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工业化与跨国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化与论文,跨国企业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经过以第二次石油危机为契机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前半期先后转入高增长，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0-1996年平均为7-8％前后。在1985年9月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后急剧的日元升值过程中加速的日本资本的海外投资也牵引了东南亚经济的高度增长。经济增长率之高并不直接意味着发展，但由于有了与其他发展中地区显著不同的高增长，与先行的东亚一起将东南亚定位于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心，将其“奇迹”作为开发模式加以称赞的论调已广泛渗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乃至各国政府和民间之间。
但是，始于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的货币、金融危机转眼之间就从东南亚整个地区波及东亚的韩国、香港，各国、各地区的受害程度虽有不同，但终究发生了令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慨叹为“两周时间20年来的成长就一笔钩消了”的大混乱。就成为亚洲经济危机诱因的泰国的情况来看，货币、金融危机的背景有：经常收支的慢性赤字、与周边各国的国际竞争激化所引致的出口减退、招致对泰铢过高评估的对美元的长期联动制及无统制的金融自由化所引起的泡沫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套头基金等引起的大量的投机交易，在对这些基金进行限制的同时，还有必要重新考虑宏观政策，进而重新探讨政府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本文拟以东盟的原加盟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这5个国家（以下简称“东盟5国”）为中心就经济增长的工业化的轨迹加以分析，并对其成果和课题加以考察。东南亚各国的开发及工业化的推行基本上利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所推荐的各时期的正统派理论，其显著的特征是这些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经过货币、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也产生深刻影响的亚洲经济危机下的两年时间，1999年东南亚开始出现了缓慢恢复的征兆。但在此期间，已成为冷战时期权威主义体制（所谓的“开发独裁”）范例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给予国民生活严重打击的过程中崩溃了。如何将经济危机的教训运用于21世纪东南亚的开发和工业化中，这将成为人们考察的问题。
一.东南亚工业化的历程
1.东盟各国的经济成果
货币、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与此次危机一样同资本的全球化所致的亚洲经济、世界经济的重组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金融方面的资本全球化”已经以超越个别国家控制的规模和速度进展着，“生产方面的资本全球化”虽不像暴风骤雨那样，但也在稳步进行着。东南亚是与谋求全球化的资本运动相呼应，积极地引进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等外国资本和资金，实现高增长，同时进一步加速资本全球化的地区。高度成长和经济危机都是因接受和包容资本的全球化而产生的表里一致的结果。
东南亚在经历了欧美各国的殖民地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军事统治、大战后至冷战期间的印度支那战争及越南战争这些被分割的几世纪后，现在正以东盟10国的形式探求基于前殖民地时代传统的地区认同。本文将以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除外的东盟5国为考察的对象，对各国的经济实绩加以比较，并就包括向资本主义体系统一的现状在内的各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各国经济的成果受到历史上形成的当地的社会文化条件、民族结构和阶层结构、政府的政策、措施等所规定，同时也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向资本主义世界统一，而且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国民的生活，同时也会多少给世界体系本身带来影响。
在认识到国家、地区和世界体系的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后，先按各国、各产业部门确认一下东盟5国1960年以后的经济动向。在全世界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普遍停滞不前、南北差距扩大之时，菲律宾除外的其他4个国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持着比较高的GDP增长率。在高增长的情况下，人均GNP也提高了。当然各国和各个时期参差不一。80年代菲律宾经济的低迷特别显著，其主要原因是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崩溃前后的政治及社会混乱和经济危机。这反映了东盟5国向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这一阶段还仅仅有5个国家个别与世界市场联动的这一共同性。尤其是80年代泰国的高增长象征着因1997年的货币危机而暴露出来的隐藏在“奇迹”中的危险。
就各产业部门的增长实绩来看，工业部门的急速的生产扩大颇为显著。在工业附加价值增加率和GDP增长率之间，所有5个国家在40年期间均有程度很大的相关关系。可以确认，5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以制造业的发达为中心的工业化的进展来牵引的。工业部门呈负增长的1980-1990年期间菲律宾经济的低迷反过来也证明了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的牵引力。由于工业化的进展，农业部门极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和工业部门自1960年开始就相当发达的菲律宾除外的3个国家的农业部门的比重也迅速下降，资源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也下降了20％以上。除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以外，另外3个国家的农工两部门的比重在这段期间均发生了逆转。东盟5国的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继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后，泰国也形成了服务生产（So）＞工业生产（Io）＞农业生产（Ao）的生产结构。在形式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是一样的，但在东盟各国，殖民地统治和强权政治所导致的行政及军事警察机构的臃肿、低技术、低生产率、低工资的所谓城市“非正式部门”的扩大等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资源国特有的（So）＞（Io）＞（Ao）型。
2.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及其界限
在货币、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东盟5国，以制造业部门为中心的工业部门的急速扩大牵引了整体经济的急速增长。这些国家处于工业化的途中，而作为东南亚惟一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正在走出工业化阶段，但无论哪个国家，工业的急速而持续的发展都是其高增长的动力。
现在通称“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有着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到现在通称为发达国家的统治的历史。除了泰国以外，东南亚各国也都受到了欧美各国的殖民地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整个地区都处于日本军政的统治之下。泰国在东南亚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作为英法两势力的缓冲地勉强保持了独立，但也是事实上的附属国。殖民地不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权受到侵害，而且不得不通过与宗主国进行农工间的国际分工，形成被称为单一耕种经济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因此摆脱殖民地的过程也没有因为独立宣言和政治主权的恢复而结束，不得不处于包括摆脱附属的经济结构在内的长期过程中。如果战后的复兴期另当别论，新兴独立国便是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加以重视，并不断追求工业化。
除了具有自由港传统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那样特殊的情况之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均采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用本国产品替代以往的那些进口外国产品的政策，利用高比率的关税、限制或禁止进口及各种进口规定来排除进口商品，即利用政策来培植面向国内市场的本国制造业。该政策也被称为“保护下的工业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该政策。被认为是后述的“出口加工区”建设先驱的爱尔兰也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东南亚各国也因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达有助于外汇的节约、就业机会的创造、交易条件的改善，于20世纪50-60年代正式开始致力于工业化，但初期的工业化均是进口替代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当时推荐进口替代工业化也是因为有这个背景。
但是，以往的发展中国家的开发经验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用不了多久就会面临国内市场的狭隘、保护产业的没有效率、就业创造力的低下、国际收支的恶化等难题。以纺织品、衣料、食品、杂货和轻工业品为主，进口商品不断被国内产品所取代，但随着工业化的对象向“规模经济”所要求的产业（例如金属、钢铁、化肥等）转移，进口替代将越来越难。农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往后推，占国民总数过半的农民的购买力并没有提高，这也是国内市场一直很狭小的原因。在大地主=特权政治家=高级官僚的黏着结构中保留着大土地所有制的菲律宾就是其典型。此外，在高度保护的情况下，依靠政策培植的国内的“幼稚工业”没有什么效率，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没有国际竞争力，虽然也有泰国纺织工业那样的例外情况，但一般都未能向国外敞开市场。
最终产品的国产化只有依靠从发达工业国进口原材料、零件、机械、成套设备等才有可能，因此贸易收支倒不如说是恶化了。国内产品的生产也大大地依赖于从发达工业国的资本引进。进口替代工业化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相当高，也有人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全部制造业生产的约三分之一是由外国企业进行的。外国企业致力于在当地筹集大量的投入资本，但却不把利润再投资于当地，而往本国汇款。发展中各国、各地区的外汇不同程度地不断流往国外。国际收支的赤字情况更加严重了。此外，从发达工业国进口的机械和成套设备本来就是资本、技术密集的，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就业创造力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了提高，也没有进一步解决被政策遗弃的农村的不完全就业和城市中积累的失业问题。相对受保护的制造业，农业和矿业的国内交易条件恶化了。进而，发展中国家在殖民地时代之后，仍然是发达国家的食品、工业原料等的供应地，由于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的剧烈波动和长期下跌，对外交易条件也恶化了。
这些问题并非历来都仅限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同时还必须指出未能处理工业化政策与农业、农村政策的关系等政策上的问题、或者保护政策运用上的问题等。但不能否认，试图进行在殖民地时代国际分工中一直依赖进口的工业产品国产化的新兴独立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受到了南北之间俨然存在着的资本=技术力量差距的阻碍。可以说发达工业国和不得不依赖乃至附属于其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的现状反而变得明朗了。进而，又因为跨国企业以全球规模展开事业等，世界贸易有了迅速的扩大，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并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对外贸易的“成长动力”机能。这样，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后，在世界经济依靠以美国资本为首的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巨大资本的主导力量而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不得不重新探讨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世界经济的集团化这样一些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3.往面向出口工业化（EOI）的政策转换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初期，在许多新兴独立国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时，爱尔兰和台湾、韩国已将其基本战略转换为“面向出口工业化”。面向出口工业化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反，其目标是进行面向国内市场工业制品的国内生产并扩大出口。为此，在进行面向出口型政策转换时，有必要降低进口替代期的高关税率，撤消数量限制等进口限制，重新探讨针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措施，对出口产业采取优惠措施等一系列出口奖励措施。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时期，进口替代时期受到过高评价的本国货币贬值了。在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后，通过操纵行情进行了政策性贬值，但在东亚和东南亚，与美元的联动制胜过了制度能力而长期存续下来。
在东南亚各国当中，首先转向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是新加坡。在英联邦自治州时代的1961年，根据联合国工业调查时节团的报告书编制的第一个国家开发计划便是明确的进口替代型。但是，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立）分离独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由于国内市场的狭隘而濒临失败。而且，由于转口贸易的低迷所导致的国际收支的恶化、驻新英军的撤退，新加坡面临着就业不稳和财政危机，但新加坡一下子把工业化政策从进口替代转换为面向出口，积极地引进外国资本，提出了建设面向世界市场产品生产、出口基地的新设想。1967年采取了对以大资本为对象的“先驱产业（pioneer industry）”实行10年期间的法人税免税、对产品出口利润的课税率降低90％、对设立工厂所需的机械设备的进口关税加以免除等各种优惠措施。国家预算重点分配给了工业用地的征用、修整和基础设施的扩充，在1969年提高部分关税后，新加坡便一直在撤消或大幅度降低关税。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也完全撤消了。在实施后述的彻底的劳务管理及工资抑制政策的同时，也为引进外资而整修投资环境。
新加坡当地产业资本的发达比较晚，而进口替代时期也有一定的产品出口，因此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持续实施而获得利益的企业家及官僚等基本上没有抵触，这就是有可能大幅度转换工业化政策的主要原因。在转入面向出口工业化的60年代后半期，新加坡经济迅速地实现了年增长率20％以上的制造业增长和10％以上的GDP增长。对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是通过前述的各种措施认可了人民行动党（PAP）李光耀政权对外资引进的想法、并投资于越南战争时美国的同盟国—新加坡的发达国家的巨大资本。此外，日本在西方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后迅速的日元升值过程中于80年代后半期成了投资国之首，但美国在此前后作为最大的投资国主导了新加坡的面向出口工业化。
这样，新加坡将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及出口的骤增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联系起来，以至1979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书中将其列为东南亚惟一的新兴工业国（NICS=现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一方面取得了高速增长，而另一方面则难以消除与世界市场直接产生联系的新加坡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但与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一起，新加坡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他东盟4国也追随先行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菲律宾（1970年实施了出口奖励法）、马来西亚（1970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1971年提出了第二个5年计划）、泰国（1972年提出了第三个5年计划、并修改了投资奖励法）在70年代初期相继采取了出口振兴政策。能源国印度尼西亚也在1979年的第三次5年计划中采用了出口振兴政策。但是，这些东盟4国有较强的进口替代倾向，因而试图同时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振兴的二元工业化政策、贸易政策的时期持续了比较长一段时间。
泰国20世纪50年代的产业政策并没有形成体系，工业化本身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进行的，还没有为了培植“幼稚产业”而设置关税壁垒的想法。人们指出其原因是披汶政权（1948-1957年）担心产业保护会有利于泰国华人社会。正式实施工业化是在1961年的第一次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提出来的。第一次、第二次计划期（1961-1971年）的工业化是典型的进口替代型，几乎对产品出口不感兴趣。采取出口振兴政策是在1972年开始的第三次计划以后，第一次以出口企业为对象实施了原材料、机械、成套设备等进口关税的免除、各种成品出口税的减免等措施。当时，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收支赤字的对策开始主张扩大出口，但这一时期泰国一面趋于实行进口替代，一面试图促进出口。在泰国，要求继续实行进口替代和保护行政的产业及政府的抵触是很强的，一方面对出口产业采取优惠措施，另一方面继1964年、1970年之后，1974年又对关税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充了对进口替代工业的保护。产品出口奖励政策得以修改、外国制造业投资集中于泰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7-1991年的第六次计划以后。
如上所述，各国及各地区的工业化政策的转换过程不尽相同。在东盟5国当中，既有像新加坡那样在较短的时间内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完全转换为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情况，也有像泰国等其他东盟4国那样一边基本上坚持进口替代工业化、一边逐步采取面向出口的情况。进口替代与面向出口未必是二者择一的路线，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形态因市场的规模和拥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家及官僚阶层对政策转换的抵触程度而呈多种多样。
4.工业化与对外贸易
就这段期间东盟5国商品贸易的动向来看，除了受石油价格变动强烈影响的能源国印度尼西亚及80年代由于政治、社会混乱而陷入经济危机的菲律宾之外，其他3个国家均转向面向出口工业化，或继续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基础，在引进和培植出口工业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出口，创下了10％左右的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起到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的作用，这是值得注目的。
但是，在出口的同时，进口也在急速增加。就泰国来看，在工业化的40年期间制造业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产品出口已达到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进口也进一步扩大了。从1980年至1996年（货币、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出口约增加了7.8倍，进口也提高了6.8倍。进口依赖程度之所以高，是因为泰国具有为了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不得不进口原材料、零件、机械、设备的结构性特征。政府的基础产业培植政策（包括引进外国企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种情况在领先的韩国也是经常被提起的问题。同样的结构在其他东盟国家也可看到。
其结果，资源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除外的东盟3国的贸易收支进入90年代后仍保持着赤字。而且，除了以服务贸易来填补商品贸易赤字的新加坡以外，包括两个资源国在内的经常收支均处于赤字状态。亚洲开发银行在经济危机前曾预测这种倾向将会持续下去。东盟各国一直以资本收入顺差来填补经常收支的赤字，由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其经济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动向所左右，在高速增长的另一面还有着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新加坡经济1985年也因出口情况不好而从前一年的高增长突然陷入负增长，显示了其经济基础的脆弱，而且在10年后的1996年，由于电子产品的全球性供给过剩，出口和经济增长均陷入了停滞状态。泰国1996年出口也比前一年稍有负增长，经常赤字对GDP比扩大到了8％，从而成为了次年即1997年5月泰铢急剧贬值的原因之一。同年7月因转换浮动汇率制而发生的泰国的货币、金融危机转眼间就从东南亚波及到了东亚，在此背景下，与高增长共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便在这些地区出现了。
由于工业制品出口的扩大，东盟5国的出口结构在40年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包括燃料在内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仅有资源国印度尼西亚较高，其他各国的工业制品出口比重均有迅速提高。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员的新加坡的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高是因为包括了通过中转贸易的再出口部分和贸易统计上被列为初级产品、属于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三类的石油制品。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制品出口也超过了出口总额的50％，显示了工业化的进展。泰国的出口结构是罐头、冷冻虾及冷冻鸡肉等加工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约四分之一，泰国的工业化已经具有以出口加工初级产品来取代未加工初级产品的所谓“出口替代工业化”的一面。
此外，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在东盟5国的工业制品出口当中，被列为机械制品的电子零件以及电气机器、光学仪器、衣服、鞋类等也开始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些制品是以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的纺织品、衣料、或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电气、电子等劳动密集工序为中心、代表了出口加工区等的生产活动的工业制品。尤其是电子零件及电气机器、光学仪器比重的提高反映了资本的全球化引致的“新国际分工”、即取代殖民地时代以来的产业间分工（农工间分工）的产业内分工（工业内部的分工）的发达。但是，关于新国际分工的内容，从跨国制造企业将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工序转移到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当地劳动力组装加工进口零件等中间货物并出口成品的阶段到转移附加价值更高的组装加工工序及低附加价值的标准化商品的全套制造工序的阶段、或者将地区总部连同研究开发部门都进行转移的阶段等，有了多样化的进展，这反映了跨国企业相互间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及各国、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点请留意。
二.东南亚的工业化与跨国企业
1.工业化与外国资本
东南亚的工业化、尤其是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显著特征是外国资本的绝对的主导力和牵引力。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外国资本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东南亚，包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员的新加坡，由于在国内资本的发达水平处于较低阶段就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而且为了抑制在国内资本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华人资本的成长而积极地引进外国资本，对工业化中的外国资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巨大资本的定位要高于东亚。官方资本（包括国有企业、公用事业公司等）的比重相当大，这也是东南亚工业化的特征。这是因为，由于当地资本尚未发达，东南亚各国的政府与外国资本一同成为了工业投资的主体。
实施面向出口工业化目的在于试图在国外寻找产品的销售市场，越过狭小的国内市场，通过扩大生产和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和外汇问题。但是，要生产在世界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制品，就必须引进外国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巨大资本所拥有的卓越的资本=技术力量及市场活用技术等经营资源，因此，面向出口工业化比替代进口工业化更加期待外国资本起到作用。直截了当地说，面向出口工业化是具有以下内容的战略：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纳了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引进在资本=技术力量及经营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美、日、欧等世界性的跨国制造企业，以劳动密集产业及工序为中心，通过分担其一部分生产活动的“新国际分工”，试图全面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市场。即使包含宗主国的殖民地统治在内的农工间分工（垂直分工）变为工业内部的分工（水平分工），国际分工也未必会马上平等起来，发展中国家消除依赖性和受外界支配性已成为长期的难题。而且，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发达国家型的通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环境破坏的循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惟一道路而加以选择的过程。新加坡工业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对外国资本的高度依赖和与世界市场的全面接轨。其国内资本（包括国营企业）的投资承担部分至90年代中期终于达到了30％前后，但外国资本的比重仍然占压倒多数。就投资实行额和累计额来看，其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外国资本的主导力、牵引力之强显示了新加坡经济既然是一个国民经济，也应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加坡的工业化是包罗在全球化资本的运动中、嵌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典型例子。
人民行动党政府越过国境引进资本和劳动力（在简单劳动方面，短期雇用周边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在技术、管理、专业人员方面，以高薪长期雇用发达国家等的人才），作为面向世界市场工业制品的生产、出口基地，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全球化。这与人民行动党在以华人资本为中心的新加坡当地企业及激烈的新加坡劳工运动中都没有基础不无关系。华人资本在英属时代主要通过投资自由港相关的服务部门而取得了发展，但人民行动党却“疏远当地的华人资本，拒绝支援或促进华人资本向面向出口型工业化的转换”（杰拉里·罗丹著、田村庆子、岩崎育夫译《新加坡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国际资本》，三一书房，1992年，136页）。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兴独立国的执政党例外地没有注重对当地资本的培植，而以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的联合为目标。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权是能与军事独裁政权时代的韩国和台湾相匹敌的强权统治。新加坡的工业化是通过对外实行经济开放、即贸易、投资的完全自由化和对内将强权统治渗透到国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结合而取得进展的。
1968年，针对裕廊出口加工区的建设而制定的雇用法规定，除了将每周39小时的工作时间延长到44小时、限制停工日和有新休假、减少各种津贴奖金等、以及产业关系（劳资关系）修正法将升等、调动、人员削减、解雇等排除在团体谈判的对象以外等等这些工会权利的限制之外，还约定向寻求新生产基地的跨国企业提供廉价而温顺的劳动力。越南战争时，在美国致力于培植越南周边国家的从属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石油精练、石油制品及造船等资本密集产业和电气、电子等资本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工序为中心，美资企业等跨国企业迅速地进行了对新加坡的投资。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在10年后的1978年，该国制造业部门中拥有大部分股份的外资子公司的比重已达到：固定资产79％、生产82％、附加价值86％、销售额84％、出口88％。的确是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工业化。
另一方面，许多新加坡当地企业是小资本，其发展受到了优待大资本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外国资本的压倒多数的资本=技术力量的阻碍。当地小企业取得以资本金百万新元以上为条件的先驱企业资格、从而享受赋予先驱企业的优惠措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建设裕廊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区时，在这些区域内营业的当地小企业多被迫撤走，这些企业由于高额的租金及煤电水费等而未能入主新建的工业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在新加坡形成了享受优惠措施、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出口产品的外资大型企业的发达和不能享受政府的保护、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当地小型企业的停滞这样一种双重结构。100％的当地企业至70年代末的20年期间接二连三地倒闭，有三分之一以上消失了。1979年，新加坡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但试图从单纯组装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产业转换为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政府的方针重又迫使许多当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走向解体。
如前所述，在东盟5国当中，新加坡以外的4个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一边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基本方针，一边逐步采取了面向出口政策，但在80年代前半期，在包括原油在内的初级产品国际价格一律暴跌期间，又重新全面地修改了外资政策，例如允许成立100％的外资企业等，大幅度地放宽了以往的限制，同时扩大了包括税法上的特别待遇在内的优惠措施。通过投资环境的大为改善，试图进一步引进在西方5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国际货币调整期间面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日本资本、因国内工资成本上涨而迅速地全球化的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资本、在全球化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资本。以发达国家的巨大资本为首的个别资本的追求巨额资本的动向与追求面向出口工业化进展的东盟各国的政策是相吻合的。
外国资本的投资热潮80年代后半期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出现，进而在90年代，印度尼西亚及以往国家风险较高的菲律宾也出现了。其结果，新加坡以外的东盟4国便出现了外国资本的强有力的主导力和牵引力。例如，1991年马来西亚制造业中拥有100％及过半数股份的外资企业的比重为：占固定资产的40％、生产的47％、雇用的44％。仅就资本全球化迅速进行的电气电子部门来看，外资在该部门的固定资产的比重1990年达到了89％，超过了新加坡。同时，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工资水平、市场规模等更具优势的中国、越南、印度及缅甸等周边国家之间围绕引进外资的竞争将会愈发激烈。对马来西亚的外资投资额（批准额）1993年一下子跌到了前一年的约35％，其主要原因有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动向，同时还有与周边各国的竞争。
2.作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试验场”的出口加工区
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为了获得资本力量、技术力量、经营技术等而试图引进外资，而个别外资则出于确保劳动力、利用资源、确保市场、消除贸易摩擦等多种目的、以支配和参加经营为目标进行直接投资。但是，向国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巨额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方面为了引进外资不得不争先提示更为有利的条件。随着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间的相互竞争，对外国资本的奖励增多了，各地也建设了附有各种奖励的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东南亚是这种出口加工区集中的地区。
就世界各地的出口加工区来看，各国家、地区之间显示了惊人的类似性和共同性。关于“消除可能阻碍特定外国直接投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的出口加工区的基本性质与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汇总的1988年联合报告做出了如下这样简洁的定义。
“出口加工区是在一国的关税贸易制度内形成自由贸易飞地的、受到明确区分的工业区，在那里，主要进行面向出口生产的外国制造公司在财政、金融上可享受一定的奖励”。
所谓的奖励，系指为引进发达国家资本等的资本，设置国、地区政府在出口加工区内限定区域从政策上给予的优惠措施。各地出口加工区共同的最重要的优惠措施是以原材料、零件、半成品、成品的形态免税进口一定的商品、将这些商品进行组装、加工、制造后重新免税出口的、所谓免税特权的赋予。进而，各国、各地区虽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基本上都采取了由设置国、地区政府负担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外资出资比率限制的撤消或放宽、开工后一定期间的法人税等税收的减免、往本国的利润汇款的自由或对其限制的放宽等措施。此外，工资及工作时间等地区内工人的工作条件比地区外降低了，罢工权等各种基本权利往往受到限制，这也是为吸引企业的实质上的奖励措施。
如这些奖励所明确显示的那样，出口加工区是极具面向出口性、飞地性及对发达国家巨大资本等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乃至附属性等基本性质的工业地区。出口加工区的最大特征是，一方面继承了为中转贸易设置的殖民地时代自由贸易区的无关税特权，另一方面结合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免税区内全面引进进口品单纯组装业所代表的制造业生产活动。笔者认为现代的出口加工区已经成为接受全球化的资本的运动、通过“新国际分工”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溶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同时加速个别资本的全球化的场所。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早在1960年前后、而且最迟在70年代以后就将工业化的基本政策从进口替代转换为面向出口，或者虽以进口替代为基本政策，但也采纳了面向出口。出口加工区的建设成了这种政策转换的关键。在把政策转换为面向出口工业化时，当然可以预料到对一下子撤消国内产业保护措施、引进市场各种势力的担心、以及在出口替代期间受到保护的企业家和从事保护行政的官僚等的抵抗。出口加工区对试图转换工业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起到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局部的、限定的试验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出口加工区对跨国企业来说也是试验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受到优惠待遇而进一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口加工区的存在尤其对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设置出口加工区以前就在接纳国和地区投资兴建外向型工厂的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整体对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是很显著的。人们认为这是具有相对的低风险度、完备的基础设施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作为跨国企业尚属经验较少的日本企业。
现在，出口加工区已趋于扩散。自1959年建设的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爱尔兰香农以后、以及成为成功样本的1966年的台湾高雄以后，出口加工区在发展中世界接二连三地成立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1970年，已启动或即将启动的“香农”型出口加工区在全世界的约1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有20个。雇用人数推算有50000人。其后，出口加工区迅速地增加，至1990年在约60个国家和地区已有约170个在运作。据推算，同年雇用人数已达到420万人左右。在1970-1990年的20年期间，拥有出口加工区的国家、地区数增加了6倍、地区数增加了8倍以上，雇用人数实际上大大增加了80倍以上。进而，在包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内的各地也观察到了出口加工区以外的工业地区采取类似的优惠措施的倾向。优惠措施不是赋予地区、而是赋予个别企业的墨西哥马基拉多拉型的保税工厂制度也扩大了。像中国那样，不仅是较小的地区、而且将整个城市或一定的区域整体指定为经济特区等的事例也出现了。
在东南亚，继最初的出口加工区新加坡裕廊（1968年）之后，菲律宾巴丹（1972年）、马来西亚巴彦利巴斯（同年）也相继建成，1981年已运营的出口加工区超过了10个。1980年出口加工区的雇用人数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新加坡为35％，马来西亚为23％，提高到占整体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10年后的1990年，东南亚的出口加工区约为20个，据推算，雇用人数也约为40万人。虽然工业化在急速地进展，但在新加坡除外的东盟4国，80年代后半期仍有50％前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到70％强（泰国）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相关活动，因此1990年约40万的这个雇用人数从数量上说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在工业化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制造业在雇用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进入90年代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积极地建设新的加工区，东盟5国以外的越南等国也在设立或计划设立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进一步扩散了。同时，享受与出口加工区同样的优惠措施、但其产品的国内销售并没有受到制约的工业区及个别工厂比出口加工区增加得还多，这种情况值得注目。这与希望在当地销售的外资投资企业的要求也有关系。
上述的发展可以认为是出口加工区正在逐渐失去其特有性质之一的飞地性而向地区外渗透、侵食的过程。也有人认为要将出口加工区的重要性限定在开发的初期阶段，但笔者将此分析为发展中的出口加工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这是作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试验场和“新国际分工”试验场的出口加工区扩大、扩散、以及面向出口的加工区与加工区外的界线逐步消失的过程。
3.出口加工区与跨国企业
在出口加工区，外国资本占据着绝对大的地位。为了进行国际比较，笔者对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在世界各地收集的联合企业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就进入出口加工区的企业来看，韩国外资企业占72％、合资企业占28％（1980年）；墨西哥外资企业占34％、合资企业占38％、当地企业占28％（1984年）；斯里兰卡外资企业占9％、合资企业占79％、当地企业12％（1981年）。从100％外资企业超过70％的韩国到合资企业约占80％的斯里兰卡，企业所有形态呈多种多样。如果加上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已达到四分之三。对东南亚的调查结果是：马来西亚外资企业占64％、合资企业占31％、当地企业占5％（1979年）；菲律宾外资企业42％、合资企业占33％、当地企业占25％（1980年）。如果考虑到有许多名义上是合资企业、实际上由外资支配的情况，出口加工区中的外国资本的地位是极大的。
下面从雇用方面来看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联合调查，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有192万人在出口加工区等受到了雇用。严格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约有130万人，而类似出口加工区的其他外向型设施约有62万人（这些数字不包括中国）。近200万的出口加工区等所吸收的就业人口的约三分之二是跨国企业子公司的直接雇用。同一时期，在跨国企业于国外吸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中，有70％强、670万人在发达国家，30％弱、266万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即：跨国制造业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就业人数有70％左右是在出口加工区等雇用的。
有关出口加工区企业的所有及雇用结构的这些数字明确地表明了跨国制造业企业对出口加工区乃至接受国和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出口加工区对跨国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扩散的动力是跨越国境全球化的资本的运动。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资本的全球化近年来不仅是发达国家资本，也不断扩大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长中的资本。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巨大资本=技术力量的差距、因汇率的变动而进一步扩大的工资水平的大幅度国际差距、以及使特定生产工序的跨越国境的转移成为可能的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为已知的条件，60年代以后实行了特定产业、工序的跨越国境的重组。出口加工区作为这种世界规模的产业重组、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序向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调配乃至重新调配的载体发挥了作用。
这从对地区内雇用结构的探讨也可知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及亚洲地区雇用促进组织（ARTEP）的个别调查，从各部门的雇用在地区内总雇用中所占的比重算出出口加工区中各生产活动部门的比重，结果从纺织品、衣料占89.9％、电气、电子占2.0％其他占8.1％的斯里兰卡到纺织品、衣料占43.0％、电气、电子占13.9％、其他占43.1％的菲律宾、纺织品、衣料占14.2％、电气、电子占74.5％、其他占13.9％（原文如此）的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生产结构已经大大倾斜于纺织品、衣料或电气、电子这两大部门中的一个。出口加工区的主要产业活动基本上限定于纺织品、衣料那样不需要复杂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电气、电子那样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即进口零件的单纯组装部门。可以说出口加工区形成了被称为“纺织品、电子单一经营”的特异的生产结构。
但是，两大部门虽然都是劳动密集型，但内容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纺织品、衣料所代表的第一个产业活动中，虽说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但多是在国内失去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与此同时，也可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和当地企业的参与。与此相反，以电气、电子为典型的第二个产业活动的特征是，它基本上被发达国家的巨大的跨国企业所垄断，而且极其有机地编入其世界规模的事业展开。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资本等也已进入出口加工区，但发达国家巨大资本在出口加工区中的主导力量是绝对的。
出口加工区的生产结构是“纺织品单一经营”，也是“电子单一经营”。这是取代以往的殖民地型单一栽培的、可称为新的周边型工业单一制造品生产的特殊化结构。出口加工区通过这种特异的生产结构，对发达国家资本的膨胀和若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本的发展、跨国企业的世界规模的发达做出了贡献，并以传统的农工间国际分工形成的工业内部的“新国际分工”为基础，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的全面融合。
4.国际分工与性别分工
建设出口加工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吸引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资本来推进工业化，确保雇用，扩大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如前所述，在出口加工区聚集的东南亚，有的国家的出口加工区的雇用在整个制造业雇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关于在出口加工区的“纺织品、电子单一经营”结构中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是其规模，其内容也有必要加以分析。
进入出口加工区的企业所要求的是生产线的大量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其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是农村出身的青少年未婚女性（15-24岁）。在“自由贸易的飞地”出口加工区内，年轻女工所占的比重之高与加工区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出口加工区的工人结构倾向于青少年女工、其大部分是贫穷农村出身的独身者，这说明企业进入出口加工区的目的就是确保低工资劳动力。相对不需要熟练程度的行业喜欢招收年轻的女性，这是因为她们具有适合细致工作的巧手和良好的视力，不会违抗男监督的指示和命令，也可长时间忍耐反复的单纯作业，其受教育的水平作为外资接受地来说一般高于工作内容，但却有可能进行短期的不稳定雇用，并可以极力抑制她们的工资。
即使在失业率和不完全就业率较高、男性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女性劳动力也被“优先”雇用，这无非是出于对性别的选择。在出口加工区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在工资水平的国际性差距中加上性别差距，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通过跨越国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工序的分散、转移所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而且出口加工区的女工与加工区外相比一般年龄较轻，工龄较短，因此其平均工资与在加工区外制造业企业工作的女工相比往往处于较低水平。仅就迄今为止笔者在东南亚进行的当地调查及文献调查来看，不得不认为跨国企业的工资水平比当地企业高的说法不适用于成为出口加工区生产活动主力的青少年女工。
就企业的经营方针来看，东南亚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但也可看到有些国家有在女性歧视中结合进民族歧视的倾向。马来人女工的消极反抗—“集体歇斯底里”事件多次在马来西亚发生时，这些工厂之一的日资电子企业的职工构成为：最高层管理人员由男性日本人垄断，工种等级从上至下依次是男性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之后才是女性，呈现出性别歧视、民族歧视所致的等级制。生产线上的工人65％是拿日工资的不熟练工，25％是拿日工资的临时工，工资很低，呈不稳定雇用状态，其90％是女性，70％以上是马来人，即3人中有2人是马来人女性。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职工构成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纺织品、电子单一经营”、出口加工区的制造业企业因频繁的工人移动及居高不下的离职率就已引人注目。各种调查显示的平均工龄数是1-2年、最长也只有3-4年，平均为2-3年。马来西亚的一些电子企业每月新雇用的职工人数甚至占全体职工的5-6％。从计算上看，大约1年半左右所有的工人将全部更换，这种程度的离职率仅以女工因结婚而主动辞职的理由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可能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无望晋级和提薪的状况下的长时间过分稠密的工作、频繁进行的半强制性的加班、年长的男性管理人员实行的家长制监督（尤其是日资企业）、车间的安全对策和保健管理的疏忽、恶劣环境的宿舍等车间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有的国家还准许昼夜三班制的深夜工作。为了抑制女工的工资水平，企业方面强求工人短期退职的事例多有报道。此外，在出口加工区，罢工权等往往被设置国和地区所剥夺。甚至还有像马来西亚电子产业那样连团结权都受到限制的情况。
新加坡制造业工人的女性比率的变化说明了外国资本对新加坡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低工资劳动力、而这些低工资劳动力则来源于女性。在英联邦自治州时代的1959年，新加坡制造业的女工比率约占30％。在整个1961-1966年的进口替代时期，其比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女工比率发生戏剧性的提高是在进入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时期以后。1967年占整体32.4％的女工至5年后的1972年已占48.4％，1973年便占了50.7％，很快就突破了50％的大关。其后，女工便占了制造业工人的大部分比重，男工的比重日趋减少。作为将新加坡推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员的主要原因的制造业生产和制造品出口的急速扩大应该说是由在面向出口工业化最底层的生产线支撑着这些成就的年轻女工所带来的。如前所述，“新国际分工”的内容也多样化了，在全球化的资本的运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重组的过程中，显然国际分工和性别分工是联动的。
结束语
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发表了发达国家至2010年、发展中国家至2020年对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实施自由化的联合宣言。东盟也在1992年1月的第四届首脑会议上对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设想正式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以撤消乃至大幅下调区域内关税（5-0％）、撤消数量限制及非关税壁垒、取消对外资的障碍等为内容的共同有效特惠关税（CEPT）计划的协定。关于作为重点项目的关税率的下调，在1994年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做出了2003年前完成下调的决定，进而在1995年12月的第五届首脑会议上达成了在2000年之前对尽可能多的品种下调至5-0％的协议。关于投资，在1998年12月的第六届首脑会议上决定在2003年（越南和老挝为2010年）之前在加盟国之间实施投资自由化，进而在1999年3月的“东盟投资区（AIA）”第一届部长会议上也就2010年以前对来自非加盟国的投资提前实施自由化达成了协议。
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将会越出作为局部试验场的出口加工区，在整个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东南亚有一直走典型的外资主导型面向出口工业化之路、全国实行出口工业区化的新加坡，也有像马来西亚那样面向出口工业化逐渐向进口替代地区外扩展的国家。东南亚可以说是预支实现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亚太地区的将来。在引领着东南亚高速增长的出口加工区，作为对外国资本的奖励之一，实行了对女工过半的工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工资水平等劳动条件的降低。如果亚太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意味着向具有这种事实的整个出口加工区扩大，那么在整个地区形成出口加工区的过程中，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移动，可以利用各国间的工资差距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其结果无论对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会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给予极大的冲击。
但是，比起以跨国企业为首的进入加工区的企业的方针，接受国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条件和劳动条件有更大的关系。80年代以后，在建设出口加工区和转换为面向出口工业化中领先的新加坡在试图从工业化的劳动密集阶段转移到资本=技术密集阶段的过程中，刚要缩小的收入差距重又扩大，吉尼系数提高了。与人口规模相关，高收入的工种和低收入的工种都依赖于外国工人—前者是发达国家的专业工人，后者是来自周边东南亚各国的劳工，这种倾向已很强烈，还产生了新的摩擦。资本的全球化正在急速地进行，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巨大企业主导下进行着重组，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世界规模的竞争趋于激化的过程中，东南亚各国是否能够利用外国资本=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牵引力，并以此求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今后将受到注目。
（原载北原淳等著《东南亚的经济》，日本世界思想社，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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