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难点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难点论文,对策论文,货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5-0046-09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货币合作问题日益凸显。欧盟的实践与欧元的成功推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亚洲一些国家（东亚和东南亚，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简称为东亚）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当然，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仍存在很多的难点。下面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难点及可选择的步骤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实行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及货币合作的进展
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始于APEC成立的1989年，当时APEC一些附属委员会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APEC成员对这类合作的兴趣逐渐增强。1991年，由11个国家或地区（注：这11个国家或地区是：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中央银行组成的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成立。该会议旨在加强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最初的活动侧重于信息交流，这几年来则更多地关注地区金融稳定与货币合作等事宜。APEC和EMEAP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关注只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苗头，真正的讨论始于90年代末，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或地区对传统的观念和思想进行了反思。
在1997年的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在贸易往来中，把用美元支付改为用成员国的货币进行交易，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一设想得到了与会有关国家的支持。亚洲货币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和欧美大国没有及时援手相助，使受危机国家产生了加强东亚金融协调和合作的想法。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提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帮助，部分地替代或补充IMF的作用。但由于美国政府、IMF及一些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该构想未能形成东亚国家的共识。
1998年10月，当东亚货币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时，日本当时的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了“新宫泽构想”，主要内容是：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帮助亚洲国家或地区克服货币危机造成的困难，其中150亿美元向亚洲国家或地区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弥补其在贸易、金融交易中短期资金的不足，另有150亿美元则提供日元借款，用于中长期资金援助，以弥补遭受危机的国家或地区的长期资金的不足，帮助其恢复经济。这一提案受到了不少国家的欢迎，尤其是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2000年2月2日，“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此外，“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1999年8月，马来西亚向IMF递交了对东盟各国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的书面申请，后者也已承诺将对此进行研究，IMF的这一决定表明东盟建立统一货币的设想已进入论证阶段。一年后即1999年10月18日，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MF)的倡议。他认为亚洲地区广大，主张先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3”（以下简称"10+3"）财长会议上，通过了旨在加强区域间货币合作和风险预警机制的“清迈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充分利用"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在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同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等等。在2000年8月，"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原来的货币互换额从2亿多美元提高到10亿多美元。可见，在短短二三个月内，从最初的“清迈协议”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到现在把货币合作摆在实质性的议事日程上，速度非常快。2001年3月，日本和泰国政府又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达成双边汇兑协议作为区域汇兑协议的一部分，而区域汇兑协议可视为创造亚洲货币基金的首要步骤。该协议是东盟汇兑协议（注：各参加国在危机时可在该协议下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以维持外汇收支平衡。）的一个扩展。
2001年10月，在我国举行的APEC上海会议上，有关方面达成了《领导人宣言》和《上海共识》等文件，就世界经济形势、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透明度与信息交换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按计划在金融领域启动具体的合作项目。这些又为亚洲的货币合作创造了一定的基础。经济学家们对亚洲货币合作也很感兴趣，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在该会议上，再次指出亚洲可以借鉴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加速一体化的进程，建立可行的新货币——亚元，促进亚洲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和繁荣；同时还建议，美元、欧元和日元三个货币区之间可以建立联盟，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
（一）有助于亚洲有关国家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
战后，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实力，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也不断得到了提升。美元在整个东亚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亚洲各国的外汇交易中本币与美元的交易占了90%以上，在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是美元。因此，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的。如在1991年1月至1995年12月间，韩元与印尼盾的中心汇率钉住美元的比重分别高达99.53%和95.29%。[1]这种汇率制度安排隐含着很大的风险，即一旦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实行钉住美元制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同时，为了维持本币与美元之间的官价，一国政府就必须保持国内利率与美国利率的一致，而对于那些与美国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利率受制于美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上，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大大削弱了，其相关系数从1971-1984年的0.731下降到1985-1998年的-0.193。[2]而另一个事实是，东亚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在这种经济发展背景下，实行区域货币联盟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区域化货币同盟可以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使同盟国通过对外的浮动汇率在经受外来冲击影响的同时，又得到区域内部汇率稳定的好处。
（二）有助于东亚各国协调货币金融政策，抵御金融危机
1997年7月发生的亚洲货币危机，给世界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在一个经济区或经济体里面最好要有一种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当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之后，其他国家如果不采取合作的态度，反而各行其是，例如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这必然会引发或加深货币危机。源于泰国的货币危机之所以会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东南亚地区发展到东北亚地区，货币贬值一国甚于一国，其原因之一就在区域间合作不够。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如IMF等尽管有协调各个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因受其本身实力和职责的限制，对一些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也可能鞭长莫及。IMF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的拯救行动已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地域上相近的国家为了本地区经济的稳健发展，建立能够对付区域性货币危机的经济金融组织，加强经济尤其货币方面的合作已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而其优点更是显见的。
（三）有助于亚洲创造自己的货币合作的历史，融入区域性货币联盟的潮流之中
目前，各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设想和计划除亚洲外，在其他洲都已先后出现。货币合作已成趋势。可以预见，在本世纪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区域性货币联盟的迅速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届时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目前以几大区域一体化组织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区域性货币联盟为主的世界货币体系。蒙代尔在2000年曾预言，关于建立全球金融结构的设想不会有什么具体结果，为了对付金融动荡，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区域性货币联盟，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不管蒙代尔的预言正确性如何，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深化的未来，货币合作确实重要。就亚洲国家或地区而言，或者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或者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亚洲各国或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并完善它，是自然的、理性的选择。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难点
对于东亚国家或地区来说，货币合作的确有它的积极意义，而且东亚区域内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依存度，但要进行实质性的合作与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还存在不少的难点。
（一）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根据蒙代尔在60年代提出的“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应该从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性、低程度产品的多样性、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政策一体化等方面来判断一个区域是否适合建立统一的货币。根据这些理论，结合东亚的现状，我们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具体理由是：
1.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四小虎”为第三层次，中国为第四层次，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为第五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日占主导地位，加上“四小龙”则占绝大部分（参见表1、表2）。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没有欧洲那么接近，但如果以中国、日本和“四小龙”组成货币联盟，则经济上的差距较小一些。
表1 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 单位：美元
注：折合美元的换算利率使用的是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的年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亚洲经济，1999》；IMF《国际金融统计》2000年鉴；ADB,Growth and Chang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Key Indictors,2001.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高。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比较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流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1998年马来西亚曾一度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是放开的，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的限制更加繁杂了；同时，各国或地区对人员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加上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难上加难，这使得东亚地区无法通过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来熨平各国非对称的经济波动。
表2 亚洲国家或地区名义GDP（2000年）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注：* 表示为1999年；折合美元的换算利率使用的是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的年平均利率。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企划厅《亚洲经济，1999》；IMF《国际金融统计》2000年鉴；ADB,Growth and Chang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Key Indictors,2001.
3.相似的产业结构导致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且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如1998年，香港本地制造业产值仅占其GDP的7%，服务业占85%；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占其GDP的24%，服务业占65%；韩国分别为26%和51%；泰国分别为29%和49%。[3]而且，由于发展的阶段和经济发展战略相似，“四小龙”之间的产业结构很相近，即使是“四小龙”与“四小虎”的产业结构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它们的出口产品1/3以上都是电子产品，其中，新加坡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70%，马来西亚占65%，韩国占30%，中国台湾占25%左右。[4]
4.经济开放的程度参差不齐。从表3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开放度最大，其他各主要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则差异较大。
表3 2000年东亚各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GDP比重
国家
日本 中国 韩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16.8* 43.9 72.9201.3 62.4 94.1
注：* 表示为1999年。
资料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Quarterly,June 2000;ADB,Growth and Chang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Key Indictors,2001.
5.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除香港比较高外，其余的一般仅限于本国范围内。亚洲美元市场也不发达，龙债券在金融危机后极度萎缩，金融一体化程度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例如，日本保险公司由于长期负债与短期资产的不匹配而面临的巨大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日本国内长期债券市场发展迟缓造成的。
（二）日元国际化的程度相对不高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也不断在扩大（参见表1、表2）。根据IMF和BIS1998年的资料，日本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银行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美国（参见表4），而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之中。经济的影响必然带来货币的渗透，只不过在东亚国家人们比较偏好美元。因此，在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亚洲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上高度依赖日本，但其本币汇率却倚重美元。这种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加上其他原因，如日本的通货膨胀与美、德相比表现得极不稳定，仍缺乏一个成熟的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等等，从而导致了日元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地位较低。这种状况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波动时，传统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自然加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其一，出口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与日本产品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要比贸易结构与日本互补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受到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日元升值，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增加；日元贬值，其出口随之减少。其二，因日元呈相对弱势，美元更受到追捧，但随着亚洲和美国经济增长同步性的削弱，由美国来决定亚洲的货币政策（如利率）又会使亚洲宏观经济陷入被动。其三，事实也证明，那些采用钉住美元汇率制的国家，其货币更容易遭受投机商的冲击。
表4 日本和美国在东亚10国的进口贸易、投资和贷款中的比重
进口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
外国银行贷款
日本所占比重 19.3%（1999年末） 21.2%（1996年末） 34.3%（1997年6月末）
美国所占比重 13.7%（1999年末） 10.7%（1996年末） 5.5%（1997年6月末）
注：东亚10国是ANIES-4、ASEAN-4、中国和越南。
资料来源：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1998);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Quarterly,June 2000.
日元国际化进程明显滞后，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日本作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尤其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更为严重的是，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日本出口贸易中以日元结算的比率在1992年达40.1%的最高点后开始下降，到1997年已降至35.8%，而美、德、法和英等国以本币结算的部分占其出口贸易的比率在1995年就已分别高达92.0%、74.1%、51.7%和61.6%。进口贸易中以日元结算的比率虽在波动中略有提高，1997年为22.7%，而以上四国分别达到80.7%、51.5%、48.5%和43.0%。[5]同时，日本的国际债券发行余额也从1998年起持续减少（见表5）。这些因素对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的建立均有很大的影响。
表5 国际负债证券市场的净发行 单位：10亿美元
19971998 1999
币种 年度 全年 全年 第3季度 第4季度 第1季度 第2季度
美元
329.0 409.3 85.4
55.4
138.2
151.8
欧元
135.2 221.5 60.4
29.6
108.9
133.5
日元32.0 -27.2 -3.4
-6.3
-12.5
-3.4
其他货币
64.4 74.9 12.6
19.2
25.0
39.6
资料来源：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August 1999。
（三）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
任何形式的货币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理论研究也说明，在一个开放经济里，不但存在经济上的三难选择，同时还存在着政治上的三难选择（即经济全球化、大众政治和民主国家三者之间存在矛盾）。它表明国际货币合作是艰难的，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绪等在内因素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调节涉及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已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它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协调，甚至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区域内部经济政策的机构。例如，欧元成功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的削弱，法国和德国摒弃前嫌，与其他国家一道组成了政治联盟，携手共建欧洲。但这些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亚洲是很难具备的。
目前的亚洲的区域合作，很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非正式性，如APEC就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像欧洲那样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一种非常正式的制度；二是强调寻求共识。这种做法，在促使关系不太融洽的国家或地区走到一起来缓和金融危机方面还是有效的，但是在危机过后，如果按照这种做法来进行区域货币合作，能否建立一个解救金融危机的地区机构，就很难说了。从西方传统演变来的各国谈判与此正好相反，它们非常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谈判各方，也愿意为了一个大目标（如建立大欧洲的蓝图）让渡或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上述所言的货币主权。但在东亚地区，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等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二战时东亚地区是远东一个的战场，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使得东亚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仍存不信任感或疑虑，从而影响了本区域的货币合作。而且，作为第三股势力的东盟各成员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宗教矛盾和历史恩怨也存在加剧的可能性，这都给货币合作笼罩上了的较大的不确定性或阴影。
四、对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议
尽管货币合作尚存难点，东亚各国的条件也不很成熟，但伴随着该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实质性的货币合作是可能的，经济、金融的全球化浪潮，也要求各国走到一起，在政策和行动上进行更多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国家或地区如果仍然固守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政策，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地位下降，本国货币也易遭受冲击。东亚国家或地区或迟或早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货币区。实际上这已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共识。考虑到东亚地区国家众多，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进行货币合作还需有耐性，而建立单一货币区，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在策略上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6]
首先，可建立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AMF)。通过统一的组织来协调各成员的货币金融政策及其他事务。同时，作为过渡性措施，东亚可选择扩大了的货币互换协议作为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形成具有东亚区域金融“自决”特征的可操作性框架（这一建议在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5月6日的清迈年会上也已初具雏形）。同时，还可以建立专门化的信息交流机制和紧急或危机状况下的援救机构，消除疑虑，缓解危机。
其次，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东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的相关度比较高，已经超出NAFTA而与欧盟接近，外汇储备总头寸也已超出7000亿美元，基本具备了汇率联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技术上而言，目前相当多的东亚国家采取的均是钉住美元的挂钩汇率制度，即使少数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等采用了钉住“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但其中也仍以美元为主导。因此无须对既有的汇率制度做根本的变革，只须宣布东亚货币汇率联动就可迈出实质性一步。
最后，逐步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这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高目标。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不论是民族国家孤立的钉住汇率制，还是区域联合的汇率浮动制，非常狭窄的汇率走廊很难顺利地维持5年以上。因此，形成类似欧盟的亚洲单一货币区，从长期来看具有必然性。而且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亚洲和欧洲国家拟联合设立一专门工作组，共同研究在东亚设立单一货币区的有关事宜。
对我国来说，尽管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西部开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国企改革、增加就业以及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等问题，但如果从发展的眼光，从国际高度，从我国计划在10年内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来看，区域货币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扩大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二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三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上升为国际货币，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四是为我国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宝贵的经验。因此，我国对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或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应持积极态度。我国已是WTO第143个正式成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资本管制必然要逐步放松，外来的挑战也会逐渐加剧，因此应尽早对外部金融风险与投机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准备。而积极参与本地区的货币合作，至少在这方面会提高防范意识，而一旦能够建立实质性的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降低周边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安全阀。当然，亚洲货币合作及建立货币合作机制，不是朝夕的事，仍有艰辛而漫长的路要走。当务之急是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的地位也会逐步提高，并最终会发挥与本国的经济规模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作用，为亚洲单一货币的建立作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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