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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建设时期（党史上称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最有开拓意义而又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既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又出现了失误，对中国建设事业起了积极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曾一度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既历史地、充分地继承了毛泽东在十年建设时期提出的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思想，也审慎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其不科学的失误方面，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变化着的国情与世情予以创造性的开拓与发展，实现了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成功接力。
一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者的思想，他们的经济理论侧重于战略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通称“大经济观”。毛泽东在谈到他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知识时说：“到现在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 〕邓小平也曾经这样指出：“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也是我提出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2〕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方面”、“细节”、 “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其实属于技术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而所谓的“制度方面”、“生产关系方面”、“政治角度”则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他们的经济理论属于这种“大经济观”的特点。
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比较着眼于宏观整体及其在未来变化的发展趋势，总是设法在观念上建构事物变化发展的模型，为人们的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十年建设时期，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
一是，在我党历史上较早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提出，中国应该在经济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否则将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半年之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奋斗目标。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他首次提出了“四化”概念。他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毛泽东这个思想后来被确定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实现“四化”的愿望在毛泽东晚年一直没有动摇过，问题是沿袭了战争年代搞阶级斗争的成功经验，采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而没有找到切实有力的新形式去付诸实施，终究是“壮志未酬”。
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后坚持了毛泽东这一我国经济建设战略思想。他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当作“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同时摒弃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模式，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二是，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过程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规律。毛泽东在1957年初提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一百年时间，并且要分几步来走”。之后，他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分成两个大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他进一步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已经在我党历史上较早地触摸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的“阶段性”规律。
毛泽东还揭示了我国经济建设过程的长期性规律。他在十年建设时期初就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一百年时间”。经过“大跃进”挫折之后，他这方面的思想更加成熟。他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性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另方面，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又说：“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邓小平坚持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这一经济思想，使之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前提之一。这集中表现在：一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成过程“分阶段”发展、“要一百多年时间”在思维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越过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大过渡”误区。二是他科学规划了我国经济发展“三部曲”战略，从而使我们的战略目标更加量化、更加接近国力，富有科学性、可操作性。三是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台阶论”。他认为“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主张“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在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模式思想的失误，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上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轻生产力。他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民公社”。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3 〕其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他在1958年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中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占百分之七十。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于是，他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归结为“完成全民所有制”，而把生产力方面降到次要位置。“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穷过渡”就直接受到这一“社会主义标准”思想的影响。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提出“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二是，忽视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即生产社会化（分工化）和社会成员职业（专业）化。毛泽东在50年代末提出，“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一体化”，政社合一。要求每个社会基层单位都办成“小而全”或“大而全”的自给自足型的小社会。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的错误，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领袖，……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4 〕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优势论”和“本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真正优势”一方面在于“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模式中的生产力比重，克服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论中的空想因素、使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二
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论在十年建设时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即方法论。其经济思想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思路。早在“一五”计划后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战略思想。后来，他把这一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概括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这一经济战略思路，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三中全会以来继续毛泽东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以苏为鉴”的课题，同时向全党提出“以资为鉴”，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再认识”。从而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拓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二是，“商品生产可以看成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工具”的思想。这是十年建设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可贵的闪光点。他在50年代末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过程中结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历史，批评了斯大林在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提出了两个可贵的思想：第一，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周围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并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范畴。从而确立了判断一定商品生产“姓社姓资”的客观标准。第二，商品生产“工具论”。在毛泽东看来，商品生产形式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工具”，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顺着这一逻辑，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离析开来，并把这种经济形式看成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工具，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晚年不适当地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商品生产因其在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自发性”弊端当作“资本主义”而同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从而使这些闪光的经济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理论威力。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了毛泽东这一经济思想中的个别误区，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手段论”与毛泽东商品生产“工具论”有着何等的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三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的思想。毛泽东在十年建设时期批评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的形而上学错误，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动力学说。他从“矛盾动力学说”出发，主张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为纲。他初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并且为解决这些矛盾作了艰辛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晚年除了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之外，没有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新路子。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以来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继承了毛泽东的“矛盾动力学说”，克服了毛泽东晚年的局限性，紧紧抓住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纲”，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克服了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二律背反”的理论误区，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并且作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第二，克服了毛泽东晚年把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社会体制混同、以“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形式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模式，科学区分了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这两个不同范畴，形成了以体制改革形式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新思路。
毛泽东在十年建设时期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上的失误，主要在于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经验论”。这就是指离开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省市委书记会上说：“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要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令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在完不成中得到教训。”这种“从实践中找经验”、“在完不成中得到教训”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提倡缺乏科学依据的盲目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败，其教训也在这里。毛泽东的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本国范围内，对借鉴和研究世界各国发展现代文明的间接经验则很少。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些局限，大张旗鼓地提倡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二是，没有全面地正确处理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关系与道德关系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片面推行“政治挂帅”。他说：“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死人，还能那样做。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懒汉，评级主义才出懒汉。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在这里，他把“道德高尚”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对立起来，并通过“道德高尚”即“政治挂帅”去推动经济建设事业。顺着这一“逻辑”，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片面批评苏联实行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和“物质鼓励”制度，认为这“实际上是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时期的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理论上的这一误区使得“文革”时期人们谈“利”色变。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并且推行“部分先富”政策，同时强调把个人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把“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统一起来。
三是，“群众运动论”。毛泽东主张经济建设要“大搞群众运动”。他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正是这种“群众运动论”的一种直接“实践”。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此作了大调整，强调经济建设要尊重物质条件和经济规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反对“大起大落”；尊重科学和人才，发展科教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高科技含量，不搞“运动群众”。
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以来之所以能够辩证地承继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有益经验，克服毛泽东探索中的历史局限，实现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之路的成功接力，就在于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世界政治格局已经从两极转向多极、从冷战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主观条件具备，经过3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挫折反复实践锻炼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走向了成熟；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的政治人生经历及其熟谙国情世情的渊博知识，使他具备了集中全党全民集体智慧、统率全党全民实践的雄才大略。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82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116页。
〔3〕毛泽东在1958年8月19日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5〕《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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