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技术_寓言论文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技术_寓言论文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手法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深扎根于民众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传播效果之所以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非常重视并善于对传播内容(信息)进行加工。

正像人们需要吃肉而又不吃生肉,必须把生肉加工成多种多样的美味佳肴才吃得津津有味一样,受传者需要信息但大都讨厌芜杂、枯燥、生冷的原始信息,都喜欢经过加工甚至精加工的适合自己“口味”的信息。

受传者“食用”传播内容的“口味”,既是加工传播内容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对传播内容加工后就大大提高了传播效果的一个根由。

本文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在加工传播内容上的个性、特色加以论述。

添加譬喻的“胃酶”

人们的抽象思维是由具体思维发展而来的,当人遇到深奥的道理难于理解时,借助相关的典型事例所引发的具体思维的启发,便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最喜欢并善于在传播内容里添加譬喻的“胃酶”,使受传者易于消化、吸收他所传播的思想、学说。

在被先秦诸子经常引述的《尚书》里,记载了不少利用比喻来阐明道理的实例。如,伊尹以虞人张弓射箭(“若虞机张”)作比喻,向太甲讲述做君王的要重视自己的志向,按照先祖的章法行事(“钦厥止,率乃祖攸行”)的道理。〔1〕

孔子“能近取譬”,把他要讲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为了说明实施德政的感化、凝聚民心的作用,他讲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孔子的言论充满了“譬如”、“犹如”的词语。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用比喻最多。《文心雕龙·诸子》上说:“韩非著博喻之富”。他善于用日常生活实例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幽微事理臻于显豁。“今以国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与不肖相去远矣。”〔3〕他在这里用驾车比喻治国,把权势、号令、 刑罚的作用及三者的关系,把君王的贤德与管理能力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说得何等明白,即使目不识丁的田间农夫,听了韩非的这番话也会理解的。

由于比喻有提高传播效果的特殊功能,所以,有许多传播内容被比喻包装后获得了时空穿透力,穿过几百年、几千年,流传到今天,流传到民间。如:唇亡齿寒、釜底抽薪、载舟覆舟、有的放矢、缘木求鱼、杯水车薪、水滴石穿、张冠李戴、饮鸠止渴、里程碑等等。

由于比喻有提高传播效果的特殊功能,所以,历代著名的传播者,从司马迁、韩愈、朱熹、严复、孙中山直到使用“拉大旗作虎皮”为比喻的鲁迅和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的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都继承了先秦诸子喜用并善用比喻加工传播内容的优良传统。

装上寓言的“翅膀”

如果说添加比喻只是给受传者理解传播内容的抽象思维提供一个具体思维的拐杖,那么,把传播内容加工成寓言给受传者的帮助就更大了:它不仅使传播内容形象具体,而且有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给受传者提供审美情趣和美的享受。从接受美学原理看,这就使受传者由被动接受传播变为主动接受传播,不仅乐于接受传播而且乐于充当传播者,向别人再传播这一内容。传播内容一旦加工成寓言,就如插上了翅膀,传得快,传得久,传得远,传得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们就善于把传播内容加工成寓言来进行传播。

“寓言”之名最早见于《庄子》,书中有《寓言》专篇,篇中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4〕《庄子》一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寓言占了百分之九十的篇幅, 有二百余则。庄子在这里道出了一个提高传播效果的手法:托外人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就比自己宣传更容易使受传者接受,正象父亲称赞自己的儿子就不如别人称赞更容易使人接受一样。“亲父不为其子媒”,按照这一传播原则,庄子把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加工成一系列寓言,或者让魏牟、盗跖等活人,或者让大鹏、百足虫之类的动物,或者让海神、风神等来阐述、介绍、赞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正是由于寓言有促进传播的奇效。因此,在我国一些重要传播媒介图书里有不少由寓言凝炼出来的成语流传至今。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淮南子》中的“塞翁失马”、“削足适履”,《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战国策》里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狐假虎威”、“狡兔三窟”,汉代《易林》中的“蚍蜉撼树”,唐代柳宗元创作的“黔驴技穷”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不仅自己创作寓言,而且很注意使用前人创作的现成寓言。在韩愈、朱熹、李贽、顾炎武、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论著里都巧妙地运用前人的寓言来增强传播力度,提高传播效果。在这方面,毛泽东可算是高手。例如,他巧妙地使用“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把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宣传到当时还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的亿万工农群众中,印象之深,以至在今天,中国边远山区的农民对“愚公移山”这则寓言还是非常熟悉的。

补充动情的材料

情感是心灵的门户。传播者要把传播内容送到受传者的心灵里去,首先得把这道心灵的大门打开。如果传播者不首先使受传者动情;把这道门打开,即使传播内容是真理、是良策、是为受传者谋利的,受传者也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看了、听了也不理解、不赞同、不接受、不采纳。鉴于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往往在传播内容中添加些动情的材料,制成一把打开这道心灵的大门的钥匙,门一打开,再把传播内容送进受传者的心灵中去。在《战国策》的《触龙说赵太后》〔5 〕一文里,就记述了传播者在传播内容中补充动情材料而获得成功的事迹:

赵太后刚执政,秦国急速前来攻打。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太后小儿子长安君作人质,才出兵”。太后舍不得,大臣们竭力劝谏,太后大冒其火,扬言:“有再来劝我拿小儿子去作人质的,我要吐他满脸口水。”群臣不敢再劝了。太师触龙说他想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接见他。触龙进去后先不提人质的事,问安、寒喧了一大通才说:“我的小儿舒祺,很不成器,但我很疼爱他,希望太后让他来当一名宫中卫士,我衰老多病,趁未死,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听了惊异地问:“你们男人也疼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女人家还疼。而且,我心里认为,您疼女儿燕后胜过疼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不如疼长安君厉害。”触龙说:“父母疼爱儿女,就应替他们作长远打算。您送燕后出嫁,虽然也很惦念她,但祈祷时总说,一定别让她回来。其目的不是希望她子孙后代世世为燕王吗?这说明您在为燕后作长远打算。可是,您不让长安君为国家建立功劳,没有功劳在群臣中就无威望,无威望,在您百年之后他能在赵国坐稳江山吗?由此看来您没有为长安君作长远打算。所以,我心里认为,您疼长安君不如疼燕后。”于是,太后同意拿小儿子到齐国去作人质,搬兵解救赵国。

在这里,传播内容极简单:把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搬兵救赵国。然而,受传者就是不能接受。还是传播者添加了比传播内容还多出10来倍的动情材料,把这些材料制成了适合受传者心理特点的钥匙,先打开受传者心灵的大门,传播内容才被受传者接受了、采纳了。

可见,有些传播内容实在是一块“生肉”,非添加“佐料”进行烹调加工不可,否则,受传者是难于“吞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看到了这一点,一般都不会把传播内容原原本本地传给受传者,大都要根据受传者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社会地位、政治观点、道德品质、性格等特点进行加工,特别是补充动情材料。这在中国一些重要的典籍里较为常见,从《战国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纵横家在游说各国君主采纳自己的治国之策时往往补充了动情材料,在《尚书》的《汤浩》、《伊训》、《盘庚》等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汤在告诫万方诸侯“各守尔典”(遵纪守法)时,伊尹在教育太甲时,盘庚在说服臣民迁都时,都加了动情材料。在《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里,不仅有先秦诸子为说服各国君主而加进动情材料的记述,而且还有为什么要动情的论述:“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努,则反夷矣。”“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传播者伤害了受传者的感情,相互间有了隔阂,传播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孟子认为传播者首先要感动受传者。怎样感动?这就要“至诚”,“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庄子也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一千四百多年后,南宋朱熹撰写的《近思录》卷十里更把对传播内容进行动情的加工说得比较完整:“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即,要使受传者相信传播内容(言),就要在传出之前增加一些至诚动情的材料以沟通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感情,把受传者心灵的大门打开才成。

加工成深入浅出的韵文

如果说添加比喻重在帮助受传者理解传播内容,使用寓言可使受传者对传播内容发生兴趣,加动情材料旨在解决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态度的话,那么,把传播内容加工成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韵文则可帮助受传者牢固地记住并传颂传播内容。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有卓越的建树。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如《尚书》、《老子》、《庄子》、《论语》、《孟子》、《韩非子》、《荀子》、《墨子》、《管子》等都是用深奥难懂的古文字写成的,要把这些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传播到贫穷落后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相当困难。鉴于此,一批热心的传播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加工成通俗易懂、简洁流畅、节奏明快、琅琅上口的韵文或对仗工整的骈体句式。其中较著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神童诗》、《女论语》、《名贤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限于篇幅,这里只简略分析一下《三字经》和《弟子规》对提高传播效果的作用,以见一斑。

第一,信息量特别大。《三字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高度浓缩,可以说达到了不能再浓缩的地步:

作大学撰写《大学》的作者,

乃曾子是曾参。

自修齐讲的是从修身、齐家,

至平治 直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我们知道《大学》一书是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经典著作,它的影响之大,以至李光耀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新加坡治国的指导思想时说:“中国有句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使全体人民熟知这一信条。我孙女取了个‘修齐’的名字,我儿子挑选这两个字,是引导她自我栽培,照管家庭”。因为,“家庭是搭建社会的砖块”。〔6〕把影响这么大的一本经典著作竟然浓缩成12个字, 而且把著作名称、作者姓名、主要内容交待清楚了,这种高超的加工水平实在令人惊奇。

更令人赞叹的是在讲解历史部分,总共只用三百字就把上自伏羲,下至清朝统一全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叙述得清清楚楚。《三字经》总共才1100字左右,竟然讲述了教育与学习之道,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天文、地理、农牧等生活知识,《四书》、《五经》等历史文化典籍以及历代发奋苦学的人物事迹,总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每个人必需的基本知识都囊括进去了。

第二,提炼出了精华,对精华的表达准确、明白。仅看高度浓缩还不行,如浓缩后仅是水份、糟粕的缩小,精华部分被挤掉了,这种浓缩便有害无益。而《三字经》则不然,如“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源于自然的运行规律)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自然观表达得何等精要、浅显、明白。

第三,把抽象、空洞、费解的传播内容加工成具体、明白、入情入理、琅琅上口的韵文,便于受传者理解、记忆、传颂。如《弟子规》中把《论语·学而》里的“泛爱众,而亲仁”加工成:“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显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泛爱众,而亲仁”,就不如传播它的这一加工产品效果好。

第四,鉴于以上三个特点,历代各级地方政府饬令所属州、县把《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加工产品列为私熟、义学的必读教材,而且作为“劝学”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大肆宣讲,这就更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主要内容的传播。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在被加工成适合民众“口味”的精神文化的“美味佳肴”后,才得以传播到天涯海角,传播到街头巷尾,传播到茶馆酒店,传播到家家户户,传播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并世代传承,流传至今的。

注释:

〔1〕《尚书·太甲》。

〔2〕《论语·为政》。

〔3〕《韩非子·难势》。

〔4〕《庄子·寓言》,《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离娄上》,《准南子·人间训》,《淮南子·说林训》。

〔5〕触龙,南宋姚宏本作“触詟”,将龙言二字误合, 马王堆出土《战国策》残本和《史记》皆作《触龙言愿见太后》

〔6〕见《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话》一文,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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