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明代论文,哲学论文,冯梦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梦龙的思想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冯梦龙思想的来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叶以降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第三，明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就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言，笔者以为，对冯梦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阳明。
一
万历三十年，明代思想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反道学勇士李卓吾在明王朝的监狱中用剃刀割喉而死，以其悲壮的行为向封建专制制度作出了最后的抗争。这一年，冯梦龙二十九岁。李贽生前便影响很大，其著作流传甚广，“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以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咸并其伪者而亦读矣。”①甚至当时士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②一向对新思想、新事物非常敏感的冯梦龙，不仅广泛阅读了李卓吾的著作，而且虔诚地接受了李卓吾的思想。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萫蔡”。并与袁无涯一起增补、整理、刊行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据笔者考证，许自昌的记载是可信的。③在冯梦龙所编篡、评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贽的言论，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评价。例如，《智囊》卷五《曹玮》条，冯氏附记：“李温陵曰：对王■谈兵，如对假道学谈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今谭概》卷十八《天后时三疏》条，冯氏评曰：“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称为圣主也”。对两人的评价，冯梦龙完全赞同李卓吾的意见。
李卓吾对冯梦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李贽最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莫过于对孔子及其六经的蔑视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④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六经，决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⑤被尊为圣人的孔夫子，李卓吾也坚决反对以其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⑥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⑦这就是盲目崇拜孔夫子所带来的恶果。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胆识，凭借犀利的笔锋，剥掉了孔夫子神圣的外衣，解除了六经、《语》、《孟》经典的包装，显露出其庸常的一面。
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也有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和否定。他在《广笑府序》中写道：“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主张，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李贽。在《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刘献之》条后，冯梦龙有评：“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其少乎？”将六经视为可有可无典籍。作为文学家的冯梦龙，虽然未象李卓吾那样对孔孟经书作系统的批判，但部分地接受了李氏的观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李卓吾的妇女观也是非常进步的，他在湖北麻城讲学便不避男女，收有女弟子。还作《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⑧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贽对妇女的婚姻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一事，这样评价：“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⑨实际上就是提倡妇女改嫁、婚姻自主。这种主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观点，在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点流行几千年后，尤其是理学对妇女禁锢更严的明代，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针对性。
冯梦龙的妇女观，有两点与李卓吾相同，一是肯定妇女的才智，揭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他说：“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女毋乃皆德类也乎？”⑩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二是赞美文君私奔相如的婚姻自主行为。他说：“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为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11)“以卓文君为善择偶”，“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12)是李卓吾受迫害的两大罪状，就在这两个方面，冯梦龙完全接受了李贽的观点。
李卓吾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更大。李贽最根本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3)在李卓吾看来，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用“童心”来衡量明代的诗文创作，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显然是违背创作规律的，针对这种倾向，李贽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4)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提出了有力批评。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是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推《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而六经、《论语》、《孟子》则与“童心”无涉，将统治阶级褒贬对象翻了个个儿。他评点了《水浒传》、《幽闺记》等小说戏曲，对《幽闺记》，《红拂记》等优秀剧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冯梦龙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5)曲子词、散曲、杂剧、传奇的产生，“固亦性情之所必至矣。”(16)冯梦龙所说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与李卓吾一样，冯梦龙也是主张文学要表达真情实感。对明代复古主义思潮，冯梦龙深表不满。复古派推崇中唐以前的诗歌，尤其是盛唐之诗，冯梦龙却针锋相对地说：“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17)有意识和复古派唱反调。对受复古派影响、缺乏真情实感的明代诗文，冯梦龙提出了严厉批评：“近代之最滥者，诗文是已。性不必近，学未有窥。犬吠驴鸣，贻笑寒山之石；病谵梦呓，争投苦海之箱。”(18)冯梦龙反复古主义思想却一直未为人们所注意。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推崇不亚于李贽。他说：“今虽委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19)搜集、整理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他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宇内四大奇书”，(20)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他并增补了《忠义水浒全传》、《新平妖传》，重写了《新列国志》、编纂了“三言”。他评改传奇数十种，今存十几种，还创作了《双雄记》、《万事足》两种。
总之，冯梦龙多方面受到李卓吾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影响更大。这对于冯梦龙的人生道路、文学生涯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对明中叶以后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诚如汤斌所说：“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21)以博学多闻著称的冯梦龙对王阳明及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收在《三教偶拈》一书中，他在《序》里写道：“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在小说中，他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有诗为证：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无用。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从小说避由检二字讳来看，该书当刊于崇祯年间。(22)而冯梦龙接触王阳明的时间应早得多，他在《古今谭概》、《智囊》等著作中，便辑录了王阳明的轶事。作为一位经学家，不读王阳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污浊，“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愤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嫉恶；妨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23)对这些社会现象，王阳明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24)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
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现实的黑暗，鞭挞卑劣的灵魂。他在《醒世恒言序》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他深感“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25)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26)。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27)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28)“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9)“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30)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侧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
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31)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32)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他说：“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33)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三
在明代哲学史上，李卓吾和王阳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李卓吾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反传统精神，他蔑视和否定孔孟儒家著作及其思想，嘲笑和抨击当朝的假道学，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王阳明则是传统儒学的拥护者和继承人，直接因袭从孟子到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站在维护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进行新的架构和阐释。如此矛盾对立的两位思想家，为何都能为冯梦龙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34)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冯梦龙是有启发意义的。冯梦龙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四书指月》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35)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另一方面，却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入传的节妇，均是些十几岁的女孩子，结婚一月或数月，丈夫病故，终生守节。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冯梦龙接受尖锐对立的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基础。
冯梦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中存在着矛盾，并且试图超越这一矛盾，从他对情与理的认识上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情与理是明代哲学和文学中的一对矛盾范畴，汤显祖便说过，情有者，理必无，并倡导以情抗理。而李卓吾和王阳明则分别代表了对立的两个方面，李卓吾是明代主情思潮的先锋人物，王阳明则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冯梦龙曾大肆宣讲情，并编辑了《情史》，他在《叙》中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似与李贽主张一致。而他又将情严重泛化，忠孝节义也包含其中，“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36)又向王阳明靠近。在他看来，忠孝节义即理与情可以统一。他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37)统一的基础就是出自真情地、自觉自愿地履行忠孝节义。似乎这样一来，情与理的矛盾便消解了。其实，冯梦龙在这里只是将思想的天平倾向了王阳明一侧，情与理的矛盾依旧存在。
其次，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冯梦龙崇祯三年中副榜贡生为界。他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请看冯梦龙一些重要著作的年代：万历二十九年作《双雄记》；万历三十八年前编《挂枝儿》，稍后编《山歌》；万历四十八年编《古今谭概》，补《忠义水浒全传》、《新平妖传》；天启四年编纂《警世通言》，在此之前编《情史》和《古今小说》；天启六年辑《太平广记钞》；天启七年编《醒世恒言》、《太霞新奏》。寿宁知县任上（崇祯七年至十一年）撰《万事足》、《四书指月》；崇祯十年撰《寿宁待志》；崇祯年间撰《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改编《新列国志》；崇祯十七年编《甲申纪事》；顺治二年编《中兴伟略》。从著作年代可以看出，冯梦龙的主要小说、戏曲、民歌几乎都是在天启七年以前编纂的，也就是说，冯梦龙作为一位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确立。他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天启七年之后，著作不多，思想保守。举个例子，冯梦龙一生创作过两种传奇，即《双雄记》、《万事足》，前者作于青年时期，剧中描写丹员外陷害侄子，丹信、刘双抗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后者作于晚年，该剧写状元陈循帮助同年高谷说服悍妇、纳妾生子的故事，所谓“有子万事足”，便是剧名的由来。《万事足》的命意非常庸俗，不能与《双雄记》相比。这两个剧本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前、后期冯梦龙思想和创作的差异。出现这种情况，与冯梦龙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青年冯梦龙风流倜傥、血气方刚，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屡试不中，抑郁不得志，这种尴尬的处境使他对社会、对现实深感不满，很容易对李卓吾思想产生共鸣。崇祯三年，他中了“贡生”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后来迁升寿宁知县，因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
再次，冯梦龙受李卓吾、王阳明的影响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学”的影响更大。冯梦龙是一位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小说、戏曲的评点及崇高评价，直接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王阳明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作用于冯梦龙要通过中介，即影响冯氏的思想进而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冯梦龙和李卓吾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还在李氏晚年生活的地方麻城坐馆，与李卓吾身前好友和弟子交往，有的关系还相当密切，他对李卓吾的了解远比王阳明要多。李卓吾有胆有识，敢说敢做，不仅言论振聋发聩，而且行为震惊朝野，他的入狱和自杀便掀起了轩然大波。李卓吾思想激进，代表了晚明的进步思潮。冯梦龙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尤其是青年时期，追随李卓君是其必然选择。
最后，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冯梦龙从接受李卓吾到接受王阳明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李卓吾自己便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38)他对王阳明的弟子王艮评价甚高：“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39)王艮的儿子王襞是他的老师，《续藏书》卷二十《储瓘传》记载：“心斋之子东崖公，贽之师。东崖之学，实出自庭训。”事实上，李贽的一些精辟见解便受到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40)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李卓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先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之间显然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先天赋予、人人具备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上如此。既然反道学的李卓吾也能从真道学王阳明处得到启发，那么后学冯梦龙能兼采“李氏之学”和阳明心学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①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续焚书》卷首。
②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六。
③参见《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3、4期合刊。
④⑤（13）（14）《童心说》，《焚书》卷三。
⑥《答耿中丞》，《焚书》卷一。
⑦《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⑧(39)《焚书》卷二。
⑨《藏书》卷三十七。
⑩《智囊》卷二十五。
(11)(36)(37)《情史》卷四、叙、卷一。
(12)《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15)(17)《太霞新奏序》。
(16)《步雪新声序》。
(18)《曲律叙》。
(19)《叙山歌》。
(20)李渔《三国志演义序》。
(21)《答陆稼书书》，《汤子遗书》卷五。
(22)参见徐朔方《冯梦龙年谱》。
(23)(24)(30)(40)《传习录》中。
(25)屈原《渔父》。
(26)《情史序》。
(27)(32)《醒世恒言序》。
(28)《大学问》。
(29)《传习录》上。
(31)《警世通言叙》。
(33)《古今小说序》。
(34)《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35)《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38)《王阳明先生道学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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