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的复兴——试论季羡林先生的东方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文化论文,试论论文,季羡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039(2001)02-0101-05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继20世纪80年代一场新的中西方文化论争后出现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东方文化热。在这一过程中，季羡林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地带，富有前瞻性地敏锐地预示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倡导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复兴”。他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及其提出的一系列论点，如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说等，都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美国“文明的冲突”论的出台，也使得季羡林先生的文化立场与理论更加引人注目。因此，重温并梳理季老关于东方文化的学术成就与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季老最根本的文化立场。“欧洲中心主义”是现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最为隐秘的逻辑。从根本上讲，由于我们现在的整个知识体系都是由西方文化构建出来的，因此，许多知识划分、学科建制乃至学术立场甚至一些学术观点都隐藏着西方文化的霸权。比如，“东方学”这个概念就是如此。季老是世界“东方学”德高望重的专家，他就曾专门进行过辨析。
季老认为，汉语“东方”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语义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理概念而言，“东方”经历了一个从以中国为视点到以欧洲为视点的演变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东方”和“西方”的概念都以中国为基点来加以确定。人们以中国为中心，在西边的称为“西方”，在东边的称为“东方”。比如印度，在几千年的长时间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度一直属于“西方”。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和地理知识的扩大，汉语“东方”和“西方”的区分越来越细，但其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视点并未发生变化。到了明朝，人们以文莱为标准，把中国以南即通常所谓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分为“东洋”和“西洋”。在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不仅东南亚和南亚，甚至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西方”概念的范围。到了明朝末年，“西洋”概念分化为“大西洋”和“小西洋”，其所指进一步扩大。欧洲被称为“大西洋”，印度等被称为“小西洋”。而“东方”即所谓“东洋列国”，主要是文莱以东的国家，包括吕宋、苏禄、猫里务、美洛居、文莱等。
然而，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季老指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所谓东方和西方就不再以中国为基点，而以欧洲为基点，成了‘欧洲中心论’了。到了这时候，不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算是东方，连以前我们中国人认为是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成为东方了。”[1]
季老对“东方”概念的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从世界整体文化格局和趋势来看，季老的辨析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意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世界各国学者们对文化研究与交流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普遍不满，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对话”意识，以此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和“独白”倾向。其中，“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明确指出，“东方”无非是西方文化的虚构。在他看来，“东方”并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萨义德指出，整个“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纯粹虚构或奇思，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2]季老对“东方”概念的梳理表明，“东方”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本来的含义，而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观念。“东方”概念含义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强权关系。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落后、贫困，甚至野蛮的象征，而西方却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先进、富裕、文明的化身。因此，在西方文化看来，“东方学”就是研究这些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对的、“未开化”的、“前文明状态”的、“野蛮”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东方学”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无非是东方文化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先进”罢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季老就一定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和“东方主义者”。季老并未走得那么极端，那么情绪化。我们只是认为，季老代表了当今国际学界的一种理论方向，即倡导“文化多元化主义”和“文化对话与交流”。季老指出：“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3]季老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有感于西方文化长达数百年的霸权，季老很早就开始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季老批评了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不对等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一种“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或一种“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即认为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4]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间的盛衰消长问题》一文中，季老也指出：“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认识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5]
“反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同时也是当前世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所有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有必要在季老的启示下，重新思考一下自己在文化问题上的立场。
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与“东方文化的复兴”
世界文化体系的划分问题，是世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全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自创造出水平不一、内容悬殊的文化。对人类文化源流的研究，历来都有人或深或浅地进行过探讨。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把整个人类文明划分为21个文明。这21个文明并非同时同地出现，其间也有一些授受渊源关系。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试图将这21个文明组合归并，由此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分类方式。
与这些学者不同的是，季老根据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把世界文化分为四大体系。季老划分文化体系的标准是：“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起来的、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根据这个标准，季老把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最古老、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6]在这里，季老又发展出他著名的世界“两大文化体系”说。对上述四大文化体系，他明确提出：“再扩而大之，全人类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7]季老认为东方与西方这两个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思维特点是分析。”[8]
现在清楚了，季老讲东方文化的复兴主要立论于“分析／综合”的两分论。季老曾专文讨论过“分析”和“综合”的内涵。“分析”是一种追求事物质量的精确性的条分缕析的科学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和过程分析等表现形式。而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方法，则叫做“综合”。它所考察的不仅是事物的某一要素，而且是全部要素。此外，它还要考察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一切联系中的总的纽带，从总体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季老认为，分析帮助我们认识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体本身许多本质的东西，但是它也有重大局限。“一旦解剖刀割了下去，被割的东西就成了死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消逝了。”“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9]在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两分之上，季老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季老在他的文章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东方文化“综合”的特征进行过阐述。他认为东方文化“综合”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季老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指出：“‘天人合一’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10]在季老看来，“天”主要是指自然界，“天人合一”的主要内涵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人在“分析”思维模式的指导下竭力征服自然。而东方人则在“综合”思维模式的指引下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近代以来，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模式风靡世界，在有力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为引起世界人民关注的就是环境问题。从世界范围看，生态平衡的破坏也直接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季老提出，挽救世界环境危机的办法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
其次，东方文化“综合”特征还表现在技术方面。季老曾经数次引用过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巨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关于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比较。该书讨论了古代穆斯林在中希文化比较中所做的分析和观察，认为“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任何东西”，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季老不仅认同这一区分，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季老认为，希腊出理论的原因根源于他们的“分析”性思维模式，而中国出技术则根源于“综合”性思维模式，并得出了“分析（演绎）出理论，综合（归纳）生技术”的公式。[11]进而，季老还用他关于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二元论来解释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出现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季老认为，西方传统的“分析”性思维在20世纪发展为“结构主义”思潮，高度强调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出现了向东方文化和思维方式靠拢的趋势，并由此发展出解构思维，开始重视人的悟性和想像力。[12]
我们认为，季老关于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模式的二元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反映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寻求“差异”和“文化身份”的努力。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世界政治与文化的特征。他说：“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1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汉语学者也开始从事寻求“文化差异”的努力。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与文化的异质性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季老的文化观中，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从宏观历史上看，用季老的话来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间存在着一种“盛衰消长”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处于上峰。于是，有不少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只看到最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没有宏观的历史眼光，因此有一种西方文化一直强盛、东方和中国文化一直衰弱的错觉。其实，如果用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这个样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季老在一系列论文中反复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盛衰消长”论。[14]“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5]“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6]“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17]季老所提出的这一文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但不论怎样，季老无疑抓住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一个既无法回避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并作出了自己明确的回答。这确是预示了世界范围内东方文化的重建与复兴。
总之，季老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东方文化特征的理论论点、学术立场和价值态度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是一个交往对话的世纪。这种多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主要成就很可能集中在文化体系迥异的东西文化的相互对话与交融上。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必将在这种东西异质文化对话与交融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摆脱中国文化的弱势状态，重建中国文化，是中国学术界必须承担的重大学术使命。愿中国学人们站在季老90年学术与人生探索所获得的成就之上，最终完成中国文化重建这一重大学术使命。
标签：文化论文; 东方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东方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