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就业与生活的选择&基于三个城市的比较分析_流动人口论文

农民工流动、就业和生活的选择——基于三个城市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业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但是在我国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还不能通过就业直接实现身份的转换，在劳动机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受到种种的制约。何时才可以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需要看具体的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和劳动力的保障制度是否建立，而且按照改革的逻辑“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将按从小城镇、中等规模的城市，最后到大城市乃至北京、上海这些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的顺序进行；户口的放宽则是按照不同类别的情况和具体人群，渐次开放户口进入……”。①从中国发展的现状来看，一些处于二线、三线的城市和地区已开始了户籍的改革；发展较快的城市如广州、上海、深圳等推行了积分入户的政策，户籍有所松动。可以预期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户籍政策会逐步放开，使得迁移人口通过就业就可以获得城市身份和地位。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面对不同地区在户籍和相关福利方面的不同规定，在就业和流动之间农民工个人和家庭需要进行策略性选择，而农民工的流动趋势一定程度上已体现出了策略性选择的结果。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根据官方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农民工整体的流动和就业状况；第二部分是就三个城市的调查，比较分析农民工在三个城市的流动、就业和生活的具体状况，来分析农民工可能的选择；第三个部分是基于前两个部分的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 农民工的流动和就业状况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和就业状况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对于顺利推进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伴随着各个地方户籍和相关制度改革的尝试，分析流动和就业的特点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就尤为重要。

      (一)影响迁移的因素：推力还是阻力

      农民工的整体构成状况——性别构成、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这些方面的变化是分析流动中推拉力量的重要变量，这些变量对流动人口选择就业地点、具体职业、流动还是不流动都有影响。但是具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结合当下的实践说明。

      1.家庭和人口迁移

      从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②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占到65.9%。从国外人口流动研究来看，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女性迁移人口比例要超过男性。中国为什么出现相反的情况，原因很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偏差，第三产业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处在从早期的以个人为单位的流动向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过渡的阶段。留守家庭或者“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年人)是中国农村常见的现象。目前农村中留守妇女家庭比例很高，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值高达62.17%，一些地区超过了70%，全国留守儿童家庭所占比例是13.2%③，而空巢家庭引发的老年人照料和生活问题也已得到社会关注。那么，农民工如何实现家庭团聚，最终选择在城市团聚还是回到农村？家庭状况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子女教育问题的逐渐凸显，选择就业地点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非常重要。现在多个城市出台了与户籍、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政策和文件，其带来的影响会不断凸显。从现有数据看，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其中，本地农民工已婚者占90.2%，远高于外出农民工已婚者的比例(58.2%)。这或者意味着就近迁移更容易结婚，或者结婚后更容易就近迁移。不论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家庭团聚是考虑政策引导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因素。

      2.年龄和人口迁移

      从2011年监测数据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到了61.7%。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看，农民工平均年龄在增加。从2008年到2011的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4岁上升到36岁。农民工平均年龄的增加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力总供给在减少，新增的年轻劳动力在减少；二是在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回流的比例在减少，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在延长。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并存的现象，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年龄越大的农民工选择就近转移的比重在增加。从2011年的数据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高出外出农民工12岁，本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60.4%，而外出农民工40岁以上仅占18.2%。这意味着年龄大的农民工选择回流或者是选择就近的迁移就业。

      但是，年龄和迁移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研究者发现，年龄和迁移概率之间是倒U型曲线④。从六普数据看，返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迁移概率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年龄和迁移的关系分析还需要和其他因素如结婚与否结合起来综合来看其影响。

      3.文化水平和人口迁移

      一般来说，农村中有能力的人、教育水平高的人选择外出就业。虽然早期关于教育和迁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从2011年数据看，外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8.4%，高出本地农民工8.9%。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农民工二代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可具备的条件下，都接受了初中文化水平教育。从数据看，30岁以下农民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达到93.8%。但是农民工获得继续教育或者技术培训的机会很少，个人的职业生涯上升的可能性受到了局限。

      技术和技能是影响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职业技能，或者是在家庭内部、师徒传承获得某种职业技能，这些技能并不在国家的职业技能认定的系统之内，因而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报酬。从2011年数据来看，73.8%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也就很难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如广州的一项调查发现，77.9%的流动人口没有任何职业资格证书⑤。但是没有这些技术职称，并不意味着农民工没有技能。同时也看到另一个问题，雇佣农民工的机构和企业没有承担“劳动力更新”这样的责任，还是以雇佣“廉价劳动力”来获得利润。

      近几年人口输出地区和一些民间团体、政府机构都在推动一些农民工的技术和技能的培训项目，例如比较有影响力的温暖工程，获得一些收效，对于他们转换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些培训如何和技能评定、职业收入提高、地位提高连接起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二)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空间布局

      中国地区、城市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就业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东部地区、大城市聚集大量的流动人口，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城镇化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教育资源的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住房和交通资源的获得等方面，问题更为凸显。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从城镇化发展战略看，以大城市、城市群为主的发展道路似乎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合理引导，使得人口能够合理布局的同时，随着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从目前的现状看，城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还在扩大，但是随着产业的升级和重新布局，为人口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提供了机会。

      1.大城市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地区

      大城市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地区。从2001年到2011年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的数据分布和变化来看，尽管有一些波动，地级以上城市所占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11年在直辖市务工的农民工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3.9%，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达到64.7%。

      2.东部地区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地区

      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东部地区是吸纳农民工的主力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吸纳能力正在增强。2009年东部地区吸纳了62.5%的农民工，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20.2%⑥。2011年东部地区吸纳65.4%的农民工，中部地区为17.6%，西部地区为16.7%。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趋势。2012年东部地区吸纳64.7%的农民工，中部地区为17.9%，西部地区为17.1%⑦。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有所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在上升。从分省数据来看，就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但是比重有所下降。

      3.就近就地解决就业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

      在分析农民工流入省份的地区差异之外，同时还要看到流动距离的变化。2011年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比上年提高3.2%。2011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从内部构成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快，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强，2011年东部省内劳动力占到83.4%。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还是以跨省流动为主，中部地区为67.2%，西部地区为57%。

      

      (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

      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但是也要看到，随着大城市产业的升级对定位于高端产业发展的现实和需求，农民工是否可以顺利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成为重要的问题。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和人口的重新布局？先发展的地区和城市为了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增长点，积极推进产业升级，配套的人才政策期望一方面引进高端人才，另外一方面置换出低素质劳动力。但是产业调整和人口重新布局并不是同步的，会出现多样化的结构性偏差。

      1.伴随产业调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口不断聚集，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民生方面的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制造业对金融、信息、房地产、科研服务等的新需求，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但是一些数据表明，如在广州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对劳动力素质方面进行提升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

      具体从三次产业万元增加值创造的岗位来看(正规经济部分，不包括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非正规经济)，第三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东部地区万元增加值实际创造的就业岗位在减少，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或者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地区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⑨。

      

      2.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由于自身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限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很难进入高端服务业领域，而且高端服务业本身吸纳的劳动力数量相对较低。因此，农民工需要更为多样化的就业渠道。实际上，在城镇化过程中非正规就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2008年城镇就业分布中，城镇非正规经济就业比重达到了31.5%，未来随着劳动就业形势的变化，这个数值可能会更高。

      

      (四)农民工就业行业、所有制类型分布

      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所有制类型分布是分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是否存在制度壁垒的重要方面。行业本身决定了对不同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相应的工资收入。农民工一般都在劳动条件比较差、劳动强度比较高、收入相对较低的行业工作。而所在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也影响就业的状况。农民工一般很难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即使进入，他们的身份也往往与“正式员工”存在差异。

      1.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制造业就业人数相对稳定，建筑业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这两个行业就业的农民工的比重超过50%，到2011年上升到了53.7%。在其他行业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也比较稳定，变化的比例不超过1%。行业分布也体现出地区差异。从地区分布来看，2011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最高，为43.8%，其次是西部，为9.9%，中部为8.6%。东中西部的三产转移趋势并不明显，制造业还是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三产比重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同时需要关注的是，新老农民工的行业分布差异明显。2011年的数据(13)显示，总比例达到44.4%，高出老一代农民工12.9%；新生代在建筑业从业的比例只有9.8%，而老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27.8%；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行业方面，新一代农民工的比例都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2.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非国有经济部门

      不论在什么行业工作，农民工主要是在非国有经济部分工作，从2010年数据(14)看，这一比例达到86.3%；就雇佣性质来看，就业的流动人口(包含城—城流动)70.5%为雇员，24.3%为自营劳动者，3.7%为雇主，1.5%为家庭帮工。

      二 农民工就业机会和生活机会的选择：三城市比较

      以上通过一些数据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实际上不同地区和城市近些年来通过产业政策、户籍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改变着人口迁移的状况，也改变着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生活和未来选择。

      我国还处在快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十几年人口仍将在农村—城市、城市—城市之间迁移，最终形成中国的城镇体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地区和城市之间在不同程度上要进行资源和人口的竞争。由于不同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施手段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比较重要的竞争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因为人才竞争是城市竞争的重要方面。城市通过设置不同的人才进入门槛，意图引导人口的流向，吸纳人才，留住人才，或置换人口。如大城市人才政策的重要实施手段就是分配城市生活的机会，如为吸引人才提供的优惠条件有解决户口、子女入学问题，在社会保障、住房和交通方面也有相应的改善；也通过类似积分的政策，使得一部分人获得了进入城市生活的机会。一些正在发展的省份和城市通过户籍政策的改革，如统一实行居民证，使得户籍与附着于户籍的社会资源脱钩，进而促进人口的迁移。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在一些省份实际执行的情况尚存在问题，如仍然区分城市的居民户和农村的居民户，在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实质性的差异，这中间还有户籍转换中的土地问题，等等，都还有待讨论，但是户籍制度以及配套制度的改革已成为吸引当地人才回流、人才流入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一个城市来说，农民工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权益、服务，与城市的发展战略绑定在一起的。

      城市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实施的各种政策，都需要以就业作为落脚点，没有就业，就很难展开社会保障和生活。在就业机会和生活机会不匹配的状况下，通过提供或者限制生活机会来实施当地的城镇化战略和政策，在一定时间段内有利于某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发展，但是整体上不利于推进社会福利水平。当然也要看到新的现象，在广州和上海这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城市，在推进农民工城镇化方面，已经在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如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得城市不同地区、城市和农村、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在一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在缩小；上海通过社区工作在农民工的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尝试。

      本文是基于对不同地区、不同等级规模的三个城市的调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的现状，进而分析如何真正实现城镇化。怎么选择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城市是经过了特别的思考，首先是考虑地区分布，其次是考虑城市规模。按照调查的计划是在东中西分别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大中小三种规模的城市。具有典型性的城市是依据中国的多元城镇化模式来确定，并选择每种模式中发展比较好可以成为分析的“类型”的城市，也就是这些城市在当下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或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具有借鉴的意义。本研究第一阶段的调查中选择了广州、成都和鄂州。调查主要采用两种调查方式，一是政府部门访谈，了解当地劳动力迁移方面的具体趋势和变化，并收集一些官方的数据；二就是采用配额的方法选择一定空间中一定性别、年龄的人口进行结构化的访谈。虽然本次调查没有采用抽样的问卷调查，但是所得一些分析结果可以得到类似研究的佐证。

      本文主要从就业和生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可以从就业机会、职业声望、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客观衡量流动人口城镇化和社会融合的指标；从生活的角度来说，主要偏重影响生活状况的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制度性的规定和相应的变化，重点是比较分析农民工面对不同城市实施的不同的政策如何对就业机会和生活机会进行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主观的方面需要关注。

      (一)就业机会的分布差异——大城市有工作，中小城市有生活

      不同城市就业机会差异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因素。现在不同城市通过多种政策进行资源和人才的竞争，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口的迁移，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和人口格局。

      1.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西部城市近些年就业机会在增加

      大城市产业和资源比较集中，就业机会多。广州市是吸纳流动人口的大城市。通过课题组调查了解到：2011年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总量是676万，其中男性368万，女性308万，主要是来自湖南、四川等地。广东省省内流动多为带子女流动，省外流动多为未婚流动。与全国的情况相似。广州市流动人口就业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第二、三产业分别占总量的40.34%和59.46%；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广州的服务业较发达，吸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是近些年来，中西部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在广州的调查发现，近些年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特征，就是人口的“回流”现象。许多农民工选择回到当地就业或者就近就业，这与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分不开。

      随着大城市产业的升级，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部分制造业和加工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城市近些年也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都有所发展，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本地就业人口增加，同时也通过鼓励政策吸引技术人员。但是不同城市由于自然资源状况的差异，交通状况的差异，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不同，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很大的差异。

      成都是西部中等城市，农民工主要来自本市和省内，也吸纳一定数量的外来劳动力。从农民工就业的产业分布上看，以第三产业为主，达52.2%；从行业分布来看，是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农民工在技能素质方面总体水平较低，调查发现61.5%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49.6%没有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

      鄂州是中部一个中等城市，农民工外出打工，但是近几年的趋势是省内流动增加，省外流动减少。2011年鄂州外出流动人口(15)总量略有增加，外出务工人数达到127479人，同比增加1300人。同时外出务工人员省内比重增加，省外比重减少。具体来看，省内务工人数是80317人，同比增长3.4%，其中市内务工人数占省内人数86%，占全部外出务工人数54.1%；到省外务工人数是46693人，同比下降2.71%。这一现象折射出本地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也就是本省本市就近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提高。在地区流向方面，流向西部的减少，流向中东部的增长。流向西部地区6373人，同比下降2.98%；中部地区务工人数81417人，增长4.87%；东部地区务工39689人，同比增长0.51%。从就业的行业看，增长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其次是服务业。2011年第二产业务工人数是71765，同比增长1.41%，占外出务工总人数56.3%，第三产业是49987人，同比增长0.58%。

      从这三个城市的简单比较来看，东部大城市广州还是吸纳劳动力主力市场，而且就产业分布来看，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类型；但是中西部城市，近些年随着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就业机会在增多，可以从就地就近就业的劳动力的增加得以说明，但是主要还是通过第二产业来吸纳劳动力，第三产也同时有所增长。

      2.城市竞争和农民工的选择——工作还是生活，如何兼顾

      城市竞争，一方面是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公共政策的竞争，也就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中国城市资源的分配和城市的规模和等级有很大的关系，越是大城市越是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如大城市的教育水平、交通状况、医疗服务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都比较高。对流动人口来说，问题就在于是否可以获得或者接近这样的地区。中西部城市，比较有竞争力的是住房和子女的教育，可以通过购买住房、在当地进行小规模的商业投资，获得市民的身份，解决子女在当地的教育，也有能力支付当地的住房花费。应该说，住房和子女教育是很有吸引力的要素，对人口的迁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工在不同城市选择就业的机会成本在增加，这关系到农民工如何在不同城市、本地和外地之间的选择，也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向。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1980年之后且19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19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对大城市充满向往，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而在上一代农民工中，相应的比例仅为57.5%(16)。大城市在制度面还不能接纳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而是吸引以个体流动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恋爱、结婚、生育，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会逐步凸显。

      农民工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选择，如何兼顾两者，这是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战略绑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需要统筹考虑，二者兼顾。全国数据表明，已婚年龄大的农民工已表现出就近迁移和回流的现象，他们选择工作的机会成本在增加，必须面对子女照料和教育的问题，解决住房、改善生活的需求，照顾老人的需求，以及继续从事高强度工作能力下降的现实等，因此他们选择回流、就近就业，或者从事兼业的工作，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土地。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工作在城市、消费在城市，从事过农业工作的人数在下降，他们回到农村的可能性很小。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面对新老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根据他们在就业机会和生活选择上的差异，实施不同的推进政策。

      3.就业机会多样化和群体分布差异——以工作机会分流人口

      不同城市会提供多种就业机会，并在群体之间体现出分布差异。由于制度因素，大多数流动人口只能进入非国有经济部门，很难进入国有经济部分。即使进入国有经济部门，在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内部还存在“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区别，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就正规就业而言，而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很高，非正规就业虽然是城市经济活力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制度等因素，他们很难进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都存在诸多的问题，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了一些困难。

      就业机会不仅存在本地和外地人的差异，农民工内部也存在差异。在地农民、农转非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就存在就业机会分布的差异；由于农民工内部在教育水平、技能、社会资源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相应的就业机会也不同。

      实际上，教育、技能和管理能力等人力资本因素是阻碍流动人口的职业获得和转换的重要因素。城市在诸多方面对农村人口产生吸引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代又一代不断地进入城市。而近些年由于土地政策等因素，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许多农业人口也被动地卷入城镇化的过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土地或者失去土地之后，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找到谋生的职业，但是原有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等因素影响了他们获得职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和地位。

      在广州调查的一份数据(17)发现，广州市本地户籍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相比，失业率更高(7.8%，3%)，全职就业比率低(76.4%，85.3%)，重要原因是本地户籍农民工有财产性的收入，其就业也更为灵活多样。特别是在广州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本地户籍人口获得多套房屋，用于出租或者经营。

      在成都，农民工就业的兼业性特征明显。本市户籍的农民工以“兼业式”的季节性外出务工为主，调查发现63.8%的成都籍农民工利用农闲时间外出在本市务工，农忙时返乡耕种；54.5%的农民工在过去两年内没有换过工作，56.7%的农民工在成都的打工时间以3年以上的中长期为主。但是工业加农业的兼业现象不再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完全不会(18)。因此，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会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鄂州兼业现象不明显，这与当地实际的就业机会分布有很大的关系。在鄂州，男性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和小孩留守农村。调查中发现，当地老人和妇女也从事一些季节性的农活或当地其他短期性的工作。

      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机会也不同。大城市工作机会多，农民工可以找到或者创造工作的机会，并能够部分地参与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基本生活设施的改善，也在有条件下，如拥有技能或者学历的情况下，获得户籍，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中小城市，虽然近几年工作机会增多，但是可选择范围比较小，可创造就业的机会也比较小。在成都这样的中等城市，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还需要通过兼业来实现。不过随着成都近几年的发展，土地价值的增长，也为农村带来了很多机会。鄂州本身还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占多数，兼业的机会也比较少。但是在中小城市，农民工能够有生活，可以解决户籍问题，可以买房，可以解决子女的入学问题，可以过体面的生活。

      4.城市就业政策的缺位和失衡——谁来承担成本

      城市发展过程，伴随产业调整所采取的吸纳人才政策，倾向于“人才掐尖”。激励有技术、文化水平高的人口进入，而不是积极推动政府或者企业、民间力量进行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三个城市的入户政策，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教育和技术得分、家庭收入水平或投资水平得分。

      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或者不足。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的力量在为劳动力的培训做出努力，但是三个城市调查中，可以发现培训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量不足，二是市场的适应性差。

      劳动力价格和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政府缺乏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企业继续依赖劳动力的投入获得盈利，如“用工荒”所体现的是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廉价劳动力、女性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廉价劳动力供给已不再是无限供给。参照国际经验，面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预测到2015年劳动力供给达到顶点)，许多国家对于企业在提高工资水平、进行技术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激励，进而使得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工资收入、社会福利得到提高，地区的产业升级也顺利实现。目前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也就是将制造业、加工业等向中西部转移，“移业就民”，就近解决就业，但是同时不能回避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事实。总之，政府既缺乏对企业的激励，也缺乏对社会的激励。劳动力中技术劳动力比重比较低，同时拥有某种技术也并不一定改变其地位和收入水平。

      调查发现，广州市的“用工荒”是企业继续对廉价劳动力、女性劳动力需求的表现；而在成都和鄂州则是“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短缺”。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需要在人才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而不能只是通过人才政策改变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分布。

      (二)收入和就业条件对就业的影响——不同城市之间的选择

      老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工作，能够接受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这种选择的背后是由于他们进行比较的对象是农村。在城市挣了钱，可以在农村过体面的生活，能够获得尊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去比较的基础——农村，已经或者将会不存在，那么农民工如何在不同城市或者城市—农村之间选择？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比较基础从开始起就不是农村。

      1.新老农民工就业条件和收入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工人，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在下降。一方面是建筑业的收入水平没有太大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工作性质比较辛苦。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仍然较大，还是吃苦耐劳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19)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明显要低于上一代的农民工。

      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有自己的特点，在城市工作，在城市消费，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他们已经生活在城市，他们更感到城市对他们的不容纳。在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当下首先应该加以关注的群体。

      2.不同城市不同群体就业条件和收入的变化

      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影响到农民、农民工实际的收入和生活状态。广州市通过城中村改造，当地农民的生活和收入都有极大改善。广州市外来人口收入水平在近几年有所提高，但是仍低于广州市民平均工资水平，工资以外的社会保障方面也与市民有很大的差距。

      成都全市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情况仍较严重，66.5%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仅相当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半，也低于去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成都市本地农民工通过亦工亦农的兼业形式，增补收入。成都籍农民工目前约占全市农民工总量的45.9%，即90万人左右，其中打工时间三年以上的占59.9%，在过去两年内没有换过工作的占50.8%，家中土地由亲戚代种、转包、出租或者撂荒的占33.5%，明确表示愿意放弃承包地或宅基地(即“双放弃”)以享受社保待遇的占42%。这些数据说明，成都籍农民工打工时间长，返乡从事传统农业的意愿正在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基本条件。

      鄂州当地农民工收入增加，2011年年底从业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从1500元涨到2200元，增长46.6%，技术工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就农民工群体来说，近些年工资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大中小城市之间收入水平上还是有较大的差异。收入是影响去留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得考虑在不同城市的生活机会和成本。就业机会和成本的增加影响人口迁移。回去还是留下？不同城市之间收入水平有差异，但是在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和子女教育方面还可以有替代的选择，也就是回到当地的中小城市，可以解决户籍、子女教育、住房等的问题。

      (三)职业声望对就业的影响——农民工的地位建构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不断被打破。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地改变。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分层体系中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在乡村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他们是“能人”，能获得认可。城镇化打破了原有的两套社会分层体系，流动人口如何在统一的分层体系中建构自己的地位体系？

      成都有自己的特点，城乡统筹发展，社会融合度高。在成都，农民工总体上较为认同城市生活，在工作条件、生活质量、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四个方面，农民工的认同度都高于65%。面对未来的打算，43.7%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想在城市安家。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全市55%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29%的农民工每月实际工作28天以上，有37%的农民工还未签订劳动合同，在餐饮、服务等行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和个体户中，未签劳动合同情况更为突出。在成都市，青年农民不愿意就近务工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就业岗位的社会地位不高，怕邻居看笑话。以锦江区三圣乡为例，该地新发展的产业为农业观光娱乐，适合本地农民就业的主要是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在当地农民的心目中，这些工作都属于“档次比较低”、“别人看不起”的工作。如果在社区附近从事这些工作，会被邻居们“看笑话”。

      在鄂州，随着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的集中和合并，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业等行业领域需要劳动力，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宁愿在外地从事相同的工作，也不愿意在当地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关系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或者面子问题。

      在中小城市，随着城市向外扩展，农民在失去土地或者土地用途发生改变之后，就会主动或者被动进入城市生活，在这样的过程中，虽然实际收入有所上升，但是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而原有的身份地位也失去了，尤其是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很难进入城市分层体系的上层。此外，在移民就业安置过程中还会出现宁愿失业、也不做政府提供的工作的情况。

      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分层体系解体后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地位降低的问题。如有必要加强技能培训，引导农民主动城镇化，或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有技能的农民工回流，从而使农民工的地位体系得以保持或者进一步上升。

      三 就业政策建议：以有工作就有生活为目标，实现城镇化

      农民工来到城市，已经从事非农工作，而且是长期稳定地从事非农工作，关键问题是只有工作而没有城市生活，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市民。城镇化的目标就是既有工作又有生活。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变革，循序推进。但是城镇化最为核心的还是就业，有就业才能谈有生活。

      (一)建立职业技术等级体系，以职业等级体系为基础进行社会地位建构

      农民工进入城市如何实现地位的上升？他们在失去了乡村的地位比较体系之后，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地位基础？解决就业只是解决了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为他们对生活的主观认同构建一个基础。农民工也是拥有技能的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要增加技能评价的维度，也就是技能真正成为获得收入的手段。建议通过建立职业等级体系制度，使得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得到一定的技术认定，成为提高收入获得地位的基础。中国曾经建立过一套职业等级体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行，以技术和技能谋生的一般工人也以此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认可和尊重(20)。现在可以在过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职业等级体系，以此为基础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构建建立基础，促进他们对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认同。

      (二)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水平，为建构城市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构建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就是具备一定的收入水平。提高工资水平不仅对农民工有利，同时也有许多正面的社会影响。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现有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已进入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但是作为占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工却很少消费，这是由于农民工目前城市的工作生活现状决定的，他们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水平低，甚至拿不到工资，没有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是难题，医疗和养老是难题，在城市的住房条件也比较差，等等，农民工在城市很难构建生活，也很难像一个城市人一样工作和生活。改变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使他们真正获得进入城市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有序推动就业和生活同构

      就目前的城市发展战略来看，许多城市都是通过各种政策吸引人才，促进人口的流动。对于大城市来说，目标是发展高端产业，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而使得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相应的就是进行人口的置换；中小城市随着产业的梯度发展，要吸纳大量的有技术的人才，也是要实行人才政策，吸引人才回流。从产业体系的发展来看，会形成相应的人口的迁移和人口的重新分布。但是人才如何流动，形成怎样的空间布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业机会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同时要兼顾工作以外的各种生活机会。大城市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为农民工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如一些医疗服务的获得，住房条件的改善，子女教育方面都有所变化，而且大城市提供更为多样丰富的工作机会，也可以创造许多的工作机会，大城市还是充满吸引力；中小城市首先在社会政策方面做出了许多调整，户籍政策的松动，使得农民工可以再返回自己的家乡所在的城市之后，成为市民，享有相同的社会生活的机会，但是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方面还不及大城市。面对这样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机会的不匹配，农民工需要权衡选择。最终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布局，不单纯是农民工的选择，而更多地需要从宏观的层面，协调城市等级体系的发展，实施有序的政策，有序地引导人口流动，解决就业的同时实现城镇化。

      不过现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现象是，大量的农民工在大城市工作，为大城市的GDP做贡献，但是大城市没有提供平等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生活上的保障，而他们家乡所在的中小城市为了促进发展，吸纳人才回流，反倒需要在财政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基础上提供各类生活上的保障。这样的矛盾需要在宏观层次做出调整，才能使得中小城市更具体、可能地建立生活上的保障，也最终才能吸纳人才回流。因此，需要在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从宏观层面进行协调，有序地解决就业机会和生活机会的同构，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布局。

      本研究属于中国工程院与清华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战略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人李强。本文是该项目的子课题《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与人的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李强教授曾对作者给予了多方指导建议。此外，课题组成员交流了调研收获，提供了调研数据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①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第41—49页。

      ②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下文中会多次用到该报告中的数据，限于篇幅，除非必要，不再增加注释。下载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下载人：史玲玲。

      ③课题组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④赵忠《农村移民的特点和经济分析》，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第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广州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⑥国家统计局《2009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下载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下载人：史玲玲。

      ⑦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下载网址：http://www.gov.cn/gzdt/2013-05/27/content_2411923.htm，下载人：史玲玲。

      ⑧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⑨在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制造业重新选址到其他城市、地区或者国家。美国的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案例：匹兹堡，1930年，32%以上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到了1980年，14%受雇于制造业，并且从事钢铁生产的只占5.5%，形成对比的是服务业人口上升到37%，城市主导经济从工业城市转型为服务(nodal services)城市。在这个过程中，1940-1980年，匹兹堡失去了24%的就业岗位和37%的人口，1980-1990年，又减少了12.8%的人口。美国人口向阳光地带转移，中西部人口特别是原来的工业城市人口下降，而阳光地带人口增长。参见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第113—1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⑩表2的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第103页，人民日报社，2010年。

      (11)表3的数据来源：同上，第97页。

      (12)表4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13)国家统计局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下载网址：http://www.stats.gov.cn/ti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1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著，《中国2011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第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

      (15)鄂州外出务工的数据是访谈时官方提供的数据。

      (16)国家统计局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下载网址：http://www.stats.gov.cn/ti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17)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广州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8)国家统计局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下载网址：http://www.stats.gov.cn/tifx/fxbg/t20110310_402710032.htm.

      (19)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著，《中国2011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第131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

      (20)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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