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生产力论文,作用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对它们含义及其联系的界定，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诸多方面。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原理，在认识上有诸多分歧。本文仅就以下问题展开评析。马克思有没有界定或怎样界定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否指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动力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主张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能否成立？生产力决定论与生产力标准论是同一命题，还是不同的问题？能否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归结为“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判断和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是否只能是生产力标准，而排除生产关系标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阐述。
一、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概念的同异
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在《资本论》中，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应用很多。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什么关系，与“劳动生产率”又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看起来似乎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直到现在，学界在理解和阐述上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分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研究不够和解读的差异。因此，问题的解决，还得回归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原意。
(一)什么是生产力
如何界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有不同的回答。蒋学模主编的教材说：“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①逄锦聚等主编的教材说：“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它反映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说：“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③程恩富等主编的教材讲：“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叫做生产力。”④此外，有些学者常常引证斯大林生产力二要素的定义，反对将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甚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给生产力下过定义，只是说明它包括哪些要素”。
有别于斯大林的二要素论，也有别于三要素论，马克思不仅具体说明了生产力包括哪些要素，而且简括地说明了生产力是指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⑤是指人们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的能力。马克思又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⑥也就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的能力。马克思还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⑦这表明，生产力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也是生产精神财富的能力。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离开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这些说明，只讲生产力是人类改造、控制、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是不够的。这只是表明在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生产力的高低可反映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小，并未说明生产力自身的内涵是什么，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什么。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生产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上面所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教材和程恩富等编教材中，关于生产力的界定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其实，生产力是什么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为两个不同的问题，用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多要素都不能说明生产力是什么。人是生产力的主导力量，是主体；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是客体。生产力就是人们(劳动者)运用生产要素，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
我们认为，对生产力可做这样的界定：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的构成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也包括被利用的自然力，如风力、水力和其他自然资源，还包括科学技术以及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和生产组织等社会结合方式。
(二)什么是劳动生产力，它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是什么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的认为，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与劳动生产率相同的概念。
程恩富等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一书中，对劳动生产力有专门一段说明：“劳动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以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劳动生产力不完全等同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运用劳动手段加工劳动对象以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⑧这段话对劳动生产力的说明，与对生产力的界定是一致的。还有学者从英文的用词上论证二者的一致性，认为“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力是可以通用的”。
需要弄清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究竟是作为内涵一致的概念，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不同的概念而区别应用的。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证。一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看二者的内涵是否一致和是否通用。还需要弄清，劳动生产力概念是承袭前人的，还是马克思专用的。二是需要弄清马克思为什么要使用“劳动生产力”这个概念。如果劳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是内涵相同的概念，讲劳动生产力还有什么必要呢？三是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与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是否相同。
1.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的内涵是一致的
下面用例证说明二者的一致性。
例一，前面已引证《资本论》中讲：“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这表明，生产力始终是指“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将其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土地的生产力”等。
例二，马克思说：“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⑨这是说明，协作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提高的生产力，已不是个人的劳动生产力，而是协作的劳动生产力即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这里的生产力概念也是与劳动生产力通用的。
例三，马克思说：“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⑩在这里，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是同义的。
例四，马克思说：“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生产力虽然提高了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11)这里的两个概念又是通用的。
例五，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12)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限于篇幅就舍弃了。
2.马克思为什么将生产力又称作劳动生产力，有什么特殊意义
人们不要忘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著作是对前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受到马克思的批判。萨伊用资本的生产力说明利润的来源，用土地的生产力说明地租，用劳动生产力说明工资。斯密认为，“财富只不过是积累的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尺度”。萨伊断言，这是“不正确的结论”。他批评斯密说：“劳动每生产一项价值，就消费等量的价值，因此，劳动没有剩余，没留有净产品”。他认为斯密抹煞了资本的生产力：“要是资本所包含的生产力，只有创造资本的劳动的生产力，而自己没有生产力……怎样能提供永久利润呢？”(13)
经济学说史表明，劳动生产力的概念，是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中必然涉及的重要概念。双方对这一概念的取舍，与他们在价值理论认识上的分歧相联系。主张要素价值论的学者和资产者，重视和强调的是资本的生产力，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诸生产要素中，资本要素起着主导作用。萨伊说：“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不能生产什么东西。资本必须和劳动协力合作，这个协作我叫作资本的生产作用”，“资本的生产力常常和自然力的生产力混在一起”。他批评斯密“抹煞资本的同样能力”，(14)即资本的生产力。又如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一书中，专设一编讲“生产力学说”，大谈“资本的物质生产力”、“资本的价值生产力”，还用资本生产力说明利息和“剩余价值”的来源。(15)而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学者，则重视和强调劳动生产力，认为劳动是主动力，正是劳动运用生产要素才生产出财富和价值。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故强调劳动生产力。他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资本或雇佣劳动的手段的积累速度是有大有小的，而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须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当肥沃的土地数量很多时，劳动的生产力一般也最大。”(16)这一论断表明：资本利润和积累的增加，肥沃土地收入的扩大，在本原上都是劳动的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与资产者及其庸俗学者将其归功于资本生产力、土地生产力大相径庭。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重视生产力的分工协作和自然力等因素的作用，特别是重视科学的因素，并将劳动以外的生产力因素，都与劳动生产力联系。他把生产力中的科学力量、分工协作的作用，称作“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资本拜物教性质，劳动的生产力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对此，“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上述增加生产力”只是“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17)从这些说明中又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力当作内涵一致的概念使用的。从马克思的以上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把科学、分工协作、自然力等都作为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是对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观点的否定。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和发展情况，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因此，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提高生产力的因素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一致的，有时也会在一致的含义上予以并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就是用劳动生产率来测量的。一是可直接用使用价值量如人均产量来测算，例如美国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产量等于我国一个农民年产量的近100倍。二是可用人均GDP来测算，我国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生产力落后，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上还是使用价值指标，而非价值指标。
3.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也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之争偏离马克思的观点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要素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的诸要素，至今没有被我国学界完全、准确地把握。我国长期存在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争论产生的根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的有关观点没有全面把握，加之马克思的许多有关著作是新中国建立后逐步翻译过来的，事先并不清楚。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之争，事实上偏离了马克思的有关观点。二是由于对生产力定义的见解不同，对生产力要素构成的看法必然产生差异。如果只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利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就会主张生产力二要素，而把劳动对象和其他要素排除于生产力之外。因为劳动对象是被改造的对象，它不能用来改造或征服自然。如果将生产力定义为生产财富的能力，就会把劳动对象和其他要素纳入生产力要素之中。三是受斯大林生产力二要素论的影响。斯大林在1938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给生产力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18)斯大林的这一生产力二要素论，曾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有关教材和论著中流行的关于生产力的专一定义。斯大林的生产力二要素论，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多要素论显然是不一致的，也不符合生活实际情况。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的有关著作多数放弃了生产力二要素论，认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也有的论著中，认同生产力多要素。
在我国，有一些学者继续主张生产力二要素论。如经济学界的前辈于光远认为，“在生产力要素中，我认为不应该把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算在里面，正好像在战争中不能把敌人算在我们的战斗力一样”，“生产力应该是两要素……劳动对象是被改造的对象”。(19)蒋学模等也主张：“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与劳动者构成的”。(20)主张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或多要素，是学术是非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既然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和理论问题，还需要回归马克思的论著探求其原意。另外，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来把握其构成要素。只要把生产力界定为人们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就会认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而且会进一步认同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多要素，把管理、分工协作、科学、自然力等因素纳入生产力要素之中。这样就会回归马克思的观点，认同《资本论》中所讲的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要素，就是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
主张生产力三要素的学者中，如学界老前辈王学文，是以马克思讲的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为理论根据的，但这里存在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讲劳动过程时，提出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1)马克思在这里不是讲劳动过程的全部要素，而是讲任何社会及其任何发展阶段的劳动过程，都必须起码具备的最简单的要素。它内含着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劳动过程的发展，会有新的因素加进来，如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的发明与应用等。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22)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3)其中，科学的发明发现，需要应用于生产的工艺，才能形成生产力；“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包括分工协作、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自然条件”，指被应用于生产的风力水力及自然资源等。
4.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
改革开放以前，关于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理论界大多并不明确。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复地、不断地讲到科学是生产力的要素，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有关重要文献和论著中并未予以明确提出和肯定。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听取由胡耀邦等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后者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邓小平表示赞同并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24)这一观点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在他们的主导下，《辽宁日报》1976年4月5日发表文章说，“劳动者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讲“科学是生产力，就是否定劳动者的作用”。《红旗》杂志也在1976年第9期发表文章说，讲“科学也是生产力”，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的正确观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5)此后，人们认同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事实也告诉人们，科技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也最高。但有些教材与论著中，由于受传统理论影响，不把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而只作为渗透于二要素或三要素中的外加要素。无疑，新的科技创新，会改进和生产出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会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水平。但科技创新的作用超出这些方面，它会改变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和传统生产模式。马克思一再指出，科学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26)“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7)因此，不应否定科学是一种独立力量。例如，人造卫星可以用于生产，但它并不是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起作用，而是独立地发挥作用。
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向高层次的发展，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高。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科学的地位尤为凸显。科学作为“独立的生产能力”，作为“第一生产力”，会推进其他生产要素的变革，又会统率诸生产要素协调发展。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是高科技竞争，也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就能起引领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环境等各方面整体前进。我国强调创新驱动发展，首先应是科技创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以应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的世界性挑战。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就可能实现赶超跨越，成为世界强国。错失机遇，就会继续落后。
二、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探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8)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29)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又讲：“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做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1)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明确以下几点。(1)人们为了生活就需要进行生产。生产是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前者是“自然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2)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为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3)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相适合，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4)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动和发展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原有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会产生革命性变革，由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
把握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原理，便于评析我国长期以来在有关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争论。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它的发展源泉或动力究竟是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和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时期，学界曾热烈讨论过这一问题，观点纷繁。其中主要有三种见解：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内部源泉说；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关系说；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下面分别予以评析。
(一)生产力内部源泉说
池超波提出：“一方面应当肯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应当正确地估计和认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相适应和矛盾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和阻滞作用。”(32)平心大力主张，生产力发展有其内在动力。他认为，生产力具有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趋向，所以是最富有革命性的运动力量。这种运动力量是在普遍的矛盾形式中显示出来的。历史和现实证明，“生产力发展是服从自己的运动规律的”。(33)洪远朋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部的源泉，这是无法否认的。如果否认生产力发展有其内部的源泉，不是导致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作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外因论，就是陷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决定生产力的循环论。”(34)董辅礽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的言论。他说：“这种理论之所以荒谬，首先在于把生产关系特别是上层建筑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最终动因。”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他主张，生产力具有推动其发展的内在矛盾，如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生产工具与生产工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35)
(二)生产关系动力说
李洪林讲道，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最近看到几种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是劳动力、人或人民群众，有人说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矛盾，有人说是人和自然的矛盾，有人说是需要，甚至有人说是人的本能需要。“我认为，正确的答案只能是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36)
《新建设》杂志1960年第8、9期以《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讨论》为题，报道了当时对平心的批评意见。“固然，生产力一般起决定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又反过来起决定作用”。这表明，批评平心的学者，是在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涉及相互决定的循环论证。
批评生产力发展内因论、主张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的观点，在改革开放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年代，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特别在“文革”中，“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宣传“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决定性的”，(37)借以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左”的不断革命。所谓“革命搞好了，生产力自然而然上去了”。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很少有人再讲了。主张生产力发展内因论的有关观点，大都是1978年以后提出来的，与批判“四人帮”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相关联，也是与总结以往的历史教训相联系的。但是目前也还有学者仍主张，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甚至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不同意见。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说
这一观点，曾是我国一段时期占主要地位的观点。王亚南不赞同生产关系动力说。他说：“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既不能由生产内部存在的矛盾得到说明，也不能单由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得到说明，归根结底，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斗争的统一中，在它们之间的辩证发展中，去找到它的依据。”(38)
卫兴华也曾主张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是决定社会生产，从而也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因。”(39)卫兴华当时不赞同平心关于“生产力自己发展趋向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基本规律”的看法。1988年出版的《卫兴华选集》，在一篇相关文章的后面，特加一段附言：“27年前，我不赞同平心先生从生产力本身寻找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强调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因，1978年以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据首先在生产力内部。”(40)不过，平心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是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的矛盾，笔者难以认同。
(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探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动力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寻求解决的途径。从理论研究上说，既然讨论的是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就需要追溯马克思是怎样分析生产力的发展的。从实践上说，应看看从历史到现实，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将其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反而指出，这种矛盾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原话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4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解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我们知道，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力量，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如果生产力没有自己发展的源泉，怎么能起这样的决定作用呢？马克思说：任何生产力“都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42)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进行的“活动的产物”，是应用自己能力即实践能力的结果。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生产力或慢或快的发展，无一不是人们生产活动的结果和实践能力的结果。
认为生产力自己不会发展，要靠生产关系作为动力来推动，这样的判断是说不通的。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不是一堆死的因素，搁在那里不会动，全靠生产关系推着或拉着往前走。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主动因素，非劳动因素是被动因素，是劳动者主导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利用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之意义所在。但仅这样讲是不够的。讨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源泉时，应分清四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其一，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因问题。其二，人类怎样发展生产力？这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和行为问题。其三，生产力为什么会不断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内因问题。其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什么作用？生产关系是反作用于生产力，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还是起根本动力作用？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1.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
唯物史观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和生活，就有吃喝穿住等生活需求，为此，就要从事生产，发展生产力。也可以说，人的需求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因。马克思讲：“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43)他还指出：“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44)正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需要，才引出发展生产或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马克思这里把消费需要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理解为“动因”即起因。如果讲“动力”，也是远层次的或外围层次的动力。
2.人类怎样发展生产力
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是劳动推动生产要素，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历史。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要素，生产力各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效能的提高、组合的优化，都会推进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文化和科技知识的增长，会提高生产力；科学的发明与创新并应用于生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资料数量的充足和质量的提高，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自然力的充分利用于生产，会形成低成本的生产力；搞好分工协作和生产组织，也会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等等。生产力诸因素发挥功能，形成和提高生产力，是由劳动主导的生产力自行发展的过程。固然，这种发展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但生产力作为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会自行发展，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快速发展生产力，就要着力于充分发挥诸生产要素的各自功能和综合功能，让劳动(包括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复杂劳动和一般劳动)推动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如果把劳动与诸生产要素结合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作为生产力的动力，那就是近层次的或第二层次的、生产力自行增殖与发展的动力。
3.生产力为什么会不断发展
不少学者主张从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说明其原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这样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内因，并不能完全由诸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说明。内因中还包括诸生产因素各自的发展变化，如劳动者长期经验的积累，“熟能生巧”，可提高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它们各自的变化是诸要素内部矛盾的原因或结果。
可以认同：生产力诸要素的内在矛盾和解决，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
首先，存在着生产中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生产力表示人们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劳动者提高了自己的多种应对和创新能力。普列汉诺夫说：“人在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45)从发明弓箭狩猎，到结网捕鱼、造船过河、兴修水利，到现代的人造卫星、航天科技等，都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成果。
其次，存在着先进技术设备的创新或引进，同劳动者技能不相适应的矛盾。我国曾出现某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由于职工操作和应用水平赶不上而闲置浪费的现象。应用先进技术设备，就需要及时培训出能够熟练操作的人员。这又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相联系。
第三，存在着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矛盾，以及生产工具与生产工具的矛盾。例如，精纺毛料需要优质羊毛(劳动对象)。品质低次的羊毛，既损害产品的质量，也影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改革开放前，北京清河原第二毛纺厂是生产毛织产品的大型国有企业。人们看到从外省运来的羊毛袋中，混杂着许多泥沙，甚至装有石块，需要安排不少工人从事拣选羊毛的劳作，既增加了成本，又影响了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羊毛原料质量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相应提高。再者，生产工具之间的矛盾也需要及时解决。例如，英国曾出现过纺纱业赶不上织布业需要的矛盾。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产生了对棉布的大量需求，推动了英国棉织业的技术革命，发明了飞梭，改进了织布机，提高了生产力。但纺纱业跟不上织布业，棉纱供不应求，影响织布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矛盾，就促进人们去改进和创新纺纱机。又如，炼钢设备的生产能力与轧钢设备的能力要相互匹配。有时会出现两者不相匹配的矛盾，需要解决，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会产生要素驱动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的矛盾。当低成本的劳动要素和资源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式微，与形成新生产能力的需求发生矛盾时，要素驱动型发展不得不转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我国目前就处在这一阶段。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需要重在创新驱动，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创新驱动，首先是科技创新驱动。
第五，存在生产力发展与废弃物的堆积和污染环境的矛盾。这促使人们发展循环经济。贵州六盘山是煤都和钢都，每年产生100万吨炼铁废渣和近千万吨的煤灰。这种工业垃圾堆成小山，既污染环境，又浪费土地。当地恒远建材公司进行技术创新，将废渣和煤灰变废为宝，生产出建筑绿色住宅墙体的新材料，一举多得。
从上面多方面的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出，生产力是会自己发展的，而且是持续或连续地发展着，并在发展中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正因为如此，生产力才能成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力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以上的论证，是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源泉，也可以说是内在动力。这是第一层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内在动力。
4.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什么作用
讲生产关系，不是仅指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是指广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关系体系。它包括作为基础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也包括与此相适应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所有制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有新旧之分，它们对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或是促进、适合，或因阻碍而变革，以重新适合，这些作用不是也不可能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面发展的，而生产关系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与变化。没有脱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没有脱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存在前期、中期、末期之不同阶段。前期是新生产关系，末期是旧生产关系，中期是不新不旧的生产关系。中期阶段经历的时间较长，它的生产关系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给生产力的发展继续提供发展的空间。末期的旧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会被生产力的发展所打破，产生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判断生产关系的新或旧，是根据它对生产力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来划分的。离开这个标准，就谈不上生产关系的新与旧。有的学者是在肯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主张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就陷入二者相互决定的循环论证。
断言生产力自己不会发展，完全靠生产关系推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和历史事实。第一，马克思通过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又根据历史事实说明，一次危机过后会出现新的繁荣或高涨，而且，危机过后的高涨，会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这种高涨，显然不能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来说明，而是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直接有关。第二，列宁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46)从统计数字来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100年间，发达国家的工业年均增长3%左右，超过自由竞争时期年均2%的增长率。第三，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20年中，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年均10%左右，远远超过以往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二战后有20多年的快速增长。1950-1977年间，其年均增长达5.6%，快于工业的增长，改变了农业落后于工业的长期格局。以上的历史事实说明，生产力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实践否定了生产力自己不会发展，只能靠生产关系或新生产关系推动的看法，否定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三、“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的是与非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特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它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不能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绝对化和机械化。否则，无法说明为什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生产力落后的一些国家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有自觉选择某种制度和体制的社会经济空间。列宁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提出了生产力落后的俄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70年，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剧变，国家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其成败兴衰都难以直接和完全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但归根到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终将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社会主义。俄国将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而走向未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但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各个阶级有不同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指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47)历史证明，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某些前殖民地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得更好更快。先进阶级通过其革命政党的这种自觉选择，是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不能把这样的自觉选择简单看作是历史唯心主义。有三种不同的经济政治选择：一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自觉选择，会获得成功；另一种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选择，会流于失败；再一种是试错法的选择，成败交错，或成功，或放弃。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仍走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征途上。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决定力量。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通过社会主义实践，认识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和搞活经济的必要，由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因为原有制度和体制，或者说原有的生产关系体系和体制，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文献，也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落后、多层次、不平衡的国情出发，说明我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必要性。之所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弊端凸显，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具有灵活性、效率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大的方面说，我国的改革开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既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要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并将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而苏联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生产力倒退和停滞了十几年，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大幅降低。
也应看到，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关系的某些具体环节可以变化。生产关系体系中，所有制是基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相关的经济关系变化。如我国三大改造以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过早消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必然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与公有制为主体相对应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私有制相对应的，必然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对原有的“国营经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改称“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分配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分配领域曾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日益呈现其不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面，所以十七大报告中改提“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48)目前我国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的情况，其产生的原因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无关，也不能靠发展生产力自动地缩小差距、实现分配公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包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倡导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等等，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并不等于就能“分好蛋糕”。生产力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分配就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需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不能仅归结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需要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还需要重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新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后，会自然地不断发展、完善，不存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整体倒退回旧制度的事情。例如，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或理论家，需要提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号召和原则。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防范和平演变、“改旗易帜”的风险，因而要不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这个问题与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的特点相关。以往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自发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先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后有资本主义概念、理论的形成。早在14世纪，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和流行“资本主义”概念。与以往阶级对抗社会的更替不同，社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过程中，是先有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再有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然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整个过程是有领导、有规划、有组织的自觉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发展与改革也是如此。离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完全由自发性和自由化引导，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成功。这里提及这个问题，是为了进一步论述我国怎样才能坚持好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怎样才能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总之，根据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明确，坚持社会主义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看是不是着力于快速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看是不是着力于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搞好公有制、按劳分配等，以坚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方向。因此，判断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应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来评价，不能单用生产力标准评价。
(二)不能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和评价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涉及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问题。根据新中国60多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统一起来。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按其本义来说，应包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特点的全面考察、判断和评价，既包括生产力标准，也包括生产关系标准，还包括上层建筑标准。由于生产关系标准是区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也可以主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来谈价值标准。本文这里所讲的价值标准，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着眼的价值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左”的情况下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以及在改革开放前期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存在的某些思想禁锢，理论界提出和强调生产力标准论，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和积极意义的，目前和今后依然要坚持。但是，生产力标准论，不能取代更不能排斥社会主义价值标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既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包括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由于已经流行“生产力标准”概念，所以，可以专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应重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卫兴华在2010年发表论文，提出“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既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判断，又要以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去判断”。文章强调，要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公平。(49)这一理论观点，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来源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中反复强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告诉我们，既要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生产力标准，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满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即生产关系标准，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不能只归结为生产力这样一个标准。
这一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学界获得不少同仁的回应和认同。(50)但是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唯一因素，因此只能坚持生产力标准论。
生产力决定论与生产力标准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当然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和优越性的基本性质，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邓小平讲的，为以往任何社会都未曾有过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离开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离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力标准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发展生产力是物质手段，而不是目的。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决不能只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
(三)不能把生产力决定论错解为“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
从生产力决定论，到“生产力唯一决定因素论”，再到“唯生产力标准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一种非科学的推论。“四人帮”曾大批“唯生产力论”，但根本没有弄清或有意搞混什么是“唯生产力论”。他们将重视和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诬之为“唯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决定论，但否定“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认为，生产力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它会自动地、直接地决定应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发生过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斯大林的著作中也批评过这一“理论”。“唯生产力论”实际上就是“庸俗生产力论”。按照这一理论，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作用绝对化，或是主张，生产力没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或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发展了生产力，就有了一切，生产力会自行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忽视和否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和否定其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这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相抵触的。我国当前致力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突出分配公平、社会公平，强调共同富裕。
应该注意到，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51)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贯穿十八大政治报告的红线。报告既强调重质量重效益的生产力的发展，又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包括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2)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报告还指出，我国之所以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53)为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报告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等。十八大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判断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把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以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的总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其中作为基础的是生产力标准。
①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②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
⑧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第3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页。
(13)以上所引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5—76页。
(14)以上所引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72—75页。
(15)参见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二编“生产力学说”，何崑曾、高德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6)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1页。
(17)以上所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7、363页。
(18)《斯大林选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2页。
(19)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9—410页。
(20)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0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第6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32)池超波：《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新建设》1957年第12期。
(33)平心：《再论生产力性质》，《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
(34)洪远朋：《论生产力的内在源泉》，《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
(35)以上所引见董辅礽：《关于生产力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论生产力——建国以来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论文选》(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36)李洪林：《只有生产关系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57年1月23日。
(37)转引自高峰、刘晓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38)王亚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究竟是生产力内部存在的矛盾？是生产关系？还是其他？》，《福建日报》1956年12月14日。
(39)卫兴华：《也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22日。
(40)《卫兴华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716页。
(4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83页。
(4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
(47)《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49)卫兴华：《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50)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该书收入了卫兴华的这一论文。
(51)《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2—223页。
(52)《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53)《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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