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社会学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史研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38年10月，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新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用以说明研究社会的科学，从而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诞生。此后，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独特的方法也逐步引入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相应地出现了众多的分支学科，据估计，目前分支社会学学科已经有167个细科[1](P5)。政治社会学即是将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的研究而形成的学科。政治制度就是政治生活中人类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则，是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政治社会学在研究政治现象过程中着力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渐趋老化，原因在于研究内容的狭小和研究方法的单调。我以为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倘若广泛应用政治社会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当能拓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深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刻画出政治制度生动的变迁面貌。
一、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不足
政治制度史，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中华民族在5千余年的文明史中，“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线索之绵长、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无与匹畴的”[2](P1)。中国历代均有重视政治制度著录和研究的传统，过去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着力于探讨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等内容。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皇帝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维护和发展封建政治统治，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轨迹，其研究中的缺陷大致如下：
（一）内容上，为传统历史著述所局限
中国史学的传统一直以政治史为中心。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载着历代王朝的兴替、政治的得失，历代史家也均以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为职责。这种传统一方面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束缚了研究者的视界，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内容的偏狭。
(1)侧重官制，范围不大。在历代著录政治的专门文献中，官制占有突出地位，而关于各种政治制度机制运转的材料，则相对零乱，并且对官制演变的记述，常常只是从某些侧面作比较，人们不易通过其内容窥视到政治生活的全部，也就无从真正地理解和分析政治制度的特殊内涵及其价值，以致通常产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
(2)视野狭小，领域封闭。中国政治制度史就其学科本质而言，既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又是政治学的一门基础分支学科，同时又因为包含经济学、法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历代的政体结构，而对政体机制，即政权结构关系及其运转方式，缺乏应有的重视，突出政体机制研究对象的重要地位，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况且以往即使是对政体结构的研究，其范围也相当有限。传统主题的重新研究固然仍是重点，除此之外，还必须对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宗教与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等等问题给予重视。“并且，绝对不能满足于结构形式的图解和演变过程的缕述。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运转方式、管理方式等作出理论性的分析与说明。在这里，适当列举某些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例，把运转方式、管理方式以及上下左右的制衡关系形象化，也是必不可缺少的”[3](P28)。
(3)范式雷同，机械对比。历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众多学人的目光，成果不断涌现，但在大量的政治制度的通史性著述中，对政治制度内容的分类存在着整齐划一的倾向。皇帝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军事、法律、监察、教育制度等等，几乎成为所有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题材。不容讳言，这种大而全的分类，便于学者作纵向的比较，但其形式化的色彩太过强烈，单调乏味的整体观感势必会使读者望而却步。
（二）方法上囿于单学科、粗线条的分析手段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我们从事一切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其自身亦是一个开放系统，因此，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新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范式，嫁接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反而能使研究者进一步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并在研究实践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体系。在既往的研究中，我们长期置政治制度史于历史学或政治学学科之下，为单一性方法的使用提供了便利，但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断代分野，拘于形式。断代分期是政治制度史撰述的共同模式，历史纵向发展的序列天然地成为政治制度史研究段落的划分标准。我们所看到政治制度史往往成为记载朝代政治内容的编年史，政治制度自身发展运行的规律在这里被人为地切断，人们对政治制度的认识被主观构造的藩篱所阻隔，而仅仅只能被限制于对一朝一代的理解，贯穿于历史长河中的总体运行特征被无情地忽略。中国政治制度史不自觉地成为了断代政治制度史的汇编。
(2)静态描摹，缺乏生机。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长于典章制度的考证，对政治制度史的其他内容视而不见，平面的铺陈取代了政治制度史复杂的、多层次的流转。“我们认为，必须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研究置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政治局势的总体之中进行辨析和探索，不能孤立地就典章制度言典章制度。同时，还必须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和论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兴衰和演变，认真地探索其演变轨迹、内容、主客观根源及其社会效果，不能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4](P2-3)。
(3)理解片面，手段单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实事求是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全面的、实质性的理解这一理论基石，是正确地、熟练地开展研究的先决条件。白钢先生在总结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认为许多学者“一直都把政治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误解”，以至于“我们对政治制度的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无疑束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3](P26-27)，而要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改观，理论上的建树是前提。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克服认识上的误区和盲点，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丰富的手段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借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的相关成果，方能切实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二、政治社会学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与分析框架
政治社会学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结合的产物。其发展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正式产生并全面发展则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学会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上，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标志着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社会科学的殿堂。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它产生于社会环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在社会环境中考察政治现象，从社会的角度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的社会基础、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等。近年来，政治社会学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日趋呈现出理论的多元化趋势，全面透视当前学术研究的主要流向，政治系统论无疑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最受学者推崇的范式之一。
国内政治社会学者普遍将“政治制度理解为政治体制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规则、规范和功能的总和”[5](P116)。政治系统论强调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功能。政治制度不是独立的、静止的，而是与人类生活的众多内容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生活系统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整体结构，自身处于不断的、纷繁复杂的运动变化之中，要对政治系统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就必须从整体出发，将其运动、变化概括为抽象的模式。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对政治系统的运行进行宏观分析的框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对政治系统进行分析时，借用两个概念来确定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输入”（来源于环境并给系统以刺激，由“要求”和“支持”构成。任何“要求”都会削弱政治制度，而“支持”则是维持系统稳定的重要支柱）和“输出”（反映系统对环境的反作用而与输入相对应），两者的运动过程形成一个闭路循环，系统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调整其适应性，以寻求稳定。这个总体的宏观运行模式，借用了社会学的互动概念，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中的互动即政治互动，政治系统正是借助于这种互动来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各种价值。其后卡尔·多伊奇和莫里斯·迪韦尔热对这一模式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和说明，后者的构想对我们的研究启发性更大。
系统论的总体性方法和原则，要求政治社会学研究与整个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从这个范围来讲，政治制度同整体社会的整个制度并无真正的区别”，“政治制度一方面是社会体制的总范畴，它们的各种不同因素在其中排列得顺序有致。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又专指社会体制中的某一类因素，如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及其实施手段，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成分”[6](P257-258)。基于对政治制度的这种认识，迪维尔热认为在分析社会制度的特殊理论模式中，有四个变量最为基本，“第一个是经济变量(Economy)，由马克思主义涵义上的生产力和西方学者所说的经济技术的进步构成。社会阶级(Class)构成第二个变量”，“第三个变量是由意识(Ideologe)组成的，人们用意识形态一词来说明作为社会基础的根本价值体系。第四个变量是指广义的政治组织(Politics)，包括司法机器，合起来相当于能确定权威角色”[6](P250)。这四个变量互为依存，迪维尔热据此设计出下列模式形象地表达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即：E→C→I→P，同时阶级和意识形态一经产生，也会对政治产生反作用。遵循上述思路，则政治制度既包括在通用模式的完整公式中，又包括这个公式的P因素所构成的体系。由此，政治制度研究的两种角度便应运而生，一方面从体制和机构本身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它们保证整个社会制度的和谐及调节的角度进行研究。“与经济、意识、社会阶级相比，政治制度具有总括能力。但同时政治制度又是由这个整体的个别部分即权力机器及其机构组成的。因此，必须从这两个互相密切关联的角度来分析一切政治制度”[6](P258)。
政治社会学的政治系统理论，强调了政治制度在整个政治生活系统中的突出地位，及其对相关因素的重要作用；构建了一种理性的分析模式，遗弃了政治制度传统的静态研究范式；挖掘出政治制度自身的层次结构，使政治制度研究能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政治社会学借鉴意义
前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现状中的诸多缺陷，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制度史研究的桎梏。虽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在此领域中被提倡和应用（如政治学），但无法使之彻底摆脱当前窘境。跨学科的研究路向要求当代学人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冲破学科壁垒，广泛吸纳各种有效的思想分析工具，以促进传统学科研究面貌的改变。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引入政治社会学中政治系统论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和分析模式，或许能为政治制度史研究开拓新局面。政治社会学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研究内容的横向拓展
政治生活是一个大系统，构成其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考察政治制度若干内容时，除对传统研究课课外，还应当聚焦于体制和机构本身内容的挖掘，重视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及实施手段的广泛联系。诸如政治行为主体的变动，政治机构设施的时代变迁亦是构成政治制度内在环境的重要因素。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中，譬如唐宋转型之际的官僚群体的结构组成由以贵族为主体向以文官为主体之变动，乃至于其后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向一省制的转化，已是学界共识。但其对政治制度层面产生的若干影响，鲜有学人站在政治制度总体发展规律上给予分析和论证。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蕴藏着政治制度发展的丰富内涵。简言之，“文治”更甚于“武功”，是宋世社会以后治国之基调。专制体制的愈益牢固和完备，王权力量的极度膨胀，开疆拓土、扬威边塞的汉唐雄风之日薄西山等等变化，恰恰是官僚主体成分、政治机构设施变化促成政治制度变易的直接后果。对以上变动若作表面上的理解，不足以引导人们在政治制度演进的历史隧道中穿梭。只有准确把握时代气息，放宽历史视界，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于历史线索中细微痕迹的分析，我们对政治制度的考察内容才能大大加以拓展。而且这种分析不仅能使人们加深对政治制度的认识，明了政治制度设置的总体轮廓，使人们更能领会其发展变化的深刻渊源。与此同时，还应对每一历史时段的财政、宗教、民族事务管理等制度给予足够的研究。
（二）分析层次的纵向深入
政治社会学强调政治制度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政治生活系统中，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任何政治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分析政治制度的基本立足点。但我们不应忽视来自底层民众之生活需求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民众之需求一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无法调和，必然会迫使封建国家调整其政治制度，以确保社会处于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中，利于封建小农生产生活之稳定，基于此封建王朝的统治才能得以延续。同时，政治意识形态亦潜在地指导着政治制度的确立。“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P624)。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政治哲学，作用更为显著，“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是一种互动关系，但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对社会的规范、制约显得更为突出。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很多，而政治哲学则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8](P3)。植根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每一时代均有其独有的内容特质，对这种因素的把握是对各王朝政治生活系统进行具体分析的必要环节。传统研究扎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关联的探讨却长期游离于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大门之外。应当看到，在长达两三千年的历名时期内，王权尽管起伏不定，但其模式则大抵一脉相承，政治哲学始终扮演着守护神的角色。总览政治哲学的发展趋向，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奉为政治哲学纲领的儒学的治世路线会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干扰，但终究不能妨碍其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中国历史演进至赵宋社会，政治哲学向单线条发展的指向甚为显明，尤其是北宋中叶，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两次较大的政治运动后，儒学因汲取了佛、道精华，对众多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为宗旨的思想理念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广泛认同，并终于催生出理学，且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不二法门。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专制统治的日益严密，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比照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之异同，便于梳理政治制度发展的轨迹，洞悉政治制度的总体规律，偏废其研究，则会重蹈传统研究的覆辙，而且，非但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观念性要素的影响无法说明，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地位的揭示也会苍白无力。
（三）制度运行的动态刻画
以上分析，澄清了政治制度中的上下左右关系，其覆盖面和纵深程度较之于传统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均有极大的扩张和深入。然而这种研究工作依然是基础性的。政治社会学中的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强烈的行为主义色彩，对贯穿于政治制度演变过程中运行方式的认识，是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因而上述内容仅只是分析政治制度的若干必备要素。研究包含横向、纵向关系内容的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维持政治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传统研究对君主专制统治下以王权为旨归的上下级关系的分析鞭辟入里，而对政治制度体系中各机构间的相互关系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不能否认，君主专制模式下的封建王朝，皇帝始终拥有独断的大权，这是铁的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规定，及其对封建王朝政治决策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并且，作为维护王权体系的台谏系统的渐趋发达，只是众多权力关系中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任职于各级各类政治机构中的官僚群体在完成既定职责的同时，彼此间因政治主张而导致的冲突，乃至最后影响于政治制度发展的内容之揭示，以及政治机构间的相互制约，仍是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空白。而对这种制衡关系的分析，是构筑政治制度史动态模型不可或缺的有机链条。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官僚集团本身不仅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且通过其在政治机构中的行为对封建王朝的政治活动的影响中，亦能折射出其独特的个性化品质。只有领悟政治制度体现出的全方位、错综复杂的领导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立体动态的政治制度的全貌才有再现的可能。
改变传统研究中的平面化、静态化倾向，是学者们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共同愿望。遵照政治社会学政治系统论的分析模式，扩大政治制度史研究内容的范围，深化对影响政治制度外部环境的历史认识，描绘出政治制度的真实运行图，以取代传统研究中内容狭窄、手段单调、静态描摹的落伍现状，将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政治制度内容的丰富性、政治制度层面的多样性，以及政治制度变更的时代性脉搏。
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一门传统学科，近百年来，经几代学人辛勤耕耘，成果累累，学者辈出，但这种骄人成绩背后隐藏着的是学科日趋老化的不争事实，与居于学术研究中心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诚然其间有识之士一度大力呼吁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但收效甚微。而政治社会学中政治系统论分析模式的引入和运用，或能弥补传统研究的缺憾与不足，给学术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向人展示的将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清晰、动态运行的政治制度演变的生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