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理想人格时代形塑探赜——基于民初教育管理的学理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学理论文,教育管理论文,人格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2-0122-06
一、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形塑的时代呼唤
1.现实社会人格堕落引发严重道德危机
民初，传统固有人格发生深刻裂变，惊呼人格堕落之论不绝于耳。有论者坦言道：“中国人之人格，至近年已剥削殆尽。”①具体地说，其突出表现为个人私欲恶性膨胀，“中国今日之人格最下者，借公义以营私。”②如此状况并非孤立社会现象，而是泛化于现实社会各群体之中。对此，《学衡》杂志载文批判知识群体人格堕落，指出：“国中非无人才，而无人格。即有受高深之教育，具绝伦之智慧，亦甘自毁自弃而不惜。”③《东方杂志》也认为：“今日为国中祸乱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阶级，而在知有格而不能为人之知识阶级。”这些祸乱者之“手段虽不同，而人格破产则一。”④可以说，社会腐败现状每况愈下，流连忘返者比比皆是。“此种现象不独中下社会为然，即上等社会甚至作教育界之领袖者，亦陷于恶习之旋涡中，随波逐流。此等社会何时始能望其改良！”⑤时人的焦虑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甚为广泛。
身处此一恶劣社会环境中，广大青年学生的人生发展前途实在堪忧。张伯苓不无忧虑地指出：“亡国者何亡其魂也，奚必列强之分裂割据而后，然中国人现时大多数丧其魂矣。淫佚放荡日趋日下，有今日无明日。青年处此，不大可危乎？”⑥在当时社会中，利害相同则携手，利害相冲则争乱几乎已成一种社会常态，忽视道德价值偏重现实功利观念大行其道，“重职业而轻人格”现象可谓触目皆是。其时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无不缘此而发，如个人与国家间的种种冲突，非公私混杂则意见分歧。可以说，假国家名义以营个人私利现象甚多。“即能以国家为职志而或以义始利终，未能贯彻其宗旨，跋前疐后，动为环象所推移。年来政界之泯棼，社会之俶扰，多缘于此。”⑦而社会中评判人生成败的具体标准也本末错位，许多人“几于视职业为道德，奉成功为神圣，以一时之侥幸成败，定人品之终身优劣”。⑧受此影响，在教育领域，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培养人才“须以学生能生活于社会为标准。斯义一倡，而学者之志日卑，教者之言亦日陋。”⑨如此一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难免走样变形，所致危害良匪浅鲜。
因此之故，诸多学生的人生价值诉求严重扭曲，只问毕业不问民德之衰已成群体共识。对此，柳诒徵剖析道：“吾尝问学者为何事而来，率囁嚅不能对。”其中贵族富家之子所挟读书最大的希望是由小学、中学、大学进而求出洋，然后归国后以学位谋生。比较而言，家贫寒士之子弟则入师范习实业为生。于是，自上及下，同一目的。“故人格也，道义也，学术也、理想也，苟无关于吾之生活，举不足重，独重毕业。以毕业而后生活可图也。”教者翘此以为招，学者准此以为范，学风愈敝而民德遂亦愈衰。⑩在社会生活中，学生纵欲嫖赌之事尤为骇人听闻，难以言状。张伯苓指出：“吾国居上等者皆嫖赌，下等反无之，以道德论上等较逊矣。然而国家所恃者非下等，上等又腐败而欲国之不亡乎？更观中国之留学生回国后，亦与恶习随波逐流”，不知羞恶为何物。“呜呼！国家所以派留学生果何为者？社会腐败当改革之，公众利益当提倡之，如亦随波逐流，国家又焉用断送金钱以造人才哉？”(11)其危害至深且巨，波及社会各个方面，令人触目惊心！
2.国家危机亟须近代理想国民救国
其时，民主共和政制肇立并非意味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危机已获得彻底化解。事实上，民初政局错杂，社会秩序混乱，民众陷入价值迷失之途，而外国列强威逼于外，民族国家危机大有危如累卵之势。对此，诸多时人深表忧虑。吴贯因指出：国体虽新而国祚反成江河日下之势。今日政象乃若此，其影响于人心风俗者又若此，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大洪水其将至矣！陈诜也认为民国成立无进步可言，惟斫丧国魂而已。魂丧国亡岂有幸理？在张东荪看来，亡国之权唯本国人操之，外人不足以亡我国。(12)张伯苓也指出：中国自革命以来已十三年，国内之纷争日裂，人民之痛苦益深，政体虽更，国乱如故。近且东南、东北干戈叠起，实业停顿，教育破产。“最可病者，国人经过此种之政变，忘其责任之所在，一任此辈军阀政客之妄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其有真心为国为民族而革命而改造者，盖鲜有其人。”(13)于此可见，民初严重政治社会危机的确引起时人的强烈关注，急谋应对之策渐成时代的共同呼声。
为改变此一窘状，呼唤近代理想人格救国之论遂趁势而起。汤明水认为：政治之良窳不属于政治之自身，而恒视运用此政治者之人格。谷钟秀强调：国人苟欲不亡国，则必尽反以上之所为，进而锻炼其知识，砥砺其道德，冀养成完全国民之资格，以铸造良好之政治。(14)还有论者指出：“谋救国者，首在正人心，此非迂腐之谈也。法大革命揭橥平等自由博爱三义，美独立战争亦以人类平等主权在民相号召。既张大义，群起赴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卒底于成。虽政治革命而实人格奋斗也。天下未有无人格之民，而能得政治独立者。”(15)在这里，国民人格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之优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祛除民族国家危机之实效。为此，时人不断发出人格救国的时代呼唤。有论者指出：人格乃人类所恃以生，民族所恃以立。“天之生人也，即赋之以为人应尽之责任。世虽污浊，不一试其补救？”他们认为国民人格乃国之支柱，因为人格厚则国必不亡，所谓“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如此人格“须具独立自尊之品格，合群尚公之德性，而于社会之事物，自然之现象，尤必周知其次情状，熟识其理法”。故谷钟秀强调：“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知识，并培育道德，渐移今日之不良社会。”至于公仆式政治人格亦为挽救共和国危机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16)所以，有论者指出：“欲挽救将来之国势，不如造成未来之国民。”在他们看来，“教育原以用世，岂有舍当前之世不救，而能造福未来者乎？今之教育界人每以专家自命，不肯为学问以外之牺牲。不知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务。”(17)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时人欲借近代理想国民挽救民族国家危机的时代价值诉求。
3.学校教育实乃近代理想人格培育之要途
近代人格救国论，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实乃中国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思潮的应有之义和逻辑发展。在理论上，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潮旨在借形塑中国近代理想人格来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走近代化道路。而此一努力与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几次挫败不无一定关联。揆诸史实，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未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之窘状的原因甚多，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中国社会心理保守，国民素质低下，优良人格匮乏。与此相呼应，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潮遂由萌发而发展进而逐渐形成高潮。其核心旨在提高国民素质，塑造近代理想人格，发挥其救国政治功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18)民国初期，相关论述亦甚多，如胡适强调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亡之因，而造因之道在教育树人。黄炎培强调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蔡元培说：“欲保持其国运者，不可不以国民教育，施于其子弟。”(19)可见，时人急切呼唤教育救国旨在借塑造国民人格来救国，其用心甚为良苦。
事实上，民初人格教育在诸多学校中已严重弱化，甚至被剔出具体教育过程之外。正因为如此，有论者极力赞许个别学校重视人格教育之举，指出：“人格教育至几为一校所专利，则寻常教育家之忽视人格可知。”而“于世风日趋卑下之际，知重人格，诚为独到之见”。(20)与之相似，蒋梦麟认为：教育旨在养成有用之国民，为发展个人能力，增进社会幸福之具。不同学校的“标准虽有不同，其最后之目的惟一，一曰养成国家的人民”(21)。在时人心目中，学校教育与近代理想人格的培育密切相关。惟有培育出大量理想国民人格方有助于化解现实民族国家危机，使民国日臻于富强之境。
二、近代教育管理中人格形塑的理论诠释
1.人格培育为近代学校教育之核心
从近代社会学角度而论，个体与社会关系颇为密切。蔡元培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大团体。欲“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22)针对民初社会道德堕落现状，时人自觉将其与教育滞后联系起来。有论者指出：“共和国所恃以维系而巩固者，在国民道德之相当与否。中国不讲教育非一日，我民道德之衰也极矣。是可为共和他日虑者也。”有鉴于此，强调道德教育之声遂乘势而起。论者进而强调：“立国之道二，曰政治，曰教育。政治者，教育之本。道德教育者，又教育之本也。”故言共和必首重教育，重教育必首求道德教育。(23)在他们心目中，教育方针当视国家行政方针为转移。郑允恭认为：“教育为改良社会之良药。教育之方针，随社会之变迁与时势之转移而定，非一成而不变者，亦非横生主义繁复而不纯者。故社会上道德沦丧，则以道德教育为方针。”(24)在论及教育任务时，蔡元培剖析道：“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25)而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令强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视道德教育为学校教育之核心已成朝野共识。
在道德教育中，其核心之点突出表现在近代理想国民人格的具体培育。对此，有论者阐释道：“教育者，立国根本之计画也。”《申报》亦言：“国民教育以国民道德为本根。”(27)在他们看来，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如此强调道德教育旨在培养近代理想人格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融汇中西积极教育思想的产物。论及中国近代教育，时人在积极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比较注重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理念。蒋梦麟认为：中国之教育当与近世之精神相谋而并进。“若为今日之教育图长久计，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要需，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之。”(28)而近世西洋教育为平民主义教育，“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29)从教育本身来看，蒋氏认为其中心问题为“做人之道”，而其内涵具体体现在增进人类之价值。“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30)这里，教育、平民主义与人格直接联系起来。张伯苓也指出：“办大学之目的，在信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31)“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薰陶人格，尤其是根本。”其心目中的人格就是“本个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其蕴也如白玉，其发也如春日”。(32)在这里，学校的一切道德教育无不围绕形塑国民高尚人格展开，蕴含其中的救国建国之念何等鲜明而急迫！
2.中国近代理想人格的时代内涵
至于人格概念的具体界定，时人多有论述。如视人格为“对于自己之认识，即谓人类有绝对之价值，与其独立之目的。”(33)它是人之自我发展，崇尚理想且能虔诚实行。在法律上“人格之观念即有制限之义”，能享权利尽义务，具有“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34)事实上，人格并非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才能看出来。从人格类型来界分，人格具体关涉个人、社会与国家等层次，如独立人格、国民人格、共和人格、国家人格等。从具体层次而论，人格主要有圆满人格与完全(整)人格之别。前者“即将高低大小一切欲求，以目的手段之关系，顺其适当之次第，结合为统一的全体之谓。”(35)而后者则是“凡人行为之善的真的美的，都可以做到”(36)。作为中国教育，急宜培养完整人格。其具体表现为遇风潮之来毅然自持，而不为所压迫，总要做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有自治之能力，合群之道德，独立进取之精神，无论何事皆可进行而不失败。
具体到近代理想人格的基本素养，时人认为其内涵甚多。蔡元培指出：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37)详言之，其要素涵盖人类平等，个人权利，人群友爱，崇尚独立，发展本能，爱好真理，忠于所忠，言行一致，充满爱心，乐尽义务，善于合作，积极奋斗，勇于牺牲等方面。如所谓“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人人“应该本着奋斗的精神，创造一切，解决一切。”而“今人之言人格高尚者，必以能牺牲为最。”(38)当然，人格并非天生，需要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自觉进行自我修养。“人格云者，须国人自修者也。以普通人论，力争完我国民之资格。尽我国民应尽之责任，谓之争人格。”(39)争人格有二义：有争一事的人格，有争永久的人格。“对于平时，某所以自立之道，培养独立生存之能力，处社会家国间，事事不依赖人，事事能尽国民责任而有益。此争永久之人格也。”(40)正因为如此，近代理想人格的社会功用颇为明显。高劳认为一个人当先巩固个人之地位，有道德学问以及谋生之职业实现了自立，然后才能对国家负相当之责任。(41)人民对国家捐弃其财产牺牲其生命乃理想人格的当然之义。
3.以人为本追求近代理想人格
其时，时人追求的近代理想人格首先在于养成独立个体人格。在民初，西方近代天赋人权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以人为本理念遂成时代共识。在此时代环境下，蔡元培论及民国教育方针时强调“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鉴于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42)针对民初政治乱局，张伯苓剖析道：推测中国最近之乱源，厥在人才缺乏。“中国之将来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而本校办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为目的。”(43)
事实上，养成独立个体人格并未真正达到促进社会进化之目的，客观上需要培养国民健全人格。在蔡元培看来，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群性以国家为界，个性以国民为界，“立国于二十世纪，非养成国民兼具两种相反对之性质不可：曰个人性与共同性。”惟此二性具备方为国家所需之完全国民。(44)因此，普通教育当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他在诠释“公民道德”时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所标揭的自由、平等、亲爱，“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与之相似，陶行知指出：“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而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能力，此即“‘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45)可以说，培养国民的近代公民意识可谓时人的共同价值诉求。
在养成独立个体人格与培养国民健全人格基础上，时人憧憬的更高目标则体现为追求国家理想人格。对此，蔡元培指出：“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鹄的犹是。”(46)对学校教育的最高目的，蒋梦麟认为在于“养成国家的人民”。他说：以习惯而言，学校可分小学、中学与大学三种。“其标准虽有不同，其最后之目的惟一，一曰养成国家的人民。”(47)可以说，追求国家理想人格可谓时人立足于民初社会现实塑造近代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
三、近代教育管理中人格形塑的实践尝试
1.价值诉求崇尚人权发展平民教育
如何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时人对此多有理论探索。如蒋梦麟指出：“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以发达人权为归。”(48)他们认为学校教学旨在以人为本，发展学生的本能。张伯苓强调“学行并重”以使个人之本能皆得充分发展以造就新人才，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黄炎培也指出：“今日最重要者，莫如发展本能，不必专在书籍上、文字上考究。须想如何可造就一个完全理想之学生，当目明耳聪、四肢灵活、各官发达。”(49)有鉴于此，发展平民教育，追求个体全面发展遂成学校教育的当然主题。蔡元培认为所谓“平民”意即“人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全面发展即形塑完全人格，需要体育、智育与德育并重，其中“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50)《新青年》杂志期盼青年学生能“养成其智育德育体育之完全人格。”(51)为此，蒋梦麟主张学习借鉴德国近代教育理念，同时，提倡物质科学与精神及美感并重。(52)基于此一理念，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除普通教育外，民初其他各类教育如实业教育、职业教育、补习班、夜校等不断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势，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形塑理想人格多元化。
2.教育理念顺应自然追求个性独立
从理论上而言，教育发展具有其特殊规律，在民初社会中，顺其自然，追求教育独立可谓其顺利发展的当然之义。为此，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使之第一次在行政上获得独立地位。在蔡元培看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1922年9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在全国学制会议上力主以法国教育制度为蓝本改革中国现存教育行政制度，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与此相适应，顺应自然发展个性也成为实施具体学校教育的重要价值理念。在如何发展个性问题上，蔡元培指出：实施教育“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53)在蒋梦麟看来，所谓发展个性即“个人之价值当以教育之方法而增进之”。事实上，解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非尊重个人价值不为功，因为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进步愈速。(54)
在此基础上，综合各类教育促进受教育者趋于主动，形成独立人格。陶行知指出：“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为此，蔡元培积极推行大学选科制度，以培养学生的自我判断与选择能力，当然这“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且须教员认定。(55)蒋梦麟也强调选科制准学生以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人各随其个性而发展其学力。(56)可以说，循其个性有利于培育学生的自觉自动精神。张伯苓认为：诸生当此改革时代，应练习自动，此“乃中国真正之砥柱也，有厚望焉！”黄炎培说：“盖教育本义，并非望学生静而不动，乃使本不活动者日就活动，有奋发之气象也。”(57)可见，顺应自然追求个性独立旨在形塑近代理想人格。其养成之道实含有理智的理想标准、感情的崇奉精神与此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行三要素的知行合一。“所谓知者实指理智之标准，所谓行者即合感情与实行之表现而言，二者合一，斯即今日所谓人格养成也。”(58)
3.学校运作秉持民主平等开放精神
从学校设置来看，各级学校因教育对象有别而分为不同层次，然其实质则是各级学校地位平等。陶行知认为：“各种教育之职业皆须视为平等。”他批评现在诸多教员怀有以大、中学校之等级高，高小国民学校之等级低，以教大、中学校为荣，而以教高小、国民学校为贱的不良心理，强调各级地位平等，所有教员应享有同等社会待遇和酬劳。(59)至于接受教育也应权利平等。蒋梦麟指出：“国中发达人权之教育，当求其平均与普遍。”蔡元培强调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他主张教育机会均等，既要厉行义务教育，又要推广民众补习教育，使所有人均能接受教育。(60)
而学校具体管理实际也体现了民主开放精神。蒋梦麟在论及北大精神时指出：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61)事实也是如此，其突出表现为教授治校。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起草《大学令》涉及相关内涵。蔡曾在北大实行改革，组织了教授会、行政会与评议会。这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蒋梦麟在北大也推行此一制度，使之更具体化和规范化。(62)后来陶行知进一步推行董事会来管理学校事务，认为它有助于最大限度发挥民主管理功效。不仅如此，陶还尝试让学生轮流承担学校行政工作。他说：学校事务不靠一个人，也不靠少数人，要使每个学生，每个教员肯与学校同甘共苦。陶强调制定学校规章也应采用民主形式，使之更合乎实在情形，更加易行，更深入人心。张伯苓认为学生对学校应扶助其进行，不当随事挑剔。他在南开大学也尝试实行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63)
在对待学术思想、教师管理与学科设置问题上，蔡元培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他指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64)在此精神指引下，北大聘请了各派学者，实行学术民主，破除旧观念，培养一大批新的杰出人才。在教员选择上体现兼容并包精神，允许不同学派并存，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充分体现了兼收并蓄的教育思想，(65)主张“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塑造近代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
4.日常生活以身示范与学生学行合一
在具体日常生活和道德教育中，学校教师应自觉以身示范积极践行道德。对其重要价值，有论者指出：“觉世觉民，实学者应有之责任。而世欲泯棼，则此责任愈不容弛。”(66)详言之，张伯苓倡导“任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因为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黄炎培也持有相似识见，认为教育恃感化来养成未来人物。而学校校长在此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大学校长之人选所以当慎重者，正以全校大多数之教职员与学生，乃至其所居之社会为君子为小人，皆由其一人之趋向决之也。”(67)不仅如此，学校教师还应将教育与训育统一起来，注重以人教人。陶行知认为：“真正的训育是品德修养之指导。”他批评训育工作存在训育者态度消极和教育与训育分家两种错误倾向，而矫正之法主要在于训育者应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还要运用同学去感化同学，运用朋友去感化朋友。同时，训育者要打破知识品行分家二元论，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68)
与前此相吻合，学校还提倡学生学行并重，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尝试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自治，正所谓保重人格之道在有自求幸福之能力。为此，蔡元培强调“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69)张伯苓指出：矫正现在社会上只重物质不重道德的偏向之法在于“‘学’‘行’并重，不可偏废。”(70)在人格修养方面，推行学生自治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之法。蒋梦麟认为：自治是自动的对团体服务。而学生自治是爱国运动，移风易俗运动，养成活泼的精神运动。陶行知指出：自治有助于学生在学问和道德两方面进行自治自修。(71)论及其具体内涵，蒋认为学生活动包括学问、团体和社会服务等生活。学生自治应注意自治的精神、责任和问题。(72)当然，学生自治并非完美无缺，陶行知认为学生需克服将自治当作争权器具，误作治人看，与学校对峙起来，闹意气等弊端。(73)不仅如此，学生自治更多地体现为锻炼能力改良社会。为此，蒋梦麟强调：学生应学会容纳反对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具有提高学术、服务公共、产生文化与改良社会等责任，养成平民政治精神，由健全个人组织进化的社会。(74)陶行知声言：欲国民有共和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精神，而这又先要使学生有共同的生活，互助的力量。鉴于学校是小社会，社会是大学校，如果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在这里将社会上主要之事一件一件进行演习，那么，学生不难养成共和国民的根基。(75)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形塑可谓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导致传统固有人格畸变引发时人反思在教育思想领域的反映。他们围绕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形塑展开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尝试实乃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龚自珍、魏源、梁启超、严复、邹容、章太炎等志士仁人追求近代理想人格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群体拥有较深厚的学术理论涵养，秉持崇高的人生价值取向与追求知性合一的伟大精神品格。从人格教育模式来看，这些人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的人格培养思想，又借鉴了外国人格教育模式。其具体形塑内涵比较全面，不仅人格形塑贯穿于实际课程之中，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虽然仍不乏有待改进之处。其理论诠释顺应了世界近代文化发展潮流，以积极构建深化学理批判有助于唤起国人的近代国民意识；而实践尝试努力将个体改造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顺应自然发展自我，追求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形塑具有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中国近代理想人格等均不乏一定可操作性。这些努力虽因诸多原因无法获致显而易见的现实功效，但却体现出社会变革与改造国民素质，形塑中国近代理想人格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密切相连，彼此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其丰富的时代内涵给人留下的历史余响意味深长，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至今仍值得珍视！
注释：
①端六：《中国人之人格何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9号。
②《赤诚之自杀》，《申报》(影印本)1913年6月21日，第122册，“时评”。
③汪懋祖：《现时我国教育上之弊病与其救治之方略》，《学衡》第22期。
④⑧(15)(20)(58)(67)杨铨：《人格教育与民德》，《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
⑤⑥(11)张伯苓：《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页。
⑦高劳：《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
⑨⑩柳诒徵：《罪言》，《学衡》第40期，“通论”。
(12)(14)(16)赵炎才：《二十世纪十一至二十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3)张伯苓：《中国革命与改造及吾人今后之机会与责任》，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7)杨铨：《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
(18)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
(19)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
(21)蒋梦麟：《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7页。
(22)蔡元培：《何谓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23)陈黻宸：《道德教育说》，《学衡》第45期，“通论”。
(24)郑允恭：《新教育平议》，《民国经世文编·教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091页。
(25)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6)《教育宗旨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法令”。
(27)《心乎国民教育者其读此文》，《申报》(影印本)1914年7月2日，第129册，“要闻一”。
(28)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29)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30)(53)(54)蒋梦麟：《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39、208-209、38、39页。
(31)张伯苓：《办大学之目的》，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32)蒋梦麟：《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3)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
(34)《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
(35)屠孝实：《道德与欲求》，《晨报副刊》1925年11月29日。
(36)《身分和人格》，《申报》(影印本)1921年12月3日，第176册，“常识·道德”。
(37)(50)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页。
(38)《人格》，《申报》(影印本)1915年9月21日，第136册，“时评”。
(39)《人格问题》，《申报》(影印本)1921年7月20日，第171册，“杂评二”。
(40)《争人格》，《申报》(影印本)1920年1月25日，第162册，“杂评一”。
(41)高劳：《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
(42)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43)张伯苓：《中国将来的希望何在》，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44)蔡元培：《教育之对待的发展》，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45)(75)陶行知：《新教育》，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24页。
(46)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47)(52)蒋梦麟：《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49、50、48、52页。
(48)蒋梦麟：《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49)(57)黄炎培：《本能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0、37页。
(51)《莫芙卿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3号。
(55)蔡元培：《对师范生的希望》，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56)(62)蒋梦麟：《北京大学新组织》，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173-174页。
(59)陶行知：《师范生应有之观念》，《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页。
(60)蔡元培：《全国教育会议闭会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页。
(61)蒋梦麟：《北大之精神》，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63)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全体教职员会上的开会词》，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0页。
(64)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65)胡国铭：《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43页。
(66)吴贯因：《社会与人物》，《庸言》第1卷第5号。
(68)陶行知：《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69)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训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70)张伯苓：《学行合一》，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151页。
(71)陶行知：《新的教育方法》，姜文淑编《陶行知论德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72)蒋梦麟：《学生自治》，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8页。
(73)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
(74)蒋梦麟：《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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