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鲁迅诗歌研究之路——《鲁迅旧体诗英译》新版代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旧体诗论文,代序论文,之路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在一九六一年版的《鲁迅诗稿》序的开头写道：“鲁迅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一般来讲，我不大认同郭老对鲁迅的看法，但愈读鲁迅的诗歌，就愈认同这句话。其实，我读鲁迅的其他作品，也一样觉得“每臻绝唱”。 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偶尔翻了一下埃德加·斯诺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书后面的参考书目，才知道鲁迅的名字，并觉得《阿Q正传》这个篇名很新奇：怎么会叫“阿Q”呢？不久我有幸从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书店邮购到鲁迅的英文短篇小说和杂文集。当时阅读的是杨宪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高中一毕业，我就在匹兹堡大学修中文暑期班，很巧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是台益坚先生——原来是鲁迅的学生台静农的长子！有一天我提了鲁迅的名字，他很惊讶，说他父亲认识鲁迅，他很小的时候，鲁迅到过他们家。有一次鲁迅不小心，把手中的热茶倒在他身上。我说：“我不相信！”没想到，他居然解开衬衫，说：“我还有一个疤。”我就连忙说：“不！老师不用脱！”因为当时美国俚语里讲“我不相信”，意思只不过是“可不是吗！”用来加强“太巧”的语气。 另外，我记得我曾经请教过他关于《狂人日记》里“吃人”的象征意义。我当时以为指的是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台先生笑了，说“不是。那是指中国社会里一些人”。但可惜他没有多说。我估计是由于当时美国还处于冷战状态，他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在汉语课里讲。 后来，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中国语文以及文化，在夏志清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新、旧文学。虽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有一篇关于鲁迅，但在课堂上他极少讲鲁迅，只说“鲁迅是一个dilettante(大闲人)，天天到一家日本书店度尽午后的时光”。后来我自己看书才知道鲁迅到内山书店收取信件、会见客人，跟他的工作和身份有关。哥大毕业后我到台湾去深造两年。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戒严”时期，鲁迅以及大多数五四时代作家的著作(除了徐志摩与朱自清以外)被禁掉。不过我从香港带了一位“姜添”编的薄薄的书《鲁迅诗注析》(即江天的“红卫兵”版、内部发行的《鲁迅诗新解》的删节本，香港编辑删除了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等内容)。我一首一首地慢慢读下去；注释不多，也仿佛互相矛盾，因而虽觉得鲁迅的诗很有意思。但我读完那本书，觉得有不少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 第二年我有幸拿到了美国国会东·西文化中心的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罗锦堂老师的指导下修中国文学硕士课程。我继续研究鲁迅的旧体诗，并将之作为论文题目，不过我当时也对受过鲁迅的影响的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的作品也很感兴趣。我后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完博士课程，在北京大学跟《野草》专家孙玉石进修，再以后，回到伯克利，在白之教授指导下写了一本关于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陈衍以及郑孝胥的博士论文。这几位诗人的思想与诗作与鲁迅迥然不同，但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例如，用旧体诗这个“古典形式”来表达现代意识。博士毕业以后，我多次修改原来用无韵译文翻译的鲁迅诗歌，出版了《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包括题解、直译、押韵译文及详细的注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亲自请教过在台湾的军政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台静农。台教授在解放前的大陆已经坐过几次牢，再说鲁迅的朋友(也当过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在一九四八年被暗杀了，我听人说台先生平时不敢讲关于鲁迅的事情，我也担心给他带来麻烦。但过了些年，台湾快要解严的时候，我通过罗锦堂，请台先生为我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是我对鲁迅作品的兴趣从未衰退，我一直热衷于探索他作品中未翻译成英文或者研究得比较少的部分，我因此从鲁迅的旧体诗走向他的早期文言论文。这些文章同他的旧体诗一样虽然是用古文写的，但在内容上却有明显的现代性倾向。我当初的另一个想法是鲁迅用旧体诗写作可能会更容易把他的个人怀抱通过旧形式和在中国文化受尊敬的古语文、典故等表达出来。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畏地批判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批评家，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爱孩子的家长、爱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义者、爱国学者、同时也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胸怀广阔的伟大诗人：他怀有悲悯和失落的情感，但从未对中国未来丧失信心。 关于我翻译与阐释鲁迅旧体诗的方法，读者可以参考我在美国《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学报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些现在也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jonvonkowallis.com上看到。第一篇是《鲁迅的诗》(Poems of Lu Hsun，第3卷，第183-188页)；第二篇是《鲁迅的旧体诗》(Lu Xun's Classical Poetry，第13卷，第101-118页)；第三篇是《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第18卷，153-164页)；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研究月刊》上。例如，英文《中国文学》二○○二年第一期(第37-48页)上的《鲁迅的旧体诗》一文，中译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二○○四年第四期(黄乔生译，改题为《鲁迅旧体诗注释与英译略述》。还有，《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的中译本题为《鲁迅：“释”与“译”》，评论的是顾彬的德文翻译。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关于翻译鲁迅诗歌的思考，也涉及自从一九四○年代以来诠释鲁迅旧体诗方面出现的若干问题。另外，我用中文写的一篇关于我在海外研究鲁迅的经历，发表在《上海鲁迅研究》(二○○七年春季号，第66-81页)。 最近我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学报《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编了一本关于鲁迅与章太炎的特号(二○一三年九月，第七卷，3号，第422-440页)，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篇关于《摩罗诗力说》的英文翻译问题的文章。至于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动态我有两篇文章：一篇用中文发表的《鲁迅研究在英语世界：过去，当前，未来》，收入《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二○一一，第257-276页)——可惜中文编辑把所有的英文书名都删掉了，因而减少了我那篇的参考价值。另外一篇是我最近用英文写的《我们心目中的鲁迅：后社会主义时期西方对鲁迅的重新评价》(Lu Xun on Our Minds：The Post-Socialist Reappraisal)刚发表于美国《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73卷，第3号(二○一四年八月，第1-7页)。在那篇文章里我讨论最近几年在西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突然兴起的“鲁迅热”。自从二○○九年以来有六本新书：周珊著《记忆、暴力、辫子：鲁迅对中国的解读》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密歇根，安阿伯：亚洲研究协会，二○一二)；格洛丽娅·戴维斯著《鲁迅的革命：在一个充满暴力时AI写作作》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二○一三)；郑爱玲著《文学遗产：死亡、心灵创伤、以及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尼古拉斯·卡拉蒂斯著《中文散文诗：关于鲁迅〈野草〉的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Yecao)(纽约州：卡恩布里亚出版社，二○一四)；安德鲁·琼斯著《为促进成长的童话：进化论式的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二○一一)；以及朱丽娅·洛韦尔翻译的《阿Q正传和其他中国故事》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伦敦：企鹅出版社，二○○九)。这在西方学术界是新奇的现象，因而谓之“鲁迅热”。 目前我在研究鲁迅早期思想。这个研究项目包括他早期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以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的英译注。我认为他的早期文言论文形成了他整个职业的蓝图。另外我正在编一本英文鲁迅传略以及关于鲁迅学术研究著作有注释的书目。在此我想感谢蒋经国国际基金会，加州伯克莉大学东亚学院，汉办以及澳大利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支持。 二○○七年八月我接受了强小路(音译)先生的电子邮件采访，他当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翻译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比较了我和詹纳尔教授翻译的鲁迅旧体诗。后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题为《鲁迅诗集》(Lu Xun Selected Poems，一九八二)。以下是该采访的内容： 1.问：你翻译的诗歌受了什么影响？你最喜欢读什么类型的诗歌？ 答：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我在研究生期间一度花费了一些时间研究附有各类评注的《楚辞》，并把原文与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林文庆相当“直”的英译本相比较。随后我读了杨宪益夫妇的富有韵律的翻译。虽然我以前曾反对那种过度修饰的翻译方式，但我这才意识到它对传情达意非常有帮助，并能将它融入一种像中古时代英国诗歌一样的形式。我认为它教给了我关于翻译的重要一课：It is not just bringing over the meaning that is important,it is recreating a certain feeling engendered by the original poem(翻译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意义，要通过重新创造把原诗中特定的情感表达出来)。 我喜欢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埃兹拉·庞德的作品，还有许多“垮了的时代”诗人——劳伦斯·弗林盖蒂、艾伦·金斯堡、加里·斯奈德、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等。同样也喜欢读现代民谣的歌词，如鲍勃·迪伦、古德雷、皮特·西格、约翰·列侬、保罗·西蒙、兰迪·纽曼等音乐家的歌词也是现代英语诗歌。我也欣赏早期大师的作品——贝奥武夫、乔叟、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兹、埃德加·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它凝重而富有音乐性和想象力。我也喜欢中国诗人如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李贺、苏东坡等。 在我的第二本专著《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旧派”诗人》(The Subtle Revolu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丛书六十号，二○○六)中，我对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陈衍和郑孝胥的诗歌做了论述、翻译、分析。我选择这些诗人的动机之一是因为我想了解鲁迅(也就是五四时代作家、诗人)的前辈的作品是怎样的，特别是诗体上保守的而无意于形式创新的诗人(因为诗人黄遵宪积极参与梁启超主张的“诗界革命”，所以我把他当例外，没有对他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原因是北美两三位学者已经出版过关于黄遵宪的学术专著)。在我那本《微妙的革命》书中，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这些被陈炳坤称为“旧派”诗人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蕴含现代性或现代意识。李欧梵早就说过他认为鲁迅的旧体诗中已经清晰地存在着现代意识。但别人呢？那就是我在《微妙的革命》中的出发点。鲁迅就更毫无疑问不是在创造“假古董”(这是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王闿运的错误批判)，不过话说远了——这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2.问题：你翻译鲁迅旧体诗的方法是什么？ 答：我尝试用英文唤起跟原文所引起的同样的情感。换句话说，我致力于将原诗的境界融于另一种文化和习俗，同时试图保存原初的画面(即其意象images)、感觉以及韵律，这些在中国旧体诗中都很重要。 3.问题：对于《诗人鲁迅》书中的译诗，你的目标读者是谁？ 答：西方世界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在这里我指的是：对中国文学和现代思想史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研究生和大学生；想深入了解鲁迅的一般英文读者；懂得英语并想进行比较翻译的中国读者以及最近新兴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体——翻译理论的学生。 4.问题：你认为你翻译鲁迅诗歌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答：关注再现原作的情感和神韵，注重形式和韵律。 5.问题：你认为在你的诗歌翻译中运用文学手法(如押韵或韵律)有什么重要性？ 答：其中一部分重要性与中国读者和旧体诗作者要求韵律和音调组合(英语可称为诗歌“音乐”the “music” of the poetry)有关。这种优先次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但是它对英文读者群也同样重要——一般读者群更希望一首诗“听起来像一首诗”，而不是读起来像散文。但这触发出的问题不能够满足更多的专业读者。学者不需要韵律，因为他们想更加精确地了解外文诗歌的内容(尽管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差异我们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翻译，即道出原诗所蕴含的每一种深意)。出于这个原因，我在中国汉字和拼音下面提供了“直译”，在紧接着的一页上就是我的文学性的“顺译”与大量的注解。我写作《诗人鲁迅》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接近”鲁迅的旧体诗——词句解释和意义注解旨在帮助学生阅读诗歌原文。大卫·霍克斯在他的《杜甫入门》(A Little Primer of Tu Fu)中也尝试这样做，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形象性的翻译；相反，他只不过把英语译文写成一段散文：没有格律，没有押韵，连诗行都不分——我知道个中原委，但这令很多读者感到失望。 6.问题：你认为强调韵律会歪曲文意，弱化读者理解吗？ 答：不一定。这部分取决于诗歌本身，部分取决于翻译者的技巧。我发现对这个方法缺乏耐心的人，大部分自诩为美国当代诗人或英美文学专家而不是普通读者。他们始终拒绝让韵律再进入现代英语诗歌。这就是由于对现代诗歌美学的一个重新定义。在美国内战(中国叫南北战争)很多美国诗人放弃了押韵，因为觉得不自然，太矫揉造作(在英语里押韵的字比较少，所以他们认为知道诗中第一句，韵律是可预见的，也就是说诗中第二句会是什么马上可以猜到的，因而不够现代的)。但是，既然我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而不是当代美国诗人，我想我可以承担一些美学的风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乔纳森·查维斯也赞同这个立场。我的一个美国诗人朋友查尔斯·贝尔宾，现在旧金山城市学院教授英文，曾经说，他认为我通过长期留学、工作在中国而受到过度影响，已经明白了怎样在中国诗歌的翻译中尊重中国式思维。查尔斯的意思是，如果你将中国诗歌译为英文，你需要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他们期望看到的而不是中国读者期望看到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因为鲁迅大部分旧体诗是在一九三○年代(他一生最后五六年)中写作的，这也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他是在用白话写作新体诗以及散文诗《野草》之后才回归旧体诗的。新体诗在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朱自清等的诗歌中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选择旧体诗在形式上是仿古的，他这样做出于各种原因。因此我认为这种现代诗歌的古风应该至少暗示于目标语言(英文)中，那么韵律的使用是合理的。这不同于杜甫和白居易的翻译，因为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时代风格写作，所以翻译成英文，用韵律并不是必要的。事实上，白居易致力于使用俗白、质朴的语言，使得市井上缺乏教育的商贩能理解他口头朗诵的诗歌。而鲁迅的风格则不同，他除了使用古代语言、音调和韵律之外，经常采用象征和高度暗喻的语言。因此，我翻译鲁迅的旧体诗使用英语韵律，而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翻译中却不必如此。在《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旧体”诗人》中，我翻译的晚清和民国初期的诗歌就没有运用韵律，因为这些诗人在那个时代还不能算刻意仿古。 7.问题：你在翻译《无题》(“惯于长夜”)和《悼杨铨》时使用的韵律标准是什么？ 答：杨宪益曾经评论过我的翻译：“如果恭维你一句，就是‘自成风格’。”随后他用英语说：“假如我想称赞你，可以说你已经创造了自己的风格。你没有像其他的翻译者那样惯用‘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s)，模仿其他人的诗句或者形式”。 最后我作一个总结：当初我开始研究鲁迅旧体诗的时候，这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十分冷门的题目，但最近十几年以来中西学界对他的旧体诗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样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在英语世界里，我将自己的热情献给了鲁迅的诗歌以及早期文言论文。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写的那句：“地火在地下运行”。我希望拙译也能或多或少为“地火”的燃烧添加燃料——鲁迅也曾预测这地火会喷发的。 从我在美国开始阅读鲁迅到现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很多变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走向了世界，鲁迅的著作不但在中国的“精神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连国外，知道鲁迅著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鲁迅在《故乡》中告诉我们：“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诗歌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