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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23日和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两个命令，先是中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后又完全禁止它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在此以后的5年里，俄罗斯共产党人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怎样看待当代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战略？俄罗斯各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怎样？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如何？本文将尽力回答这些重要而又尖锐的问题，论及的重点是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一、苏共瓦解后新的建党运动
苏共瓦解时，党内各派迅速演变为独立政党的过程就已开始。1991年10月由苏共党内社会民主派发起成立的、以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为首的劳动人民社会党，是第一个新的左翼政党。该党的组织者宣布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并要求建立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以人道的社会主义原则为思想纲领的新型政党。1991年11月劳动人民社会党正式登记后，便成为众多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渡过苏共被禁后混乱时期的临时“避难所”。但是，劳动人民社会党要在俄罗斯的社会环境中，像后共产主义的东欧那样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尝试最终并不顺利。因劳动人民社会党具有合法地位而加入该组织的大多数党员，具有很强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后来又加入了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队伍。现在，劳动人民社会党是一个人数较少和没有多大影响的政治组织，倾向于同中左派和民主派建立联盟。
1991年11月，在布尔什维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该党信奉斯大林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是所有新建党中最正统教条式的共产党。它拒绝议会斗争方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的复生和苏联的重建只有通过总政治罢工推动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由于缺乏诱人的纲领，其斗争策略又很不灵活，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小宗派。
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两个党：阿列克谢·普里加林领导的共产党人联盟和阿纳托利·克留奇科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1991年11月建立的共产党人联盟自成立以来就把恢复苏联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它的思想政治立场可以纳入传统共产主义类型。但是与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不同，共产党人联盟是非常温和的正统派。在党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如果说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党是以斯大林模式为目标，共产党人联盟则以列宁模式为目标。它的政治战略仿效了列宁1917年春的作法。共产党人联盟相信，俄罗斯有可能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按照共产党人联盟的理解，“和平的”革命道路决不排除强力行动。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成立于1991年12月，其政治光谱处于共产党人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党之间。该党以列宁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主要理论依据是为新经济政策奠定基础的列宁的修正性的阐释。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无疑是共产主义的政党。虽然它的政治纲领和战略同共产党人联盟极其相近，但是和所有传统共产党不同，它对斯大林主义抱彻底否定的态度，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持肯定的评价。
共产党人联盟的成员最多时达数千人，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则不超过数百人，其成员主要是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两个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俄罗斯社会上的声望不高，影响不大。
1991年11月还诞生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1992至1993年，该党是一个好斗的共产主义组织，其领导人中最著名的有维克托·秋利金和维克托·安皮洛夫。在思想理论纲领方面，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处于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联盟之间。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基础上成立了群众性的左派“直接行动”组织——以安皮洛夫为首的“劳动俄罗斯”和“劳动莫斯科”。“劳动俄罗斯”的战略是开展“城市革命”， “城市革命”曾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发挥冲击作用。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始建于1990年6月。该党成立后， 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逐步形成了三种倾向：（1 ）以党的第一书记伊万·波洛兹科夫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派；（2 ）由瓦连京·库普佐夫领导的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派；（3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在1993年2 月准备召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恢复成立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派。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库普佐夫的报告和党的第一个纲领性声明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和中庸温和，其中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但是，无论在代表大会的准备阶段，还是在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派都遭到了来自正统派分子的激烈的批评。为了避免使党内冲突发展为党的分裂，便决定更换领导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由被认为是激进政治家的久加诺夫主持；被指责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库普佐夫担任党的副主席。这样，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便只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新共产党内正统的共产党人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1993年3月，正统的共产党人企图东山再起，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建立了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并宣布自己为原苏联共产党唯一合法的继承者。该组织的纲领具有温和—正统的性质，其领导人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八月政变的积极参与者奥列格·舍宁。
但是在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看来，俄共才是前共产党的合法继承人。俄共在恢复活动数月以后，便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党组织，它的党员达到了45万人。
俄共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是适应俄罗斯国情的民族阵线思想，它渊源于共产国际在二次大战期间提出并在法国、意大利得到很好贯彻的人民阵线理论。与30年代共产国际联合极左和中左力量的人民阵线思想不同的是，俄共的民族阵线思想主张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一切致力于民族解放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最先提出和竭诚拥护民族阵线思想的是久加诺夫，从1991年初起他就不止一次地试图实现这一思想。他认为，共产党人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联盟应当成为民族阵线的基础，而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应是把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所有叶利钦的反对派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
二、俄共和议会外共产党的冲突
1993年的十月事件使共产主义反对派复仇的希望遭到破灭，这同时也表明，为了适应俄罗斯政情的重大变化，反对派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当时首先面临的便是参加同年12月新的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
10月26日，俄共在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参加选举的决议。这完全是根据早先党提出的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政权的路线而作出的决定。正统的共产党则抵制议会选举。他们的态度完全重复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战略。
俄共参加议会选举的事实表明，它承认叶利钦政体是现实的，并且赞成按民主的规则进行竞选。久加诺夫在自己的演说中经常宣传保持国内和平的必要性，同时强调他的党拒绝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共产党人在新议会中的行动非常谨慎，他们甚至对于同总统和政府的对立也避免作出暗示。在俄共领导人不断重复的严厉谴责政府和总统的演说中隐含着温和的政治方针。议会通过1994年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和农业党党团起了作用。共产党人对于1994年12月发生的车臣战争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支持反对战争的倡议——这些倡议没有一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在议会内现有的力量配置下，反战决议是不会通过的（非常明显，共产党在杜马中的坚定盟友农业党常常投票反对这些倡议）。
此外，参加杜马的共产党人还多次发出可能和不久前被他们称之为“反人民的和武力占据”的政权实行妥协的信号。从1994年起，俄共领导人开始同政府的高层官员保持经常性的幕后接触。统治制度逐渐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准民族主义和准国家主义变化的明显征兆，使共产党人感到有希望实行妥协。
由于1993年12月的选举，共产党人实际上分裂为两派：一是以俄共为代表的“制度内的”议会反对派，它掌握温和的、开明的左翼；二是持激进观点的“制度外的”正统派分子。由于在选举中取得成就，俄共越来越明显地成了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反对派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议会外的共产党，以及某些从俄共内部分化出来的人企图通过加强对俄共领导的批评来削弱该党的地位，如指责俄共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为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等。在进行论战性的攻击的同时，左倾正统派分子还在建立自己团结一致的政治组织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并且企图分裂俄共的地方机构。
1993年12月，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宣布成立。参加这一组织的有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共产党人联盟等所有正统的共产党，以及由温和传统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查德·科索拉波夫领导的俄共内部的所谓“列宁主义观点”派。但是，由于该联盟创立者之间在思想、政治和个人等方面的矛盾，它并没有成为团结一致的有效的政治组织，仅仅发挥了非常有限的配合作用。1994年4月， 普里加林的共产党人联盟还曾企图建立所谓“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城市组织”以取代久加诺夫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但通过这种方式来分裂俄共的最大组织——莫斯科地方组织的行为很难获得成功。
俄共领导对于共产主义激进分子的挑战的回答带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具有宣传性质。俄共领袖在他们的公开演讲中常把议会外共产党评定为少数人的政治宗派，并指责这些党是用不着的和危险的激进主义。另一方面，俄共又力图同支持左倾正统派分子的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达成妥协。
总之，俄共不仅成功地击退了左倾激进分子的进攻，而且证实了自己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首要地位。
但是，尽管俄罗斯后苏联时期的共产党之间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党在三个原则性方面也有一致的看法。第一，他们认为，俄罗斯现代资本主义变换的尝试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本质缺陷和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他们认识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完全是敌视的态度。第三，他们认为苏维埃制度之所以崩溃，与西方的负面影响有关，但主要还在于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代表的共产党上层的“资产阶级化”和“背叛行为”。
三、俄共思想观念的演化
在1993至1995年期间，俄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党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1993年2—3月）特别注重实用主义和中庸思想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库普佐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可以并存的论题，同时他坚持要求结束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对立。在自己的纲领性声明中，俄共着重强调的不是直接的社会主义任务，而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俄共还表示，党并不排斥政治民主的原则，并且准备在自己的思想库中增加“市场”、“多种经济结构”等范畴的内容。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纲领性的声明中缺乏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比如：关于国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关于消灭私人所有制的必要性，关于劳动和资本矛盾的基本性质等等。
从1993年年中开始，俄共意识形态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逐步加强，到1994年已占据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久加诺夫派的影响。他们力图把俄共领袖在政论作品中详细阐述的所谓“国家爱国主义”理论作为俄共的思想基础。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国家作为俄罗斯历史的“指南”和祖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的作用，确认国家利益对于个人、社会、团体和民族群体利益的优先地位（特别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刻）；把俄罗斯民族理解为国家爱国主义观念的主要体现、俄罗斯和苏维埃国家生存的中坚与凝合剂；放弃阶级观念，赞成俄罗斯民族的有机统一；肯定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时期本国历史的继承性；主张“红色的”思想和“白色的”思想的综合。
不难看出，国家爱国主义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看法对于评价久加诺夫本人的思想理论信仰也是非常适用的。他的信条可以说是各种理论片段的编纂，这些理论的提出者往往抱有直接对立的观点。例如，斯拉夫主义、乌瓦罗夫伯爵的“政府人民性”理论、左派民粹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某些装饰性的口号。
另外，这一阶段俄共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原则性政策——“战略妥协”的构想。党的领导认为，共产党的目标不在于执掌俄罗斯的全部政治统治权，而在于通过同国内主要政治力量——首先是同权力党缔结战略性的协议来共同掌握统治权。俄共之所以确立政治协商的努力方向，既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也与它的外部关系有关。俄共接受竞选的民主规则，又采取实用主义的指导方针，这说明恢复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可能的。迄今仍未改变的战略妥协的公式必须以有利于提倡者和政府的权力平衡为前提，要求社会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变化，组成共产党人以平等伙伴的资格参加的“民族拯救、人民信赖”的政府。
在1995年1月最后定稿的党纲中， 具有生态学理论成分和某些俄罗斯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适合现代要求的提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文件与党纲的前版本相比，充实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内容。党纲中没有论及多党制度并大大压缩了对一般政治民主的解释，多种经济成分发挥作用的可能仅限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党纲认为恢复社会主义要分三个阶段实现，其中最后阶段的内容已由经典的公式所确定（“消灭人剥削人”、“无阶级的社会”等）。在俄共纲领的历史篇部分，没有一条对斯大林的批评意见，同时也没有为赫鲁晓夫说一句好话；对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保持沉默，而对戈尔巴乔夫则直言不讳地表示否定。
在政治战略方面，纲领仍象以往那样主要强调合法的斗争方式。虽然纲领中没有列入久加诺夫所谓“俄罗斯再无革命的可能”的论题，同时也看不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阶级斗争理论的一点迹象。代替它们的是保障俄罗斯社会公民的安宁。
纲领中强硬的民族主义腔调明显地压低了。这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得到了体现。该构想的主要思想是关于俄罗斯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问题。当时在俄共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家爱国主义理论已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均势明显地有利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加以现代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
鉴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俄共急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知识“现代化”，在纲领中列入“稳定发展”的概念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已风行世界的稳定发展理论，是明确体现生态学基本内容的综合性的全球经济学概念。这个理论原则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可能确定为左的或右的政治思维的特殊所有物。因此，俄共力图通过将“社会主义的”定义同“适度发展”的术语机械地连接起来的办法，使这一理论带有左的“色彩”。这与其说是要证实这一概念的“左的”性质，还不如说证明俄罗斯共产党人决不会实现独立的理论突破，所以他们不得不借用异己的理论库中的思想。
俄共思想观念的变化，它的有限的左转，是以下三个基本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党的高层内的各种思想派别、一般党员的普遍情绪以及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
现在，俄共领导内部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派别。第一，俄罗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其突出代表有党的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副主席亚历山大·沙巴诺夫、中央书记维克托·佩什科夫、中央主席团成员尤里·别洛夫。第二，具有明显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派。其代表有党的副主席瓦连克·库普佐夫、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中央书记伊万·梅利尼科夫和谢尔盖·波塔波夫。他们面向当代中东欧新社会民主党的试验。第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现代化改造派。他们把安德罗波夫纠正苏联模式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动当作自己的样本。代表人物有中央书记尼古拉·宾久科夫、中央主席团成员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从更广义的分类来看，这些人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派分子。俄共纲领恰恰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最终制定出来的。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客观上加强了正统派共产党对俄共领导的批评，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一思想派别反映了广大基层党员的情绪。
俄共多数普通党员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明确形成的观点体系，而是左倾保守的社会文化定向和本能地倾心具有自发国际主义的后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们看来，俄共是前政权合法而神圣的剩余势力的代表，是联想到苏联时代的制度、价值和标志的象征。
而且，党内赞成斯大林方针的成员约占15%。 所有这些情绪， 在1994年秋冬讨论俄共纲领草案，以及在一系列全党的活动过程中都已完全显露出来。党的领导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但就是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1995年1月）之后， 在党的高层领导内占绝对优势的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派。
俄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真实地反映出该党队伍内部复杂的思想和政治均势，一旦这种均势受到严重破坏，就有可能激发剧烈的党内冲突。
四、俄共在两次选举中的战略
虽说国家杜马选举（1995年12月）和总统选举（1996年夏）是同一选举周期的两个阶段，但俄共在这两次选举中的战略却不相同。在议会选举阶段，无论对于正统的左派，还是对中左派和温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势力，久加诺夫的党都有意拒绝与之联合，大本营很好地动员了自己的基本选举力量。这同久加诺夫宣传的民族阵线构想是相违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选举运动初期，俄共领导强调党作为反对派的核心和主力的作用，力图保障它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俄罗斯反对派中的领先地位。
俄共在议会下院选举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其得票率居各党之首（22.3%），获得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158个席位。激进共产党联盟，即“共产党人—劳动俄罗斯—争取恢复苏联”也有意外收获，得到了4.53%的选票。议会选举之后， 包括左派正统派分子在内的反对派都认为，反对派共同的总统候选人应当由久加诺夫的共产党提出。
在总统选举阶段，俄共面临三项主要任务；将所有左派选民团结在自己的大牌候选人周围；寻求左派选民团体范围之外的选民的支持；争取消极对待共产党总统选举候选人的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中立。
第一个任务在1996年3、4月间完成。3 月中旬由共产党人发起的杜马表决中反对别洛韦日协议的运动，成为团结一切共产主义力量，以及中左派和温和民族主义组织中俄共传统同盟者的强有力的促进因素。
但是，要使包括温和民主派在内的更广泛的政治力量团结在久加诺夫周围，却未能实现。久加诺夫的民粹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选举纲领并没有发生效力。在1996年7月3 日第二轮总统选举中， 久加诺夫获40.31%的选票，叶利钦获53.83%的选票。从绝对票数看，支持久加诺夫的有近3000万人，主要是1995年12月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左派党的人，再加部分温和的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共产党人之所以在选举中失败，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自身的错误和本质上的软弱造成的，是由于俄共明显地缺乏政治决心。它的选举战略（希望在俄罗斯社会普遍左倾的情况下，选民能自动地投票赞成共产党候选人）使反对派丧失了政治主动权。它还无法同十分有效的反共宣传相对抗。在俄共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后期苏联式的政治文化，决定了党不可能利用新的政治工艺规程。而且，俄共领袖公然害怕自己获得政权，一方面既然确信统治者无论如何不会交出政权，另一方面又下不了决心独揽管理国家的责任。
五、选举失败后的政策走向
与一些研究者的预测相反，俄共在1996年总统选举后保持了团结。其政治路线的主要部分民族阵线和妥协战略仍旧没有改变。在民族阵线范围内，试图将选举联盟变为经常起作用的政治机构。然而1996年8 月成立的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在俄共和左倾正统派分子之间再次发生了分裂。因为左倾正统派企图建立排斥俄共的新组织：10月12日宣布在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联盟。但无论是这个联盟，还是整个左派共产党，其情况并不乐观，最大的传统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现分裂就是例证。
从1996年夏末起，俄共在议会里时常给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以及时的重要的支持，他被俄共视为同“政权党”实现战略妥协的主要的潜在同盟者。
“红色地带”制度化，是对各地选举活动作出总结之后出现的俄共政治路线的新的组成部分。这是指稳定支持共产党人的俄罗斯各地区的组织上的联合。在左派反对派候选人赢得19个地方官长职位（其中12人是坚定的反对派分子）的情况下，虽然在近期内建立一种抛开克里姆林宫的地域联盟不大可能，但是这“12个”原则上可以成为联邦委员会内聚合反对派情绪的核心，而地域联盟的实现则要由总体的社会经济变化，特别是具体地区社会局势的紧张程度来决定。
可以断定，总统选举之后，俄共正继续由制度外的政治力量转变为制度内的政治力量，成为俄罗斯现存制度的重要的稳定因素。党还无力发动和领导群众性的社会抗议活动，它的领导人对可能出现自发的社会爆炸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俄共不仅仍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势力无可争议的领头人（其余所有的共产党都势力不大，处于游离状态），而且多半仍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反对派力量。它的妥协的政治战略既是由党自身的内在品质所决定，也是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未必会有重大的修正。
尽管在党的上层存在各种思想倾向，俄共领导总体上仍保持政治团结。他们深知内部冲突对于党的统一的危险性，因而竭力予以避免，主张通过妥协克服出现的矛盾。现在，久加诺夫已是毫无选择余地的党的领袖，又是党内唯一的在全国有影响的政治家，这对于维持俄共上层的统一也是相当有利的。
尽管多数普通党员在情绪上比党的领导更为激进，而且并不接受党内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向，但这未必会导致党的上下层之间的急剧的分裂。俄共党内局势之所以得到控制，首先，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害怕分裂和久加诺夫作为领袖的不可选择性；其次，在于普通党员的年龄结构和心态；第三，是由于党内领导和下层之间交换意见的方式得到了调整。
俄共多数成员由年岁大的人和退休人员组成，他们具有遵守纪律、惧怕非法行为和依赖上级机关的权威等传统苏联式政治文化的特点。绝大多数下层和中层的党的领导——前苏联时代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完全具有这些品质，他们同时又赞赏俄共的适度的政治方针。
由于有组织地开展全党的运动，俄共领导已找到与下层逆向联系的有效途径。党的高层把握了一般党员的普遍情绪，便于对党内情绪的变化作出及时反应，并在必要时纠正自己的路线。
鉴于以上情况，下层自动发起导致党组织动荡的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党内不存在分裂的组织——干部基础。俄共党内最紧迫的问题是它的队伍的年轻化，是吸引掌握新的政治运作规程和新的斗争方法的年轻的智力工作者。
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党内冲突的可能。特别是当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到具有不可抗力的性质（大规模的自发的社会风潮或者国家政治领导的严重危机），而党的上层又不能对所发生的变化作出相应回答的时候，就更有可能出现党内冲突。
在俄共的原则性方案中，有两种发展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红色戴高乐主义”，即走温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另一种是重复东欧的试验，即建设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理论上讲，第二条道路可能将旧的（苏联式的）和新的（欧洲式的）两种政治文化连结起来，并建立广泛的社会改革同盟。但是在今天，由于党的下层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完全实现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断然确认民族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都会使俄共丧失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也是不大可能的。
这样，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作出以下预测：在保留“共产主义的”名称和广泛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同时，俄共将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但是，其变换的走向如何？是“进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还是欧洲的社会主义？目前仍然看不清楚。
（译自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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