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性教育“四个统一”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党性论文,时期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5)06-0101-05 延安时期，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①的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和时代需求。但由于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薄弱，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问题，对此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从理论上进行了回应与阐发。194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②。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前后，延安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关党性修养的著作和文件，诸如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泽东汇编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内文件，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成仿吾、吴亮平、博古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有了理论上的成熟和指导，延安时期尤其是整风运动后党性得以空前提高，并取得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 一、在理想信念教育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始终保持革命本色，使党性与阶级性相统一 在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一项首要任务。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但是要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③在学习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首要选择，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④之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⑤此后，延安逐渐开始了“全党的学习竞赛”。从1938年到1940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虽然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⑥。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学习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重视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使得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内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改造运动。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最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最重要的或者是第一位的要求，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成熟起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深刻认识“活的”与“死的”，“香的”与“臭的”，“创造性的”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往往把书本知识或经验知识固化，从而产生了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对此，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4月16日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增加了四个整风学习文件，共二十二个文件。二十二个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⑦，学习的目的是“从其中学习正确的革命立场与思想方法，并学习其中许多具体而切乎实用的规定，来解决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来处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⑧，学习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⑨。此外，在这二十二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决定和文件、党的领导人报告和文章共有16篇，占总数的72%多。可见，这二十二个文件选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重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清除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增强党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党员只有3万余人，壮大革命力量成为紧迫任务。在“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政策和决定的影响下，1940年党员发展到了80多万。在党组织的迅猛发展过程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大量进入党内，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缺乏党性的倾向”(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了党的阶级性，“理想信念才能坚定，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才能坚守”，政治灵魂才能树立，才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使得党员具有先锋队的觉悟，严格遵循党的铁的纪律和严的规矩，绝对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使得党员勇于担当，把挽救民族危亡看作为“我们的责任”(12)，即使在面对国民党反共高潮之际也要承担民族危亡的“责任是更大的”(13)；使得党员不断克服“本领恐慌”，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要勇于、敢于、善于直面、出击和解决。 二、在革命前途教育上，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使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事关革命成功与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4)，这就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两者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二是“一次革命论”，即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发展规律，导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与曲折。 革命前途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要“走历史必由之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就要面对这一问题，究竟是按照“一次革命论”或“二次革命论”去走，还是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进一步回答：“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5)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读本中进一步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走历史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科学回答，即中国革命既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中国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6)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走历史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遵循规律、坚守科学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来不缺少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斗志与豪情，不缺少勇于奉献自己的热血甚至生命的勇气和情怀。但是如果没有科学性，没有做到敢于革命和善于革命的结合，就“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党内造成“乱斗的习惯”，“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只能“毁灭革命”。(1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时代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最终从延安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党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中国革命才能顺利发展壮大，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在党的根本宗旨教育上，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以民为师，以“人民解放”为己任，使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为人民服务这一群众观点在延安时期被旗帜鲜明地提出，并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2年，为了更好地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刻指出文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8)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讲演中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个完全彻底的宗旨观。同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清凉山看望解放日报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时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从更深层次上作了更系统完整的论述，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认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阐明“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19)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而且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始终坚持，使之成为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唯一宗旨，成为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哲学依据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1939年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编写了干部教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人撰写，李维汉将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对此，毛泽东作了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1945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0)。这些比喻突出强调了人民主体性地位和“群众是我们的依靠”(21)的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哲学依据，有了这些形象、生动、大众化的教育，共产党人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践行以民为师，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善于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基础才更加坚实牢固。 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从根本上讲要立场分明坚定，“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1947年10月毛泽东给佳县县委的题词，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才会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40年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导致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出现了“敬而远之”的现象。“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确处理了“向人民要东西”和“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使得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得以密切。对于这一段历史，毛泽东最深刻的总结就是：“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句鲜活、生动群众观点的践行，让边区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开始发自内心的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等心声。共产党人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在改造世界教育上，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不仅“昂首望天”，还要“眼睛向下”，使党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实践是党性修养的基础，是党性修养的最终落脚点。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指出：“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这说明只有通过实干才能让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光芒、共产党人的价值照进现实中来，说明“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22)“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2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反对空谈，反对那种“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作风，因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因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24)对此，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指出：“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5)。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次指出：“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26)。“眼睛向下”，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也就是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 党员干部在躬身实践中又要反过来增强党性自觉。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愚公移山精神，就是指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坚定不移去实践、实干。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而且特别提到“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就是希望抗大学员信念坚定不移、斗争坚持不懈。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5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重申了这一故事。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结论、闭幕词里三次提到愚公移山故事，尤其是在闭幕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愚公移山的精神实质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坚忍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克难奋进精神，就是一种实践精神。当然，延安时期通过实践来不断增强党性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如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其目的在于使调查研究“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27)。1942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的社论，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钥匙”；“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28) 党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表现在于“改造实践”。改造实践，就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现“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29)，就是要有“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勇敢任事，切实负责，有自动性，有创造性，有计划性”的“创造精神”(30)。只有有了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党性，实践才能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既“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又“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在这里是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火热中心，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都在发生着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1947年他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又题词“与时并进”，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打碎旧的一套》，这种坚持不懈的求新思想，是延安时期整个革命事业前进的指针。党性与实践性统一起来的创新，深刻地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遵循中国实际的科学性和心中有他人的人民性。这种创新，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活力源泉，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不断贴近、符合的动力源泉。 延安时期“四个统一”的党性教育方法，是抓住党性教育的关键和核心。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31)当前，一些党员党性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如在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妄议中央，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本位主义，缺乏纪律；在思想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等等。对此，延安时期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学习、研究、借鉴的价值。 ①③⑤(13)(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522-523，533，759，559.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938-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85-286. ④(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6，525. ⑥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9. ⑦(1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6-417，339-347. ⑧《解放日报》社论.造成学习热潮[N].解放日报，1942-04-23. ⑨彭真.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N].解放日报，1942-05-14. ⑩(18)(19)(23)(24)(2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3，853-857，1096、1094、1095，800，800，789-790. (11)(22)(26)(27)(2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5，174，147，176，506. (12)毛泽东.我们的责任[N].新中华报，1937-11-04. (14)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85、186.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2. (24)(3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224，223. (28)《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N].解放日报，1942-01-21.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