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聂荣臻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百花齐放论文,思想论文,聂荣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对实行该方针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61年7月17日， 中共中央制定的“科学十四条”，把“双百”方针作为一个核心的问题确定下来，使其具有准法规的性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使我国科学工作者思想空前解放，积极性进一步高涨，科学研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现象和问题，使这一正确的方针没能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双百”方针提出、贯彻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正是聂荣臻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时期，他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的执着态度，尊重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尊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实际，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对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一、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不但需要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思考，而且需要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家群体的共同探索。学派作为社会组织科学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使科学家有效地集团化、社会化，在自然科学发展中发挥着其他科学家组织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派这种高效的科学家共同体中，青年人依靠科学大师的指导，比较容易进入科学的前沿而尽早创新，不至于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而不知所措，或迷失方向。同时，前辈科学家由于青年人敏锐、活泼以及朝气勃勃的探索精神的激发，可以延缓创造力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衰退。学派中新老科学家的合作，使各种状态下的科学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挖掘其智慧潜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科学能力，推动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合作和竞争的辩证统一，构成科学发展的进化图景。因此，科学研究扎根于交流，起源于讨论，就非常深刻地指明了学派竞争的作用。科学研究作为创造活动，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往往来自讨论。学派内部由于遵循共同的学术观点、共同的科学信念和共同的研究方法，因而学术上的讨论经常达到最佳状态，显示出强劲的创造力。同时，不同学派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理论生存竞争的环境。学派竞争迫使科学家们主动为自己的学说和学派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千方百计地证明和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巩固本学派的生存地位。科学就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聂荣臻说：“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辨论，自由竞赛。”（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这种包含着合作与竞争精神的“三个自由”，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正确方法。
传统性是学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学派常常蕴含着某种科学上、文化上或民族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中医和西医这两大医学流派，一个体现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的整体和综合观念，一个体现了西方文化自古强调的个体和分析观念。物理学中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微观世界中测不准关系的长期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待因果律截然不同的两种哲学信念。就时间和空间而言，学派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一个学派的传统却能绵延不断。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一直贯穿着爱迪生开创的发明传统，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始终保持着卢瑟福的研究精神。一个学派在坚持已有的传统信念和方向时，免不了对外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没有排他性就不可能有趋向性和聚合力。在科学的常规发展阶段，学派传统事先规定了方向并有效地组织力量与其他学派进行竞争，排他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当然，学派传统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副作用，特别是在科学发展的危机时期，盲目维护传统，迷信传统，将加剧危机的程度，阻碍科学的发展。因而，学派应当坚持一种开放的学术体系而不是封闭的学术体系，保持决不是固步自封的传统性。即要“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固步自封”（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在维护本学派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有益的成份，在遗传中产生变异，这是学派历久不衰的真正奥秘。
科学家队伍是社会科学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学派这种科学活动组织形式，既是高效的合作结构，又是充满活力的竞争结构，在科学家中结成有力的学术纽带，造成“群体竞争”的势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科学力量。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著名学派的崛起和鼎盛，通常总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科学的繁荣和兴旺。学派是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标志。早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深刻地认识到：“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就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注：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1956年5月26日。） ）领导科学事业就要充分利用学派巨大的科学功能和社会效能。在科学研究管理中有意识地扶植不同的学派，鼓励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聂荣臻指出：“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8～3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提倡科学研究的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领导科学文艺的方针，作为党发展学术的根本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人民民主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充分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但有权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而且有权管理科学文化事业。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学术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属于人民内部性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在科学文艺问题上，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总之，“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自然科学领域，要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这一方针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观察和借鉴了外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是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根本方针。聂荣臻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
1，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贴阶级标签。 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它所反映的真理，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就自然科学本身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在中国，却一度曾出现了“自然科学有阶级性论”。持这种论调的人十分荒唐地说什么：哥白尼的学说，阶级性很明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相对论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控制论是最近20年来美帝、苏修破坏革命的理论根据；坂田昌一“基本粒子”模型是帝国主义制造核武器的理论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学说是资本主义的等等。这种给自然科学的某种学说、某种理论，贴上阶级标签的做法，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相符合的。“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要正确划分和处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其成果的解释和运用，都渗透着政治目的和阶级意识。不同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对自然科学成果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哲学解释和现实的利用，并极力将这种阶级意识反映到某些具体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当中。在科学发展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某些自然科学理论，某些自然科学成果，由于不适合没落阶级的需要，被其严重地歪曲和抹煞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当一个阶级、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面对前一阶级、旧的社会制度下创造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成果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其中的阶级意识进行批判。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对托勒密学说的批判，伽利略对逍遥学派的批判，以及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对旧自然观和旧科学、传统的批判，等等，都反映了自然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成果研究和利用中的时代特征与阶级特征。所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44页。）聂荣臻认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解释和利用的阶级性问题，亦即政治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聂荣臻认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有时互相掺杂，界限不易划清，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39～4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对于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虽然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0～4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那种把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持不同意见者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虽然思想上有问题，但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当然，“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业务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着给持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3，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涉及到的哲学争论，属于学术性质问题， 要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自然科学与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哲学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所提倡的一般规律，引导自然科学工作者寻求自然科学各种特殊问题的研究方向和解决方向。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是提供科学研究的最一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对自然科学问题直接下结论。哲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导致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问题争论有时反映成哲学问题的争论。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争论中所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中的“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取决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除了各种客观条件外，还有种种主观条件，哲学指导只是主观条件之一。哲学指导对自然科学研究是重要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并非只要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科学研究就一定能领先，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把自然科学研究的落后，归结为缺乏科学的哲学指导。因此，聂荣臻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是一个复杂的、逐步的过程。口头上承认，思想上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情，把这种科学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入自然科学研究，取得科研成果又是一回事情。正如聂荣臻指出的那样，“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必须十分注意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通过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自觉，不能强制，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4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总之，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哲学指导作用的“代替论”趋向，又要防止否定哲学指导作用的“无用论”趋向，正确认识、恰当处理哲学指导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正确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4，科技政策和科技措施也完全可以自由讨论。 受“大跃进”的影响，自然科学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在科技政策和科技措施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1962年2月16日， 聂荣臻在广州科学技术规划准备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农业方面，在实行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成绩很大。但是，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兴建一些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水利工程，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小的损失。工业方面，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技术革新有不少成果。但是，有些单位，有些同志，乱改技术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给工业生产造成不小的损失。目前，我们工业生产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技术政策，技术措施方面的某些错误，也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之一。但是，有些单位，还发生过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因为对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问题抱有不同的意见，而遭受到不应有的批评的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明我们在动员和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家重大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的讨论和研究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在，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还存在一些顾虑。在一般的学术理论的问题上，敢于争鸣，在技术政策技术措施问题上，还不大敢争鸣。在一般技术措施问题上，敢于争鸣，对于领导上提倡过的和正在推行的技术政策、技术措施，有不同的意见还不敢争鸣。”（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聂荣臻认为，科学工作者对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在自然科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因此，聂荣臻要求：凡是因为在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问题上抱有不同的意见，而受到批评，戴错了帽子的，各单位的领导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把帽子去掉，向他们道歉。这样做对人民的利益有好处，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好处。
聂荣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是丰富的，笔者这篇文章没有论述的，待下篇论述。
三、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科学、敢于说老实话
聂荣臻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从不懂得规律到懂得规律，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人们的认识常常是会不一致的”（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及其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科学工作者在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不同层次的本质及其规律，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理论。同时，科学研究主体对具体对象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探索，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科学活动环境中进行的，民族特点、历史传统、研究手段、研究能力等诸多因素，赋予科学工作者不同的研究条件，使其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某个科学课题进行程度不同的研究，从而得到不同的结论。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双向过程，使人的思维对事物及其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呈现出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现象到本质、由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比较深刻的本质的情景，这样在科学工作者的思维范围内不可能避免矛盾，即不可能要求和达到所有科学工作者对某个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达到完全一致的程度。因此，某一学术观点、科学理论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一般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同一学科领域内坚持某些基本相同的学术观点并有较大影响的科学家共同体，常常被称为学派。毛泽东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注：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不同学术见解、 不同学术派别的竞争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是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重要体现。
自然科学的发展，除受认识因素的限制外，还要受社会物质生产、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条件的制约。纵观科学发展史，新生的科学思想，独创的科学理论，没有不经过顽强斗争就被人们所接受的。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我国就一度发生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正确学术，由于没有被领导者认识到，而遭到批评和打击的现象。因而一些科学家不愿争鸣，不愿说实话，不敢说真话。聂荣臻认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科学工作者坚持说实话、说真话的科学态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说：要提倡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也不怕甚至遭受到一时的误解和委屈。“我们的科学家，也要敢于坚持科学，敢于说实话。我们要对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负责，不要患得患失，顾虑多端。是真理，就坚持；事实证明自己错了，就改正。敢不敢说实话，敢不敢负责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个人政治锻炼的表现之一，也是对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考验。”（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凡是热爱科学的科学工作者，凡是爱国的科学工作者，都会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我们的科学事业，面对挫折和失败而不屈不挠，在真理和死亡面前，毫不犹豫地为了坚持真理而接受死亡的挑战。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要有战胜困难，坚持真理，发展科学的信心。尽管科学发展常常会遇到各种阻力，但是，真理的本质决定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为社会所承认，为人民所接受。科学真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真理在任何时候都经得起比较、辩论和实践的检验，而谬误则不然。即使有些科学真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实践还不能马上作出判断，人们一时还不能认同和接受，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最终会被实践所证实为真理。科学真理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因而人民群众总是不惜一切地为真理而斗争，为获取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真理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真理最终战胜谬误。聂荣臻说：共产党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党，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人民革命利益的真理，我们不惜流血牺牲，不惜进行最艰苦的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的人，终归是会受到支持、鼓励和尊敬的。”（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6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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