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可持续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该报告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1］，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2］。尤其是《21世纪议程》， 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的接受。里约会议以后，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时期。不仅在一般可持续发展领域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内涵、外延、原则、评价方法等，而且在部门可持续发展方面全面展开，其中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因其涉及地域的广泛性和要素的多样性，在部门可持续发展中倍受重视。
1 从可持续农业到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密切结合的生产部门，这种特点使得它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居于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正像Smith和Donald指出的那样，“如果考虑到农业是人类食物、 住所的最终提供者，则没有哪个部门在保证发展向着可持续性方向方面能比农业起到更大的作用。”［3］Wendy Despain更明确指出：“对社会及其教育、研究和政策活动相关的成员的任务而言，可持续农业居于中心地位。”［4］也正因为如此， 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且至今仍是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人类永远离不开食物，当然也就摆脱不了食物生产与环境保护这一对固有的矛盾［5］。 中国的《吕氏春秋·义赏》中就提到“涸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说明人们很早就对农业的可持续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当然，这种朴素的思想与现代可持续农业思想是不同的。全球环境危机及常规农业对食物安全性的负作用或危害是现代可持续农业思想及其实践产生的背景。农业化学物和沉积物对地表、地下水的污染，农药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危害，生物种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水土流失及相应的土地生产力的降低以及对非再生资源的过分依赖，农业成本上升等等问题，还有相应的更为深远的环境、经济及社会负效应，都成为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在此情形下，单纯从技术上下功夫就可能使实践步入误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改变整体思路，同时也要进行技术探索，也就是说必须为常规农业构建理想的替代模式，即实现农业可持续性［6］。
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 世界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SA）理论研究与实践迅速发展［7］。在发达国家，美国在探索替代农业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LISA）、高效率持续农业（HESA）和持续农业与教育法（SARE）三种设想并积极实践，最后确定以“持续农业与教育法”作为发展持续农业的战略决策。法国针对集约农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及由此对农业持续性的影响，于1988年成立了全国环保型农业委员会，认为环保型农业可消除集约农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保护农村环境的有效途径。日本的嘉田良平博士于1993年出版了《环境保护与持续农业》［8］， 认为要通过资源的再利用和再生产，投入必要的最小限量的农药和化肥来保持地域资源与环境，确保一定的生产率和收益，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食物。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等国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可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在中国，早在70年代末期，生态经济学家叶谦吉就提出了农业发展应把三个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的主张。这种生态农业思想在90年代以后以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与世界可持续农业相融合。
在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可持续农业浪潮中，国际组织、机构与国际农业研究组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2000 年， 转向可持续农业的全球政策”的指导性文件。1990年前后，由OECD、世界银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主编的若干刊物上，不断有文章刊登，以唤醒人们对绿色革命的重新认识，寻求农业发展的新方向［9—15］。这些组织和机构从号召、研究到制定纲领、 提供资助，使可持续农业运动迅速向全世界扩散。
但是，随着可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专家学者，都越来越感觉到，仅仅在农业内部实施和研究可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现代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农业并不是农村发展的唯一问题，而农村各个方面又都与农业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直接方面诸如农村产业间的关联性、实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持等；更深层次的如因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困问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问题等都不能在农业内部得到解决。因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而没有整个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须把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1991年4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召开的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登博斯宣言》。其重要意义不仅仅是给予可持续农业以新的完整定义，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即把持续农业（SAD）和农村发展（SRD ）有机结合在一起。 该宣言给出的SARD定义是：管理和维护自然资源基础，并实行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以确保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这种发展能保护土地、水资源、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同时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它还提出了三个战略目标：第一，保障食物安全；第二，促进农村综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第三，合理利用、保护与改善自然资源，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16］。从此，农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进入了新的阶段。
2 SARD的主要研究领域及其进展
2.1 对持续农业的认识
无疑，对可持续农业的研究首先集中于对其的理解上，于是，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定义。1989年美国农学会、作物学会、土壤学会讨论的一致意见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有利于改善农业所依存的环境与资源，提供人类对食品与纤维的基本需要，经济可行并提高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做法。1990年，美国农业法案给出的定义是：可持续农业是一个在特定地点的动植物生产活动的综合系统。这种生产从长期来看，（1）能满足人类食物和纤维需求；（2）改善环境质量和农业经济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3 ）最大效率地利用不可更新资源和农场内部资源，在尽可能情况下，将自然生态循环及其控制结合起来；（4 ）保持农场运转的经济可行性；（5 ）提高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质量［17］。
与以上专业组织的定义相对应，学者们个人也给出了丰富多彩的定义。道格拉斯提出了农业可持续性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满足食物充足的可持续性，它寻求利益范围内的最大食物产量；第二种观点是管理上的可持续性，它是按照控制环境损害来定义的；第三种观点是社会的可持续性，它按照保持或重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行的农村系统来定义［18］。R.P.Poincelot 给出的定义是：通过对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使农业得以持续。蔡运龙和史密特也区分了农业可持续性的三种概念。第一个是可持续性的生态定义，它强调生物自然过程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第二个是可持续性的经济定义，它主要着眼于长期保持从事农业生产者的收益；第三个是社会定义，它强调对人类食物和居住基本需求的满足，以及安全、平等、自由、教育、就业和娱乐的满足［19］。借鉴以上对农业可持续性的理解，Smith和McDonald 认为农业可持续性的解释应着眼于四个领域，它们是代际和代内公平、食物充足、环境管理和社会经济可行［3］。
中国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也给可持续农业以丰富的定义一。王宏广将可持续农业定义为“一种把产量、质量、效益与环境综合起来安排农业生产的农业模式，是在不破坏资源与环境，不损害后代利益的条件下，实现当代人对农产品供求平衡的持续发展的农业。”［20］刘巽浩认为可持续农业强调的是生产持续性、经济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三者的统一［21］。刘月珍认为，我国的可持续农业是在高产、优质、高效的前提下，以科技为基础，以持续增长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土壤肥力，持续协调的农业生态环境，以及持续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为目标，实现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22］。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事实上，这种定义还有很多。笔者认为，产生如此多的可持续农业定义虽然不免有些混乱，但也绝非有些人说的是文字游戏。这是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根据不同的研究（理论或实践）需要给出的。概括起来，这众多的定义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资源利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应该能够持续；（2 ）由于农业持续性反映了人口对土地需求的变化性和经济波动性，所以它应是动态的和可调节的；（3 ）农业持续性反映了受社会行为、知识和技术影响的人类活动和食物生产之间的平衡状态；（4 ）农业可持续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能养活当代和未来人口，而且需要建立一个不断改善的社会基础结构和稳定的经济；（5 ）可持续农业应保证食物生产资源（水、土等）被妥善地管理，以使农业活动不至于导致环境退化或污染。总之，对可持续农业的正确理解是全部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即使是纯理论研究，也不意味着仅仅给出抽象的定义。
2.2 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国内，农村可持续发展多是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学或农业部门的官员或专业人员在进行研究。这样，一个重大的局限就是，他们往往是就农业谈农村发展。他们主要讨论的是粮食生产、土地利用与农业技术［23］，农业生产模式与农业工程建设［24］，农业生态环境管理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5］等。即他们更多的是研究SAD而不是SARD。 当然，这种因专业影响造成的局限并不说明农业领域研究者的地位不重要，他们仍然是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最活跃、最基本的力量。
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大大拓展和丰富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如复旦大学的樊海林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联系起来［26］。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则从农村规模经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工业与农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等方面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27］。由苗长虹教授主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则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同时又站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他从乡村人口、资源、环境、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贸易等多个侧面研究了乡村可持续发展［28］。总之，中国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正不断拓展和深入。
国际上的农村持续发展研究与国内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农村发展研究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而国外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农村社会的持续性。如Mirdoch 是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研究农村持续发展的［10］。在生产方面，莫氏通过对英国的研究认为，农业似乎成了自身发展的受害者，因为产出的增加导致了粮食的过剩，而政府又把资金用到了没有市场的粮食生产上。因此环保主义者、消费者、牧人、土地开发商、纳税人等纷纷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会议也对此施加压力，所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可避免。他还认为，人们对“如何实现”持续农业考虑不足，尤其是没有注意到社会和政治因素。在消费方面，同样牵涉到众多的政治因素。因为英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已经比较明显，而且还有众多的人到乡村去旅游。为了保护乡村的环境，有必要限制到乡村的旅游人数，但莫氏据此认为，这种限制也带来了公平等问题：（1 ）限制性的旅游收费是否剥夺了低收入阶层人员的旅游机会？（2 ）乡村环境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那些已居住于乡村的人，这种保护是否也有利于城市的居民呢？是否体现了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平等？
在众多的研究中，Andrew Shepherd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这位伯明翰大学发展执行小组的成员以自己二十多年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实际工作为基础撰写的论著《乡村可持续发展》涉猎了反饥饿、食物安全、健康、卫生和救济工作、债务、环境保护、乡村发展计划、妇女发展计划、乡村公共部门建设、平等等各个领域［29］。Andrew十分反对空洞的贴标签的理论，他指出：“规划文件里到处充塞着这些词（可持续发展），因为金融机构在对他们进行核算或借贷于最时尚的项目时需要它。这些词常常被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的人使用——于是他们采用一些空洞的、矫揉造作的语调……只说应该如何，而不说怎样才能如何……以说和写代替做。可持续发展这个词被如此不严密的使用，以至于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这种批评对那些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大说空话的人确实是一针见血，中国目前的这种现象也绝非少见。
国际上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成果日渐丰富，我们可以从在罗马召开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国际会议（WCARRD）的议题了解其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这些议题包括土地改革和自然资源的获得机会；投入机会的获得；市场和服务；人民的参与；乡村发展中妇女的待遇；通过教育、培训和扩展来创造就业机会并开发人力资源等等［30］。
2.3 SAD、SARD的评价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过评价，尤其是定量评价，能够发现差距，找到问题的关键，从而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从国内外SARD研究的态势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素或部门评价，另一种是综合或系统评价。
因素（或部门）评价是对SAD或SARD系统某一方面的评价。 如傅伯杰等对土地持续利用的评价是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并进而构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模式［31］；他将生态、经济和社会评价结合在一起，既突出了综合性，又强调了不同层次中的主导因子。在这个评价中，虽然从指标体系到评价模式中都涉及了生态、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指标，但归根结底，它评价的仅仅是农业系统的一个要素——土地。同样，牛文元［32］对中国农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分析也属于因素评价的范畴。该研究以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三项基本约束条件为前提，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实际计算，并将中国从1952—1995年划分为八个阶段，进行可持续发展分析，并作出了相应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型。此研究将农业资源还原为粮食，分析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做出了判断。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作出判断的过程，它涵盖了对农业系统各个子系统的状况和过程的评价。在这类研究中，第一种是对指标体系进行的专门研究［22］［33—35］。这种研究偏重于理论方面，构造的指标体系具有一般性，是可持续农业评价的重要基础，具有指示性、引导性和控制性。第二种是专门研究可持续农业的评价方法，它提供评价思路、评价模型、 计量方法等。 如Farshad等［5］提出的土地评价法（包括属性评价和匹配法、生产潜力评估法、农业生态系统分析法、承载力模型、环境影响分析）、追溯法（包括考古资料、历史资料、土壤微观形态）、协同演进法（包括农业系统分析、文化景观和土地利用分析）等就是属于评价思路。刘凤琴等［36］提出的确定农业系统可持续度的随机方法则提供了基本的模型。这种研究比较偏重于技术层次，是可持续农业评价的技术支撑。第三种是针对特定地区可持续农业评价的系统研究，研究者在确定评价目的的基础上，自己构造一套具有地域特色的指标体系，自己建立评价模型并对目标区域进行具体地评价。如马彦琳（注：马彦琳.绿洲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新疆吐鲁番地区为例.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95.）对吐鲁番地区SARD的评价，刘慧［37 ］提出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都属于此类。但这类研究目前比较薄弱。
2.4 区域SAD、SARD研究
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但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和人的素质也不同，因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各不相同。要分清某个地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探索区域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方式，寻求适合特定地区的农业技术和模式、途径与措施等，都需要深入地研究。换句话说，将SAD和SARD 研究落实到具体地区域，是走向实践的重要一环。Smith和McDonald［3］曾经将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尺度分为田块、农场、流域、区域和国家，但本文所说的区域SAD、SARD研究并非指上述尺度分层中的“区域”， 而是泛指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域，它小到一个市县，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大洲。
里约会议以后，区域SAD和SARD研究蓬勃展开， 国内的研究成果颇丰。区域持续农业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内容、理论构成与决策技术、技术选择、支撑体系等。刘惠认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37］：首先，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生产的产品应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本需求，即能够有效地提供不断增加的人口以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其次，农业资源能够永续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这是区分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分水岭。第三，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就业能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第四，通过资源优化配置，达到空间分布上的均衡，逐步消除贫富之间的过分差异。关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构成，段红霞等认为应包括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影响因素、发展类型、调控手段等［38］。段同时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几种决策技术：系统动力学模型、专家系统、ECCO （ Evaluationof
Capital-Creation Options）模型和GIS技术。关于技术选择，王仰麟等认为主要有多熟种植、 节水农业、 防治土壤侵蚀的综合措施、综合植物营养管理（IPNM）、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混合农作及多样化农作，以及应用于农业的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6］。 关于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体系，李同明认为它包括地域环境支撑体系、资源支撑体系、决策支撑体系和政策法律支撑体系［39］。
在基本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同时，面对具体区域的可持续农业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在蔡运龙等［40］对中国持续农业整个态势研究之后，各个层次的区域性研究迅速展开。刘彦随［41］对整个沿海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黄国勤等［42］、陈希玉等［43］、贾利等［44］、郑泽厚等［45］分别对江西省、山东省、黑龙江省、湖北省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一些综合性的文献［46］则几乎包括了对全国所有省份的可持续农业研究。面对自然区域的可持续农业研究也不少，如杨林章［47］等对太湖地区的研究，张兆福［48］对川中丘陵地区的研究等。以上的研究针对性都很强，他们大都是对具体地区的可持续农业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简单的定量分析，并具体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措施。另外，较早的研究中，有一个案例研究值得一提，它是由浙江省环保科学研究所的朱良德等［49］对浙江省萧山市山一村的研究。该研究对一个村的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系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确有解剖麻雀之功效。
国际上，区域SAD、SARD研究同样在不同层次上全面进行。 较大范围的如Altieri［14］对拉美地区、Uwe Kievalitz［50］对喜玛拉雅山区、Eliel Steen［51］对丹麦的研究；国家内部的如Altieri［15］对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研究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国内研究不同的是，国际上的区域SAD、SARD研究较多地偏重于对制度、组织、文化、 管理等因素的研究，同时也比较重视对具体区域SAD、SARD 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
总之，就像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研究中最活跃领域一样，区域SAD、 SARD研究也是SAD、SARD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的认识：
3.1 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但迄今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核心理论尚未建立起来
以农学界为主，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参与到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研究中来。各个学科从不同的侧面，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以至于R.R.Harwood 博士在北京农业大学演讲时说：可持续农业还是一个婴孩，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持续的概念是受欢迎的，但目前仍比较抽象，缺乏具体内容与技术支撑［21］。可以说，不对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研究进行总结，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将永远是零打碎敲和贴标签。
3.2 对实践探索的总结不够， 多是一些政府官员条条框框的总结，没有对模式、机制等进行抽象和概括，削弱了普及推广和借鉴的价值
中国的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以及其它形式的实践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既是可持续发展研究难得的素材，也是可持续发展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的宝贵经验。但可惜的是，许多试验、示范的成果仅仅作为政府部门工作总结的素材，学术界也多停留在对重要性、泛泛的评价和策略措施的研究上，缺乏对不同地区的模式、机制等进行深入的总结，大大降低了其普及推广价值。
3.3 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 我国应积极的借鉴和学习
国内有关研究的特点是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同时把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进去。这虽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情，但未免有些片面。应该借鉴国外在制度、组织建设、人民参与等广泛的社会领域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同时推动整个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国外在研究视野上延伸很快，如对农业可持续性评价已经发展到了“规划阶段”的评价［3 ］（即事前评价），而我国仍然停留在事后评价或历史评价阶段。
3.4 SAD与SARD研究没有有机结合起来
尽管SARD早在1991年发表的《登博斯宣言》中就已经提出，中国也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提出了“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53］，但从目前的研究看，仍主要局限于农业领域，并没有把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毫无疑问，农业只是整个农村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单从经济角度讲， 农业也仅仅是农村相互关联的三次产业中的一个产业， 因而把SAD与SARD结合起来研究就十分必要。
3.5 区域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多而不精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最具体、最现实、最有实际意义的部分［54］。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对区域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的重要性，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以区域的面貌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或者是对某个区域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定性分析，然后再提出一些空洞的对策措施；或者仅仅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指出它就是用来评价该区域的。基于特定地区的包括理论依据、评价指标、评价模型、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分析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成果很难见到。这种流于形式的研究正是可操作性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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