电视台，已不可能有主人之感，而是成了文化生产的客体，成了媒介工业机器打磨的对象。“所以，虽然知识分子的工作比过去更引人注目，但其职能是由机构及其专业人员而不是知识分子实现的。那些试图通过媒体传播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变成服务于这一节目的发言者特写头像(talking head)。他们常常发现只有当他们提供没有损害的针砭和娱乐时，才会被容忍。”⑩正是因为如上原因，知道分子在媒体的掌控中已不可能生产出精英文化。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他们在成为“媒介常客”之后已与媒体结成神圣同盟，他们也就成了媒介文化生产大军中的一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大体形成如下结论。
首先，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变迁问题，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知识分子之死”的问题。在法国，“知识分子之死”早已被利奥塔(Jeau-Francois Lyotard)论证过(49)；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也被有的学者认真思考过(50)。而所谓的“知识分子之死”，实际上是“普遍知识分子”之死，“批判知识分子”之死。把这一死亡事件带入中国当代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80年代曾有过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繁荣与活跃的时期。然而随着80年代的结束，批判知识分子也开始了走向终结的进程。由于知识分子之死死掉的是一种精神，所以知道分子之生与知识分子之死显然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逻辑关系。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只有卸下知识分子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时，知道分子才能在一种“轻”的状态中完成其历史蜕变。因此，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变过程，应该是一个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过程。在今天，中外学者之所以还会对知道分子（包括电视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因为知道分子或多或少还承传着知识分子的某些东西，他们因此而被看做知识分子的不肖子孙。一旦知道分子也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者便会在这种传统中确认自己的历史归属，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这时候，若再拿知识分子的价值尺度衡量之，批判之，很可能将会面临错位的尴尬。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文化传统正在形成之中。
其次，当知识分子文化处于强势位置时，知识分子可以塑造媒体；当知识分子文化处于弱势位置时，媒体便开始塑造知识分子。考察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变迁轨迹，我们大致可形成如上看法，但也不妨把此问题思考得更复杂些。在印刷媒介独领风骚的时代，媒体的运作相对简单，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也相对单纯。而思想与文字在知识分子手中是可驾驭之物，它们也更容易与印刷媒介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在此状况下，精英文化也更容易诞生。而在电子媒介称王称霸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想利用媒体，他就必须被媒体所利用；他想塑造媒体，他又必须首先接受媒体的改造。这其中亦不乏胸怀知识分子理想与媒体进行博弈的人，但其结果往往是媒体成了赢家，而知识分子却遭受了种种挫折感和失败感。对于这种现象，科塞曾有过如下分析：“大众文化产业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主要挫折，根源于他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控制以及他被一个作者不明的生产过程所同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丧失了他的自主权。”(51)此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此看来，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博弈不外乎两种结果，要不主动出局，从而落入“惹不起还躲不起”的窠臼；要不为其同化，成为传媒炼金术的同谋。电子媒介时代知识分子文化落魄凋零而知道分子文化大行其道，亦可从此角度获得一种解释。
在知识分子文化向知道分子文化的位移中，我虽然强调了媒体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媒体是惟一决定的因素。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利益驱动以及审美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型等等，都对这一位移构成了显在或潜在的影响。意识到这些综合性的因素，显然有助于我们对这种文化变迁做出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我也想说明的是，虽然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文化的终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已全部阵亡。在互联网上，在传统的纸媒体中，我们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真正批判色彩的声音，它们像堂吉诃德，艰难而又顽强地在向这个媒体霸权的时代宣战。这种声音尽管微弱，其意义却不可谓不重大。因为它在抵抗遗忘，也在示范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因此，这种声音是需要保护的，因为保护这种声音，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传承和精神遗产；后来者抚今追昔，才不至于完全绝望。
注释：
①知识分子进入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异，方维规教授曾做过详尽的辨析，值得一读。见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高尔泰：《文学的当代意义》，《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0日。见马玉田、张建业主编：《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1979-198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③《评论家对话：文学的价值观》，《人民日报》1989年2月14日。同周上，第238页。
④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29日。同上，第240页。
⑤［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⑥(51)［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364页。
⑦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⑧鲁迅：《〈自选集〉自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⑨参见拙文：《〈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⑩这里的“知识分子传媒化”，是我从达娜·波朗那里借用而来的一个概念。［美］达娜·波朗：《传媒时代的知识景观：文化表征与戴维·亚伯拉罕、保罗·德曼及维克托·法里西斯》，见［美］布鲁斯·罗宾斯编著：《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王文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11)［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2)参见拙文：《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关于人文学科与价值中立问题的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4月上半月刊。
(13)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14)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与媒体从业者的合作，在此情况下，率先传媒化的知识分子仿佛是在打前站，他们在媒体中站稳脚跟拥有了某种权力之后，便会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介入媒体，第一股力量借助于第二股力量，其声势便更加壮大。包亚明指出：“传媒的炼金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知识分子稍不留神往往就会沦为这一炼金术的同谋。知识分子与传媒从业人员在血统上的亲缘性是值得注意的，师生、同学、朋友等等社会关系，既有助于温情脉脉的社交氛围，又便于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换。这种血统亲缘性也导致了双方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共享某些价值观念，包括对文化的尊崇、对文化资本向经济利益转换的追求等等，这最终导致了双方合作的简便性，因为熟悉游戏规则，大家无需多费口舌就心领神会。这就是捧场与炒作之所以高效率的奥秘所在，这也同样解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客串于传媒业之中，而传媒每当困窘技穷之时，为什么总会向知识圈频送秋波。”笔者以为，这是揭示出知识分子传媒化之中国特色的高论。见包亚明：《警惕传媒》，《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
(15)三位学者的文章分别是：郑也夫：《学者与电视》；包亚明：《警惕传媒》；徐友渔：《学者罗素》。
(16)(2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68页，29页。
(17)笔者读到的这方面较重要的文章有：何东：《电视“知识分子”》，《天涯》1997年第5期；周安华：《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时统宇：《试论“电视知识分子”》，《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刘艳臣：《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况浅析》，《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李兴亮：《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黄顺铭：《“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黄宁：《电视知识分子的传播逻辑》，《声屏世界》2006年第10期；胡畔：《解析电视知识分子现象》，《传媒观察》2007年第11期。
(18)比如，有人在引用了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后马上指出：“我们所说的媒体知识分子与此无异，主要就是指借助媒体的平台，同时也接受媒体市场公开运作的规训，传播、推广自己的知识和名望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张建永、林铁：《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的危机》，《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也有人指出：“‘电视知识分子’就是媒介知识分子；或者准确地说，‘电视知识分子’是媒介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赵建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新闻界》2007年第1期）
(19)(44)何东：《电视“知识分子”》，《天涯》1997年第5期。
(20)周安华：《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21)张国功：《混个脸熟的“电视知识分子”》，《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2月7日。亦见《杂文选刊》2001年第2期。
(23)王朔、老霞：《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21页。
(24)(43)郑也夫：《学者与电视》，《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
(25)参见拙文《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26)王朔：《知道分子》，见《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27)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28)参见赵海萍：《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咬文嚼字》2006年第6期。
(29)《“知道分子”大逼供》，《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1页。
(31)王德仁：《我们为何要推“知道分子”——访〈新周刊〉编务总监周可》，《钱江晚报》2003年12月12日。
(32)《向“知道分子”致敬》，《青年探索》2004年第2期。
(33)赝居：《一个知道分子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4)《沈昌文：我是“知道分子”》，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01/3334771.html.
(35)朱玲：《王立群不愿被称“学术超男”自称电视知识分子》，《北京青年报》2007年5月8日。
(36)李勇：《知道分子的五张面孔》，《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7)参见［美］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104-106页。
(38)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39)马国川：《〈读书〉干了两件事：解冻和启蒙》，《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8日。
(40)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10.htm.
(41)［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5页。
(4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力丹先生指出：“平面化，是电视信息的基本特征。观众们把请进电视的教授们视为一种无所不知的权威，人们期望没有什么知识复杂到无法解释给普通人听。这样，权威们只有当他显示出拥有‘普通’知识时，才能得到完全的尊重。”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45)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46)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47)单正平：《编辑的权力——文化生产中媒介的主导作用》，见孙绍先主编：《文学艺术与媒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8)［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49)参见［法］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见《后现代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22页。亦参见陆杰荣：《后现代·知识分子·当代使命——论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理论实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50)参见许纪霖：《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见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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