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语言学的论述和对当代语言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语言学论文,论述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多处论述了语言学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语言的起源、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和思维、语言结构和系统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方言的界限和模糊论，以及词义的发展等问题。本文分12个方面来论述马、恩有关语言的思想，说明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对在语言研究上背离马、恩所论的原理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语言学 系统论 模糊理论 类型学 庸俗社会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简称马恩）关于语言学的论述可分为14个方面。第一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词源学”将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二方面“语言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已发表于《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本文所论为其他12方面。
一、系统论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只是孤立地比较单个的词及其语法形式，所以被后人斥之为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将上述语言现象看作像单个的原子一样，而没有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这一缺点为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所克服。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下面简称《教程》）虽然被公认为结构主义的开山之作，但他只一处用了structure （结构）一词，在其他地方用的都是systeme（系统）。 他强调语言是一个系统，共时语言学应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个别语言现象。他在《教程》第二编第六章中说：“实际上，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需的对立。”索绪尔在这本书中七次谈到语言系统，两次谈到语音系统，一次谈到文字系统。
1932年正式提出“系统论”这个术语，将它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和理论的学者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特朗菲，但是现在不少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一些中外学者——包括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系统理论的先驱和奠基者。拉法格曾经谈到，马克思特别善于系统地研究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他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看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组成部分。‘……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个别的离开环境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不断运动的世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便是体现系统原理和方法的典范。”〔1〕
钱学森指出：系统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取得了哲学的表达形式”。苗东升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接着说：“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永恒发展的观点是系统论思想最核心的内容。”〔2〕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系统”的另一译法——伍），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3〕
正是受了系统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语言学家在谈论历史比较方法时，强调应考虑整个系统。例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梅耶（1866—1936）在其名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说：“就系属已经确定，并且按照一定方法研究过的各组语言来说，对它们进行比较，就是在它们之间构拟出一种原始的‘共同语’……。这并不是提出语言之间的一些局部的对应之处。语言内部每一项事实都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当把一件琐碎的事实和另一件琐碎的事实拿来比较，而应当把一个语言系统和另一个语言系统相比较。”〔4〕
遗憾的是这种忽略语言的系统性，仅根据两种或几种语言中几个词在语音和语义的偶然吻合，就断言这些语言同源或这些词是同源词的做法，至今在语言学界还偶有所见。
系统论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对19世纪末音位学的建立也有重大的意义。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音位学著作是1939年出版的用德文写的《音位学原理》，作者是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特鲁别茨柯依（1890—1938）。他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在一切科学中都有用结构主义取代原子主义，用普遍主义取代个别主义的趋势。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科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5〕20 世纪“音位学”被改译为“音系学”（即音位系统学），也突出了系统论思想对这门学科的巨大意义。姚小平考证了索绪尔的系统观同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1767—1835）的系统观的渊源关系〔6〕。可见系统论是从19世纪一直贯串到20 世纪的一条重要原理，在这一原理的传播中，马恩的上述论述起过一定的作用。
系统论的思想在语言学中特别容易被人接受，绝非偶然，因为语言特别符合系统论的五条基本原理：“整个自然界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着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任一客体都是由诸要素以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相应功能的系统”，“自然界是由不同层次的等级结构组成的”，“自然界的任一客体都是动态的开放系统”，“自然界处于永不停息的自组织运动之中”。〔7〕
鲁品越在《〈资本论〉中的系统思想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 期）中力图发掘《资本论》中尚未被现代系统论发现或明确论述过的系统思想，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表层结构决定深层结构的思想（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这两个术语）。这指的是商品系统（表层系统）不过是生产关系（深层系统）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表层系统）不过是经济基础（深层系统）的反映。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也揭示了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深层结构决定表层结构。前者指短语和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的语法关系，这些关系不能直接从短语或句子成分之间表现于实际言语的线形序列（即表层结构）中看出来。当然，乔姆斯基的深层和表层结构同鲁品越所概括出来的《资本论》中的同名结构性质迥异，但其中也有类似的地方。我们不排除鲁品越的表述受乔姆斯基术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乔姆斯基在其名著《笛卡儿语言学》（纽约、伦敦版，1966年）91页注〔51〕详细引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44年）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的有关段落，说明乔姆斯基对马克思的这两部重要著作是有所了解的。
二、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质
《资本论》阐述过语言的本质。在谈到名与物的关系时，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布，我对他还是一点也不了解。同样，在镑……法郎……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
这段话指出了词与物之间的约定俗成的性质，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等于为历史上曾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做了小结。具体词的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就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欧洲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曾争论过这个问题。一派学者认为事物的命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或者说是按协商、习惯或规定；一派学者认为事物的命名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他们力求找出这一本质是如何决定事物的名称的，这导致了前科学期的词源学的诞生。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得最详细的最早的著作是柏拉图（前427 —前347）所著《克拉底洛对话集》。
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编谈到“语言符号的性质”时，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即约定俗成性）是其首要特征。他还承认在这方面也接受了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1827—1894）有关符号任意性的思想。遗憾的是，我国有个别青年语言研究者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质同语言中词的理据性（motivation）混为一谈，并据此批评索绪尔。这是有违马克思和索绪尔论述的本意的。
三、语言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使用对象当作价值规定，本来就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的社会的产物。”这一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的观点，比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房德利耶斯（1875—1960）提出类似的观点早半个多世纪。当然这两个人属心理社会学派，马克思同他们的根本立场是不同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篇第5章第1 节中说：“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断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在几页后的脚注中他指出：“托伦斯上校在未开化人的石块中，也发现了资本的起源。他说：‘他用石击他所追逐的野兽，用棒击他用手不能摘到的果物。在这种最初的石和棒上面，我们看见了，他是为要获取别一物而占有一物。这样，资本的起源就被发现了。’由这个最初的棒（Stock）， 我又好像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这个词会与Kapital（资本）成为同义的。”的确，德语的Stock既指“棍”、“棒”、“树根”， 又指“基本资金”、“库存”、“股票”、“股份”。英语的stock也指“树干”、 “根茎”、“库存”、“股票”、“公债”，还指“牲畜”。据此可知，英语中stock的“库存”等意义（后来才引申出“股票”、 “公债”等意义）当系后起，更早的意义是“牲畜”，因为牲畜曾经是一般价值形态的体现物。
恩格斯曾将人类现实生活中残存的原始社会的遗迹叫做“社会化石”。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语言看作一种特殊的“化石”，根据它去追溯人类远古的历史。马克思上面这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证；它等于是从语言和经济的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
《资本论》中还重申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讽刺：“社会如要驱除‘苦恼它的一切不便’，就让它去驱除一切不好听的语辞，改变语言，并且为了这个目的，申请大学院，把它的字典改订一个新版就行了。”这段话无异于对当代语义哲学派（即最极端的语言决定论）的批判，因为该学派认为一切社会矛盾和斗争都来源于社会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个词（如“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的理解迥异。这种见解有违语言的社会本质的观点，即使用同一语言的社团对该语言的词的理解从本质上说是相同的，否则语言无法成为社会的交际工具。
四、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
个体发生现象能为系统发生现象提供重要的证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人的胚胎的初期同鱼、龟的胚胎惊人地相似，反映了动物从水栖到陆栖，从爬行到哺乳的演变过程。同理，“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
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类似的思想在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1834—1919）的著作中，在著名语言学家卡尔·比莱尔（1879—1963）的《儿童智力发展》（德文版，1918年）中都有过表述。比莱尔在该书中说：“儿童提供了我们得以观察语言在其诞生时的状态的唯一机会。”海克尔、比莱尔比马恩年轻，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受过马恩的影响。
意大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维科（1668—1744）曾指出：现代野蛮人，特别是儿童的心智变化最能说明人类思维的形成和发展〔8〕。 然而，我国语言学界首先接触的正是马恩著作中所表述的上述思想。我曾根据上述原理论证：既然儿童先有意识和思想，后有语言，原始人很可能也是先有意识和思想，后有语言；既然儿童言语的形成经历过独词句阶段，即不分词和句子的阶段，人类祖先的语言也很可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不论人的……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我看这种论断未必正确〔9〕。
五、模糊理论和方言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
我国数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进美国学者扎德的模糊理论以后，学者们于是经常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因为它是对客观世界存在的模糊现象的精采概括。在哲学界第一篇全面论述模糊性的文章是罗素的《论模糊性》（1923年），第二篇是英国哲学家布莱克写的同名论文（1937年）〔10〕，这比上引恩格斯关于模糊性（虽然他没有用这个术语）的论述（写于1873—1886年间）晚了近半个世纪。
年轻的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到：英国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超额利润，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每天十二小时以上，遭到了工人的强烈反对。于是，英国议会不得不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我在《模糊语言初探》一文（《外国语》1979年第4 期）中曾引此例说明时间的模糊性：“从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夜间’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是不明确的，‘夜间’有多长时间？从几点到几点算是‘夜间’？这的确是个模糊概念，英国资本家钻了这个空子，把夜间的时间规定得很短，以便尽可能地延长日间的劳动时间”。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明了“早晨”、“傍晚”等时间词的模糊性质。我对时间词的模糊性的认识最早正是从恩格斯的上引著作中得到的启示。
恩格斯说：“无论谁，只要他哪怕是肤浅地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言或普罗凡斯文学，都一定能立即看出，伦巴第民间语和皮蒙特民间语与普罗凡斯语非常近似。……很难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确切的界限。”〔11〕用现代模糊语言学的术语来表达，恩格斯这儿所说的事实上就是相邻方言或语言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而不是像刀切那样截然分明。方言同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普罗凡斯语到底是一种独立语言抑或不过是法语的一种方言，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正是这种模糊性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许多成分可以相互渗透，为什么方言经过历史演变，可以上升为独立的语言，为什么一种语言可以像恩格斯所说，演变为许多种方言，以及为什么不同语言在历史上会产生融合。
恩格斯关于方言或语言界限的模糊性理论现在已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虽然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他一百多年前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与后人吻合，令人敬佩。恩格斯不仅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法和普罗凡斯文学，而且熟悉方言。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对法兰克方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恩格斯称为方言学家。只可惜由于我国语言学家很少有人懂得法兰克方言，以致他的这一研究没有对我国的方言学产生应有的影响。
六、语言的阶级分化
恩格斯在上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然而，由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根据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俄译本的一个错误译文（将拉法格著作中的法语词“la vulgaire[通俗语言]”误译成了общенародныǔ язык[全民语言]），得出结论：“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其实，拉法格在上引著作中从未谈到“全民语言”，反倒是多处谈到语言的阶级分化）。以致自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几乎没有人再敢谈论语言的阶级分化，更说不上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是美国人从事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开创了“社会语言学”这门新的学科。（详见拙文《正确理解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外国语》1981年第4期）。
我在这里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意在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恩格斯的上述正确观点没有受到重视，以致在语言的社会分化研究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七、语言类型学
马克思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的语言所共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2〕
这句话有三方面的意义：（1）体现了语言平等的思想， 这对那些蔑视少数民族语言和（或）不发达民族的语言的人（这样的人并非个别）是一付清凉剂。（2）说明世界语言之间既存在共性，也存在个性， 这正是20世纪新诞生的一门学科“语言类型学”赖以建立的基础。（详细阐述见拙文《论语言的类型对比》，《外语学刊》1984年第4期）（3）我国有个别中青年将汉语的特点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或者说“语言之间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通约的”〔13〕。这种说法违背了马克思的上述正确论断，不利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
八、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演变
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写信， 说“在德语和北欧语中的‘一般’（allgemeine）不过是‘公地’的意思，而‘特殊（sundre,besondre）不过是‘从公地分离出来的Sondreigen（私人财产）’”〔14〕。这个例子揭示了抽象词语绝大部分来自具体词语这一词义演变的重要规律。的确，德语的besonder（特殊的）来自德语词sondern（使分离），它同英语词sunder（切开）是同源词〔15〕。
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证明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例如，汉语的“深”、“浅”原指水的深浅，所以从水旁，后来才获得泛指意义；俄语的цвет（颜色，复数цвета）与цветок（花朵，复数цветы）同词根，说明泛指的颜色本是来自具体花的颜色。汉语的“红”、“绿”、“紫”、“绛”、“绀”等表示颜色的字从义符“糸”，说明原本指具体丝织品的颜色（详见拙文《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演变——比较词源探索》，刊《学语文》 1984年第3期）。
九、语言的起源
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对语言学家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经常被语言学著作所引用，因为它指出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而肃清了语言神造说、天赋说等唯心主义观点。然而，恩格斯事实上只解释了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并没有回答语言究竟是从什么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有人认为产生于人的摹声，有人认为产生于人的感叹声，有人认为产生于集体劳动中的有节奏的喊声等）。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史前史，迄今还没有找出任何科学的证据，所以至今还是个悬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综述可参看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百科知识》1986年第6、7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还谈到，“分节语的产生”是人类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主要成就”。这一论断对语言学家研究人类语言（即分节语，区别于动物的分不出音节的叫喊声）起源的时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十、文字问题
恩格斯不仅非常重视语言学，对文字也始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6〕可见恩格斯将拼音文字的发明作为划分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多么重视文字的作用！
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中用一页篇幅叙述了公元3世纪至16 世纪日耳曼人所使用的一种古文字——鲁纳（Rune）文字〔17〕及其起源与消失，可见他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非常重视这个民族所使用过的文字。
十一、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
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8〕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恩格斯又十分明确地反对将这一原理庸俗化。他在该信中接着指出：“要从经济上说明……高地德语的辅音音变的起源而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9〕
遗憾的是，我国有个别人将汉语的某些特点生拉硬拽地与某些民族文化特征相连；这同恩格斯所批评的将语音变化同经济相连，其性质都同样是犯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例如申小龙在其《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17—220页说：“汉语语流中单位实体的弹性，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毛笔的弹性……联想到中国筷子的弹性。”“这种民族文化通约性在民族语言分析中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科学性（？）。”有人说：“汉语语法的简约性和汉人俭朴实用的价值观……有一定的联系。”我国个别人提出的“文化语言学”之所以不能成立，正是因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音和语法及其演变是不能直接从文化中探索根源的，否则就很容易滑到庸俗社会学的道路上去。这是我们所读到的国外语言文献中没有、也不承认这样一个学科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绝不等于说，我们不应从事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语文建设》1992年第8期发表的一篇文章， 从马恩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正确结论推出错误的结论：“绝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社会大多数成员”“无需”“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对这种错误观点（虽然不属庸俗社会学性质）上引拙文《讨论语言和文字问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已进行了批评。
十二、命名理论
命名理论（theory of nomination）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项热门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经典作家提出过下述观点，它们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名称绝不是从悟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这说明恩格斯在命名理论中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在同书中还说：“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不少语言中表示数目的词或字都同手指有关，可以作为恩格斯上述论断的证明。以汉字为例，“一”、“二”、“三”分别表示一到三个指头；
象二指至四指形。至今在某些地方还有以食指直伸代表“十”的习俗。拉丁语中Tuos digitos novi（我知道你很会计算）中的digitos与digrtus（手指，脚趾）同词根。不少语言中用手指、手、臂作为度量单位，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拉丁语的digitus（手指）引申指罗马寸，为罗马尺（拉丁语为pes，其本义为“脚”）的1/16。又如汉语中一个手指头的宽度叫“一指”，可用来计算深浅宽窄等。此外，汉语的“指示”、“指挥”、“指引”、“指点”、“指导”等词用“指”作为词素，也能充分说明“手指”在构成抽象词中的巨大作用。
（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有机化学中， 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么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表明这个系列的名称（烷烃等等）。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马恩的系统论思想在命名理论中的反映。这一思想在索绪尔的《教程》（中译本第160页）中也有所阐发。他说：“语言既是一个系统， 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索绪尔还举棋局为例，说明每个棋子的“价值都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因此语言的运行和下棋“两者都使我们面临价值的系统”。不过，他说“要描写某一棋局，完全用不着回想十秒钟前刚发生过什么。这一切都同样适用于语言，也适用于历时和共时之间的根本区别”。这对象棋来说大致是对的（我之所以强调大致是因为下一着棋却取决于现在的棋局，可见对象棋来说，也不能完全割断共时和历时），对语言则不然。语言的共时描写和分析有时必须求助于某种语言现象的来由，将共时和历时截然断开是不科学的，不可能的。例如，汉语中的所谓离合词，如“洗澡”、“睡觉”之所以可以分开，说成“洗了一个澡”、“睡了一觉”，反映了汉语从古代以单音节词为主的结构向现代以双音节词为主（指单、双音节词在全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不是指二者在话语中出现的频率，在汉语日常生活用语中，单音节词的出现频率约61%，双音节词约37%）的结构的转化。离开了历时的分析，就很难说明离合词这种现象以及它为什么不同于“读书”、“写字”这类结构。
尽管索绪尔的价值理论有上述缺点，但他关于语言单位的价值同语言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观点至今仍是完全正确的，它同上引恩格斯关于名称的意义取决于系列的位置的论述，其精神完全一致。索绪尔承认他的“价值”（valeur，英语词value[价值] 是法语借词）这一概念是从政治经济学中引入的。他在《教程》（中译本第118 页）中说：“在这里（指在语言中），正如在政治经济学里一样，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它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
索绪尔的《教程》第四章的题目是“语言的价值”，其他地方也多处用到“价值”这一概念。这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在他以前（语言学界）没有人谈论过价值问题，虽然在惠特尼的著作中有接近这一观点的论述。索绪尔自己也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他说在他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符号概念对系统概念的依属性”〔20〕。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现在有人完全歪曲了上面引用的索绪尔关于劳动和工资，能指和所指的那段话，胡乱批评了“索绪尔肤浅地用经济学上的‘劳动’与‘工资’关系提出语言学上‘所指’（概念）与‘能指’（音响形象）”，“表面地、片面地从经济学的‘劳动’与‘工资’的关系，提出了语言学的‘能指’和‘所指’关系（这两句话都有语病），于是对普通语言学、普通文字学，特别是对汉字汉语研究和汉语文教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形成了障碍和危害”。“这就使现代语言学陷入僵化枯槁的境地”〔21〕。
上述论断是完全错误的。索绪尔明明说“在这两种科学里涉及（的是）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根本不存在套搬的问题。此外，索绪尔在其《教程》（中译本158页）中谈到，在语言中， 声音和思想不可分割，正如一张纸不可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因此他将所指和能指同劳动（应改为劳动力，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往往混淆这两个概念；对此徐德江反倒未能指出）和工资相比较，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二者密不可分。但是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的关系却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迥异，不同于纸的正反两面。至于徐说索绪尔的价值学说对一系列学科形成了障碍和危害，更是毫无根据。受索绪尔的价值理论影响， 发源于法国， 特别是德国的配价理论（ valency theory,valency与value[价值]是同源词， 在德语中这两个词用一个词Wertigkeit表达），在国外语言学获得蓬勃发展〔22〕。只有对现代语言学知之甚少的人才会妄言“现代语言学陷入僵化枯槁的境地”。
（3）恩格斯说：“ religion（宗教）一词是从（拉丁语）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23〕。这段话说明要区别religion的词源意义（捆绑）和现代意义（宗教）。区别这两种意义至今对语言学还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不仅我国古代的不少训诂学家，甚至直到今天我国有些语言学家仍不区分词源意义和现代词义。（详见拙文《传统语言学某些著作的一个缺点》， 刊《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收稿日期：1995年7月6日
[＊] 本文是作者多年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的成果，本刊现予发表，以此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注释：
〔1〕陈瑞林：《经典著作的翻译与系统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2〕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第1章第3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此章还简介了中西古代的朴素系统思想。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4〕转引自岑麒祥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第12页， 语文出版社，1992年。
〔5〕见他所作《现代音位学》， 载巴黎出版的《语言心理学》第245—246页，1933年。
〔6〕姚小平：《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 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
〔7〕魏宏森：《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 刊《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8〕龙育群：《历史哲学：维科的贡献》，刊《求索》1991 年第5期，第53页。
〔9〕详拙著《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1986年第1版，1990年增订2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10〕详见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11〕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13〕这两句话的出处和我对它的批评见拙文《表示“明天”“昨天”的词的类型学研究》，刊《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14〕《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21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5〕见德国1972年出版的G.Wahrig《德语词典》对这几个词所做的词源注释。
〔1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该书将德文原文的Buchstabenschrift误译为“文字”。 我在《北方论丛》1993年第3 期所刊拙文《讨论语言和文字问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中批评了这一译法，因为我国的甲骨文和古代埃及、印度、亚述、巴比伦等地的文字的产生都大大早于冶铁时代。在甲骨文中“铁”这个字还没有出现。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19卷第521—522页。此译本将鲁纳文字误译成“鲁恩文字”。
〔18〕〔19〕〔23〕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中译本漏译“辅音”这个十分重要的词。这儿的辅音音变指的是语言学中著名的“格林定律”。
〔20〕引自H.A.斯柳萨列娃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0年）所写的导论第21页。
〔21〕见徐德江：《汉语文教学与索绪尔的贡献和局限》，刊《汉字文化》1993年第3期。此文还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例如把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误说成“语言学之父”。 其实科学的语言学连同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这个词都是早在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前半个世纪便已诞生。
〔22〕配价论的一个原理是：“一个句子中的各个成分相互之间处于某种依属关系”（见Thomas Herbst 等三人著《格林的后代——当代德国语言学中的几个论题》，第32页，朗曼出版社，1980年）。这说的是组合关系中句中成分的相互依属关系，同索绪尔说的聚合关系中的词的相互依属关系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系统论思想在组合和聚合两个平面上的反映，所以“配价”和“价值”在德语中用一个词表达，尽管valency（配价）这个术语是法国语言学家吕西安·泰尼埃尔（1893 —1954）从化学中引进语言学的（见上引《格林的后代》第3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0页。按拉丁语的veligare义为“捆绑”、“套牛”、“驾马”、“固定”，中译文有误，但这并不影响本节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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