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腐败探源及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腐败论文,秘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在人们的眼中秘书都是些不大起眼的小人物，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在领导 的阴影中，鲜有独立的个性与人格。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下，虽然秘书可能在以后有 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但在秘书任上，体制本身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大的发挥空间。这个 职业基本上是年轻人的天下，但年轻人从来都把秘书职业看成是通向更大舞台与更辉煌 人生的晋身之阶，很少有人把秘书当成一种终身从事的事业。在常人的眼中，他们最多 只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揩一些油水而已，比如利用公家的电话说私人的话，用公家的车 办自家的事，或者跟在领导后面有吃有喝，下基层时再顺便拿一些纪念品等等。所以， 人们很难把秘书与腐败分子联系在一起。然而，最近几年披露的秘书腐败案件涉案人数 之多、金额之大却让人触目惊心。
“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 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 刑16年。”(注：朱文轶.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J].三联生活周刊.2002，5.)而号称“ 河北第一秘”的李真仅收受贿赂就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这个数字尚不包括贪污的 部分。仅从官方公开通报的材料上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贪污受贿，李真显然已经 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他受贿的总数比上述所有秘书贪污受贿的总数还要多。
2002年3、4、5月份，《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先后披露了号 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的贪污腐败案件，同时《南风窗》《北京晚报》等知名媒体也 做了有关秘书腐败的报道，秘书腐败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人们不禁要问，秘书的职能只是辅助领导工作，并没有掌握太大的实际权力，但是为 什么他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行贿受贿中如鱼得水呢?笔者仅就秘书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 本对策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1.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影响
虽然秘书的腐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是秘书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却 是古已有之。熟悉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人都知道，封建社会的幕僚绍兴师爷，就是古代 秘书腐败的代表，他们投机弄权、操纵办案和鱼肉百姓，因而口碑很不好。新中国成立 以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做所谓打倒“封、资、修”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弊端和认 识上的误区，封建思想尤其是封建官僚思想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这就给新时期的秘书工 作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体制及领导制度的弊端
秘书腐败，说到底是体制本身尤其是政治体制及领导制度的弊端所致。毛泽东、邓小 平早就认识到了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 告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 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M].邓小平文选(第2卷).333.)腐败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新体制最终会取 代旧体制，但是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体制不完 善必然会被人抓住空隙，这样，出现腐败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在通行的秘书类教科书上，理论家们一再强调，做秘书的要意识到自己是公职人员， 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封建社会的家奴，不是“谁的人”，更不能充当什么人的棋子； 秘书与上司的关系是工作关系，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秘书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待遇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不是哪一个人恩赐的，秘书对上司应有清醒的、客观的 认识，应该服从，但决不盲从，即决不帮助上司做违法乱纪的事，不做丧失人格、国格 的事。秘书应该有‘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骨气”(注：陆瑜 芳.秘书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89.)，但在现今的政治体制中，秘书 的任免和升迁却掌握在领导的手中，秘书的政治生命是与领导的荣辱沉浮捆绑在一起的 ，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现象的存在就促使一些秘书主动与领导“荣辱 与共”。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位高官倒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都无一例外地深陷其中。
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成克杰案”、“慕马案”、“丛福奎案”，出 现了“集团性腐败”现象，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牵连其间难脱干系。
最为典型的还是“李真案”。李真被人戏称为“政治暴发户”和“经济暴发户”，这 个“干什么都不太强”的人自从1990年11月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以来，7年间火 箭般地升为正厅级领导干部。但这个官至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的“厅座”居然 一直没有放弃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足见这个职务的诱惑力有多大。我们还注 意到，李真之所以能到省政府做秘书，全仗在北京的“杨伯伯”的强力举荐；而他后来 之所以能平步青云，直至猎取省国税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宝座，无非是借了“省领导秘 书”这个势而已，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借了省领导的势。李真深谙“狐假虎威”的官场逻 辑，也很善于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极力炫耀他与中央领导的所谓“ 特殊关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排拼造的他与多位中央领导的合影。
关于这一点，《南方都市报》的一席话很值得玩味——“谁宠幸了李真?又是什么使这 种宠幸得以‘成就’?李真事件事实上已敲响了干部任命制的鸣镝之钟。干部选拔制异 化为一言堂干部任命制，缺乏民主与考核的公开标准，即便已‘年轻化’、‘知识化’ 了，又当如何呢?贪而横的李真不正是这种用人制的产物吗?”(注：程万军.想当“副总 理”——从李真事件看干部任命制[N].南方都市报，2002，4-13)
3.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及实际操作过程中秘书角色定位的不明确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自从汉桓帝首置“秘书监”以来，秘书就与官职紧紧 地捆在了一起，秘书享受的待遇也是比照相应的行政级别确定的。比如，桓帝时候的秘 书监就享受“秩六百石”的待遇，与博士、议郎属同一级别(注：范晔.后汉书·孝桓帝 卷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5.306、289.)。新中国成立后秘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 别。比如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至少是行政15级、14级干部，行政13级的也有几位， 行政13级在当时已经是高级干部了。现在中央的秘书可达正部级，省市的秘书可达厅局 级。秘书在中国不像外国那样有技术职称，而是配置相应的行政级别，于是就有了科级 秘书、处级秘书、局级秘书、厅级秘书直至部级秘书等。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做了秘书 ，老百姓就认为他(她)做了官，并把秘书的话当成领导的话。这种风气使秘书角色意识 淡化了，一些秘书也在大家的恭维奉承之下飘飘然把自己当成了官。有些秘书说话、做 事让人琢磨不透：这到底是领导的意思呢还是秘书个人的意见?下面的人不便问也不敢 问，这就给一些心术不正的秘书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 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 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 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 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 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 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木生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 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注：朱文轶.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J].三联生活周刊.2002，5.)。
4.一些秘书熟悉并善于操纵与利用现行体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秘书工作的整体趋向是日渐复杂化。在1985年1月召开的全国秘书长工 作会议上，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了“四个转变”的要求：由单纯的办文办事向既办文 办事又出谋划策转变，由单纯的信息传递向综合处理信息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 转变，由凭经验办事向科学化管理转变。秘书工作的作用也由原来的助手、参谋作用衍 生出信息枢纽作用、协调作用和公共关系作用，秘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显重要 。秘书工作的复杂化首先取决于领导工作的复杂化。行政学研究专家关钟叔这样说：“ 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 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 角色。”(注：朱文轶.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J].三联生活周刊.2002，5.)
几宗大的秘书腐败案表明，要成为重要领导的心腹秘书，必须很好地替领导完成个人 权力扩张的任务。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与同级官员和上级 官员之间的各个关节。李真之所以能够受到重用，就是因为他有呼风唤雨的政治“才能 ”，他甚至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在他得势的时候想让谁 上就让谁上。
在中国，秘书弄权有天生的便利性，大凡有能力的秘书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熟悉官 场门径，对权力驾轻就熟。他们把欺上瞒下、阳奉阴违、见风使舵的为官之道演绎得淋 漓尽致，他们擅长利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体制的弊端，他们所依傍的恰恰只是把干部作 为一种职业的政治土壤以及无错便是功与任人唯亲的用人体制。体制弊端中的官本位给 了秘书栖身的条件，也荫蔽了他们的错误与不足，他们不是对体制的弊端麻木不仁，而 是对体制的痼弊了然于胸后主动去适应它，并为满足自己的私利找机会，钻空子。(注 ：蔡茂.新时期秘书人物的新形象——从小说《中国制造》中的刘主任所想到的[J].秘 书之友，2002，(2).)
李真也曾策划了河北省税收征管方面的体制改革，并在精简机构和人员方面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但他只是用政绩换取升迁机会，利用权力大肆捞钱，挖空心思地谋求加官进 爵，以成就他更大的野心。
5.监督体系以及任免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各级领导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秘 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做到。由于选拔任免秘书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 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实际上仅仅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如果领导人本身就是腐败分子 ，这样的监督就毫无作用。正如梁木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 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 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的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 安全’得多。”“许多人在谈论政治权力缺乏监控，但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实际运作 中，这种权力失控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秘书来完成的。”(注：朱文轶.中国秘书部 落的权力场[J].三联生活周刊.2002，5.)
二、治理秘书腐败的对策
1.改革现有的秘书任免制度
要规避秘书腐败，首先就要改革现行的秘书任免制度，杜绝选用秘书工作中存在的任 人唯亲和主管领导一人说了算的现象，使秘书的任免公开化、制度化。我和学生讨论秘 书腐败现象时，有一个学生的观点使我很受启发，他说：在秘书的任用问题上，可以借 鉴参考律师和会计行业的做法，设立“秘书事务所”并由秘书行业协会进行管理，所有 党政机关以及企业甚至私人所需秘书均由秘书事务所派驻，并实行定期轮换制度。当然 这种选择必须是双向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分配。我觉得这个观点不错，期望有识之士 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
2.加强对秘书的监督
要改变现行的监督体制，变单一的上下级的行政监督为多元监督。这种多元监督又可 分为内在监督和外在监督两种形式。所谓内在监督是指在体制内建立一种针对秘书的有 效监督体系，除上下级的行政监督之外，还包括内部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另外，还要 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通过对不法和不当行为的惩诫、处罚，促使国家行政人员尽 职守责、勤勉谨慎、不骄不躁，保证其在行政过程中认真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所谓外 在监督是指在体制外建立一种针对秘书的监督体系。首先是增强秘书工作的透明度，加 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其次是法律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大惩治贪污腐败的力度。
3.加强体制建设，杜绝公共权力私人化
任何时代的反腐都不能单治标不治本、谁犯错就逮谁，因为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反腐败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体制健全了投机分子便没空子可钻。现在在选拔和任 用秘书上有一种反常现象：常常有人说，“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 他们把组织上的提拔说成是个人的栽培，这也反映了在秘书的任免方面确实存在公共权 力私人化的现象。因此，只有健全秘书任免的组织程序，才能防止任人唯亲现象的发生 ，增强体制对腐败的预防功能，使公共权力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