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月刊论文,学者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第10期是《史学月刊》创刊第300期。《史学月刊》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31日，其创办人嵇文甫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会长。1957年改名为《史学月刊》，并由郭沫若院长题写刊名。《新史学通讯》是中国史学乃至国际史学上第一份正式以“新史学”命名的专业史学刊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一家史学期刊。从中国史学发展史角度讲，《新史学通讯》所追求的“新史学”，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从渊源上可以说是“新史学会”在共和国初期发展的一个产物。“新史学会”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以唯物史观为指针研究和著述中国历史”，嵇文甫先生是其初创者和组织者之一。（注：参见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共和国成立后，嵇文甫先生任“新史学会”的河南省分会会长，并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因此，由他创办一份以“新史学”为名的专业史学刊物，是很自然不过的。从整个国际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新史学通讯》可以看做是国际史坛“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这种学术渊源和国际史学背景，使得《史学月刊》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追求新史学、宏扬新史学和培植史学新人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月刊》的这一宗旨，与史学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和一般形态是正相吻合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股史学思潮均以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为旨归。
在欧洲，“新史学”批判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史叙述为中心、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兰克史学。“其代表者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m Dilthey,1833～1911)、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在意大利有克罗齐，在英国有特里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等等。20世纪前期的英国学者柯林伍德也属于这个行列。”[1] (p10)在史学任务上，“新史学”者反对把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史学观，认为史学“研究个别事实”，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研究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新史学”者反对传统史学的纯客观主义的观点和做法，强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的主体性作用和史学的主观性人文特性，“有的甚至认为，‘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1] (p10)
在美国，1898年，密执安大学E.W.道(Earle Wilbur Dow)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上发表《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Apropos of Lamprecht' s" Deutsche Geschichte" )，最早在公开刊物上使用“新史学”术语，（注：单从词语来看，最早提到“新史学”(Une nouvelle historie)的，是法国哲学家Henri Berr在189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而在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认为《新史学》的作者鲁滨逊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新史学”一词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并被用于指称不同于兰克史学的历史学新趋向，但真正使“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并对“新史学”的特征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新史学”看来，“政治现象不是历史学对象的惟一，国家也不是统御万物的因素”，只有“人类生活中某种自然的、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才是“基本的”，因为正是“这些因素的本质、转变和相互联系，构成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明”。鉴此，“新史学是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加以考虑的”，“新史学……坚持从理性进化的视角描写人类历史的法则”，[2] (p4～5)提倡用动态的过程分析代替静态的现象描述。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詹姆斯·H.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了《新史学》一书，对“新史学”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1929年，西方“新史学”公认的权威性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创刊。这标志着“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正式崛起。
在中国，1902年，梁启超署名以“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20号发表《新史学》，批判传统中国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三恶果”，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和进化史观，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期望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能够肩负起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它不仅是“国民之明镜”，而且是“爱国心之源泉”。因此，中国史学若要在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必须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有通过“史界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才能“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亦才能使史学本身成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如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学科。[3] (p1，7)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新史学》……[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4] (序言，p2)。
研究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指出：“一般说来，‘新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说法，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学新趋势，它展现了有别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狭义的‘新史学’，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叛以考证手法和叙述政治史的传统史学。”[2] (p2，3)除此而外，也有“特指”意义上的“新史学”，如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重点的美国新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新史学通讯》为代表的中国唯物史观派新史学。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新史学”，“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之处，主要在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
作为一个史学术语和概念、一个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即打上了引号的“新史学”，我们可以说，“新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所特有的。但是，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事实上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没有新史学的不断涌现，那么史学就是僵化的，就谈不上发展，也就无所谓拥有自己的“史”，因为历史的本质属性就体现在变化、运动和发展，表现为新老交替的流变过程。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史学创新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史家主体意识；并且，这种意识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学者史学实践的成功与否及其史学成就和史学贡献的大小。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样式，至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大致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史学上的经验事实，（注：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笔者主要以瞿林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为据。瞿先生的著作使笔者受益颇多，在此特向瞿先生深表谢意，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对作为一种史学现象的新史学做初步的探讨，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一 新史学：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历史学者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或者说，“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为人类“一般意识形态”活动的“现实前提”，[5] (p67)那么，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的史学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即一些现实的个人对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记录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个人的有意志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是一般意识形态活动的现实前提，而且正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没有对这些历史的基本内容的记录，也就不可能有对“一些现实的个人”的有意志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认识、概括和解释，即对历史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史学活动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般认为，人类最初的记录自己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方式，是原始的“口述史”。事实上，除了原始的“口述史”方式之外，确切地说，与原始“口述史”相辅而行的，还有原始舞蹈。已故孙作云先生关于中国傩戏史的研究表明，与图腾信仰纠缠在一起的“打鬼跳舞”，其原始意义和形式就是指黄帝战胜蚩尤的历史。[6] (p364～368)这就是说，人类初期对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记录，既有语言的形式，也有形体的形式，两者往往是互为辅助的。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历史记载的形式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文字记录逐渐成为历史记载的主导和主流形式，但“口述史”的历史记录方式仍一直存在着，而形体的历史记录方式则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而失去了其原初的历史记录性质。由于文字的掌握及其书写需要必要的训练，且被视为一种极其神圣的活动，因此历史记载也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以记载历史作为主要职责的史官应运而生。在中国，春秋末年以前，史官一直垄断着历史记载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典册，如《尚书》中的殷商、西周人记载和《逸周书》中的西周人的记载。[7] (p125)这些历史记载，既有对过往历史的追述，也有对当时王朝重大事件的记录。当然，除了史官的历史记载活动外，也还有其他的历史记载活动存在，例如，《诗经》中具有史诗性质的《雅》、《颂》，而《风》更是对当时人特别是民间人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生动而真实的记录。不同形式的历史记载活动的存在，为史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现实前提。
单纯的历史记录不等于史学。史学区别于一般历史记载的地方在于“史义”，用现代史学概念来说就是“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解释是历史[学]的生命必须的血液。”[8] (p26)“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纪(记)载，而在于评价。”[8] (p18)换言之，历史记载向历史学的转变，是通过历史学家赋予历史记载以一定的“义”，并按照一定的“义”对既有历史记载进行重新编排和解释来实现的。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主要依据鲁国“史记”，修成编年体史书《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诞生。《春秋》之所以是中国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它本质上区别于以往历史记载之处，就集中体现在它具有孔子所赋予的一定的“义”，承载了孔子个人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社会理想，是孔子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产物。
从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考察，一方面，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历史记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史学的诞生准备好了沃土，如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记事，官文书(王家的训诫、诰誓等)，特别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发达，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史学的正式产生准备了丰富资源；另一方面，到了春秋末年，由于历史的大变动特别是私人讲学和撰述活动的出现，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的王、侯贵族，都已经不再能垄断历史记载活动，而原有比较单纯的、流水账式的历史记载亦不复能够满足人们探询历史、特别是思想家们构建思想体系的现实之需。因此，历史记载向史学的过渡并且仅作为史学的现实前提而存在已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历史的客观要求必须通过“一些现实的个人”的创造活动才能成为现实。正是对现实保持着敏锐观察且“好古敏求”的孔子，承担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创立者的历史角色并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对于把历史记载转化为史学这一前无古人的巨大的史学创新活动，孔子有着自觉的认识。从孟子对孔子修《春秋》这一历史活动的经典性评述中，可以发现，孔子之修《春秋》，不仅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而且他赋予了自己的这一历史活动以强烈而鲜明的现实性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性，寄托了他个人的全部政治思想、社会理想，一句话，他把自己全部人生追求都浇铸进了《春秋》之中。在《滕文公》篇中，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就是说，孔子是鉴于当时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的君主和儿子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事情屡有发生的严酷社会政治现实，并为此而深感忧虑，[9] (p139)——在此自觉的主体意识下，才修撰《春秋》一书的。由于在编修《春秋》一书的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会进了该书的叙事之中，因此孔子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无论是了解他的人还是责怪他的人，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依据，拿《春秋》来说事。这表明，无论是对于修《春秋》这一行为本身，还是对于这一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孔子都是有清楚的思想认识的，也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孟子则直接道出了“孔子成《春秋》”对于当时社会政治所可能产生的客观影响——“乱臣贼子惧”，并把孔子成《春秋》这件文化盛事直接与过往历史中的两大壮举——“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驱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9] (p140)——相提并论，认为孔子成《春秋》这一史学创新的文化行为与禹、周公的政治行为一样，具有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巨大历史意义。这反映了孟子对史学创新活动的深刻认识。
不宁惟是，而且孔子对于自己所修的《春秋》与以往历史记载特别是史官的历史记载的根本区别，也有明确的认识。《春秋》一书，所叙述的事情与史官的文字记载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即主要是一部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在当时，像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和孔子据以修史的鲁国的《春秋》，都是如此。但不同于这些出自史官之手的“国史”的是，孔子从既存的历史记载中，私下取用了它们的大义。对此，在《离娄》篇中，孟子这样评论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9] (p178～179)正是孔子的这一夫子自道，揭示出了史学与一般历史记载的根本不同之处：一般的历史记载只是对人们的有意志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简单的文字记录而已，史学却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所记录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意义，或者在叙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应当赋予一定的思想意义。概而言之，一般历史记载重在记录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史学则在此基础上重在揭示出并解释被记录下来的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所具有的某种“大义”。
研究孔子思想，一般把《论语》作为基本的材料。但孔子的自述和孟子的评论表明，至少对于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而言，首要的材料不是《论语》，而应是《春秋》。历代《春秋》学学者孜孜于探询孔子所赋予《春秋》的“大义”，显然不是无的放失的徒劳之举。对于本文之目的来说，这已是题外话。就本文主旨而言，从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过程和孔子自觉的史学创新活动中，可以发现的是：一种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历史学者积极主动的史学创新、追求新史学的主观努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形态或模式。司马迁、班固创建中国“正史”《史记》、《汉书》两大模式，刘知几以《史通》开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范式，杜佑以《通典》开典制史之先河……直至近代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上以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为“共通点”[4] (p672)的各种“新史学”学派的涌现和唯物史观派的形成等，莫不遵循着史学发展的这一基本模式。
在中国史学史上，每当一种史学范式甚至只是史学形式的历史编纂体裁不能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内容的时候，新的史学范式或历史编纂体裁经过一定时期历史学者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历史形势的需要，满足人们对历史的新认识和探询越来越深入的要求。下面以《史记》为例来说明之。
秦汉时期，“海内一统”，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使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于诸侯国林立、群雄争霸的社会政治格局的各国为史的“国史”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生活于一统之下的人们，首先是统治阶层，也不再满足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而要求对包括以前各国历史在内的整个过往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是，政治一统的需要使统治阶层开始认识到禁止人们止观国史的重要性，以便消除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形成的强烈的以国属为核心的地方意识。秦始皇从消极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销毁除秦国史记之外的其他国史的政策。然而，“坑灰未冷山东乱”，其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强化了人们特别是六国贵族余孽的地方意识，秦王朝最终也被地方意识的巨浪所吞噬，落得个二世而亡的悲剧。历史实践否定了秦始皇消极的史学政策，那就只有采取积极政策。这就要求史学突破“国史”的局限，要求历史学者编纂出一部包括七国历史在内的反映整个过往历史的“通史”。《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是在史学的这种内外客观要求下催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史记》不单单只是一部历史著作而已，它实肩负着当时消除世人的“战国意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归属意识(或可以名之曰“大汉意识”)的历史使命。
新史学的诞生是以继承史学创新者所直接面对的史学文化遗产为前提的。在《史记》的产生过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作为一堆废物而被开创“通史”这一史学新范式和历史编纂新体裁的司马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相反地，秦汉以前已经出现的史学表述形式，如“本纪”、“世家”、“传”等直接成了司马迁进行史学创新活动的资源，有的如“谱”等则经过一定的改造而转化成为新的、成熟的历史表述形式。对此，司马迁自己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自谦地说道：“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0] (p3299～3300)梁启超则评论说：“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11] (p18～19)
“通史”这一史学范式，在秦汉时期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式；将已有的历史编纂体裁直接或经过一定的改造后融于一史之中，这种“综合体”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来说，同样也是“新”的。当然，司马迁不只是一个无所自创的集大成者而已。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来说，在史学上有所创新是其本质特征。司马迁也不例外。自不必说他运用广泛的田野调查以补当代史研究史料之不足而开创了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新史学方法，也不必说他创立了历史评论的“论赞”形式，即以梁启超所断言的“非皆迁所自创”的诸体来说，包括梁启超在内，绝大多数史学史学者其实都忽视了《太史公自序》这一史学“自序”体裁在史学发展特别是史学评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司马迁之前，没有用专门的“自序”的形式来阐述历史学家撰史的动机、旨趣和自己的历史著作内容的。通过孟子的引述，我们看到，孔子对于自己修《春秋》的行为及其旨趣曾有过自我评论，且深刻地揭示了他所修的《春秋》与一般历史记载的根本区别所在。但这方面的言论，并没有直接反映在《春秋》一书中，更没有以专篇的形式作为自己的历史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列于其中。司马迁开创了这一先例，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笔者以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活动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都承认，史学评论实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孔子对宋、杞两国所保存下来的关于殷、夏两代历史材料的评论，孔子之后则有《左传》作者、孟子、荀子等史学家、思想家或政治家对于孔子所修《春秋》的评论。但正如研究者们所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评论活动大多停留于就事论事，且或从属于政治评论，或依附于思想家的社会理论、政治学说或哲学思想，它们虽然对后世的史学发展和史学评论活动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但针对个别史学著作所作的评论本身，并不是立足于史学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则不然。它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篇由历史学家撰著的史学评论专文，开创了史学评论中“自我”评论和“为我”评论两种基本形式。《太史公自序》首先以“自我”评论的方式叙述了作为《史记》作者、历史学家司马迁个人的家族、身世和学术渊源，借以表明家学和师承渊源对于历史学家成就史学伟业的重要性；然后以“为我”评论的方式，从总体上评论了先秦学术，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论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春秋》，以阐明《史记》对已有史学成果的继承和史学思想渊源；最后又以“自我”评论的方式概述了《史记》的内部结构以及各篇的具体撰述旨趣。这是一篇典型的以自我评论为主、有机地融合了为我评论的形式的史学评论专文。它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学家自觉的、独立的史学评论的产生。而“自序”这一阐述历史学者撰史的动机、旨趣和自己的历史著作的内容的史学评论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见，司马迁所开创的历史学者“自序”，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只是我们习焉而不察罢了。
从编年体国史到纪传体通史再到纪传体皇朝史，从一般性通史到专门叙述典章制度沿革的典制体通史，从纪传体到纪事本末体，从“正史”一枝独秀到地方史、民族史、域外记述、家史、谱牒和别传等史学多途发展，历史知识从只是上层统治阶级藏之名山、秘而不宣的治国宝典到走向社会深层、成为一般市民阶层也能享受的公共知识，[7] (自序，p4～6)——正是在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局限、不断地自我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内容，扩大着自己的受众面，丰富着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指导观念。一部中国史学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部新史学不断涌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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