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目录学发展研究的时空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1世纪的临近，关于各学科的发展研究已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因为学科的发展研究事关学科的存在、发展，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而对于学科的发展研究，应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计划，既提出学科发展的目标，又使这种目标切实可行，使发展研究的探讨避免沦为浮光掠影、不着边际的空谈，或者拘泥于技术性、功利性的具体操作，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学科研究的基点必须有准确的把握，对发展研究的时空坐标有科学的定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学科研究基点为中心，分析影响现代目录学发展的一些因素，给现代目录学发展的时空以科学的定位。
一、学科研究基点的确立
“学科研究基点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起点，是学科理论体系建立和学科方法论选择的基础。” 〔1〕学科研究基点的确立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因时代不同而异。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受制于古代文献生产技术和保存技术的落后。由于手抄或刻板印刷文献的复本少、错误多，加之古人某些随意改动或伪造文献的做法，使“文献整理”理所当然地成为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基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转变为以解决日益增长的文献和人们对其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目录学时，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已悄然转变。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各类信息的大量涌现，使得人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寻自己需要的信息时必须依赖目录的指引。这种引导人们穿越“知识海洋”的目录就是关于文献的有序化的信息，它是目录的根本，即书目情报。
“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是在70年代由前苏联目录学界首先确立的。“这一概念在60年代广泛开展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的基础上和寻找目录学与情报的联系中提出并作了阐明。”〔2〕我国80年代中期引入。 对于“书目情报”这一概念，虽然人们的认识还不太一致，但目录学界正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3〕
明确提出以“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是我国目录学的学科带头人——彭斐章教授。他在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进行重点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于1995年4 月在《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应以书目情报——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为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还分析了其原因。随后，他又专题论述了“书目情报：跨世纪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并详细阐述了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的意义。
以“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标志着古典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的转变，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基本特征。“书目情报基点的确立，一方面使历史形成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经过扬弃和科学重建，使目录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则又提供了借鉴和吸收现代科技开拓新领域的机会和条件，使目录学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4〕
二、以时间为系的定位
以时间为系来定位目录学，就是在目录学产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学科研究基点为中心，回顾目录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反思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并展望现代目录学的未来，确定其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的是时代因素对目录学的影响。目录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作为社会产儿和社会进步推动力量的科学身上，使它具有时代性。科学的整体是这样，各门具体科学也是这样。目录学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5〕。
今天，我国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双重转型期。我们的社会正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目录学的发展同样也是一个转型问题。与时代发展一致，目录学的转型也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传统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转变，其二是指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目录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目录学转变”〔6〕。
中国目录学自西汉至明清，已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体系。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文人学者为风尚所趋，纷纷研究目录学，形成了近代目录学的“四个流派”，对目录学的近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近代目录学在我国的发展，受战争因素影响并未成型，其发展也不充分。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的影响，更受近代姚名达“论、史、法”结构的启迪，建立了新的目录学体系，但未能摆脱“论、史、法”的框架。80年代后，出现了建立“现代目录学”的呼声，目录学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建立发展“现代目录学”。
总体来看，古典目录学是一种成熟形式的目录学，它有自己的研究起点，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并形成了完善的研究体系，而现代目录学则有待于成型。因此，当前的中国目录学正在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表现为人们对现代目录学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以及与古典目录学的联系与区别正在展开讨论，以取得共识。
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计划经济环境中的书目需求状况、书目工作方式以及教育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以改造。因为“市场经济强化了社会的书目信息需求，改变了书目信息需求的内容、类型、层次和书目工作的内容、方式、环境。”〔7 〕因此，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目录学形式当是未来几年目录学研究的焦点课题。
其次，由于科学研究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在构建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目标时，应考虑如何对待目录学的传统。
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目录学研究者曾主张丢掉“历史悠久”、“优良传统”的红包袱，认为对目录学史的继承不应沉溺于历史的研究，继承是在自然的发展中流传下来的等。对于这样的观点，彭斐章认为，科学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有继承才有发展，批判地总结与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遗产，作为发展当前目录事业的历史借鉴，无疑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8〕。历史不容割断， 现代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目录学要在世界目录学范围内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得以充分的反映，就必须首先对其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王析在论及如何对待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时，认为“传统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继承或取代的。”〔9 〕王心裁以中国目录学传统发展为主线，提出部分目录学传统已经演变为现代目录学思想，如“从会通到辩考到书目控制”〔10〕。程焕文则认为“传统的积淀既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因而，对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的关键不在于进行新的诠释，而在于创新。”〔11〕
因此，对于目录学的传统，应以客观的态度去继承与扬弃。既不死守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传统新的涵义，使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目录学的发展中得以发扬光大。这样，历史才能延续，学科才有发展。
三、以空间为元的定位
以空间为元来思考、制订现代目录学的发展计划，应充分考虑目录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开放性和层次性。
首先，我们应研究目录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以形成民族特色。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孕育出不同特色的各国目录学。而决定目录学民族特色的正是这个民族性具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环境及其历史渊源。
由于东西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不同，我国目录学与西方国家目录学相比较有很多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就目录学理论研究来看，西方目录学比较强调方法和技术，重视对目录学应用技术的研究，主张建立多元化的目录学理论体系，并倡导各国目录学的横向交流，形成了各种目录学理论。如前苏联出现的以科尔舒诺夫的“目录”为起点的理论体系和以“情报”为起点的列宁格勒学派；美国谢拉的“书目通讯”理论体系；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学派等〔12〕。我国目录学则重理论体系的建立，并强调学术上的纵向源流。如自西汉至明清，我国目录学形成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就目录学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西方国家目录学在对立、明晰的文化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中世纪宗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基督教目录学时代。我国目录学则在“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下，阶段性不明显，同时也缺乏创新精神，各时代目录学都不脱离校雠，班固、郑樵、章学诚莫不推崇刘向刘歆父子，重流略之说〔13〕。难怪姚名达先生要感叹“时代之精神殆无特殊之差异”了。
既然目录学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么，在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研究中，我们应研究目录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注意弘扬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以宽容、平和的心境来疏理、总结目录学遗产，使得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研究更具有民族特色。
其次，应注重对外国目录学的研究，促进各国目录学的交流，以形成开放式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横向联系不断加强的时候，目录学发展研究必须有世界性的眼光。在目录学发展史上，“我国目录学曾经影响过日本、朝鲜、东南亚和西方一些国家，但同时也曾受过其他一些国家目录学的影响”〔14〕。如汉代后期传入的印度佛教中，佛经目录对南北朝、唐代的目录学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佛经的大量翻译、整理和传播等方面，并由此直接导致了佛经目录学这一流派的产生。而近代改良主义者的书目工作和目录学思想，则不同程度地受了西方和日本目录学的影响。直到解放初期我国目录学仍受到前苏联目录学的影响，近年来又有欧美各国目录学的影响等等。这些都表明目录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通过各国目录学的交流和影响，促进各民族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15〕
因此，在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研究中，要注意对国外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西方国家目录学的发展过程、基础理论和书目活动都要进行分析、探讨，以取其长、避其短，形成开放式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第三，挖掘目录学内涵，以书目情报为基点开展目录学的分层次研究。
彭斐章在《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16〕一文中，在分析目录学整体化发展趋势时，提到了目录学整体化的一个方面，即目录学自身的整合。而目录学自身的整合是通过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分层次研究来完成的。这包括目录学研究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研究三个层次。微观研究层次侧重于书目情报实践活动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观研究层次，主要是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宏观研究层次，是关于文献信息、书目情报与读者关系的研究。陈耀盛在其《试论目录学的整体层次研究》〔17〕一文中，则从目录学研究是一个整体出发，提出目录学的各层次研究应从材料研究层次、目录学家及目录著作研究层次、断代研究层次和本质规律研究层次四个层面来进行。材料研究层次重点在于原始材料的搜求及书目的加工整理；目录学家及目录著作研究层次在于用辩证的、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本质、规律、学术史角度去评述、比较研究；断代研究层次，应是时期研究层次，在于打破朝代分野，采用系统方法，从史的纵向与同时代的横向相结合去研究；本质规律研究层次则是目录学研究的最深层次，是构成目录学科学体系的理论大厦。
无论怎样去划分研究层次，在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研究中，在挖掘目录学的内涵时，我们都应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围绕“实践——理论——再实践”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因为对书目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是为了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再去指导新的书目实践活动，从而达到对目录学的整体把握。这样，可以使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促进目录学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强目录学的分层次研究，使各层次互相促进、互相规范，以带动目录学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现代目录学的发展研究，应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充分考虑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开放性、层次性等基本因素对目录学的影响，给现代目录学发展的时空坐标以科学的定位。
注释：
〔1〕〔3〕 彭斐章：《书目情报：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代序）》，《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2〕柯平：《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 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3期。
〔4〕〔16〕彭斐章：《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 载《图书情报工作》1995年第2期。
〔5〕〔6〕〔7 〕卿家康：《目录学的时代性与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特征》，载《图书情报知识》1995年第2期。
〔8〕彭斐章：《目录学的今天与明天》， 见《当代图书馆事业论集：庆祝王振鹄教授题辞云庆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 273—286页。
〔9〕王析：《传统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继承或取代的》， 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4期。
〔10〕王心裁：《从会通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载《图书馆》1995年第5期。
〔11〕程焕文：《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第4期。
〔12〕贺修铭：《试论目录学的文化基础》，载《高校图书馆工作》1987年第3期。
〔13〕柯平：《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14〕〔15〕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5页。
〔16〕陈耀盛：《试论目录学的整体层次研究》，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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