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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5-0057-05
《文赋》是陆机关于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无论在魏晋六朝文论中，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杜甫《醉歌行》云：“陆机二十作文赋。”这句诗似乎已明白地道出了陆机《文赋》的撰作年代。其实不然。《文赋》究竟写于何时，真可谓迷雾难拨，而学术界聚讼纷纷，莫衷一是。亦有学者提出，因为迄今并无确凿材料可以加以断定，“所以，严格地说，《文赋》的真实写作年代，恐怕还是以存疑为好”[1]（上册，P165）。
归纳起来，关于《文赋》撰作年代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今就三种代表性观点条列论析如下。
先讨论第一种观点。
有论者认为《文赋》作于陆机20岁时。持此观点的学者有三位：姜亮夫、万曼、张文勋。姜亮夫推论说，《文赋》“精思博辨，自非入洛后世务纷絮，情思不愉时所能为”，并且，“机少小能文，最为世称，甫诗谨严，必非虚构”。[2](P32)他将《文赋》系于太康元年(280)，时陆机20岁。万曼认为杜甫的诗句“语气非常肯定”，当有依据；再说，“陆机早在吴国灭亡之前就读过曹丕的《典论》，在《论文》的影响之下，酝酿或草创《文赋》，是很有可能的”。[3]张文勋的看法是，当时正值吴亡，二陆退归勤学，“有条件集中精力去探讨文学创作理论的问题”，而陆机“早年就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20岁写成《文赋》也不是不可能的”。[4]
上述三位先生的结论，基本上建立在主观化的推论基础之上，缺乏确凿有力的实据。其可作为立论之关键前提有：“甫诗谨严，必非虚构”；杜甫“语气非常肯定”；陆机“早年就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
辨说陆机《文赋》撰作年代之前，先辨杜诗中“文赋”一词，到底何解。
既然诗句出于唐人，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唐人关于“文赋”一词的习惯用法。险觅狂搜《全唐诗》，凡见用“文赋”一词者，包括杜甫诗，计七首。现依《全唐诗》卷次，分两类略引说如下。
第一类，“文赋”一词之涵义仅有一解的，共五首。
于濆《巫山高》：“宋玉恃才者，凭云构高唐。自重文赋名，荒淫归楚襄。”[5]（卷17，第1册，P168～169）于濆之诗为旧题乐府，共十句，此为中间四句。诗中“文赋”一词，指宋玉《高唐赋》之类作品。
崔璐《览皮先辈盛制，因作十韵以寄，用伸款仰》：“襄阳得奇士，俊迈真龙驹。勇果鲁仲由，文赋蜀相如。浑浩江海广，葩华桃李敷。”[5]（卷631，第19册，P7238）崔璐之诗为五古，此引中间数句。诗中“文赋”一词，义指为文作赋的才能与
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十首》：“为儒自愧已多年，文赋歌诗路不专。肯信披沙难见宝，只怜苫草易成编。”[5]（卷646，第19册，P7412）李咸用之诗为七律，此引前四句。诗中“文赋”一词，与“歌诗”一词并列，构成合成词组，指文、赋、歌、诗等体裁。
卢延让《苦吟》：“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5]（卷715，第21册，P8212）诗为五律。卢延让感叹于吟诗之苦，认为写诗太难了，而不同于为文作赋那么容易。卢廷让此诗中“文赋”一词，与上引李咸用诗中“文赋”一词，涵义完全相同，皆指文学作品之体裁。
齐己《与杨秀才话别》：“庾信哀何极，仲宣悲苦多。因思学文赋，不胜弄干戈。自古有如此，于今终若何。到头重策蹇，归去旧烟萝。”[5]《卷841，第24册，P9501）此诗亦为五律。“因思学文赋，不胜弄干戈。”此两句诗的意思，与杨炯五律《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两句诗，取意相近。诗中“文赋”一词，义谓舞文弄墨，写诗赋文章。
第二类，“文赋”一词可作两解的，共二首。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少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5]（第216，第7册，P2257）杜诗为歌行体，原有题注云：“别从侄勤落第归。”共二十四句，此为前六句。诗中“文赋”一词，既可以解释为指《文赋》一文，但也可以理解为泛指诗赋文章。因为“作文赋”，与“缀文”，实际上是两个短语。从语法上讲，均属于“‘动词’＋‘宾语’结构”；从逻辑上讲，可以前后置换；从修辞上讲，是互文手法。
写诗追求精练，用词力避重复，有时要照顾韵脚，有时不得不省略。在这里，“作文赋”中之“文赋”是“诗赋文章”的简称，而“缀文”中之“文”则是“诗赋文章”简称为“文赋”之后的再简称。杜勤科场失意了，杜甫于是开导他、激励他。《晋书·陆机传》不是说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吗？不是说“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遂作《辨亡论》二篇”[6]（第2册，P1414）吗？你“缀文”之才华不仅可比之于陆机，而且，较之陆机，你脱颖而出时，年岁比陆机还小。虽然落第了，算得了什么呢？要像鸷鸟举翮，壮志凌云，莫要气馁。不难发现，这几句诗化用了史传事典。杜诗用字，讲究来历，诗律之细，于此可见。显而易见，杜甫从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终为“太康之英”这一角度，启发劝勉从侄楷模陆机，勤学磨砺，不要无视自己的少年才华而自暴自弃。
太康之英，陆才如海，岂止一篇《文赋》呢？杜诗不言“《文赋》”，而总称“文赋”，有两层道理。一是“类”相同，方有可比性，前面说陆机“作文赋”，后面以杜勤“能缀文”对举，况乃总角之年便“草书神速”。陆机的“文章”才华，与杜勤的“文章”才华，同类可比。“文章”杰出，与“书法”超凡，亦类同而连带，以见少年杜勤才艺非常。二是“一般”（如“文赋”）比“个别”（如“《文赋》”）更具有概括性，此乃舍小就大，避微取闳，与下文言“连青云”之壮志，气势相称。假如我们忽略上述各种“道理”，而一定要把“文赋”解释为“《文赋》”，那么，“陆机二十作文赋”这个句子，从语法上分析，没有一点毛病。但联系上下文，整个一首诗，其实与陆机《文赋》这一理论经典丝毫未曾沾边。所以，从诗之立意、布局、修辞等思维逻辑方面分析，将“文赋”解释为“《文赋》”，非常勉强。
李商隐《赠孙绮新及第》：“长乐遥听上苑钟，彩衣称庆桂香浓。陆机始拟夸文赋，不觉云间有士龙。”[5]（卷540，第16册，P6195）这是一首七绝。如上引杜诗一样，李商隐此诗中之“文赋”，亦可以作上述之二解。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下《晋书·陆云传》之有关记载：“（云）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6]（第2册，P1416）晚唐李商隐写诗，爱用典故，也长于用典故。李诗后两句意谓，还真不能自矜自夸，面前这位及第才子自有过人之处，犹如陆机长于为文作赋，而陆云长于善辩好论。从李商隐用典艺术分析，此诗中“文赋”一词，亦以作“诗赋文章”之解为胜。
综合上述唐诗分析可见，唐人诗中的“文赋”一词，习惯上都是概称文体。李商隐、杜甫诗之“文赋”，虽可作两解，但结合上下文义，皆以作“诗赋文章”之解为胜、为更切合诗旨。退一步讲，杜诗中“文赋”即令解作“《文赋》”，那么，谓作于陆机20岁时，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种旁证。清人冯浩笺注李商隐诗句“陆机始拟夸文赋”云：“前辈谓《文赋》当为入洛之前所作。杜诗‘二十作《文赋》’，未知何据。”[7](P713)冯浩所谓的“入洛”，乃谬承旧说，指太康末二陆“俱入洛”。不过，重要的是，冯浩指出，杜诗称“陆机二十作《文赋》”，乃言而无据。我们在此进一步补充指出，杜诗中“文赋”一词，实际上应该解作“诗赋文章”。由此看来，前述姜亮夫等三位先生认为《文赋》作于陆机20岁时之说法难以成立。
再讨论第二种观点。
有论者认为《文赋》作于陆机29岁以后。夏承焘持此观点。他在《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臧荣绪《晋书》和唐修《晋书》都叙作《文赋》在入洛之后。（陆机入洛在晋武帝太康十年，即公元二八九年，那时他29岁。）我们若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可以反驳此说，那么，说《文赋》不作于陆机20岁而作于29岁以后，这句话是可以肯定的。”[8]
关于陆机入洛时间，夏承焘接受了过去流行的说法，并以此为推论之前提，从而结论认为，《文赋》作于陆机29岁以后。事实上，陆机前后共五次入洛。第一次入洛在太康元年(280)，此时20岁；第二次入洛在太康(280—289)末，当在29岁时；第三次在元康二年(292)，此时32岁；第四次在元康六年(296)，此时36岁；第五次大约在元康七年(297)，时年37岁左右。（注：关于陆机入洛的次数与时间问题，可参拙文《陆机入洛疑案新断)（《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及拙著《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这样看来，陆机《文赋》如果并非作于太康初入洛以后，那么当作于太康末入洛以后无疑。就是说，夏承焘谓“《文赋》不作于陆机20岁而作于29岁以后”，这个结论有可能是对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这个时间范围毕竟太大。为了探明《文赋》创作的具体年代，我们还是进一步寻求更为确切的结论。
最后讨论第三种观点。
有论者认为《文赋》作于陆机40岁左右。作这样推论的研究者颇多，但在具体时间方面意见并不一致。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9]一文，根据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八书断定《文赋》与书中所言其他作品同一年代。此与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意见相合。但逯钦立结论说，《文赋》作于永宁二年六月前不久，“至早为永宁元年(301)岁暮之作”。陆侃如先生则认为与《叹逝赋》同作于40岁时。他认为，逯以《与兄平原书》35篇一律作于公元302年夏后不为无误。毛庆撰有《〈文赋〉创作年代考辨》[10]一文，他根据陆机作品用语情况比较，认为《文赋》当作于永宁二年(302)或太安二年(303)。周勋初从玄学思想对陆机的影响入手分析，认为《文赋》当为作者后期所作，时间应在永康元年(300)。李泽厚、刘纲纪则指出：“只要分析一下陆机40岁至死前这几年的情况，即可看出《文赋》作于四十之后的说法是没有什么足够的根据的。当然，我们说作于公元299年至300年4月之前，即陆机未满四十之前，也还是一种推想，尚无确证，但以为比定为四十以后作要合理一些。”[11]（第2卷，上册，P249）
如果将上述六位学者的意见进行归纳，那么可以有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即《文赋》撰作之年代，其上限在元康九年(299)，其下限在太安二年(303)。这个综合性的结论，也进一步说明了前述第一与第二两种代表性说法皆不能成立。
不过，综合性结论的时间范围依然宽泛。在第三种代表性观点中，我们赞同陆侃如等先生的“作于40岁时”说，同时作以下补充性申说。
欲证成陆机《文赋》“作于40岁时”说，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三十五书之第八书是极其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其曰：“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尔。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减。《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谨启。”
由陆云《与兄平原书》之第八书，我们可以确认这样几个已知条件。
第一，陆云第八书中言及与评论的陆机作品，从文体上看都是“赋”这一种体裁。陆侃如指出：“书中称《咏德赋》为《咏德颂》，《叹逝赋》为《感逝赋》，《漏刻赋》为《漏赋》，《羽扇赋》为《扇赋》，均无关宏旨。”[12]（下册，P790）陆机或许只有《咏德赋》而无《咏德颂》，检《晋书·张华传》，有记载曰：“华诛后（陆机）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陆机“不推中国人士”而唯独崇拜张华。张华被杀以后，陆机含蓄地以“赋”代“颂”，这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赋为名，颂为实，陆云乃言其实。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陆云此书开头的话：“省诸赋，皆有……”这第一句话就已经明确交代了他所评论之全部作品的体裁性质。
第二，陆云第八书中“文赋”一词，乃指“《文赋》”。应该明确，既然已如第一项已知条件所提示，此书所论之作品，如《述思赋》、《咏德赋》、《羽扇赋》、《叹逝赋》、《漏刻赋》等，体裁上都是清一色的赋，因此，陆云刚刚评价了第一篇作品《述思赋》后，不可能出现“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或“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这样的语句。如果指称文体，那么此书只论“赋”，未论“赋”之外的“文”，故不得“文”、“赋”并举。而接下来的“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一句，倒恰好是陆云因陆机《文赋》而生发的议论。陆机《文赋》语及“文”中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多体”，然而，对所排比之十种文体中的每一“体”，他的界定仅有四个字。似乎已提纲挈领，却又似乎以偏概全。这恐怕正是“意不称物”的表现。而于读者而言，面对如此简约的定义，其结果恐怕也是认识“不清”吧。二陆兄弟文学精神强烈，交流与讨论中，关于文学主张都能力陈己见，畅所欲言。魏晋之间，鲜见昆弟积极切磋文学甚于陆机、陆云者。“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此乃陆云读《文赋》后的不满足感，以及其与乃兄的商榷语。在陆云此第八书中，“文”这个字共出现五次，其中四次皆属于单音为词，是一个内涵与外延均大于“赋”的概念，乃总称“文章诗赋”。而“文赋”二字，在此处并非泛指文体，而是特指《文赋》。
第三，陆云第八书中有语句表明，陆机《述思赋》、《文赋》、《咏德赋》、《羽扇赋》、《叹逝赋》、《漏刻赋》等六赋为同时所作。此第八书结构完整，思路清晰，前总提“省诸赋”，中间部分对六篇赋逐一加以评价，最后总说读后感受。“兄顿作尔多文”云云，说明了所评“诸赋”包括《文赋》，乃近期所作。“尔”是指示代词，指所评六赋；“顿”是时间副词，指最近的一个短时期。
第四，陆云第八书中语及陆机《叹逝赋》。其赋序曰：“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据此可知，该赋作于陆机“年方四十”之时。陆机《叹逝赋》曰：“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张华于永康元年(300)四月三日被杀，陆机既作诔文哀之，又作《咏德赋》悼之。张华正是陆机《叹逝赋序》中所叹逝的“昵交密友”。
第五，陆云第八书不必写于永宁二年(302)夏在邺城为成都王颖大将军右司马时。陆云《与兄平原书》之第四书曰：“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此第四书当作于元康九年(299)至永康元年(300)，时陆机、潘尼皆在著作郎任上。陆云由吴王郎中令入洛仕为尚书郎等职，当在元康九年与永康元年之际；潘尼于张华、潘岳等被杀后投奔齐王冏，最晚不迟于永康二年(301)春。（注：关于潘尼生平考述，可参拙文《论潘尼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只有二陆与潘尼同在洛阳，才会出现陆云第四书所描述的情景。由此可见，以《与兄平原书》35篇一律作于公元302年夏后不为无误。陆云第四书、第八书，当写于永康元年(300)。
由以上已知条件，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推理。既然陆云第八书讨论的“诸赋”乃陆机“顿”然间撰成，则“诸赋”当然作于最近的同时。既然陆机《文赋》是陆云第八书讨论的“诸赋”之一，而“诸赋”中之《咏德赋》写于陆机之“昵交密友”张华被杀之年，即永康元年（从被杀之日到年底仍有近九个月），《叹逝赋》写于陆机“年方四十”时，即同样在永康元年，那么《文赋》撰成的时间亦应在永康元年(300)。更进一步地讲，《叹逝赋》，与《咏德赋》一样写于永康元年(300)四月三日张华被杀之后不久，而从创作意图、创作心境等方面因素推断，《文赋》当写于张华被杀之前不久。准确地讲，陆机《文赋》撰于永康元年(300)之春月。
收稿日期：2003-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