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异化：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承认”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勒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7）05-0016-05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著作，历来备受关注。最近韩立新教授撰文提出，在整个《巴黎手稿》中，《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他借鉴国际学界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认为《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其中《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无论其视野还是思想深刻性都远远超过以异化劳动理论著称的《第一手稿》；因此，如果对《巴黎手稿》的研究能将重心转到《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研究上来，将会给这一研究带来重要突破。[1]
韩立新指出，与对《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的极大关注相比，《穆勒评注》长期以来一直不受学界重视：“过去人们往往仅把它当作《手稿》的‘附录’或者干脆将其排斥到《手稿》之外。”[1] 韩立新认为，实际上，异化劳动片断处理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仅仅揭示了“劳动的异化问题”，而《穆勒评注》则引入货币、商品交换、社会分工等范畴，由此更深地切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即“交往的异化问题”，从而对人的自我异化概念作出了更为具体和充实的解释。“因此，相对于《穆勒评注》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认识而言，异化劳动理论是很不成熟的。”[1] 比如，异化劳动理论运用的是主客体关系逻辑，运用这一逻辑，马克思很好地说明了人与产品、人与劳动过程、人与类本质这前三个异化规定，因为这三个规定适用于主客体逻辑。但对于“人同人相异化”这第四个异化规定，马克思几乎没作什么说明，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同人相异化”不再适用于主客体关系，而属于更复杂的主体间关系；而要说明主体间的异化关系，就必须越出单纯的生产过程而进入商品交换的世界，这是在《穆勒评注》提出交往的异化理论之后才得以解决的课题。
笔者认为，韩立新提出的“《第一手稿》仅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揭示了劳动异化问题，《穆勒评注》则从交换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交往异化问题”这一研究结论，持之有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因为按此理解，学界一直不太关注的《穆勒评注》恰恰是我们理解整个《巴黎手稿》的一个关键。笔者尚不具备从事文献学研究的手段和条件，仅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通过考察马克思《穆勒评注》与黑格尔“承认论题”的内在思想关联，来回应和支持韩立新教授的研究结论。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哲学观形成时期，曾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重大影响。黑格尔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为追求相互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生死斗争，并特别强调了劳动在争得被别人承认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就是《精神现象学》第四章关于主人和奴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承认论题和劳动论题。这是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文本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解。要言之，在第四章，黑格尔的分析工作从意识转向自我意识，从对客体的单纯沉思转向对人的生命、欲望、行动和斗争的关注，也就是从认识论问题转入以他者和人际关系为焦点的政治问题，第四章由此开启了直接从马克思的问题视角出发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可能性。
所谓承认问题的要义如下：黑格尔第一次让我们知道，被别人承认是人类的一种重大需要，人只有在得到别人承认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地成长，得不到别人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对人造成伤害，甚至成为一种压迫的形式。这一问题在《精神现象学》中是这样提出的：继讨论“意识”的前三章之后，第四章转向对“自我意识”的讨论，这个自我意识就是人自身。按照黑格尔的思路，自我意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对象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某物，而是有生命有欲望有激情的另一个自我意识，即作为“他者”的另一个人。所以黑格尔此处提出的乃是著名的列维纳斯问题式的一个最重要的经典形式：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不是物体的客观性，而是他人的绝对性，他人的存在是主观性无论如何无法取消的一个绝对事实，用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就是：“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2]（P121）黑格尔讲，自我意识的最大真理在于它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2]（P122）而承认只能是相互承认：“它们承认它们自己，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地承认着它们自己。”[2]（P124）当一个人试图在不承认对方的情况下从对方获得承认时，自我意识的辩证法便终止了，因为只有在对方被承认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能从对方那里实现自己。由于做事的双方总是不等同的，所以承认总是单方面的：一方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只是承认者。“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2]（P127）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作为主人和奴隶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历史。
黑格尔承认论题中最重要、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表现为奴隶通过劳动确证自己的自为存在，使自己被承认是自由的人。由于黑格尔在主人与奴隶关系中讨论劳动问题，这样就把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承认问题联系起来。黑格尔讲，主人为了荣誉不惜冒生命危险去斗争，他不在乎自己的自然生命，更重视那精神性的东西，即被对手承认的荣誉，他因此是一个自为存在的本质即自由的人。另一方面，奴隶之为奴隶，就在于他因为怕死而不得不为主人劳动和服务。而黑格尔认为，这种劳动恰恰是奴隶重新获得自为存在和自由本质的一个必要环节。首先，劳动的根本特征在于，主观上，它是奴隶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按照一种他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观念进行的；客观上，它是一个通过行动否定和改造给定存在即自然的过程。劳动因此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活动”。黑格尔对此作了精湛描述，他讲主人的享乐作为欲望的满足是一个随即消逝的、缺少客观而持久实质的东西，“与此相反，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2]（P130）此外，劳动不仅仅改变事物，而且改变人的存在和本质：劳动具有政治意义，它能彻底改变主人和奴隶的关系。黑格尔揭示劳动的辩证法在于，劳动最初起于对主人的恐惧，但在劳动中，奴隶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他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使自身变为普遍的自我意识和自为存在：“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并且他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2]（P131）按黑格尔规定，奴隶的这种自为存在实现为他的劳动创造事物存在的“纯粹形式”，“这种纯粹形式被认作弥漫于一切个体的普遍的陶冶事物的力量和绝对的概念。”[2]（P132）这就是说，奴隶的劳动（不同于主人的享乐）的一个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按照普遍概念铸造事物的力量，因此它是技艺、科学、知性能力和一切普遍形式的真正来源。而当奴隶通过劳动创造了这种“纯粹形式”时，他实际上也获得了主人冒生命危险去争夺的东西，即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讲主人的真理是奴隶，“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作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作的事。”[2]（P129）当然，奴隶的这种自由还只是抽象的观念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奴隶只是在他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看到了自身作为一个普遍自由存在的影像。但是黑格尔认为，将这种抽象的自由变成现实的自由，从而实现真正的“相互承认”的过程，正是进步和解放的本质。
泰勒在其大作《黑格尔》中指出：“奴隶改造的重要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和惩罚性劳动。黑格尔用简短的3页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精神现象学》的最重要段落。因为这些论题不仅对黑格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以不同形式变成了一项漫长的事业。”[3]（P237）这一概括非常正确。尽管不曾发现马克思直接论及《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文本，但黑格尔的承认论题却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穆勒评注》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影响。如前所述，黑格尔的创见就在于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本质理解为为追求相互承认而斗争，并把劳动与承认问题连接起来。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明显保留了黑格尔的问题和基本观点，但又作了重要的推进。原先在黑格尔那里，劳动与承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在直接性上，而是通过一个辩证法的中介作用才得以表现出来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承认首先并且主要是通过冒生命危险的“斗争”来实现的，而“劳动”在其直接性上则意味着在完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被迫接受的奴役和屈辱。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作出的重要推进在于，他把劳动直接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积极形式，同时也就把承认由主人与奴隶间不平等的被动的强制性关系变成劳动者间平等的主动而自由的关系，基于劳动的承认因此成为完全合乎人性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形式。特别重要的是，《穆勒评注》已经不再单纯从生产过程的角度理解劳动，而是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从而使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特性得到了一种更具体更充实的规定。霍耐特敏锐地发现了《穆勒评注》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承认理论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在《穆勒政治经济学笔记》中，马克思谈到了劳动过程中通过自我和通过他人的‘双重肯定’：也就是说，通过生产的对象，一个人不仅可以把自我经验为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体，而且可以把自我理解为有能力满足互动伙伴要求的个人。”[4]（P152）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这样讲：在劳动是作为全面自由的劳动即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比如在你享受和使用我劳动的产品时，对我来说，“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最终说来，这种基于我的自由劳动的相互承认就表现在：“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而这一点是通过“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来实现的[5]（P184）。很显然，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真正的相互承认。霍耐特认为，马克思这个劳动概念“颇具原创意义”，因为它远远超出生产过程，而成为一个人类学的劳动概念：“这一劳动概念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成主体间的承认过程。”[4]（P152）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承认论题的继承就体现于此。
但是总的来说，黑格尔关于承认和劳动的观点都是抽象的，属于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辨结构的一些特定环节。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关注的不再是抽象的承认概念，而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异化而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通过货币、商品交换和价值概念的研究，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承认与尊严、权力与奴役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刻的揭示，为黑格尔承认问题增添了全新而且更深刻的内涵和意义，而这首先就突出体现在《穆勒评注》从商品交换角度对“交往的异化问题”的说明中。
马克思认为，在本来意义上，交往作为人的社会联系乃是人的本质，也是相互承认的实现形式，如果此种本质丧失，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承认必发生异化。“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5]（PP.170-171）此种交往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并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货币的统治中。按马克思分析，在本来意义上，货币作为中介只有在它代表物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货币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5]（P164），但现实的情况完全颠倒：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中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开始表现异化对人的全面统治：“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5]（P165）这种情况在信用业得到进一步的制度化表现。马克思指出，信贷按其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一种形式；即：“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把某种价值贷给他并且相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5]（P168）。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贷的本质是“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在这里，表现信任的人，象夏洛克一样，认为‘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5]（P168）马克思猛烈抨击这种承认的异化形式：“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5]（P169）
从“交往的异化”这一新视角去审视劳动的异化，《穆勒评注》对异化劳动问题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也由此对《第一手稿》中“人同人相异化”的规定给出了具体而充实的说明。我们知道，劳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实体，并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本质规定，但这已不是黑格尔心目中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劳动，而是作为谋生手段和牟利手段的劳动。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说明是与交换关系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5]（P174）随着劳动的彻底异化，承认的意义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按照黑格尔描述，主人冒生命危险斗争是为了让自己的荣誉被人承认，这种承认是一个精神性的目标，主人由此证明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人；但在现代社会，由于利益、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最大化成为核心生活目标，承认本身亦发生异化，其对象不再是荣誉，而是财富和财产权。马克思发现，随着劳动成为谋生的劳动，生产成为财富的源泉，情况变成了“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5]（P180）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劳动的纽带不是人的本质，而是私利，每个人都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自己私利的对象化，因此“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5]（P181）马克思指出，承认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的本质是要求被别人承认为人，“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5]（P171）具体来说，当承认从黑格尔所谓两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变成两个物品拥有者之间的关系时，相互承认的问题就变成了：“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相互承认对方对自己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5]（PP.181-182）
随着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的全面发生，黑格尔在原初意义上讨论的奴隶和主人，尊严和荣誉问题均发生彻底的颠倒和蜕变，在这里，人不再成为别人的人身的奴隶，而是成为自己的物品的奴隶。这就是拜物教形式下的主人/奴隶关系，《穆勒评注》对此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当你把自己的劳动产品仅仅看成是攫取我的产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时，“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象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恩赐。”[5]（P183）在马克思看来，与黑格尔描述的那种直接人身意义上的主奴关系相比，现代人“被物品弄得相互奴役的状况”是一种更不幸的奴役状态：因为“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5]（P171）随着主奴关系转入拜物教形式，人类用来表达相互承认的语言也发生畸变。马克思对此作了震撼人心的描述：“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5]（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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