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形态的小说雏形——试论晚清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天路历程》白话译本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晚清论文,传教士论文,译本论文,雏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0-0168-06
在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小说中，《天路历程》是一部重要作品，它上承西方传教士的创作《张远两友相论》、《诚崇拜类函》而来，但是《张远两友相论》和《诚崇拜类函》都是在论述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的道理，它们只是披着“小说”的躯壳，借人物之口直接把道理讲出来，看不到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是论著，只是披着小说的外衣，所以不像小说。而《天路历程》则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它虽然也讲信仰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它源自西方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人物在不断的活动，人物的性格虽然有点类型化，但也算得上鲜明，与完全在讲道理的《张远两友相论》和《诚崇拜类函》相异。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小说路子不同，更接近后来问世的五四新文学，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学是超前的，人们在当时只把它看作是传教的宣传品，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在文学上的意义。《天路历程》是英国作家班扬在十七世纪创作的一部宣扬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它在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已有多达二百余种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流传最广，翻译文字最多种类最多的书籍”①。
《天路历程》有正续两部，第一部描写主人公基督徒寻找得救途径的过程，第二部描写基督徒的妻子寻找得救途径的过程。它的第一部于1853年由西方传教士宾威廉翻译成文言文，在厦门出版。1865年，宾威廉又把它的第一部译成官话，在北京出版。其后，宾威廉又译出了它的第二部官话本，作为《天路历程》续编，1867年在北京出版。《天路历程》还曾被译成广东方言等多种方言译本出版，在中国也曾有过广泛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从话本发展而来，话本是从古代城市瓦舍勾栏中的说书底本发展而来，城市的说书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也就遗传到白话小说身上；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具有比文言小说更强大的娱乐性。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只有迟至乾隆年间方才问世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娱乐性比较弱，表现人性的自觉意识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都比较强，它们也是在时间上比较接近近代，由文人创作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从胡适、鲁迅、茅盾等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部小说是在人生意义上得到五四新文学家认同的古代小说。我们先来看《儒林外史》：首先，《儒林外史》描写的不是中国古代小说喜欢描写的英雄，或者是豪门巨族，而是社会下层的一批读书人。梁启超曾经说过：“英雄、男女、鬼神”这三类题材，“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②，《儒林外史》描写的既不是英雄、男女，也不是鬼神，而是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没有传奇色彩。这种做法本身其实是很有现代性的，从描写叱咤风云的英雄和传奇的才子佳人爱情，或者是志怪传奇的鬼神世界；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本身就适应了现代社会和现代都市对“人”的认识，对所有人重视的“人”的平等意识。它改变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娱乐性很强的“传奇”色彩。其次，《儒林外史》的写作目的之一是揭露黑暗现实对读书人的腐蚀，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写作目的，也具有现代性。古代小说也有揭露黑暗的，如描写明末宦官政治的《梼杌闲谈》等，但是那些小说大都成书于事后，属于“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看客消闲一类，仍不脱其娱乐性；而不是其创作宗旨在当时就要唤起读者良知，与丑恶作斗争，改变黑暗现实一类。《儒林外史》则是后者，这类小说对读者有独到的期望，这种期望源于作者对读者的信任，源于现代社会对普通人社会作用的重视，源于作者改变现实的焦虑和责任感。这种做法说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也不同于古代的“消闲”，它具有现代性。第三，《儒林外史》运用的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它追求的是一种真实地刻画人物，再现现实生活的效果，与中国古代的“传奇”笔法大不相同，这种方法我们后来把它称作“现实主义”。在西方，“现实主义”的崛起本身是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具有现代性。
再来看《红楼梦》：《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传统题材的“男女”，展示出一个大家庭的崩溃，同时也写出了贾宝玉对自由人生的追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③说出了《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鲁迅论述的《红楼梦》现代性体现的是五四新文学和中国古代传统旧小说之间的差异：五四新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除《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外，缺乏“为人生”的自觉性。五四新文学强调文学的严肃性，希望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娱乐性太强，缺乏严肃性，尤其缺乏批判意识和对读者的期许，希望用文学来改变读者的不良性质。这就是鲁迅如此推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学的原因。
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学的意义上，我发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它在晚清的出现为中文小说吹入了一股新风。下面，我们试把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名著《西游记》作一个比较。《天路历程》和《西游记》都是描写主人公长途跋涉，战胜艰难险阻，努力“求道”的小说，一个在寻找基督教的上帝之道，一个则是到西天寻找拯救世界的大乘佛教，他们都是寻找真理，寻求摆脱世间困境的途径。在“求道”过程中也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获得正果。如果说这两部小说都在叙述求道的艰难；但是《天路历程》是严肃的“为人生”的小说，《西游记》则是讲故事的娱乐小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西游记》：《西游记》描绘的是一支到西天取经的团队，这个团队去西天取经，是源自西天的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是他们决定了到东土大唐寻找取经的人选，由观音菩萨一手包办，组织了取经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只有唐僧一人是真心想到西天取经的，其他成员，包括白龙马在内，都是犯了错误，正在受到处罚的天神。观世音菩萨向他们承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成功，就可以将功折罪，得到正果，他们才自愿加入取经的队伍。为了保证孙悟空服从唐僧的指挥，观世音菩萨还设计给他专门套上了“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又是佛祖送的。孙悟空在被套上“紧箍咒”之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全力以赴保护唐僧到西天取到真经。在孙悟空的管束之下，猪八戒被迫打消了离开取经队伍的设想。这支取经队伍在取经路上遇到的磨难，又都是由佛祖一手安排好的，佛祖规定了取经团队必须经过八十一难，才能让他们顺利取到经书。神仙们为了增加取经的难度，不断让自己的属下成为妖怪，以凑满八十一难，最后少了一难，还必须补足。取经团队大多是在与人为造成的磨难中奋斗前进的，而所有这一切的安排，都来自于佛祖，观世音菩萨则是具体的执行者，取经团队和取经路上的许多妖魔鬼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颗棋子。取经团队渡过劫难，并不需要依靠自己努力，他们只要向观世音菩萨求告，至多到佛祖那里，一切劫难都可迎刃而解。这支取经团队历经的磨难，与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也不存在借这些劫难批判人生的恶习，用以阐明人生的真理；而是为了娱乐，为了情节曲折而设想出来的。就是人物设计本身，从唐僧、孙悟空到白龙马，也是在长期的说书演变中形成的，其中还有民间故事的影子。阅读《西游记》，我们获得的是一种轻松，一种愉快，一种消遣。《西游记》的作者在写作时对读者并不抱有促其奋起，改变现实的期望，也不抱有改变读者思想的设想。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五四新文学论文《人的文学》中把《西游记》列为“非人的文学”，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新文学阵营其他作家的异议，我们若是明了当时新文学家对于文学“为人生”的渴望，对于用小说来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或许也就可以理解他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了。
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天路历程》就完全不同了，它可以算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只要将它和《西游记》做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它不是娱乐小说，而是一部严肃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基督徒”是在获得一本书的启示后产生了“求道”动机，这个“求道”动机，完全是他出于自己的生命需要产生的，与别人无关。当他发现周围人包括他妻子和家人在内，都不能理解他的警告，反而把他当作病人；就抛弃家庭、家乡，自己出走，独自寻求解脱之道。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一种一切从个人出发，以个人为本位而不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强烈的自主性，显示出一种独立的主体性。而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正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们追求的“个性主义”。正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所引用的易卜生所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④《天路历程》所显示的，正是这样的“易卜生主义”。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进入现代社会得以发扬光大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意识形态。
《天路历程》是一部宣传基督教的小说，作者班扬曾经发生过信仰危机，在他的自传中描写过自己内心挣扎和彻悟的过程。《天路历程》的创作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基督教新教的教义，用小说启蒙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这是一部宣传基督教新教观念道理的小说，它是先有理论，先有观念，后有小说的创作，小说的创作是为了用人物形象图解要宣扬的基督教观念和理论。这种写法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所没有的，又恰恰是中国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后的“新小说”、“新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班扬在写作时对读者充满一种期待和信任，他希望读者阅读他的小说之后，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坚持不懈的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对读者的期望，希望小说改变读者思想，也体现了中国白话小说出现了一种现代意识，它们也正是后来从梁启超“新小说”到五四“新文学”所追求的以小说改变读者思想，改造社会的写作宗旨。《天路历程》可以说是第一部翻译的图解观念理论的中文小说，其意义自然不应该低估。正因如此，《天路历程》缺乏娱乐性，整部小说都是在讲道理，非常严肃。这也成为后来“新小说”、“新文学”的特点，这种写小说一味出于教化目的，缺乏艺术性、娱乐性的做法，在当时也曾经受到过吴趼人、徐念慈、朱自清等人的批评。
与《西游记》不同，《天路历程》在基督徒的求道路上，没有描写妖魔鬼怪；而是用比喻象征的笔法，描写人生的各种诱惑陷阱给求道带来的困境，批判人类的恶习。如作品描写主人公基督徒决定离开家出去寻找得救的途径时，他的邻居顽固不肯跟他走，而另一位邻居柔顺则跟他一起走了，但是柔顺吃不起苦，中途回家，放弃了寻找得救途径的努力。甚至连主人公自己，在“俗人智”的影响下，也差一点放弃了。在《天路历程》中，“传道”、“愚陋”、“懒惰”、“自恋”、“俗人智”、“循规蹈矩”、“温良”、“善意”、“晓谕”、“任性”、“耐性”、“警醒”、“敬虔”、“审慎”、“守信”、“扯臊”、“盲目”、“无赖”、“放荡”、“阴暗”等各种人类情感、习惯等特性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名，“纵欲城”、“浮华镇”、“德行镇”、“富丽宫”、“毁灭城”则成为地名。这些人名、地名常常直接暗示了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意图，同时它们都有象征意义，显示了作者对社会，对人性恶习的批判。基督徒在寻找得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确实是人生道路上常常会遇到的。他在与社会、与自身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因此，《天路历程》的“求道”过程虽然也描写了一系列作者想象的世界，但是他不是为了娱乐而描写这些场景，编撰一系列离奇的故事。作者始终是扣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完善内心的修养，寻找人生得救途径的目的来写的。作者急于用小说宣扬他领悟的基督教道理，不惜以形象图解基督教的理论。所以阅读《天路历程》，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寻求，一种不断探索的意志，一种在宗教中找到归宿的慰藉；同时我们也获得一种沉重感，一种要完成人生使命的煎熬，一种在迷途中不断寻求光明的困惑，一种对人生艰难的领悟，一种对坚持不懈的赞美。它的娱乐快感要比阅读《西游记》差得太多，这也是因其严肃性造成的。这种严肃性为小说带来了新的意义，将小说与“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小说改变人生、改造社会的使命，提升了小说作为文体的价值档次，促使小说真正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同时也为小说带来了图解理论的弊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也正是“新小说”、“新文学”的弊病。这也是因为“新小说”、“新文学”具有与《天路历程》一样的“启蒙”要求，以小说来改变读者的思想，以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所造成的。
班扬创作《天路历程》的目的是在宣传基督教教义，向普通老百姓做启蒙。因此，全书用的是平民化语言。在此之前，传教士或者神学家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大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贵族绅士，因此他们的文风大多是辞藻华丽，用句典雅；以博得读者的欣赏。《天路历程》则完全不同，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和民间口语等平民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圣经》中深奥的内涵，求得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理解信服。《天路历程》成功地打动了无数读者，也因此受到教会的重视，被作为教会仅次于《圣经》的重要传教书籍，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说现在已有二百多种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流传最广，翻译文字种类最多的书籍。⑤《天路历程》在1853年被翻成文言，1865年又被翻成白话，白话的《天路历程》更加凸显出平民化、大众化的风采，这与后来五四新文学建立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在理论上追求的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⑥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它们的先驱。鲁迅曾经指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⑦所以我认为，《天路历程》的白话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形态的小说雏形，尽管它还依然保留了章回小说“有诗为证”的某些形态。它是“外国文学潮流”对中国白话小说最早的推动力之一。
当然，要说明《天路历程》是最早的新文学形态的小说雏形，不能光看它的思想，它的平民化、大众化写作目的，还必须指出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在其白话译本问世之前，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都是“章回体”，就我眼界所及，除了传教士创作的小说，好像还没有看到过不是“章回体”的白话长篇小说。“章回体”是从说书人的话本发展而来的“拟话本”，仍然保留了许多“说书”的痕迹：例如它的开篇还有“话说”等说书人的套语，每回结尾也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模仿说书场上的说书人，在故事的关节处结束，用故事悬念吊起观众胃口，吸引他们听下去、看下去。“章回体”是从唐代“变文”发展而来，往往是散文同韵文的结合体，在“章回体”小说的散文叙述中，常常会夹杂韵文，如叙述过程中常常会“有诗为证”，回末也常常有一首绝句作为结尾。成熟的章回小说回目往往是由一句对子组合而成，这一句对子往往对仗工整，对子中说明了这回小说所发生的两件事，一句对子说明一件事。这也使得中国的章回小说在叙述事件时，必须考虑到回目所要求的每回叙述两件事，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枝蔓，以满足叙述两件事的要求，结果也就难以做到浓墨重彩地集中笔墨描绘一件事。然而，在宾威廉翻译的白话长篇小说《天路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形式基本上被打破了，连小说的叙述语句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先看它的开头一段：
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着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脊梁上背着重任。又瞧见他打开书来，看了这书，身上发抖，眼中流泪，自己拦挡不住，就大放悲声喊道：“我该当怎么样才好?”他的光景，这么愁苦，回到家中，勉强挣扎着，不教老婆孩子瞧破。但是他的愁苦，渐渐儿的加添，忍不住了，就对他家里的人，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妻，我的子呵，你们和我顶亲爱的，现因重任压在我身上，我将死了。而且我的确知道我们所住的本城，将来必被天火焚毁，碰着这个灾殃，我和你们都免不了灭亡。若非预先找一条活路，就不能躲避，但不晓得有这活路没有。”他的老婆孩子听了这话，诧异得很，害怕得很，不是把他的话当做真的，是怕他要疯。那时天将晚了，指望他一睡，或者可以心定，就急忙催他去睡。⑧
这是《天路历程》白话译本的第一段，我们来看看它的语言形式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有何不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翻译者已经不再运用古白话长篇小说的套语，也不再运用白话小说的回目，而用卷一、卷二的形式将全书分为五卷，卷首不列题目，类似于现代小说的第几章。章的中间和结尾虽然还有“以诗为证”，有若干韵文和散文结合，这是原著所没有的改写，是译者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自己添加上去的；但是白话译本《天路历程》已经没有章回小说惯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更重要的是：它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性，改变了“章回体”每回必须叙述两件事的叙述结构，将原作集中笔墨浓墨重彩地描述基督徒的求道经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白话《天路历程》是翻译，为了忠于英文原著，译者运用白话翻译时必须保持原著的特点，忠于原著的意思，这样的翻译也就把西方小说的形式搬到了中国，坚持了原著套叠的限制视角叙述。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缺乏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限制视角叙述的小说，因为“章回体”从话本而来，话本的说故事方式只要全知全能的叙述就可以了，不需要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但是古代文言小说存在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叙述。如唐代传奇《游仙窟》，明代色情小说《痴婆子传》，清代的笔记小说《浮生六记》都是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然而中国古代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大多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很少有像《天路历程》这样的旁观者用第一人称叙述，在旁观者用第一人称叙述之后，被叙述的人物再用第一人称抒发自己的感受，形成一种套叠式的第一人称叙述。窃以为，《天路历程》很可能是中文第一部运用套叠式第一人称叙述的白话小说，只是它是翻译的，中国作家自己运用这种叙述方式创作小说要到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问世后，这种套叠式第一人称叙述才在中国白话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仍然运用章回体小说形式。《天路历程》白话译本则保持了西方小说的叙述特点，从而改造了中国原有的白话文学。
宾威廉的白话译本有了欧化的语法，如“我将死了”“天将晚了”。汉语中表示未来时，很少用“将”。即便是在旧白话中，也是“将来”、“将要”，单独用“将”表示未来是欧化的结果。⑨“一个地方”(a certain place)、“一个梦”(a dream)、“一个人”(a man)、“一本书”(a book)，这些都是翻译英语不定冠词a或an而来。“一个”的用法虽然是汉语原有的，但因为近代以来汉语与英语的语言接触，使用的频率增加了。⑩增加了“但是”(but)、“而且”(moreover)、“若非”(except)、“但”(yet)、“或者”(might)这些联词，丰富了句子的层次。(11)
“官话”本《天路历程》的语言同时也保留了“北京官话”的特色，如儿化(“脸儿”、“渐渐儿”)，北京官话词汇(“瞧见”、“瞧破”、“老婆”、“诧异”)。但其中还有部分表达，是延续了旧白话的特征，最明显的是人称代词的省略：
“[我]梦见一个人……[他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他的]脊梁上背着重任。”(I dreamed,and behold,I saw a man … with his face from his own house,a book in his hand,and a great burden upon his back.)
“[他]回到家中，勉强挣扎着，不教[他的]老婆孩子瞧破[他]。”(He went home,and restrained himself as long as he could,that his wife and children should not perceive his distress.)
如今的译本(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西海翻译的《天路历程》为例)比起宾威廉的翻译，从使用的词汇、句法上看，差别并不大。细究起来，就是增加了几个新词，括号内是晚清的译法：“保持缄默”——“silent long”(拦挡不住)、“神经错乱”——“frenzy distemper”(要疯)、“神经镇静”——“settle his brains”(心定)。语法上更加欧化一些：新标点代替了原来的圈点。人称代词使用频繁，如“我梦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儿，背后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背着一件看来很重的东西。”“他转身回家去了。他强自压制着，以免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发觉他的悲痛。”
宾威廉的“北京官话”《天路历程》是以通行口语为基础，采用了欧化的语法，完全摒弃了说书人的口吻。人称代词的频繁使用“你们”、“我们”，使用了复杂的定语“一切诚心悔改真信福音”，中心动词的出现“当知”、“靠”。这是现代白话文表达的特点。《天路历程》白话译本所出现的这些汉语语言变化，预兆了后来现代汉语的出现，也显示出它受到的外文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白话译本《天路历程》是第一本“新文学”形态的长篇小说，它在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注释：
①王汉川译：《天路历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三号。
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载《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
④胡适：《易卜生主义》，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89页。
⑤曾繁仁：《天路历程》序言，载《天路历程》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⑥参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⑦《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⑧[英]约翰·班扬：《天路历程》，[英]宾威廉译，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
⑨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7页。
⑩王力：《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载《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548页。
(11)本文所引《天路历程》英文原文部分来自John Bunyan,The Pilgrim's Progress,The Continental Book Company AB Stockholm,1946:London,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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