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及其方法论自觉
刘 进 田
提 要：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原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文化安全是文化安全主体及其文化利益和价值处于平稳、发展和放心状态，并具有克服文化威胁的能力。据此定义，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一是文化安全主体确认；二是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文化安全威胁来源辨识；四是消除文化安全威胁对策。在多种文化安全研究方法论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其各有所见各有所蔽。文化安全研究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 安全 文化安全 文化威胁 实践安全观 方法论
一、文化安全及其意义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此，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国家安全提高到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高度，把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看得同等重要，认为安全、稳定同发展一样，都是硬道理。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内在关联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重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重要地位和关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可以说是中国四十年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定也就是安全。强调稳定，就是强调安全。
发展和安全都是硬道理。国家稳定、安全，是发展和改革基本保障。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和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同时，发展和改革也会促进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发展和安全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是美好社会的基本标志。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重视国家的安全稳定，长治久安，不仅是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经验，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经验。国家安全稳定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每个王朝都把国家政权的安全稳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维护政权的安全稳定上，中国历史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代政治家思想家致思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国家权力的安全稳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及六家之要旨时断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治者也。”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不仅先秦思想家好论治乱之道，历代思想家们也都喜谈治乱之道。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极为重要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同中国文化重视稳定安全有内在的密切关联。
总之，这种传统教学与PBL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理论成绩与实践考核等方面均有提高，学生满意度高，既提升了师资队伍水平，又培养出敏而好学的学生，加强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激发了学习的热情。教学模式有机的结合能够发挥两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促进健康管理的理论与教学实践。
麦田杂草与麦苗争夺养料、水分、阳光和空间，妨碍田间通风透光，增加局部气候温度，传播病虫害；干扰目标作物生长，寄生性杂草直接从作物体内吸收养分，从而降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必须对麦田杂草进行防除。当前季节，正是麦田杂草防治的最佳时期，本文对杂草发生规律、防除治理方法、最佳防治时期、用药注意事项等进行介绍，以期对广大农民有所指导，为小麦丰收打下基础。
治乱之辨或安全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哲学、伦理、政治、宗教、教育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孔子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其仁义道德思想所关怀的正是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论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孝、仁、道德规范对于防止犯上作乱，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也好，孝也好，在孔学看来都具有防止犯上作乱，维持国家安全稳定的作用。后来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旨趣是为国家稳定、安全、秩序寻找宇宙论、本体论、性命论根据，把政治秩序的根据归结为“天”、“天理”、“天道”、“理、“道”。董仲舒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③ 董仲舒：《秦为繁露·基义》。 这样政治社会的秩序和安全就有了天道根据，更加稳固牢靠。韩非曾说：“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④ 《韩非子·叫孝》。 治，就是政治社会稳定安全，和谐有序。“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其重要原因还在于其同国家安全、社会有序具有内在关联。
不难看到，在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时空的交叉点上，在纵向时间维度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横向空间维度上，中国正深刻地进入全球化体系之中。新旧文化的冲突继承，中外文化的交锋融合，都对文化安全带来十分尖锐的挑战，形成复杂的形势。中国要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自己富有生命力的、稳定安全的文化；中国要最终实现现代化，也必须有富有生命力的、稳定安全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的软实力。文化不兴盛，没有生命力，民族就失去了血脉，人民就没有了精神家园，国家就没有了软实力。可见文化的兴盛和安全对于民族、人民和国家何其重要。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成品油价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张新伟，彭昕杰（2．22）
更深一层看，文化和文化安全具有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辩证统一。人是文化的存在，是说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生物性或自然性，而在于人的文化性，人的本质是人所创造的，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就是文化过程。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自身，没有文化创造活动，也就没有人的本质，没有人的存在，文化规定着人的本质，标志着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文化和文化安全具有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文化不安全，处于受威胁状态，就意味着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文化安全的存在论意义同时也就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文化没有了，人、人类也就名存实亡了。人的动物化、机器化、物化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威胁，这种威胁是人的本体论威胁，是人类学层面的威胁。人的动物化、机器化、物化，实质上是文化的弱化，从而是人的存在的弱化。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家在惊呼“上帝死了”之后，又惊呼“人死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物化，反对三大拜物教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拯救人，拯救人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人类学本体论特质，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命义是人何以可能问题。人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人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超越自己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化和文化安全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诚然，这是从哲学形上学、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层面对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及其意义的理解。从后形而上学的现实意义上看，文化安全主要属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问题。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理。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201、201页。 在此，习近平指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大要素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201、201页。 上述“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逻辑结构体系。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中，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处于国家安全的保障地位。冷战之前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因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速度加快，文化交流、交往、交锋日益频繁和深化，文化间的差别、冲突日益成为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都日益重视文化安全问题。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关乎民族的身份认同，关乎民族的存在根基，关乎民族的生命。对于国家主权、政权安全，人民安全，文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如上所述在哲学形上层面，文化安全关乎人的本体论安全。
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文化安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同时亦日益重视人类文化安全。在中国从大到强，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中心的历史时刻，文化安全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变得愈来愈重要。
二、文化安全分析框架
文化安全如此重要，我们就要分析文化安全，实现文化安全，防范和避免对文化安全的威胁，促进和推动文化安全建设。为此，有必要建立文化安全的认识 和实践框架，为文化安全思维和实践提供认识工具。
要建立文化安全的思维框架，首先要界定安全和文化安全的概念。
安全概念的涵义。从肯定方面看同“平安”、“稳定”、“安心”、“存在”、“发展”意思相当；从否定方面看同“威胁”、“挑战”、“风险”相关；从内容上看同“利益”、“价值”、“状态”概念相关。沃尔弗斯（Wolfers）指出：“从客观上 说，安全指的是不存在对已获得的价值观的威胁；从主观上说，指的是不必担心这种价值观受到攻击。”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想打仗的时候不必牺牲核心价值观；在受到挑战时可以打胜仗并维护其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布思（Booth）则将安全概念同解放联系起来，指出：“解放是指人们（个人和群体）不受物理和人为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要做的事……安全与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解放，而非权力和秩序带来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就是安全。”贝拉米（Bellamy）将安全与自由联系起来，指出：“安全本身是免于战争的相对自由，同时对于在任何战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抱有较高期望。”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主编的《当代安全研究》指出：“学者已经就安全研究的含义达成了共识，即安全与威胁相关。”② [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在文化安全观上，自由主义支持和保护自由主义文化，反对专制主义、独裁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民主人权、法治为价值追求的文化。自由主义认为这样的文化既有利于创新发展，又有利于秩序和安全。“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民主实现安全，——也就是说，‘如果要和平，就推动民主吧！’它的目标就是建立普遍的多元安全共同体。这亦不是什么新观念（康德倡导它，伍德罗·威尔逊支持它），然而正是民主和平论使之在今天如此有影响力。它是自由主义由内而外路径的延伸，相信国际体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成员国的性质塑造。它主张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体系将会与国际关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截然不同。”③ [英]阿兰·柯林斯主编：《当代安全研究》，高望来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0页。 由主义认为自由民主的文化、制度是国内和国际安全与秩序的根本保障。
文化安全是文化安全主体及其文化利益和价值处于平稳、发展和放心状态，并且具有克服文化威胁的能力。文化安全界定中主要包含四个要素：一是文化安全主体，二是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三是文化安全威胁，四是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能力。文化安全主体问题，主要是辨识和确定谁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和人、主体具有内在联系，主体不清晰，就不知道要维持谁的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问题，主要是解决文化安全的内容和目标问题，回答文化安全要维护什么，保护什么，这是文化安全的对象问题。文化安全威胁问题，是要辨识对文化安全形成威胁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在威胁着文化安全，回答危险、挑战从何而来的问题。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能力问题，主要是文化发展、文化生命力、文化先进性及其建设问题，还有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方法、途径等问题。
根据这一文化安全定义及其四个要素，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安全主体确定；二是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文化安全威胁来源辨识；四是消除文化安全威胁对策。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安全的世界观社会观前提，是将世界和社会视为给定的、既成的事物，强调物质因素、利益因素对安全的重要作用。与此不同，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研究安全问题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前提，是认为世界是由人为的力量建构起来的，而并非给定的。社会建构主义重视人对世界的建构和塑造作用。人或行为体的观念、身份、文化、信仰、社会关系对世界、社会、安全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社会现实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这种社会现实是一种共识，而不是某一具体个人的具体阐释。这种共识的外观显得是客观的，其实是人们集体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安全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安全并不是身份固定的共同体采取的保障其生存的行动，例如伊朗研制核武器以阻止美国的攻击。他们感兴趣的是以安全的名义采取的行动能够塑造身份，例如伊朗研制核武器，并认为这是一种建立伊朗特定身份认同的努力。通过采取一定的安全行动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身份是自然如此的，恐怖主义者采取一定的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可以使一定的人群、族群建构和显现出自己独特的身份，与此同时这种身份又成为支持恐怖活动的动力。这样安全话语和行动与身份认同便形成一种互动性关联：安全话语和行动建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构成安全行动和话语的主体性动力。某一民族或国家在内部存在危机之时，常常掀起外部力量对本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活语和舆论，并因此而建构本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形成本民族国家的行动动力。某一行动体的安全行动、恐怖行为并不一定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自身的安全挑战和危机。而是这一行动体为了让一定的人群或族群建立或强化自己的身份。这和现实主义的思路是不同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着安全危机，因此要采取安全行动。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非常强调民族身份认同和宗教身份认同，因而往往出于身份认同之目的采取恐怖主义行为，制造安全危机话语，进而建立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建立某种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的生存论安全。生存论或本体论安全是终极意义上的安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民族的特殊性、狭隘性正在弱化，因而原来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基础上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不甘心这种生存论意义瓦解的人便产生深度的安全危机并试图重建原来意义上的生存论安全。这是全球安全问题凸显，恐怖主义频发的哲学生存论或本体论缘由。
文化总是同人内在相联。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周易》创造了“人文”这一极好的词，把“人”和“文”连为一体。人是“一体双元三维度”的存在结构：作为本体的人，既有肉体，又有灵魂，同时还有交往，换言之，人有自然属性、交往属性和精神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人的内在本质和属性都必须对象化，而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就是文化。人的自然本性的对象化形成物质文化。人的交往本性的对象化形成交往文化。人的精神本性的对象化形成精神文化。
人的交往本性使人成为社会性、群体性存在，使人的形态分为人类存在、民族存在、国家存在、阶级存在、家庭存在、公民存在等。与人的这些社会存在形态相应的有不同形态的文化，如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阶级文化、阶层文化、家庭文化、公民文化等。在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中，具有实质性地位和作用的是民族文化、 国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民文化（民众文化、大众文化、公共文化）。人类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世界历史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这里的世界文学，大体上就是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
何良诸说的是实话。不料，一个驼背老头跳起来，“噗”，狠啐一口唾沫：“操你妈！耽误你走道了，把王八脖子给老子窝回去！”
(3) 发动机航行速度增大时, 发动机的比冲先增大后减小. 此外, 发动机内部气相的体积分数分布情况也与航行速度有关.
将上述文化安全概念定义及其四要素与文化诸形态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为具体的文化安全分析框架。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或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人类文化安全，分别都可以同文化定义四要素结合起来，或者说它们各自都存在文化安全四要素问题。
如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主体确定；二是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威胁的来源辨识；四、消除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中华民族文化安全战略）。
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分析亦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确定；二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来源辨识；四是消除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对策（意识形态安全战略）。
“反向支付和解”是原研药企业滥用专利链接制度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以协议的形式共同分享推迟仿制药上市时间所带来的垄断利益，将对仿制药市场竞争造成损害，也给药物可及性带来不利影响。为对反向支付和解行为进行规制，美国规定了有关和解协议需要提交反垄断审查机构进行审查。
关于公共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一是公共文化安全的主体确认；二是公共文化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公共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辨识；四是消除公共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公共文化安全战略）。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年降雨量少，蒸发能力强，是典型的干旱地区，且新疆水资源分配不均，整体分布呈现北疆大于南疆，山区大于平原，西部大于东部，地下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山丘和平原区[1]。随着近些年新疆经济的不断发展，长距离重力流输水工程也越来越多。特别是2005年前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引导及新疆工业化发展需求，一大批供水工程上马，解决因高程差较大等诸多水源无法满足正常的生产生活需求的问题，因此管道供水工程开始大量实施，其中重力流输水项目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关于人类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按照此分析框架进行。这个框架将文化安全实质同文化安全形态有机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经线，以后者为纬线，织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形成文化安全研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内在有机统一。
直接举例说明这一点。还是以最熟悉的搭积木为例，笑笑连续搭了七八块高高的，忽然，轰一下倒了，孩子不耐烦，推着积木说“我不搭了”，转身就跑了。我呢，不指责他，也不叫他回来，我就坐在原地，继续摆弄我自己的这一栋房子，我故意让高楼轰一下也倒了，然后我夸张地自言自语：“哎呀，怎么倒了？真可惜，是下面的没放平吧？”我继续摇头晃脑：“没关系，我再来一次，这一次我每一块都摆得稳稳的。嗯，我一定会比刚才搭得高！”然后我开始一块一块地慢慢搭。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笑笑没有跑远，他站在那里仔细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很快，他被感染了，他兴奋地跑到我身边说：“我也会，我也能搭高高的。”然后，继续专注地搭积木。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
文化安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种多样。《当代安全研究》一书列举了9种安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平研究、批判安全研究、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安全、性别与安全文化。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和方法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各有所见，亦个有所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安全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借鉴其所见，舍弃其所蔽，坚持实践安全观才是唯一科学的文化安全研究理论和方法。
（一）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现实主义非常重视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主张安全实践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是维护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文化安全是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的保障，是为国家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工具和手段。
现实主义有七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可以强制执行协议、预防一方使用武力的国际权威，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缺乏权威，这样各个国家就处于不安全状态；二是主张权力是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决定性特征，权力的要素包括财富、人口、技术、军队；三是将国家视为本质上的单一行为体；四是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五是现实主义所分析的国家是一个“黑箱”，就是说国家互相评估的标准是权力和能力，而非国家内部差异，如机制类型、领导性质和意识形态等国内特征；六是把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关键行为体，整个现实主义家族都由国家主导地位这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七是认为国家在以竞争 和战争为特征的国际社会中生存。
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与保守主义相近。从上述第五点看，现实主义不关心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只关心对国家权力和能力的保护和建设。《韦氏大词典》认为，保守主义是“维持既定的东西的习惯做法，反对对既定的制度和方法进行变革的倾向。”① 转引自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既定的制度和方法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则不重要。另有学者认为，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既定的事物是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如英国保守主义学者罗杰·斯古鲁顿（Roger Scruton）认为：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观点，它起源于保守现存事物的愿望，这些事物要么被认为是好的，要么被认为优于可能获得的替代物，或者至少是人们觉得安全、可靠、可爱的。”② 转引自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在此解释中保守主义所要保护的事物是好的、值得保护的事物。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保守主义往往是不好的、抱残守缺的东西。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保守主义的解释是：“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思想。特点是墨守成规，不接受新鲜事物，对困难估计过高，对有利条件估计不足。”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9页。 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实践的主旋律。因而保守主义自然成为阻碍革命和改革的负面思想。现在我们的安全实践所要保护的是革命和改革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安全思路，同通常的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判然有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为了给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要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为了发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我们不是为了安全而安全，是为了发展而安全。安全的价值目标是发展。
现实主义安全理论和方法强调国家利益和权力，因而在文化安全研究中强调文化要为国家及其利益和权力服务。文化安全形势发展要维护的文化必须是同国家利益和权力方面相一致的文化，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安全的条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离开国家安全来讲文化安全。因此，在文化安全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就成为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强调，文化及其安全要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服务，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对政治国家采取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看来，只有适合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客观要求的政治上层建筑才是应当维护其存在发展和安全的。
（二）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
自由主义是有价值爱好的，它追求自由、个人权利、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同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体系及其行为和结构会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与现实主义相反，它认为最终对国家行为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国际体系，而是国家内部因素，决定国家行为的国内因素，一是国内行为体的权力和偏好，二是国家国内政治体制的性质。如果国家的权力性质和体制是民主的、自由的、保障人权的 ，那就有利于国际和国内的合作和安全，否则便不利于国际和国内的合作和安全。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如果国家由自由的政治体系和国内由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集团来管理，国家就可以做出使国际合作繁荣发展的安排。国际政治和秩序由国内民众做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选择来塑造。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是民主和共同体。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并不纯粹是无政府主义的，存在着一个共同体（全球社会），它同国家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与各个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因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共同体和国际秩序的存在，有助于充分地保护各国的利益，保护它的权力，扩大它的影响。自由主义相信各个国家之间具有合作的潜力和可能。① 参见朱明权：《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3.1.4 热处理 在标准检测方法中，柴油的热处理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经过热处理的柴油内部的石蜡组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凝点检测的变化，所以本文对此影响因素进行了单独考察。根据GB/T 510-1983柴油凝点检测方法可知，对于油样的处理一般先经过50℃水浴预热后再冷却至室温35℃，然后再对油样进行制冷降温。因此，本文对于热处理影响因素的考察主要以50和35℃作为试验的初始温度进行，以此对比不同初始温度条件下的电容变化以及凝点检测差值。图4为不同初始温度条件下的“温度-电容”曲线。
在自由主义看来，国际间的合作与安全潜力可能同国家内部制度的自由民主性质内在相关。因此自由主义安全观极为重视民主国家，认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更容易和平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因此它支持民主自由的国家，要求扩大民主自由国家，以推动合作与安全。正如论者所言：“自由主义……强烈支持民主，认为它赋予政府重要的合法性；强烈支持私人财产和自由企业——在国际和国外的市场经济；相信社会之间的公开关系——不仅体现于贸易和投资，也体现于信息和观念、人口与文化的流动；强烈支持国际组织等国际合作；强烈支持个人重要性的人权。”② [英]阿兰·柯林斯主编：《当代安全研究》，高望来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0页。
由于自由主义支持保护人权，所以对于民族自决权、宗教迫害等人权问题十分关注。自由主义保护民族自决权的底线是战争和流血。因此，自由主义并不是广泛地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在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支持分裂主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导致动乱。在什么条件下才支持民族分裂主义呢？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分裂不可避免，不分裂就一定会出现激烈战争与其他形式的流血后果的情势下，才支持民族分离。
对夏季白天32℃环境温度条件下的满负荷工况进行热量平衡计算，原机组直接空冷系统热负荷为829644.855kW。当抽汽量为260t/h时，直接空冷系统承担的热负荷为675114.096kW，间冷部分承担的热负荷为169605.222kW。
这些安全概念的经典定义涉及的要素有：安全主体、价值或利益、平稳、克服威胁的能力等。可以说，安全就是安全主体及其利益和价值处于平稳和放心状态，并且有克服威胁的能力。
自由主义理论和方法强调文化安全所维护的政治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性质，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自由主义对政治国家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解是抽象的，它无视政治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性质是社会的历史的，是有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则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经济形态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具有广泛的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康德哲学认为，我们的知识并非来自物自体，而是通过人先天具有的先验认识形式建构起来的。“金钱”在人们看来是个客观的社会现实，但是“金钱”的意义、价值取决定于一定群体成员的共同协议或约定人俗成。在人们的共同协议、共同理解之外，金钱并没有其内在的意义和价值。一张纸币对未见过钱的山民来说就是一张纸片，换不来他们的土特产。而对于身处具有金钱意义共识群体的人来说，金钱就不是一个物理性纸片，而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他们会将金钱同自己的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哲学家艾尔·巴比提出“两种真实性”理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两种真实性。在你所理解的事物中，一部分是具有“赞同性的真实性，另一部分则是具有“经验性的真实性”。前者是人们共同约定的真实性。① 参见[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塞尔强调社会事实不同于诸如湖泊、山水之类的物理性事实，社会事实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理解。马克斯·韦伯、卡西尔都把人看作是文化的存在，认为人“被赋予主动持有对世界态度的能力和意志，并赋予其意义。”主张社会观念和信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涂尔干指出某种社会价值观影响着人的行为。在天主教社会中自杀的行为少，而在新教社会中自杀行为则较多，原因是天主教的信仰认为自杀是一种“罪恶”。主体的主动行为和信仰，会使现实成为制度化、累积性和习惯性的存在，即成为文化，成为自如性东西。这是一种人为性的积极建构。因此马克思说，完成了的人文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文主义。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还受到语言哲学中语言权力理论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一种建构世界的行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语言游戏、论述、言论行动和语言的社会性怎样构成我们周围的现实提出了系统深湛的理论。福柯、德里达对知识的权力性，文本的权力性都有深刻见解，都对社会建构主义发生影响。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建构具有双重性：既约束人类行为，同时也受人类行为的影响。
（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
品牌化战略是传统纸质报纸长远发展的支点。思想性、专业性、掌握有价值的信息成为打造品牌的重要方法。在海量的纸质媒体和新媒体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媒体获取信息。因此，传统纸质报纸要形成其独特的风格，形成一张文化名片印在人们心中，让其产生对报纸品牌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而建立专业性和富有特色的品牌是诸多著名的传统报纸、期刊的成功之道。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传统报业应该静下心来打造专业性品牌，在内容方面精益求精，以专业化特色化内容获得报纸品牌的长远发展。
高中物理教学的探究式物理教学是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通过让学生自主的进行物理实验一方面通过营造相对轻松的教学环境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在自主操作的过程中，发散自己的思维，独立的思考物理知识，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提升学习效果和培养自身的物理思维能力.
基于上述哲学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观念和规范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甚至比后者更重要。二是强调身份的重要性，同样的物件、物质性东西被不同身份的人掌握，其意义和价值不同。价值观、信仰来自身份，而身份是人们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三是强调施动者和结构，主体和制度是相互建构的。施动者或行为体可以塑造世界，世界又可以塑造施动者或行为体。外部世界是我们塑造的世界，我们塑造的世界又反过来塑造我们。安全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不同的人或行为体会赋予安全不同的含义，体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譬如，9·11恐怖主义袭击在美国前总统W·布什看来是对全球范围内自由和民主的袭击，是自由民主价值受到了挑战，而在劫机者看来可能是自身意义结构中的“理性行动”。不同主体都在主张和捍卫文化安全，但其捍卫的文化对象并不相同。不同民族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文化完全，但保护的对象并不相同。这种维护文化安全的话语和行为，强化和塑造着各自的文化身份、价值认同，从而维护着文化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因而文化安全概念同文化多样性、价值多样性是密切联系的。当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文化安全时，就是在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使文化保持其多样性，防止文化同质化。世界文化日益频繁地交融，同时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文化安全行动的旨趣在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当然，不同民族国家都会主张自己文化的普世性，都想把文化特殊性上升为文化普遍性。其实质是用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来改造世界。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总是想以自己的面貌来改变世界。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看到了社会事实、文化安全具有人为建构之特征，看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具有可取之处。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看来，社会事实以及文化安全不是主观地建构起来的，而是通过物质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因而应当在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中来理解社会事实和文化安全。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
上述若干文化安全研究方法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科学的文化安全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安全观要求把文化和文化安全建立在社会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基础之上，在改造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和维护文化安全。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体系，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安全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安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不安全。但问题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安全因素。因为首先，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医生，他能发现资本主义的弊端、病灶，促使资本主义改进自己的体制政策，使自己更为安全。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消亡是自我消亡、自我否定，属于寿终正寝，这种消亡是自然历史过程，并非安全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在自我异化中扬弃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这种批判对资本主义既不安全，又安全，如果资本主义不按马克思的批判原则不断改进就不安全，如果改进就安全。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自然是安全的理论保障，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发展，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不断自我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是不安全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不重视自我发展，导致自我僵化，发生剧变，变得不安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主张发展、进步，只有发展进步方能保证安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安全理论和方法，那就是它要求在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进步中保持自身安全。安全不是稳定不变，要在变中求不变（安全），在不变中求变，这同中国文化中《易经》的智慧是相通的。“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这三种含义是辩证统一的，变易中有不易，不易中有变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中保障自我，要求把自我肯定在否定之中。改革就是把自我肯定于否定之中的最佳的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安全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安全，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最一般的方法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人的价值原则、科学理性原则、社会实践原则、历史过程原则。这四个基本原则统一于社会实践过程之中，将其运用于文化安全研究中，就是实践安全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质，因而西方的安全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事实，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事实和价值，从而可以对事实进行经验实证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前者是事实层面，社会科学方面，后者是价值层面，意识形态方面。强调二者的区分，就是说不能用价值来掩盖事实，首先要借助社会科学来弄清社会事实。在安全问题上，就是要以实证的方式搞清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安全威胁的程度怎样。在文化安全问题上，就是要以实证的方式搞清是否存在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威胁的程度怎样。在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解决方案研究中，首先要把二者划分开来，先进行描述性研究，搞清事实是什么。这是科学理性原则的要求。这样的文化安全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科学理性原则和人本价值原则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安全研究又要坚持人本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条件的学说。人、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主题的人的解放（人和自由）同安全问题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布思（Booth）对安全内含的解释就是从解放来理解的。他说：“解放是指人们(个人和群体)不受物理和人力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要做的事……安全与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解放，而非权力和秩序带来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应当是安全。”① [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高望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解放就是安全”。马克思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同时也就是人的安全。这种安全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本体安全受到最大威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本来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是创造人自身和人的价值的，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却使人贬值，使人无价值。这就对人的本体安全形成威胁。不仅工人的本体安全受到威胁，就是资本家的本体安全也受到威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这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符号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工人、资本家在内的人，要受物的统治、受抽象的统治，受资本的统治，受社会必要时间的统治。人都受物化的束缚，工人还要受剥削的束缚，它使人的自由本质和价值受到结构性、制度性威胁，质言之，使人的本体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就是人的解放，通过人的解放使人获得自由本质，实现人的本体安全。
马克思主义最有特质的原则是社会实践原则，科学理性和人本价值两原则都统一于实践原则。实践活动要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安全、文化安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保持统一的安全。换句话说，安全就是维护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安全。合规律性是“真”，合目的性是“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真和善的统一。真和善的辩证统一是美。马克思所捍卫的是真、善、美价值的安全。
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原则，安全、文化安全的基础和内容是物质生产实践安全，因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是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物质生产实践的安全是人的生存论安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经济安全是基础安全。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其他因素都要服务于物质生产实践。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要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合理的、好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不合理的、不好的。这就规定了安全、文化安全的内容：安全、文化安全就是要维护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不维护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客观要求体现着安全、文化安全实践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真和善的辩证统一，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安全规定了根本标准，使人清晰地自觉到安全、文化安全应当维护什么，不应当维护什么及其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性原则认为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具有时间结构、时间节奏，具有阶段性。历史过程的每个阶段具有其不同的矛盾和历史任务。把不同阶段的矛盾和任务搞错位了，就会带来安全威胁，造成国家安全危机。
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性原则认为，价值的实现具有历史过程性和阶段性，因此有些即使非常好的价值目标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一下子彻底解决，要通过不同阶段渐进地、积累性地、逐步地来实现。如果在价值实现中不考虑过程性、阶段性、时间性、节奏性，就会造成安全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306页。 但在中国如果要马上消灭私有制，就会造成国家安全危机。因为消灭私有制在时间上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把未来的事放在现在，就会产生安全危机。刚生下来的小孩一定会死，但马上让其死是荒唐的。私有制是会消亡的，但马上让其灭亡，就会像让婴儿马上死亡一样荒唐。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前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历史荒唐。因此，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性原则，才能保持国家民族安全。其实，对实践的时间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既有论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30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具有自觉的时间意识，要求做“最近的”事，而不是“最远的”事。做“最近的”事就能代表未来，就会有安全性，相反，在现在去做遥远的未来的事，就会造成安全危机。社会主义运动的血的教训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的时间结构理论，是安全、文化安全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联系、变化和发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联系的整体的角度看待安全，认为安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安全是矛盾推动下的安全，是发展中的安全。我国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体现辩证法精神的安全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这种安全观就体现着辩证法的联系思维和矛盾思维。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单方面只寻求自身安全的单边主义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辩证法主张世界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统一体。在文化安全问题上，我们既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又坚持文化的统一性，因此我们既尊重保护各民族国家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又主张人类有共同价值观。我们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的多样性理论要求我们维护民族的文化安全，世界的统一性理论要求我们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多样性是具有统一性的多样性，统一性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多样性是世界的基础，统一性是世界的本质。在文化问题上应把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普遍性两个矛盾方面统一起来，只看到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在文化安全观上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都会酿成文化安全风险。
在花鸟题材的选择上不仅仅可以从传统的造型中获取灵感，还可以从西方花鸟系列的作品中寻找新的方向。让传统与现代充分融合交汇，突破对已有花鸟题材的认知的限制，尽可能地展现更加多元化的粉彩花鸟的艺术魅力。
作者刘进田，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3）。
责任编辑：徐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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