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前景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由来以久，但却始终踯躅不前，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其原因何在，发展前景又将如何，目前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一、有关各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及其利益关系
关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有关各国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早在近代历史上，美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便进入东亚地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支配东亚事务的一些殖民帝国逐步衰落或战败，美国势力便取而代之，广泛深入到东亚地区，并把东亚作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据点。由于美国在东亚有长期形成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对东亚的政治经济动向，美国从未漠视不问，袖手旁观。60年代以来，日本的崛起，引起美国的警觉。70年代，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经济腾飞，到80年代，中国、东盟国家经济纷纷驶入快车道，东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美国一改昔日的大国风度，取消了“四小”的贸易特惠制，对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封闭市场不再容忍，甚至对中国、东盟等国向美国的出口也心怀戒虑，频频限制、制裁。为了把东亚的经济政治发展紧紧地同美国联结起来，使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政治、军事据点和经济发展的助动器，美国一方面利用其政治、军事优势，以维护地区安全和力量平衡为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制定所谓的“扇形战略”，通过经济合作从北美向南美延伸，再向亚太地区挺进。为了把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美国对有关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警惕，反对任何离开美国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企图，并以推进亚太经济合作，来替代或冲淡东亚经济合作。正因为如此，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一提出，当即遭到美国的反对。尽管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对已经调整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东亚经济合作构想表示了理解，但这也不过是美国的一种策略。
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早在8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就广泛流行“雁行论”。所谓“雁行论”，是日本关于东亚经济战略的一种主张。它是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待东亚经济合作的，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对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一直议论纷纷，见解殊异，甚至朝野也不一致。日本有些学者对东亚经济合作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但也有些学者持肯定意见。
同上述两种观点不同，日本政府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不明确，基本上是“既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后来又一反常态，公开表示不支持EAEC，其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是1994年11月2日河野洋平外相在众议院发表演讲中关于不支持马哈蒂尔EAEC设想的主张[①a]。
日本朝野对EAEC的不同观点和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日本在东亚及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矛盾心态，以及日本政府的经济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
从60年代以来日本向东亚“四小”的产业转移，到今天在东亚地区广泛的投资与技术合作，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使日本的经济战略重心转向了东亚，东亚在日本的经济战略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产业分工的梯次结构，可以使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获得较大、较长时期的比较利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西欧、北美向东亚地区的大举进军，也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及技术合作遇到强劲的竞争，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上述原因，日本不得不采取重大举措，巩固已有的阵地，维护并且要进一步扩大比较利益。可以说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集团，同日本长期以来的东亚经济战略，是有很长的共同之处的。
然而，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又有另一方面的顾虑。
1.日本是一个开放的、外向的经济大国，出口市场几乎遍布全球，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如果形成了内向性的经济集团，就可能把自己束缚在这个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是比较狭小的范围内，这在根本上是不符合日本的经济性质和特点的。
2.日本同美国、西欧都有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日本对美国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在日本11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对美贸易顺差就达720多亿美元。尽管近年来日本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呈上升趋势，但美国仍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而东亚的市场前景虽然可观，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要求。
3.东亚地区除“四小”和部分东盟国家外，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尚不充分，如基础设施、市场机制、法规建设等尚不完善，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差异大，难于协调统一，也常常影响贸易的进行和投资的效益。
4.日本的侵略历史及其对历史的态度也使其难以同东亚国家（地区）建立可信赖的和谐关系。目前日本同东亚国家又存在一些领土之争，也容易引起东亚人民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日本在构筑其经济战略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此外，日本在战后的发展与美国的经济政治支持是分不开的，即使是今天，日本也要借助于日美安全条约，在东亚地区扩大影响。因此，日本在EAEC和APEC两个层次的合作上，都力主美国参加。
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东亚经济合作多持积极的态度。两极格局结束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从多年的冷战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被摆到国家事务的优先地位，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12月，马哈蒂尔首先提出了建立EAEG的构想，由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态度暧昧，东亚各国反应谨慎，因而未被普遍接受。1992年东盟国家对EAEG进行了调整，提出EAEC的构想，这一构想目前已被作为东盟国家的共同倡议，并被纳入亚太经济合作中。东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之所以比较积极，主要是因为，东盟国家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的方针和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以及其产业结构状况，都要求其加强经济合作；而对美国力图主导亚太经济发展的企图，东盟国家则有较强的戒心；对美国、欧盟向东亚国家推行西方价值观，干涉东亚国家内部事务十分反感。此外，东盟对美国、欧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阻挠、限制东亚国家产品向欧美市场出口也非常不满。而东亚国家之间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使它们有相互接近的先决条件。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受到美国和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的牵制和影响，也受其内部一些利益矛盾和文化差异所阻碍。
1.东亚国家（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依赖于也得益于其开放的经济政策。东亚国家（地区）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点，实行出口导向经济战略。虽然目前东亚区域内部贸易占东亚各国（地区）对外贸易的比重很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产品需要销往域外。目前美国是东亚国家（地区）的主要市场，因而组建东亚经济集团不完全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
2.日本是东亚国家（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但由于日本长期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政策，影响了东亚市场的容量。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力图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确定了扩大进口的基本方针，期望带动东亚经济增长。但由于日本地域狭小，人口数量有限，景气衰退后，个人消费需求大大降低，个人消费品销售长期不振，况且家用消费品市场也趋于饱和，加上日本国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偏好，使日本很难发挥“市场提供者”的作用。而在东亚域内技术合作方面，日本是提供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主要国家。但由于其在出口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方面顾虑和障碍颇多，因而同东亚国家（地区）对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需求形成矛盾。这一趋势也迫使东亚国家（地区）不得不向美国、西欧等寻找市场和技术合作伙伴。
3.东亚域内的有些国家（地区）处在差不多一致或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其市场、投资和技术合作需求有很大的共同性，因此，存在着竞争与摩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东亚经济合作。
4.东亚国家（地区）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目前纵横交错的领土纷争，更给这一地区增加了许多不安定因素，这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有重要影响。
5.东亚一些国家（地区）与西欧特别是与美国具有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关系。时至今日，有的仍企图打美国牌，希望依靠美国的力量，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牵制域内其他力量，形成相互制约的均衡局面。因此，美国对EAEC的态度，也是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由于上述原因，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虽经多年的酝酿准备，至今仍是一个无重大进展的构想。
二、亚太经济合作与亚欧对话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1995年的大阪会议，使亚太经济合作不仅有了远景目标，也有了具体的行动议程。为了实现远景目标，实施行动议程，各成员国（地区）都作出了承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应当说，这些成果是可喜的。如果亚太经济合作能够按照这一良好势头发展下去，就可能替代东亚经济合作，不仅成为亚太各国而且也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最佳选择。
然而，对于亚太经济合作，由于美国经济政治战略图谋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内在矛盾，东亚区域合作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1.美国的经济政治战略图谋。美国力促并力图主导亚太经济合作，而且试图推进亚太经济合作向制度化、集团化发展，具有一石多鸟的目的。其一，凭借其技术、资金优势和政治、军事条件，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东亚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二，约束和限制日本，使东亚地区不能形成独立于美国并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集团。其三，利用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获得并保持在东亚地区比较利益和经济优势。其四，凭借北美集团不足以同欧洲联盟和欧洲经济区抗衡，把东亚经济囊括进来，就形成了优越于欧洲经济集团的力量，足以同欧洲经济集团相抗衡。一俟亚太经济集团以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形成，就可以支持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主义。
2.亚太经济合作的松散性、灵活性和非内向性、非排他性。由于对美国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戒心，以及对过早贸易自由化会损害本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都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的松散性、灵活性和非内向性、非排他性。应当说这种戒心和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然而，亚太经济合作的这一基本特征能否长久保持下去，尚难以预料。其一，通常来说任何区域经济合作，都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性措施，来保证和维护合作目标的实现和合作秩序的存在。通过制度性措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约束各方的经济政策选择，规范各方的经济行为，以此维护合作各国的共同利益。欧盟和北美都是依靠这样一种制度性规章来实现和维护区域经济合作的。APEC则是依靠承诺和申明来维护合作的。而承诺和申明能否维护合作是大可怀疑的，特别是经济摩擦、冲突以及经济危机到来时，更是如此[①b]。其二，任何区域经济合作，都必定具有一定的内向性和凝聚性，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排他性、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否则就无所谓区域经济合作。欧盟和北美的排他性、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是显而易见的。而APEC则以非排他性、非内向性、非歧视性为原则，这就使区域经济合作难以具有确定性。由于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利益关系的不断转换，当其成员与域外经济合作更有利可图时，域内合作就显得无足轻重，当与域外合作与域内合作发生冲突时，域内合作就有丧失的可能。其三，亚太经济合作赖以支持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比较利益的存在。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趋势是比较利益的递减性和差别利益的增长性。差别利益的增长，必然使经济贸易的竞争增强，摩擦增多，APEC的松散性、灵活性能否贯彻始终，也尚难预料。
3.亚太经济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矛盾。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美、日等发达国家并非想充当这一区域的救世主，使这一区域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快走向繁荣、强大。恰恰相反，它们在这一组织中，希望得到的是经济优势和比较利益的独占性、持久性。美国是在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由原来反对区域经济集团化转而赞成并积极实行了这一原则，它不仅在北美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在实施“南下战略”，力图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经济贸易区，而且积极推行其“西进战略”，营造泛太平洋共同体，并以此作为同欧盟竞争，讨价还价的筹码。日本也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主导APEC。目前日本一方面实行“雁行战略”，另一方面又调整战略重点，实行“脱欧返亚”和“脱美返亚”战略，以保持自己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优势。一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危及到它们的地位和战略部署，它们绝不会允许。这就是当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第三世界威胁论”产生的经济根源。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之迷的猜解和分析[①c]，既反映了他的一种观点和看法，更反映了他乃至一些美国人的心态，既不愿承认东亚经济的成就，更不愿看到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的转移。他无视高投入形成高产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的普遍性和东亚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技术资本产值日益增长的现实，不惜向热衷于东亚经济的世界各国泼一盆冷水，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及其心态的反映。
4.亚太经济合作中文化认同的艰难性。文化相近、一致或文化交流、认同，是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商品是一定文化的载体，也是一定文化的标识和印证，商品交换本身就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而经济活动又同一定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合作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经济活动、经济交流和经济合作过程中，经过碰撞、冲突，最终能否融汇、贯通，决定经济合作最终能否实现。APEC是一个横跨世界最大的泛太平洋的洲际合作组织，涉及世界7大洲中的4大洲国家，文化的差异性自不待言，其认同的艰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政治评论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而其文章本身，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现实[②c]。
5.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显然，亚太经济合作的基本现实（即松散性、灵活性、非内向性、非排他性），决定了它难以同西欧、北美经济集团长期共存。它的前途，一是向前发展，打破其他经济集团的内向性和排他性，使世界经济向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迈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由贸易原则；一是倒退回去，也组成内向性经济集团，同其他经济集团相抗衡，抵消其他经济集团的内向性和排他性，形成经济上的均衡或制约关系，以保证各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不因其他经济集团所具有的优势而受损害。前一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尚无成功的迹象。而后一种可能，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图谋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内在矛盾，以及亚太经济合作中北美经济集团存在的客观现实，使APEC组成经济集团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未必不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地区）的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关于这一点，亚欧25国的对话也可见端倪。
亚欧对话不仅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对话所达成的共识本身。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同西欧及日本的经济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矛盾、经济摩擦逐步升级，以致发展到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甚至不惜挥舞“特别301条款”的大棒。在这一经济竞争中，美国凭借其与欧洲和亚洲的长期密切关系，主导美欧、美亚的经济政治活动，推行其霸权主义。而亚欧之间从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结束后，一直未能建立平等的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亚、美、欧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完整三角形，使亚、欧在同美国的经济竞争中，不能形成均衡态势，制约美国的霸权主义。亚欧会议的召开及其建立新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宗旨，则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完整三角形，使亚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在亚、欧、美这一三角形中，构成亚洲一角的，主要是东亚国家，它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大三极中，东亚已经成为真正的一极。
亚欧会议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它的意义主要在于：
1.减轻了东亚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美国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压力和担忧，既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又找到了同美国霸权主义抗衡的对策，使东亚国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
2.通过同欧洲的对话及与美国霸权主义的抗衡，东亚国家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对区域共同利益，形成了更大的共识，增强了东亚区域内部的凝聚力，第一次形成了以区域整体力量同世界另外两大极对话的格局。
3.亚欧对话也使东亚国家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国际地位，使东亚地区以世界经济最强三极中的一极而出现，客观上形成了“隐性东亚经济集团”。
除上述3点外，亚欧会议还是东亚国家试图打破欧洲内向性、歧视性经济集团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次努力。如果这一努力得到实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乃至一切集团化的经济合作均失去了意义。如果这一努力失败，也很可能促使东亚国家走上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
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和我国应遵循的对策原则
我认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就目前形势看，既存在着必要性、可能性，又存在着许多制约和阻碍经济合作的因素。客观现实的这种双重性、矛盾性，必然决定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的两难性。正是这种两难性使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徘徊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条件的不成熟性及其导致东亚乃至亚太经济合作形势的不明朗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采取明确的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或者提出一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固定模式，都是不切实际的。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取决于东亚地区历史地存在着的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更取决于地区内外不断变化着的各种因素。就历史地存在着的客观条件而言，也应当进行辩证的分析。如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并非都是不利条件。差异性也可能通过各方的主观努力，使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相互比较，各取所长，相互弥补，相互促进；而生产要素和自然禀赋乃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正是东亚产业结构互补性、联动性，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1994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东亚地区各国在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文化渊源、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不仅没有成为相互理解和互利合作的障碍，反而使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姿多彩，富有生机。”
而就不断变化着的各种因素而言，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如何，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状况如何，世界各国、各集团对东亚的经济政策乃至政治战略如何，是非常重要的。当西欧、北美的集团化发展威胁到或危及到东亚经济的发展，当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政治、经济政策阻碍了东亚国家（地区）对外交往的渠道，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或组建制度化经济集团，就可能成为惟一的选择；当亚太经济合作不符合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么建立东亚经济集团也不失为一条发展道路；当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矛盾激化时，日本也可能转而支持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
在东亚（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的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东亚经济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看，有这样几种互不排斥或者可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可能性：
1.通过东盟的发展，实现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其理由如下：（1）东盟中有的国家是东亚经济集团的积极倡导者，多数国家也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支持者。目前，东盟国家已将EAEC作为东盟的共同倡议，作为探讨东亚经济合作的一种官方形式，纳入亚太经济合作中。（2）东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一体化经济集团，目前有7个正式成员国。本世纪将由7国发展到10国。当大东盟形成后，10国的面积将达45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4500亿美元，其发展潜力不容低估。东盟目前还有4个观察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老挝、柬埔寨、缅甸），10个对话伙伴（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韩国、美国、欧共体、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东盟不仅把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纳入合作范围，也形成了以集团的力量与美国、欧盟、澳新联盟对话的格局。（3）东盟包括了东亚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对美国控制亚太经济合作的主导权有强烈的戒心，对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乃至韩国有较强的加强合作的意愿，目前也具有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各种合作关系。这些则构成东亚经济合作的有利基础。（4）东盟国家乃至日本、中国有相近的甚至比较一致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便于相互沟通和理解。（5）中国有5000万海外侨胞，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东盟国家。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奋斗，有比较雄厚的财力。他们在所在国，既和当地人民和政府友好相处，紧密结合，又同中国（包括港、澳、台）有很深的亲缘和亲情关系，他们对所在国和祖国的振兴、强盛，具有极大的热情，是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
2.通过东亚次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实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其理由如下：（1）东亚的次次区域合作即“局部经济圈”目前比较活跃。它使东亚一些局部地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合作是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合作，它的存在与发展，深化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局部经济圈，目前呈逐步增多、逐步扩大趋势，随着其进一步发展，各局部经济圈之间相互接近、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相互重叠已不可避免。因此，这种局部经济圈也有“由次次区域发展到次区域，继而发展成区域性的可能性”[①d]。（3）东亚地区的局部经济圈还可能同东亚地区最大的次区域合作组织东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
3.通过各方的努力，实现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合作，再逐步过渡到其他部门，实现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在目前东亚区域整体、全面合作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联合与合作。因为区域经济合作越全面、越完整，难度越大；合作范围越广泛，共同点越少，也就越难以实现。而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合作牵涉面小，利益关系上风险小，而且便于协调，就容易取得一致。如在当前货币汇率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人倡导建立东亚货币圈[②d]，并非是没有道理的。此外，就某一产业部门或某一产业的分支部门达成生产和销售的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
4.亚太经济合作目前虽然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但其前景不容乐观。经济合作所要求的规范性、约束性与亚太经济合作的松散性、灵活性，以及发达国家谋求经济优势的独占性、长久性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机遇的公平性、经济发展进程的集约性，都是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如果亚太经济合作不能解决上述矛盾，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就可能较早地提上日程。
由于存在上述因素和可能性，因此，我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应遵循下列原则：
1.坚定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特别是在西欧、北美的集团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的情况下，我国努力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图建立一个较为巩固可靠的阵地，作为发展全面合作的基础。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同欧美的经济贸易摩擦会逐步增多，欧美对中国经济强大的防范心理也会日益增强。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2.渐进性。即不急于求成，不以区域整体全面的制度化合作作为近期的主要目标，而是根据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形势及其发展条件的变化情况，决定我国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
3.灵活性。就目前形势看，我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比较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依赖于也得益于广泛的国际市场、国外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因此，我国既要重视东亚经济合作及其发展，又不放弃任何在域外发展的机会，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因此，奉行一种较为灵活的策略原则是必要的。
4.多样性。局部的、部门的、民间的、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国应实行多样性原则，开展各种形式、各个领域、各种渠道的经济合作。
注释：
[①a] 佟福全：《日本关于亚太经济合作主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我们的对策建议》，《亚太经济》1995年第3期。
[①b] 是指靠制度性规章维护的经济合作都未必能保障合作的顺利与成功。英国疯牛病引发的与欧盟的贸易与经济争端，仅在1996年5月28日英国就对13项欧盟事务进行了抵制，甚至不惜威胁使用一票否决权，几乎使欧盟处于瘫痪状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无任何约束性的合作，就更无法保障合作的顺利与成功。
[①c]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7期。
[②c]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9期。
[①d] 池元吉、李晓：《论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局部经济圈”》，《世界经济》1995年第4期。
[②d] 〔日〕安保哲夫：《建立东亚地区通货圈有利于世界经济》，〔韩国〕《经济人》周刊199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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