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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3)05-0005-10
文化软实力是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但并不等于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从最近才开始的。因为文化与人类同在，即使是在愚昧时代，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在从事文化建设。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国家主要领导人长达28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毛泽东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毛泽东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科学论述
毋庸讳言，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都是新提出的。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并不等于毛泽东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既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经济强国，又要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构想。而且，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中文化因素即“国家意志”、“国民士气”、“国内政治稳定性”、“政治组织力”等等，毛泽东几乎都论及过，尽管其用词和含义与当下不尽相同。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使毛泽东深深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绵延的精神血脉，是形成民族归属感认同感的精神纽带，是孕育民族气质品格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兴衰强弱，无不与文化的兴衰强弱密切相关。中华民族之所以分而不裂，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巨大凝聚力。毛泽东非常善于从历史中吸收安邦治国智慧，这是他深刻认识文化的价值与作用的历史底蕴。
中国共产党运用文化团结人民、打败敌人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是力量的源泉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本《新青年》凝聚起一群热血青年，开创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与科学的新天地；成立之后，一个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武装党员、教育群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民族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一曲《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了亿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忘我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种精神风貌引导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不仅直接参加和领导这一伟大实践，而且科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这是他深刻论述文化问题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对文化软实力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他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上揭示了新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他认为，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及发展的要求和阶级斗争消长的实际状况，“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着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1]P695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强调：“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1]P695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在革命发生前发挥着准备作用，革命发生中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P708要打败强大的敌人，既要依靠武装的军队，又要依靠文化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战争是力量的竞赛。”[1]P470的命题。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使用了人力、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概念。他对中日双方的特点即综合国力作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科学结论。他认为，日本方面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中国要强，但人力、物力又不足，相反，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不如日本，但由于是大国，在人力、物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经过持久抗战，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毛泽东分析了国力的基本要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是“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1]P450在毛泽东看来，国力的全部基本要素必须包括文化。比如，他关于战争性质、人民情绪、世界舆论对战争胜负的影响，都属于文化范畴，特别是他提到：“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1]P480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政治动员就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和军队，有一个政治纲领，并且通过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学校、民众团体、干部等反复动员，从而提高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1]P481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既包括观念形态意义上的文化，又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事业，只有充分发挥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精神文化方面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毛泽东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无法正常运转。在以后岁月，毛泽东依然重视文化的作用，也仍然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所处的国内环境十分险峻。从国内来看虽然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翻身的目的，但旧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从国际来看，外国列强除梦想用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外，还想从文化的角度侵蚀新中国，所以毛泽东清醒地认识文化领域的斗争会更加复杂，他更希望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不再受压迫，经济不再剥削，而且在文化上不再愚昧落后，号召全国人民，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泽东在建构战略目标时，特别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口号。现代化强国应该包括文化强国的思想，在毛泽东这里就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提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2]P411
毛泽东一生都看重文化的作用，直到他的晚年。也许是因为太看重文化的价值，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与文化相关，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苏联的论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但文化意义都是相通的。这些具有文化意义的运动并没有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也没有有利于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增强，甚至削弱了文化软实力，但丝毫不影响毛泽东重视文化建设，至于客观效果我们另当别论，当然其中留得我们的教训，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二、毛泽东对狭义意义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指导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了文化在综合国力中地位，为他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创造了理论条件，而其伟大实践又为毛泽东更深入思考文化软实力问题提供直接经验。
众所周知，文化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又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那么，毛泽东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伟大实践，既可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又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既可以研究毛泽东领导器物文化建设，也可以研究毛泽东领导制度文化建设，更可以研究毛泽东领导观念文化建设和行为文化。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首先分析毛泽东如何领导狭义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即领导文化教育事业建设。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文化事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便在长沙以教师为职业。如果不是时代把他引入到革命洪流中，也许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而且他一生对“导师”称呼情有独钟。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文化研究也有很大兴趣。1919年9月5日，毛泽东读了黎锦熙所写《国语学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锦熙，表示“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3]P404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再次向黎锦熙表达了要研究文字学的愿望。他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3]P479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就非常重视文化事业。还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不久创办了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为《共产党》月刊在湖南发行做了许多工作。在创建湖南早期党组织时，毛泽东主持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进入大革命时期，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下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转战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毛泽东以主要精神领导完成这两大任务的同时，也领导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1934年1月，根据中央苏区的统计，在2900多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00余所，学生近9万人。干部教育是苏区教育的重要方面。在中央苏区，创办了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和红军大学等，总计在瑞金设立的大中专学校有10余所。毛泽东把革命文化建设看着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武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歌谣、绘画、新闻出版和图书博览事业都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中央总发行部等数十个出版发行机构，建立了10余个印刷厂、印刷所，先后创办出版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130余种报纸杂志。在瑞金还建立了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毛泽东赞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4]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本营和战略后方，形势相对稳定。党中央、毛泽东把作为教育工作的大事来抓，先后设立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20余所学校。毛泽东多次主持研究这些学校的工作，而且还亲自到这些学校讲课。毛泽东为文化教育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促进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确立了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文艺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文艺队伍，毛泽东同他们交朋友，相信一个文艺战士利用手中的笔所能起的作用，赛过三千毛瑟精兵。[5]P89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延安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不仅遍及边区和后来的各个解放区，而且波及国统区和敌占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6]P848这个时期的文艺运动，确实成了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另外，抗战期间，延安和各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版了50多种马列著作和30多种报刊杂志，卫生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但毛泽东没有放松对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在这之前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破坏一个旧世界，那么，现在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唯一的执政党，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担任起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高潮是从除旧布新的举措中开始的。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7]P71对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首先是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办法，复课开学，同时对所有学校进行初步的改革，对外国补贴的学校全面接管，把所有的私立学校改为公办。与此同时，还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通过这些措施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向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转变。对于教育的指导，毛泽东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符合中国实际；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必须改革学校的课程和讲授方法；必须与扫盲结合。这些思想在以后的时间，毛泽东一直坚持着，并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重视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决不轻视卫生工作的方针。[7]P71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文化建设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提出。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把科学文化建设列为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之一。其后，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P351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要求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做到一般社有业余文化学校和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毛泽东于1956年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写入了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2]P375毛泽东反复强调技术革命的战略意义，渴望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8]P350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我国文化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某些方面走进了世界先进行列，并逐步培养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队伍，既提高了文化软实力，又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三、毛泽东对广义意义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指导
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狭义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同时也重视广义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而且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理论家对广义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作出了更加重要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贡献对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越来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首先，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观念形态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当先进的中国人们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无法战胜中外敌人的时候，就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通了光明大道。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他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从此就没有动摇过。当毛泽东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后，逐步认识到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此他一生不遗余力地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无从说起。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就提出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前者以王明等为代表；后者毛泽东等是典范。按照教条主义的做法，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的科学态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指导地位。其指导地位确立后也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因此，毛泽东坚持把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使全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遇到挑战时，毛泽东与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也应该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庄严宣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P133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意义不可低估。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种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应当是共同的。这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怎样看待社会的发展，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表明了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发展、变革和进步提供了理论指南，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文化先进性最集中的体现。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建构了文化软实力的可靠内核。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其次，毛泽东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与现实的结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人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丰硕成果，本文不再赘述。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属于外来文化，这种外来文化要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必须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的真正发挥作用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支柱就缺乏凝聚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当中国经历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就显得软弱无力，无法成为凝聚人们力量的文化基础。这就提出了重构中国人民精神支柱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要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P534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典范，是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在毛泽东等的推动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软实力建设史上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核心要素。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是他为文化软实力建设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中华民族才能够高度团结，中国人民才能够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才有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再次，毛泽东以科学态度认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文化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并且深深地融会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在西方与东方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重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智慧中的思想资源，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优势，把传统文化精华发扬光大，进一步培育中华文化魅力，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空前冲击的时代。如何面对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传统文化熏陶之下，传统文化积淀于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在其思想和实践中表现出来，为毛泽东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渊源，既有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方针、总态度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P53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样的新文化，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的时代，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文化外，还有其他外来文化。在古代有来自印度的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并由此引起体学之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坚持科学的态度，“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1]P706-707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有用部分，为文化软实力建设开辟两条最有价值的通道。提升现实的文化软实力，既不可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可能关起门来提升。
最后，毛泽东率先垂范建设符合时代要求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毛泽东在其伟大的、革命的一生当中，始终给予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以高度的关注。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是适时地提出并领导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型文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则是最重要的贡献者。除此之外，还有各个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大作风的传统、艰苦奋斗的传统，等等。毛泽东对于这些新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毛泽东作为直接参与者，身体力行为这类新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第二，毛泽东作为间接参与者，为这类新文化建设发挥作用；第三类，毛泽东作为倡导者推进这类新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影响。这些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些文化符合时代要求，是不同时期时代精神的写照；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华民族土壤，用血肉之躯铸就而成。由此决定其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作用。这些新文化中蕴含的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追求卓越，增强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勇气，始终保持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让人们感受信仰之光，铸牢人们信念之基，人们从中吸取精神养分，成为强劲力量的源泉。
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人民精神是否蓬勃向上，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有序，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毛泽东对这一层面文化建设的精心指导，是毛泽东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所体现出来价值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长久，越来越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毛泽东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文化巨匠。他为文化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领导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为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所创建的文化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毛泽东在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教训。
毛泽东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教训，主要包括：
第一，必须把文化软实力建设纳入总体战略。毛泽东对文化建设地位作用的认识，总是同革命和建设的事业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进程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毛泽东是最伟大的战略家，擅长谋划战略全局问题。他所谋划的问题都是事关党的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不是孤立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也不可能孤立进行。因此他在思考文化建设时总是与其他建设问题联系一起来思考，总是从总体战略的高度考虑文化建设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论述的代表作。原来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全文15个部分，专谈文化问题的就有6个部分。可见，他思考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和文化建设的联系何等紧密。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发表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还明确讲：“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9]P1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又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这个目标中，毛泽东的本意也是有一条“文化科学”的现代化。这说明，从革命到建设，文化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构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战略的高度谋划文化建设，为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综合国力其他要素的建设实现良性互动开辟了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人民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化是人民创造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力量源泉是亿万群众。文化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这就是文化的人民性，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人民性。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6]P864他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作用，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人民性，希望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6]P860-861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否喜欢作为衡量文化好坏的标准，希望文化工作者创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人民群众是文化最大消费者，只有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第三，必须广泛调动各方面文化软实力建设者的积极性。“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何而来？由人化文；文化是干什么的？以文化人。总之，文化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文化属于大众。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灵魂。毛泽东在坚持人民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发挥各方面的人才的作用，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应尊重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把对于知识分子实行正确的政策，看作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2]P384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就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2]P462只有建设起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才能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事业，才能繁荣我国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软实力。不过到了毛泽东晚年，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走向另一个方面，过多地看到了，甚至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不足或落后面，否定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知识分子属性，从而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第四，必须制定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方针。方针政策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文化软实力建设。毛泽东在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是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这些政策既包括广义上的文化政策，也包括狭义上的文化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搞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8]P200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P707-708对于外来文化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8]P41文艺发展方针“百花齐放”，学术发展方针是“百家争鸣”，教育发展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8]P226其他方面，毛泽东都提出了相应的施展方针和政策。应该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文化建设政策大大促进我国文化实力建设。而在政策方面的教训，是一些政策方针未能贯彻到底，有的政策方针在实施过程中走向相反的方向或者自我否定，从而影响政策的效应和文化软实力建设。
第五，必须处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各种关系。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包含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狭义文化主要指文化事业，其中有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等。如何处理方面的关系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关系密切。毛泽东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典范。他始终把文化软实力中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思想建军、思想建党，把这些东西升华为理论，成为建党建军的一般规律。毛泽东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特别是他一生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理论创新，为中国人民贡献巨大的精神财富，即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各种先进文化如服务人民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廉洁精神的实践者、倡导者和推广者。对于制度文化建设毛泽东也非常重视，特别是建国后，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体制，同时，也形成党的制度。在指导狭义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坚持用弹钢琴的思路推进各个方面的文化建设，使各方面的文化事业都得到发展，也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得到较快和较大的增强。的确，毛泽东对制度文化建设存在认识误区，一方面未能建设完整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建立起来的制度没有按照制度去执行，制度不健全和不执行的因素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人治色彩比较浓，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秩序不正常现象时有发生。后来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更加健康发展。
第六，必须遵循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规律。任何事情都有自身的规律，文化软实力建设也离不开自身的规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证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实质上，毛泽东揭示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三规律，即民族的规律、科学的规律和大众的规律。必须遵循文化的民族性，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其民族性，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一面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民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好的东西，关起门来建设文化是不可能的，不加分析地对待外来文化，实行全盘西化也是错误的。必须坚持文化的科学性。文化的科学性在于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符合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它既要真正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方式，又要成为人类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文化的大众性就是指文化的人民群众性，广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和动力，人民群众始终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大众性，源于文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广泛性基础，文化的主体即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面向大众、服务人民，这正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任何时候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都不能违背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文化就能得到发展，文化软实力就能增强。在毛泽东晚年因背离了文化建设的规律，不仅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而且还损害了文化软实力。
第七，必须以创新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毛泽东在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进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丰硕的成果成为创新的典范。鉴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10]P114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8]P281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在推进其他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他为中国戏剧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他希望中国音乐工作者要善于“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8]P80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意识的变化，“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11]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创新，呈现生机盎然的局面。当然由于毛泽东晚年在创新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导致了文化软实力建设出现了混乱，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传统的文化，不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能正确遵循创新的规律，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创新成果，从而不仅没有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反而妨碍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甚至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倒退了许多年。
第八，必须及时总结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坦承，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在领导其他领域的实践是这样，在领导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是这样。70年前，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文化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对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示出来。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总结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升华为科学理论，成为长期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不过，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也有深刻教训，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间的17年的文化战线的评估则出现了严重失误，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评价出现严重偏差，对担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重任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严重问题，并因此对文化软实力建设乃至其他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伟大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他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尽管在这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但其贡献是第一位。在全党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竞争成为最主要的竞争领域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贡献，其重要意义不言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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