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作家维克拉姆#183;赛特笔下的中国题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笔下论文,中国论文,维克论文,题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但由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特殊规律，造成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严重的“贸易出超”现象。当代印度学者指出：“几乎很难发现梵语同汉语、日语等其他主要亚洲语言的互动交流。中国和后来的日本文化的确受到了佛教及佛教文学的影响。但在印度，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中国文学或哲学施加的任何影响。”①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过滤接受显示出中印文化互动的独特魅力。但泰戈尔之后，在作品中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度作家非常罕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印度流散作家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1952—，本文按照印地语发音将其姓译为赛特)是一个典型，他的中国游记、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以及他的中国题材诗歌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与中国文化结缘是中印文学交流史值得书写的重要一章。但是，作为一位典型的后殖民作家，赛特的中国书写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反映了他以印度之眼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一面。他的中国书写浮现出“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并存的双重形象。本文尝试对赛特的中国书写进行简略的探讨。
一、赛特诗歌中的中国元素
赛特于195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他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1980年到1982年，赛特在南京大学学习中国乡村经济统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钻研中国古代诗歌。短短两年的中国之行，赛特不仅写出了后来在西方和印度脍炙人口的中国游记，还为他的中国题材诗歌及译诗集《三大中国诗人》打下了语言和文化基础。跨越印度、西方和中国三大文明圈的流散生活经历，给赛特的跨文化写作影响甚大。迄今为止，赛特创作甚丰，成为世界著名的后殖民英语作家。1983年，他的中国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游记》出版。1985年，他出版第二部诗集《拙政园》，反映他在印度、中国、美国三地的生活感受。此书使他第一次获得英联邦国家诗歌奖。1990年和1992年，他分别出版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和中国诗歌翻译集《三大中国诗人》。根据笔者在印度留学期间的观察，许多印度学者正是通过这本翻译诗集领略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
赛特与中国古代诗歌结缘主要指他的唐代诗歌英译和他在诗歌创作中对中国文化的利用。这里主要谈谈他在诗歌创作中如何使用中国文化元素的。
赛特曾经这样阐述过他的译诗动机：“从我不熟悉的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对我创作的影响和我读原文所受的影响一样深刻。某些情况下，译作如此深切地感染了我，以至于我尝试学习那种作品的语言。有时候，那些作品的形式和精髓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生命苦短，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愉快地以俄语读普希金、以法语读莫里哀，以希腊语读荷马史诗。”②赛特的诗人品性使他对中国唐代诗歌非常钟情。在他于1981年初版、1994年再版的诗集《画地图》中，就可发现中国文化的影子：“义净”、“杜甫”、“长城”等字眼交织在他的诗歌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已经开始试译杜甫的诗《旅夜书怀》，这预示着赛特将在未来的唐诗英译中做得更出色。赛特走直译路线，争取最大限度地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美。1990年出版的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中，收入了赛特翻译的杜甫诗《赠卫八处士》。1992年，赛特翻译的中国诗歌集《三大中国诗人》出版。赛特还加了十三页的英文引言，对三位唐代大诗人作了详细介绍。该书选译了王维的《鹿柴》、《鸟鸣涧》、《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十二首诗，李白的《静夜思》、《秋浦歌》、《望庐山瀑布》、《蜀道难》、《山中问答》、《月下独酌》等十一首诗以及杜甫的《梦李白》、《月夜》、《秋兴》、《旅夜书怀》、《兵车行》等十三首诗。赛特的这本译诗集于1992年在英国和印度同时出版，1994年和1999年于印度再版，可见它在印度拥有自己的阅读市场。
赛特勉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并翻译中国古代诗歌，这使他得到了丰厚回报。他的诗歌明显地体现了唐诗潜移默化的影响。赛特在《江宁之夜》中写道：“一杯茶，还有月亮/青蛙在野草中叫呱呱/一只蝙蝠从金盘/斜飞到银色芦苇的那端/遥远的灯光/筛扬谷粒的声音/孤独的宁静/大雨将至的征候。”③仔细阅读某些意味深长的唐代诗歌，就会发现他们对赛特的文化浸润。赛特还以四行诗的形式和简单的意象铺陈进行自己诗歌的中国化实践。如《暗途》一诗：“道路黑暗家已远/而今入眠不舒适/今宵噩梦离你去/明日醒来无忧虑。”④
在1985年出版的《拙政园》中，赛特以整整二十七页共十五首诗歌讴歌了中国风情，如《南京的夜》、《杭州公园》、《拙政园》等从篇目便可见出浓烈的中国文化氛围。1990年出版的赛特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中，赛特又创作了数首中国题材的诗歌，这显示了中国主题对赛特的吸引力。
总体来看，赛特的中国题材诗歌可以分为几类进行分析。首先是赛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自然景色的描绘，展示了他心灵底版上的“中国风”。例如，《拙政园》第一到九首以及第十四首都属于这一类。第一首《小夜曲》写道：“白色的墙，白色的月光/我漫步在乐音交织的胡同里/有人弹着二胡/庭院地上是两把空椅/仿佛预料我今夜来这里/他微微吃惊地招招手/他熟练的手飞扬起琴弓/我禁不住眼泪往下流/他停下、调音再演奏/梧桐树下一小时/悦己也为陌生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首诗是赛特1981年写于苏州的。这首诗是赛特对中国民间生活的梦幻写真，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受。第二首写道：“木兰花瓣落下来，暗淡、芬芳渐黝黑/躺在空地的地衣上/宁静的庭院有紧挨的石头/和筛子般的树阴。外边的夜空低垂着/水中、镜子和天空的三个月亮/松柏们背靠着星星挺立/茉莉花与栀子花融合了/凋谢的木兰花香。”这里的描绘有些中国古代诗歌宁静致远的意境，恰如王维诗歌中的美丽意境。第九首《晚麦》写道：“黄昏是麦子最好的时光/蛤蟆在高叫/想吃晚饭的孩子们骑在牛背上往家赶/……金黄的麦子低垂着头/在高处的路边那一头/长着没有移植的绿水稻/可我只想看看这麦子。”这首诗写活了中国农村的自然风光和民风习俗。它让人不由得想起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神韵的还有第十四首诗《杭州公园》：“紫藤枝，紫藤叶，紫花瓣/飘向金鱼涟漪间/待她落定花又坠/下有红鱼游紫藤。”⑤
作为一位诗人，赛特和他的前辈泰戈尔一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永远年轻的心。他们往往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值得记忆和留心的美丽。例如，赛特在《拙政园》第四首《北庙塔》里写活了中国儿童的顽皮可爱。赛特在诗中以汉语拼音“waibin”和“Ni hao”写出了汉字“外宾”和“你好”，这使诗歌增加了一种中国文化气息。赛特对中国儿童的爱延续着。离开中国多年以后，赛特在《苏州公园》一诗中写道：“木兰树摇荡，那些大而柔软的鲜花/落在垃圾堆上面/老爷爷安静地坐了几小时/孙子在他的膝盖上睡熟/头顶的树遮挡了天空/附近有人打太极拳/一只蝴蝶在他迷糊间飞了过去。”⑥正如李商隐所言：“此情可待成追忆。”这里对普通中国祖孙的描绘，对中国人安居乐业的羡慕，反映了赛特对自己早年中国生活的不倦追忆。
赛特在诗歌中还展示了他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别样观察，而这些观察有的恰恰命中中国社会某些弊端。例如，《拙政园》第五首“微波楼”写道：“池塘绿如绿豆汤，四尾大鱼/如红椒，在泡沫中穿梭/从某处岩石飞来的野麻雀/警觉地注视这一切。来了两位情人/盯着公园里的鱼儿和老外/他们在爬满地衣的树下又说又抱/还拿铅笔刀在树皮上刻其大名/向后代炫耀(假如树还活着)。”⑦这是对那对情人愚蠢自私举动的批评，而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也远未绝迹。《拙政园》第七首《苏州大孔庙》将赛特关于中国现实的一个侧面的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诗是对某些随意破坏文物的人的批判。一般人都知道，印度人有一个优秀的传统，那就是珍视并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赛特学习中国文化，他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传统的伟大，因此，此处的讽喻诗是有积极意义的，能让今天的中国人三思。
有人说：“赛特不反感流散者的居无定所及其寻根，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感觉不到漂泊在外或文化无根。”《拙政园》“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漂泊者的“诗性阐释”。⑧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后殖民流散作家，他却在中国题材创作中表达了非常鲜明的眷恋意识，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孤寂的时刻，我意识到/我跑遍世界却积攒了/知识一样繁多的乡愁，因为我发现/一旦来到这古怪的美国/那中国就整个地掠走了我的记忆/感动和激荡心灵的是/那些梓树、大鹊鸟和我的朋友。”⑨赛特在这里使用了流散作家偏爱的一个词汇“乡愁”(nostalgia)，这个词表达了赛特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之缘。
总之，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我们发现，赛特是当代印度作家中积极正面利用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看，研究当代中印文化交流者，如果缺少对他的中国题材创作的研究，显然是有缺陷的。
二、赛特游记对中国的双重书写
形象学研究首先兴盛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等地，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是与比较文学在法国等地的发轫同步的。对异国层面的观照，不可避免地使最初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将目光落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上。卡雷主张在研究国际文学关系时，不必拘泥于考证，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游记、幻象等。由此，他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⑩卡雷的高足基亚在195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中，专门开辟一章“人们所看到的外国”，对形象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说明。基亚尤其注重对于游记之类作品的研究，因为游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文化信息。此后，法国学者巴柔和莫哈等人对形象学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探索。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影响和变异，并分析这些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发现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异国形象研究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自我反省和交流理解有着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奈保尔和赛特等人的跨文化书写、特别是他们的印度游记或中国游记值得从形象学原理来思考和阐释。
对于赛特的中国题材创作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他结束中国之旅后于次年即1983年出版的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游记》(下简称《自天池出发》)。该书出版当年即获西方的托马斯·库克国际旅游图书奖。事实上，赛特穿越了中国四个省(自治区)即新疆、甘肃、青海和西藏。《自天池出发》记叙了中国民间风土人情、山川景观和少数民族宗教生活。本书配有大量的照片，全是作者自己沿途所摄，生动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民间生活场景。该书详细地记录了作家的所见所闻，写活了中国内陆地区的风土人情。赛特在记叙中不断穿插他对中国的文化体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评价，形成一幅比较完整的正反交织的中国印象。换句话来说，赛特的游记中浮现出令人亲切的“文化中国”形象和神秘的“政治中国”形象。因此，他的文本是形象学研究的范本。
在形象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强调研究套话模式等，并将异国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即集体无意识的结晶体来对待。形象学的特征由以下关键词来表述。一为“形象”，它包括异国的形象、民族的形象和作家自身特殊感受所创造的形象。二是“社会总体想象物”，社会想象物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它是这个形象在社会、历史、心理和哲学层面的深化。三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如果说“社会总体想象物”是关涉异国形象的平面展开的话，“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就是它的纵深拓展。“社会总体想象物”是理解一个文本或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它建立在整合功能与颠覆功能之间、亦即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张力上。以上关键词及其衍生的相关原理，构成了形象学解读赛特游记之类的跨文化文本的思想资源。
意识形态具有整合功能，它与套话等紧密相连。与此相反，乌托邦形象在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社会颠覆功能。换句话说，乌托邦话语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故而对异国形象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它是还异国以相异性。在赛特的中国游记中，乌托邦话语体现在他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描摹上，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文化体验上，这是对中国形象的正面描绘。
赛特以自己亲身感触，刻画了一些普通中国人形象。在赛特的笔下，中国人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向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了冷战尚未结束时真实的中国人形象。
赛特对中国的民风淳朴多有记载。他叙述了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却让读者难忘。一次他在回客房的路上步行，后面一位年轻的战士坚持要他坐到自行车后座上，搭乘他前往目的地，因此，吃苦不小。赛特很感动：“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善，人们在中国每天都能遇到。”(11)在新疆乌鲁木齐，赛特去一个店铺里买帽子。当老板得知他是印度人时，三元的帽子只收他两元人民币。末了，还将帽子拆开，在缝纫机上重新加工，将帽子缝得更加结实。赛特非常感动。在赛特寻找汽车上路旅行的过程中，在他行李丢失再寻找行李的过程中，以及在他请求人们帮助拉出陷于淤泥的汽车时，中国人无不给予热情的帮助。这些在赛特笔下毫无保留地得到描述。
赛特由感受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美，再到关注和思考中国民间习俗和文化差异，他一步步地走进中国文化的深处。作为一个在华学习中文的留学生，赛特在游记中除了对中国的秀丽山川如天池的美丽神奇不惜笔墨地进行描绘外，还到处展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运用。赛特对中国文化表示一如既往的尊敬，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书中常常出现汉语拼音和中国谚语乃至标语口号的翻译，如“关系”、“走后门”和“老外”等。这显示赛特对中国语言的熟练掌握。读来让人感到别有风趣。
赛特在游记中提到，他在读孔子的《论语》中《先进篇第十一》中的对话，并引用了其中孔子与四个弟子即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之间关于治理国家、施行礼乐教化等方面的大段对话。赛特对孔子和弟子探讨治国修身为人之道非常感兴趣，这似乎说明他对儒家哲学的经世致用有些自己的感悟。他还两次提到欲读《老子》和《庄子》，苦于没有时间进行，但他后来还是翻开《老子》开始阅读。这些都是他在到处旅行的路途中进行的，非常辛苦，可见赛特对中国文化的浓烈兴趣。赛特还在旅途的后半段思考问题时引用老子的两段话以资借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老子》第七十八章)赛特接着老子的语录发挥道：“无味者包孕众味，无色者囊括一切颜色……我们身体的脉动是液体，其他所有的脉动也是如此。水能溶解《奥义书》里的比喻之盐，水能覆盖《圣经》中《创世纪》的陆地，水还能流淌在《古兰经》的天堂里。”(12)老子的思想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赛特这里将他的思想精华与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经典进行对比阐释，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赞赏。早在中国唐朝时期，李世民就命著名高僧玄奘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传到“西天”，从而拉开了道家思想在印度广泛流传的序幕。因与印度宗教哲学思想非常接近，一千多年来，老子的道家思想在印度很受欢迎。赛特对老子的欣赏是对印度珍视道家思想的传统的延续而已。
赛特还在书中进行自觉的中印对比。这是赛特中国书写中最有光彩的地方。赛特的对比具有超前的意义，因为他在80年代初创作这部游记时，中印关系还处于阴晴难定的解冻期，很多没有到过中国或受西方反华舆论影响的印度人仍然将中国视为神秘而恐怖的“他者”，而在中国学习中文并以经济学家眼光实地勘察中国现实社会的赛特，得以“在中国发现历史”(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著作名)，以中国的内部视角观察和思考中国，以积极姿态表达和书写中国，因此，得出了可以纠正部分印度人或西方人关于中国的错误认识。“春江水暖鸭先知”，赛特就仿佛是一只报道中国春天来临的“印度燕子”。
在游记中，赛特几次提到奈保尔。他说：“明天是印度独立日。阅读奈保尔使我产生悲哀和严肃的想法。我思索着过去三十年间中印两国都为自己人民做了些什么。”奈保尔的作品使赛特联想到中印两国的现状对比。对比的结果令他伤感。如中国人比印度人更有爱国心，中国的城市问题没有印度那样严重，计划生育政策有力，中国摆脱贫穷有望。当然，赛特在对比中也发现了印度优越于中国的地方。如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量破坏文物，在印度则不会如此。他的结论是：“现在我发现中国的成就是实在的，但有严重的缺陷，印度的情况也完全可以这么说。”(13)对于赛特关于中印对比的书写姿态，印度学者指出：“和创作《黑暗地带》的奈保尔不同，赛特对印度的前途并不悲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不买奈保尔对印度文明全盘否定的账。然而，他读过的这本书中关于印度文明的批评部分，却帮助他从一个更好的角度观察中国。”(14)这就是说，赛特关于中国的乌托邦表述是为了质疑印度现实社会，达到一种艺术的“颠覆”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赛特通过中印对比建构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借助“西方之眼”描摹中国这个“他者”形象所留下的缺陷。当然，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赛特游记中的双重中国形象。
与写印度游记的奈保尔相比，赛特和他有一点相似，那就是精微仔细的观察和冷静克制的叙述风格。赛特在很多时候忠于自己的内心体验，但也不自觉地带上一种他者的色彩。这便是他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游记中的体现。
赛特和20世纪20年代来华的泰戈尔不同，大多数时候，他在游记里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不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来表达的，这和他后来创作的中国题材诗歌有些区别。这似乎与他作为经济学者的身份有关，但实际上与他借用西方之眼看中国不无关联。因此，很多时候，游记中浮现出意识形态的话语阴影。在赛特的眼中，80年代的中国与奈保尔笔下的印度那个“黑暗地带”或“受伤的文明”一样，显然有很多值得诟病之处。1990年，赛特曾经回忆中国游记的创作动机道：“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叙述了我在解放后的中国所看到的成就和失败，二者都非常明显。”(15)可以说，赛特和奈保尔这两位后殖民作家在东方叙事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赛特笔下，天池美景的确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但一旦回到现实中，当他面对真实的中国社会时，他就不由得要一吐为快。开放初期的中国城市建筑风格和人们的服饰穿着首先成为到过美国自由世界的赛特诟病的对象。在他看来，兰州城可以代表所有中国城市单调呆板的建筑风格。更使赛特沮丧的是，这种“呆板单调”并非只在建筑风格上可以见出：“人们穿的衣服在样式和颜色(深蓝、绿或灰色)上也千篇一律。扫视街道，很难发现对比反差或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16)值得留意的是，赛特对西安、上海等大城市印象都不好。他主要对这些城市的交通拥挤、设计单调、人口密度大表示反感，这让他想起印度的德里或加尔各答的相似状况。这些都可以明显看出赛特没有摆脱“西方之眼”看东方的文化心理模式。
有学者认为，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旅游者在后殖民时代，也会带着一种救世主的使命，带着一种重新“发现”的意识开始他们的跨国旅游。赛特的中国游记并不完全具有这种“拯救和发现”使命的意识。他的中国游记更多地属于西方那种经典的为旅游而旅游的作品。但问题是，假如考虑到80年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是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的地方，那么可以说：“赛特的中国报道不可能‘清白无辜’。尽管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世界公民，一个印度人在东方色彩浓烈的地方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17)赛特的问题还可以向深处追问，那就是：“既然赛特的旅行动机是试图揭示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脉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旅行是一次顽固偏执的行为。这是因为，身兼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赛特正在从事西方旅行者在精神方面的探索。他也在意识形态的面纱掩盖下企图发现真正的中国。他高高在上地告诉我们，这些中国人是幸福、悲哀还是无动于衷。中国普通人与家庭均为他的这一创作姿态提供素材。”(18)
的确如此。赛特尽管在游记中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中国，但在他的心中一直存在一个朦胧模糊的政治中国。他的西北之行其实就是揭开西藏神秘面纱之旅。赛特将政治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欲“发现”西藏的神秘，“发现”西藏的原始蒙昧和艰辛痛苦。有了这样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习惯和时代背景，赛特在游记中对西藏和西藏百姓的“同情性”描绘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赛特在书中某些地方还通过当地藏民罗布的内部视角看西藏、“发现”他们的痛苦悲哀，以表达不在场却又操控场面的注视者赛特的观点。这些藏人成为传达赛特观点的“传声筒”。(19)这说明赛特的确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西藏，因此，他能够将西藏与西方人的阅读欲望巧妙地衔接起来。其游记之所以能在出版次年即获西方奖励，这与赛特的创作技法有一定联系。
在这样一个妖魔化的、套话性质的“政治中国”形象面前，赛特在中国游记和中国题材诗歌里描绘的美好亲切的“文化中国”形象已变得相形见绌。这是赛特及其作品的悲哀，也是后殖民作家的东方主义书写姿态在中国题材作品上的拙劣表演。但是，该书在西方英语世界出版并不断再版，这至少说明了赛特游记中的西藏元素在帮助他占领西方阅读市场上“功不可没”。西方对于这本游记的文学奖励，更说明了赛特带着政治偏见“发现”中国落后一面、揭开中国西藏地区的“神秘”面纱，对于西方有多么重要。西方媒体因此称赛特为“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还有人称这本书探索了“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是“精彩的旅游作品”，因此，让人“不忍释卷”。(20)赛特的中国书写姿态与西方某些人的妖魔化中国相呼应。这些描写可以满足一些人西方拯救东方“独裁”和“专制”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心理。
中国学者周宁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他还认为：“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21)同样，通过前边的介绍，我们发现，借用西方之眼书写中国的赛特，在游记里塑造独裁专制、神秘恐怖的中国形象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书写，一种关于他者的自我幻象，背后隐藏着奈保尔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政治中国”的书写浸透了西方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话语，它无形中破坏了赛特美好的“文化中国”幻象。在这里，话语建构与形象解构看似巧妙而天衣无缝地焊接在一起，实则反映了后殖民作家中国书写的败笔与遗憾。唯一使人欣慰的是，这当然增加了赛特游记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价值。
三、余论
迄今为止，泰戈尔和赛特是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两位印度作家。他们都属于穿梭东西两半球的“世界公民”，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价值。他们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化为我用的“拿来主义”精神。由于时代的差异，赛特和泰戈尔化用中国文化元素以及看待中国历史、现实存在更多的差异。对泰戈尔来说，中国是友谊邻邦、同甘共苦的兄弟国家，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痛斥日本侵略中国；而赛特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遗症”和西方反华舆论的影响，加之后殖民解构思潮对他潜移默化的浸润，看待中国则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现实取批评多于赞扬的态度，在中国西藏问题上附和西方舆论，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使其中国书写出现严重的政治失误。泰戈尔笔下是一个亲切美好的“文化中国”形象，而赛特笔下往往是美好的“文化中国”与晦暗神秘的“政治中国”形象并存。这在他的中国题材诗歌和中国游记的对比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泰戈尔可以在作品中、演说中把最热情洋溢的语言献给中国，赛特却很难在后殖民时期做到这一点，他笔下的“文化中国”形象也因此打了很大的折扣。总之，我们从泰戈尔的“文化中国”形象出发，走向赛特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并存的双重形象，仿佛阅读了一遍中印现代文化交流史，经历了一次彼此对视、但却没有成功跨越喜马拉雅障碍的“文化心理苦旅”。
注释：
①Priyadarshi Patnaik,Rasa in Aesthetics:An Application of Rasa Theory to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Delhi:D.K.Printworld,p.9,1997.
②Vikram Seth,Three Chinese Poets,Delhi:Viking,"Introduction",1992.
③④⑥Vikram Seth,All You Who Sleep Tonight,Delhi:Viking,pp.41、55、40,1990.
⑤⑦⑨Vikram Seth,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Delhi:Viking,pp.3～22、7、17,1985.
⑧(14)(17)(18)GJV Prasad,ed.Vikram Seth:An Anthology of Recent Criticism.Delhi:Pencraft International,pp.15～17、27、22、27,2003.
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12)(13)(15)(16)(19)(20)Vikram Seth,From Heaven Lake:Travels through Sinkiang and Tibet,Delhi:Penguin Books India,pp.18、165、102～106,"Fordword to the 1990 Edition,",37、153,Back cover,1990.
(2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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