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蔡锷论文,小凤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因为比较严肃的历史论著似乎都不愿深谈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1914至1915年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南城陕西巷云吉班一位自称“小凤仙”的风尘女子。这在那个年代本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寻常小事，据时人说：“北人视狎妓为极平常之事，父子兄弟可以同往，不过借之以销长晷，未必尽有醉翁之意，故人人趋之若鹜。”①但因这事正好发生在蔡锷京津脱险，海天万里，间关入滇，发动反袁称帝的惊天大事之前，于是便成了各种社会媒体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就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蔡锷这时确与小凤仙有所交往，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当时无论民间还是官场，对于此事均有传闻。不过，在蔡锷逝世以前，却没有发现关于此事的任何直接记载，甚至连“小凤仙”三个字也不见于各种报刊，仅仅偶尔见到事态明朗化以后，才能理解的零星半点暗示性记载而已。如与蔡锷暗中有联系的欧事研究会成员1915年10月10日创办的、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上海《中华新报》，就曾在蔡锷逝世以前含糊其辞地报道过蔡锷是“变服乘骡车出京”的。②稍后，《香港时报》也在一篇时评中提及：蔡锷终于“天相豫州，犹能脱离曹阿瞒之圈套，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吾为蔡氏个人庆，吾为吾党前途贺也。雪巾车之耻，鞭平王之尸，勖哉。”③两则报道都没有直接说出小凤仙的名字。据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哈汉章后来说，前者是他和刘成禺、张绍曾、丁槐等人在蔡锷离京后为洗刷他们与此事有关的嫌疑，故意“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的假消息。④如无哈汉章这事后的说明，后人很难明白这两则报道的真正含义，更难以知晓后者所云“巾车之耻”，实际指的也是上述《中华新报》所报道的假消息。所谓“巾车”，就是“有车衣遮盖的车子”，暗指蔡锷当日离京乘坐的是小凤仙的骡车。
但是，自191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以后，小凤仙的名字和形象便开始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和戏剧舞台上了，并由此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个人迄今所见，在报刊上第一次明确提到小凤仙三个字及其与蔡锷关系的文章，是署名戒甫的作者撰写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它发表在蔡锷逝世后的第四天，即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的《文艺丛刊》上；在戏剧舞台上第一部涉及蔡锷与小凤仙关系的剧目《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也是1916年11月12日这一天，在上海《申报》刊出民鸣社的大幅广告，说“十七夜准演双出好戏，《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其广告词曰：“共和民国得蔡先生而更生，洪宪皇帝为蔡先生而竟死，凡我国民方冀先生身任艰巨，利民福国，不料先生从此去矣，痛哉。本社因即择先生如何反对帝制，如何寄情声色，如何摆脱侦探，如何出险起义，如何被刺不成，如何血战入川，如何再造共和，一一演诸舞台之上。我人〔国〕之人痛先生之死，若人人见蔡先生之事，而人人志先生之志，民国不死，则蔡先生虽死犹生，得不死矣，可不观乎？”紧随其后，民兴社也预告“念一（二十一日）晚准演双出好戏《蔡松坡》”，表示会“将蔡先生在京如何被帝制派监视，如何遣眷脱身，如何入滇举义，如何得病，一一演将出来”。⑤而笑舞台则推出新编歌剧《筱凤仙哭祭蔡锷》，说“筱凤仙与蔡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定于（十二月）十一夜开演。”⑥蔡锷家乡湖南新剧社也不甘落后，随即于《长沙日报》刊出广告，说准于12月16日在长沙育婴街上演“政治新剧《蔡松坡》”，剧中人物包括袁世凯、袁克定、蔡锷、唐继尧、小凤仙、小凤仙的母亲、云吉班主等数十人。⑦小凤仙的名字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在各地戏剧舞台和报刊媒体上的。而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能如此神速搬上舞台，也说明他们的交往，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否则，何能在蔡锷去世仅仅四天，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写出剧本，完成排练，公开上演呢？
蔡锷的逝世，揭开了他与小凤仙话题的历史序幕，此后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文艺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依据新的价值观，重提他们这段往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以《英雄美人》为题再次将其搬上舞台。⑧1948年，又有人写就三幕历史剧《袁世凯》，述及蔡锷如何逃出北京。⑨1950年代以后，我国内地虽一度失声，而台港澳地区却热度不减，1953年香港推出电影《小凤仙》，饰演小凤仙的李丽华一炮打响，成了耀眼的电影明星。1981年10月，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拍成电影《知音》，在全国各地上映，风靡一时，扮演蔡锷的王心刚还因此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与此同时，以此为题材的各类戏剧节目，如话剧《一代风流》、同名京剧与越剧《蔡锷与小凤仙》、其他剧种《大将军与小凤仙》，等等，也在各地纷纷上演。稍后，刘晓庆又集资拍摄了由其亲自饰演小凤仙的电视连续剧《逃之恋》，长达30集。这些戏剧影视节目，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感染力量，不但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彩，也使小凤仙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众多蔡锷“粉丝”，对这一历史话题津津乐道，谈论不休。打开Google（谷歌）网页，输入“蔡锷与小凤仙”6字，竟可搜寻到数万条相关信息。学术界的状况似较影视戏剧界略显寂寞，检视当今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如《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对蔡锷与小凤仙这桩历史公案几无只字提及。⑩但也有多种离不开这一话题的论著问世，仅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有多家出版社推出《蔡锷传》，并首次出版了专题著作《护国运动史》，至于相关文章就更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为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知音》和戏剧之余，能观其戏而知其人，“就历史写了《小凤仙其人》”、《再谈小凤仙》两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
这些戏剧影视节目和学术论著意在告诉人们什么？娱乐之外还有没有共同的思想指向？除少数学术论著对个别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外，多数舆论在主要问题上的认识似已取得一致，那就是小凤仙是“爱国名妓”，云南护国起义的“幕后人物”，蔡锷“最后靠了小凤仙掩护的力量，终究脱离樊笼”，“从北京到了……云南”，论起小凤仙“对于国家的功勋”，实在不下于当时的蔡锷，堪称“造时势的巾帼英雄”。(12)对于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则普遍认为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确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则佳话，富有传奇色彩”。(13)经过众多戏剧影视节目的渲染，这些基本看法更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以为这就是蔡锷和小凤仙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些共识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吗？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小凤仙和蔡锷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她掩护蔡锷脱险京津的吗？既然蔡锷与小凤仙一事历来是社会的热门话题，近年更是被互联网炒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那么，作为历史研究者便不能无动于衷，一味三缄其口，采取回避态度，或者模棱两可，搪塞了事，而应努力追求历史的真实，对其做出符合或者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否则，任凭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社会共识”不胫而走，久而久之，就会为某些好走偏锋，轻视有案可稽的文献资料，片面强调应从“历史传闻”中寻找“历史真相”的所谓“创新”高手提供更多的依据，使这桩历史公案成为更加离奇复杂、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这是我所以步人后尘，也来凑个热闹，谈谈蔡锷与小凤仙这个热门话题中的是是非非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戏剧影视作品并不是历史著作，作为艺术自有其追求票房价值，吸引观众眼球，进行虚构、加工、美化的理由，本文对此不予置评，仅从历史学求真求实角度，对蔡锷与小凤仙这一话题作一探求，权当抛砖引玉的个人意见，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小凤仙的身世
小凤仙这个名字，今天虽已家喻户晓，但人们对她的了解并不多，直到1981年10月，陈旭麓写了《小凤仙其人》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经过多种媒体的传播，才使更多的人有了如下的印象：(1)“她是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2)她在北京云吉班时的年龄，“当是一个17至19岁的姑娘”；(3)“她通文字，能阅书报，这是她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的地方”。(14)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可信度如何，还有什么新情况，并未深入探究过。陈旭麓这三个推论，基本来源于地理学家、佛学家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小凤仙传》和曾孟朴之子曾虚白所撰《曾孟朴年谱》。有学者指出陈旭麓所据两种“史料可以引用”，理由是张相文《小凤仙传》发表时间“最早，出版于一九一八年”，张相文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绝非‘稗官者流’”。而曾虚白则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况且“著名报人陶菊隐也承认《曾谱》为‘着实之笔’……所以，三者互证，可以结论”。(15)
这位学者的史料辨伪意识值得赞赏，但认为依据上述史料就可以下“结论”了，则不敢完全苟同。以最早的史料作为选用标准当然有一定道理，遗憾的是他未对张相文的《小凤仙传》是否真是发表“最早”，作进一步的调查，仅仅因它发表于1918年(16)，便轻率宣布为“最早”的。实际上此前的记载多了去了。据我查考，张文其实来源于江苏毗陵（今武进）早期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而李文又来源于前述署名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请看三文所介绍的小凤仙的身世何其一致。
张相文之文说：
小凤仙，钱塘人。父某清季为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厅靳不许。复携家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凤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媛也。(17)
李定夷文说：
京妓小凤仙者，杭产也。其父亲任前清武职，以案褫职，家道中落，乃携妻女至沪，市果饼以为生活。旋以食指太多，质女入乐籍。又因女尚年稚，为捕房干涉，禁止营业。遂举家北上，仍张艳帜，名小凤仙。凤仙貌殊美，面作瓜子形，容光白润，态度轻盈，临风玉立，遥望若仙，且工谈吐，精戏曲，解史书。(18)
戒甫文说：
小凤仙，杭产也……据谓（其父）曾任有清武职，以家道中落，携妻女鬻饼沪上，旋质女妓籍。已而，凤仙年过幼，见逐于英捕，遂举家北上。初至，客寥寥……凤仙面作瓜子形，色纯白，体态轻盈，远望若仙子。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开口颇损美观。然近询之自京来者，则云已易金牙矣。又谓凤仙去岁眷于蔡公，名始大噪，盖其时年已二八，玉立翩翩，且工谈吐，精戏曲，解书史。(19)
以上三文发表的时间，分别为：张相文之文，1929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李定夷文，1917年7月；戒甫文，1916年11月12日。发表最早的恰恰不是张相文一文，而是戒甫之文。可见，说张文发表“最早”是没有根据的，以此作为评判张文可信的理由自然不能成立。由此也说明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否则，即如张相文《小凤仙传》是否“最早”问世这样一个小小的结论也要出纰漏。综观三文内容，不仅意思基本相同，连文字表述也大同小异，其陈陈相因的关系，一目了然。唯一不同的是谭、张两文对小凤仙父亲如何“落职”未作交代，而李文却添油加醋，说是“以案褫职”，至于因何案而“褫职”则不得而知。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文均无只字提及或透露小凤仙的父亲是“旗籍”，陈旭麓仅依据曾虚白后来撰写的《曾孟朴年谱》中的说法，便断定小凤仙为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似有存疑的必要。
作者治学严谨，又是否能成为判断史料可信的条件呢？也须具体分析。一般说来，治学严谨之作，就像名牌产品一样，易让人放心。但严谨作者也只是不会有“造假”的故意而已，毕竟还要受到个人治学时间、精力、情感、环境等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出现某些不依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偏差也并非不可能。就张相文《小凤仙传》而言，除有关小凤仙的身世外，个人以为绝大部分内容都不能轻信（详见下文）。至于说《曾孟朴年谱》因其作者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则更有讨论余地。为贤者讳，是中国修史的传统，“家丑不可外扬”，至今仍相当有市场，子写父传，就一定不会作假？曾虚白写他的父亲如何对后来名声在外的小凤仙施救，乃是一桩好事、善事，当然不可能隐而不书，但夸大其词则未必不可能。所谓蔡锷对小凤仙有“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蔡知曾孟朴“跟小凤仙夙有渊源，因设法与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托，卒经先生从中劝解，成立了这段英雄美人的撮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20)个人以为就是十足的杜撰（详见下文），全然不可信。
这么说来，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是否意味着不可信呢？倒也不是，只是在辨析方法上存在缺陷而已。其实，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还是相当可信的。因为，第一，不是他杜撰的，有其史料依据，而且来源于堪称发表“最早”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第二，事实证明，《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的记述多数还是比较可信的。
首先，从文中所介绍的蔡锷的处事待人方式看，这位自署“戒甫”的作者似对蔡锷比较关注和了解，甚或还有过直接交往，起码是见过蔡锷。所谓“戒甫”，实际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先秦诸子、楚辞、金文学者谭戒甫，亦名作民，字介夫。他出生于1887年3月，小蔡锷5岁，湖南湘乡（今涟源市）人。1905年入湖南游学预备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10月11日加入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21)民国成立后，在长沙当过记者，办过报。他在文章中开篇即说：“蔡松坡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和易容众，未尝有迕色。然遇事认真，为广西干部学堂监督时，诸生好辨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已！窃虑其不永年也。而竟阏折，惜哉。”(22)谭戒甫既清楚蔡锷“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等外貌特征，又熟悉他的性格、脾气和处事行为方式等内在气质，可见，对蔡锷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
其次，谭文所记小凤仙以外诸事，除个别事实，如说蔡锷“阳与夫人反目，令携其二子出都”(23)，属道听途说之词，与事实大相径庭外（详见后文），基本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如以上所说蔡锷“生性静默”，“和易容众”，就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看法。与蔡锷一起发动1911年10月30日云南“重九”反清起义的李根源说过，蔡锷“沉默寡言，若有渊识”(24)。新共和党发起人、国会议员胡鄂公也有类似说法，蔡锷“居恒默默而寡言笑兮，大智渊乎其如愚”(25)。说明蔡锷的性格的确比较内向，话语不多。又如说蔡锷“爱才如命，随处留心。吾县龚君铁铮，深沉宁静，大蒙奖借。三年冬，为亟筹千元，先容与滇省某公，促其经营矿业。惜龚以他故作罢。迄去冬滇、黔事起，即连致三缄，嘱其在湘省响应。龚故以攻督署死。论者谓不负公特达之知焉。然亦足以见公之照奸熟计，殆预料有讨袁之一日也。伟矣哉。”(26)经查，龚铁铮与谭戒甫确系同乡，同为湖南湘乡人。所谓“去冬滇、黔事起……在湘省响应，龚故以攻督署死”，更是一点不假。乃指1916年2月21日，龚铁铮等数十人为响应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身怀炸弹，冒死攻击长沙汤芗铭将军署，龚与杨王鹏等27人被执，惨遭杀害一事。(27)再如说蔡锷平时喜下“围棋，精思妙著，眉色飞舞。观其作势，已知其娴韬略，而善战伐矣。”(28)也得到追随蔡锷多年的蒋百里的证实：“公身不魁伟，而绝有力。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29)这些事实足可说明谭戒甫评人论事，忠于客观事实，值得信赖。
再次，谭文所记小凤仙的身世，乃出之于小凤仙的父亲（实际是养父）之口，当有一定可信度。据作者谭戒甫说，他得知小凤仙身世的经过是这样的：“癸丑，予寓都门时，凤仙住陕西巷云吉班，豆蔻年华耳。亡友向君决庵，貌颇寝，为之制衣物百元，即膺殊睐。其母一日邀决庵至私室，晤其父，瀹茗谈身世。”而且还“劝决庵纳女为侧室，以终二者余年为请。决庵勿遽却之，未几南返。亡友喻君小南继往，每当游客疏阔时，能座谈数时取乐也。”(30)谭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人们，小凤仙的身世，并非他闭门杜撰，是他1913年在北京时，一位叫向决庵的亡友亲口告诉他的，而这位亡友不但亲自接触过小凤仙，而且所述小凤仙的身世还得之于小凤仙的养父之口。虽不能绝对排除小凤仙的养父有意打悲情牌，对小凤仙的经历，添油加醋，以博取听者的同情，但在辛亥革命前后这种大动乱的年代，像小凤仙这样因家道衰落而堕入风尘的事并不稀奇，因此，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所言具有真实性的一面。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其他史料可为佐证。谭文发表后不久，有人投书《盛京时报》，对小凤仙的身世，作了如下介绍：
凤仙张氏，河南人也，其父某粗习文墨，而不得入仕途。从增子固（按：浙江巡抚增韫，字子固）中丞充文书吏，在杭州数年。其母带携凤仙谒增太夫人，夫人甚宠爱之。辛亥革命事起，抚署被焚，增太夫人因惊惧逝世，增中丞已解职北归。凤仙一家遂贫无所依，于烽火兵燹之余，谋生无路，其母贷凤仙于杭州某伶学戏，乃凤仙坠落风尘之始。彼时才十二龄之雏女也。凤仙年幼音弱而色佳，某伶辗转之间，诱凤仙来北京营妓女业，隶云吉班，其父母均不知也。(31)
此文与前引《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虽有一大不同点，前文说小凤仙父亲任的是“有清武职”，而此文说是“从增子固中丞充文书吏”，但所述小凤仙堕入风尘的经过，却与前文大体一致，如说在“杭州数年”，辛亥革命后“一家遂贫无所依”，辗转到了北京，沦为云吉班“妓女”等，均佐证了前文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此文还提到小凤仙姓张，河南人，为其身世提供了新的情况。经查，时人的确认为她姓张，北京《国风日报》在一篇报道北京各界追悼黄（兴）、蔡（锷）大会的文章中就说过：“会中最可传为笑话者，为张氏小凤仙之挽联。”(32)可见，小凤仙姓张，而且是河南人，已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
至于小凤仙何以姓张，数十年后的1951年，小凤仙本人在沈阳拜见京剧大师梅兰芳时，曾作过如下自我介绍：
我的父亲姓朱，母亲是偏房，大老婆瞧我们不顺眼，母亲带我离开朱家单过。母亲死了，姓张的奶妈抚养我，所以我姓张。辛亥年，奶妈在浙江抚台曾[增）子固将军家帮佣，革命军炮轰曾〔增〕府，奶妈带我逃到上海，把我押给姓胡的学戏，到南京卖唱为生。十三岁那年，正遇张勋攻打南京，我跟胡老板逃回上海。以后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做生意，就认识了蔡将军。这时，奶妈从江西来京，找着胡老板……老蔡就出钱替我赎身，我才回到奶妈身边，仍在云吉班做生意。(33)
数十年后的自我介绍，竟与当年报刊称她为“张氏”不谋而合，而且所述家庭与浙江巡抚增韫的关系，由杭州至上海再到北京的历程，蔡锷舍得为她花钱等情节，也与前述诸文的记载颇相类似，说明她自我介绍的身世当基本可信。
至此，似可对小凤仙的身世给出一个较为可信的说法了。她祖籍河南，大约1899年出生于父亲做官的浙江杭州。本姓朱，因母亲为侧室，备受家庭歧视，后随母脱离朱家单过。不久，母亲也去世，被江西籍张姓奶妈收养，所以改姓了张。辛亥杭州宣布独立后，随养父母逃至上海，因生活无着，辗转北京，堕入风尘。与蔡锷相识时，尚是“二八”佳人，也就十六七岁而已。
三、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
如前所说，除了戏剧影视作品将蔡锷与小凤仙写成是一对情侣外，有些历史学家也明确提出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真是这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考察一下小凤仙的所谓“名气”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都认为小凤仙是“名妓”(34)，在此之前我也人云亦云在相关著述中做过这样的判断。此其一。其二，此事或许还与小凤仙能否结识蔡锷有关，因为小凤仙若在认识蔡锷以前就是“名妓”的话，说不定早就成了哪个达官贵人、豪绅巨贾的“独占花魁”，反而搭不上蔡锷这艘“客船”了。
据一位1913年4月至11月逗留在北京的文化人说，当时的北京城共有妓院“七十余家”(35)，妓女“不下千余名”(36)，主要集中在南城的“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小李纱帽胡同及东西皮条营是也”。又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为最多”。“陕西巷、韩家潭多南妓，石头胡同、百顺胡同多北妓”。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等三地虽“狭小湫隘，而游人则如蚁附膻”，热闹非凡。每当“入夜，则憧憧往来，络绎如市，一遇雨时，则车塞于途，挤拥不开，虽数十警察，亦目相视而无术。故警厅定章取缔，凡交下午六时，某胡同只准车入，不准车出，某胡同只准车出，不准车入”，可见“趋之者之众矣”。妓院大致分为三等，“最上者曰小班，次曰茶室，又次曰下处，惟茶室以下，非上流人所往”。(37)小凤仙既委身陕西巷的云吉班，自然也属于专供上流社会行乐的小班了。
但是，并非身处小班的都是“名妓”。按当时的标准，起码也要能跻身“学士”，甚至“博士”行列吧。前清旧例，北京花界“每岁春季，必经词客骚人将八埠胡同之花姐妹，遴其出类拔萃者，分为才、情、色、艺四科，品其优誉之次第，冠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称”(38)。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下旬，北京《民主报》有感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足以令人崇拜，令人倾倒者”，“一曰豪杰，一曰名花。革命风云起后，英雄豪杰已出现于新中国，而予吾人以崇拜之资矣”，而名花却“暗寂消沉，黯然无色”，表彰无人，湮没不闻，决定为北京八大胡同的花界举办一次选秀活动。这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次选秀，为凸现“万类革新”的民国新风，举办者决定不再沿袭前清旧制，褒扬胜出者为状元、榜眼、探花，而仿照西方现代制度，改称为“博士、学士”。对于“例当给予赠品”的博士、学士，也不“惟旧例鼎，甲类奖匾额”，而依“东西洋各国，凡得博士、学士学位者，均有证书，以彰荣誉”之义，“议定分别赠以徽章，以作证书”，并郑重声明“贿赂报酬，一概谢绝”。(39)但是，选秀标准，仍沿袭前清惯例，分才、情、色、艺四科，每科评出博士一名，学士若干。评选结果如下：才科博士金秀卿，学士7名，分别为洪月楼、马喜凤、沉香仙馆、花小芳、花湘容、金小红、金镶玉；情科博士彭月楼，学士7人，分别为石曼君、周金仙、苏巧云、花逄春、杨月红、姚蓉初、翠凤楼；色科博士花元春，学士10名，分别为洪红宝、刘俊芬、金牡丹、墨林轩、张玉凤、刘桂宝、李小青、鸿云仙、洪小云、万里红；艺科博士王子茹，学士9名，分别为张金福、花丽云、王金福、小菊仙、洪小素、鲍飞云、小阿凤、陶小翠、李翠喜。(40)总计各科博士4名，学士33名。据说，这次选秀还得到花界相当认可和好评，认为比较透明、廉正。3月2日，《民主报》在醉琼林举行颁奖大会，才科博士金秀卿在答词中说：“秀卿忝居才科之首，在贵报虽秉至公，在秀卿不免自恧。至品评各花姐妹，允称平允的当，洵足为花界昭明是非，以视彼挟爱憎敲诈为甲乙者诚霄壤也。”艺科学士鲍飞云也发言说：“从前花榜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腐败不堪。其操品衡者又全无公道，挟一己之爱憎犹其小端，索花丛之贿赂实为大弊，故其品花榜，即敲竹杠之代名词。又复书其令人鄙厌之匾，分送各花，不酬以金钱，劳以酒宴，又恐彼捏造雌黄，多方诬毁，故我花姐妹一闻花榜，无下攒眉恐惧，以当选为大不利。而今日《民主报》则品第既无偏私，颁赐谢绝报酬，公允光明，一洗从前恶风，谁不乐当选？故我花界以前之花榜为辱，而以今日之花榜为荣。飞云敢劝我花姐妹将从前所复之腐败匾额一概除去，尽带《民主报》所赠徽章，非但涤除旧污领新典，亦所以彰公道进文明。”(41)金秀卿、鲍飞云“金榜”题名，都是这次选秀的受益者，所言选秀如何公正，或许未必客观，但不管怎么说，小凤仙榜上无名总是事实。胜选名单中倒的确有一位陕西巷云吉班的，遗憾的是并非小凤仙，而是色科学士洪红宝(42)，可见小凤仙此时还只是云吉班中的一般风尘女子。
当然，也不排除选秀之时小凤仙尚未到京，或虽已到京而因资历太浅，尚无参选资格(43)，但如以才、情、色、艺为衡量标准，即使小凤仙已到北京，也参选了，其落选似乎也是正常的。所谓才、情、色、艺四科，归纳起来实际也就是才艺、情色两大类。先来看看她的才艺，如前所说，最早介绍小凤仙的谭戒甫说她“工谈吐，精戏曲，解书史”，张相文虽然全盘接受谭的某些说法，但对此说却似有一定保留，仅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显然降低了调门。现在看来，张的保留是有道理的，有小凤仙如下唯一留世的1951年的一通《致梅兰芳函》手稿影印件为证。该函全文如下：
梅兰芳同志：闻已来沈，不胜心快。今持函拜访。在三十四年前，与北京观音寺某饭店（名字记不住了），由徐省长聚餐一晤，回忆不甚〔胜〕感慨之至。光阴如箭，转瞬之间，数载之久，离别之情，难已〔以〕言述。兹为打听家侄张鸣福，原与李万春学徒，现已多年不见，甚为怀念。梅同志：寓北京很久，如知其通讯地址，望在百忙中公余之暇，来信一告。我现在东北统计局出版部张建中处做保姆工作，如不弃时，赐晤一谈，是为至盼。此致敬礼。
原在北京陕西巷住。张氏（小凤仙），现改名张洗非。
来信通讯处：南市区大西街德景当胡同门牌21号李振海转交张洗非。(44)
从这封信的语言表达和书写功底看，小凤仙的文化素质明显有限，不仅文笔谈不上漂亮，甚至还有错别字，诸如“不胜心快”、“回忆不甚感慨之至”、“望在百忙中公余之暇”等说法，也与“工谈吐，精戏曲，解书史”的评价相距甚远。的确如张相文所说，应只有能“通大义，阅书报”的水平。如此文化素质，所谓才艺如琴棋书画说唱等等，虽因迄今未能发现其他任何记载，不敢妄议，但云不致出类拔萃，大体不过分。
再说情色。从此次选秀者所公布的情科博士花元春、色科博士王子茹的评语，分别是“一片情肠涴〔宛〕如蚕茧，善用情，而不滥于情，诚为情科独秀”；不“纤小”，不“悴憔”，“体态丰神，婀容妙曼，枕波流媚，眉语传情，尤足令人颠倒，故以为色科之冠”看(45)，所谓情色，主要是指外在的形态美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小凤仙在这方面也并无优势。接触过小凤仙的谭戒甫的亡友虽称其“面作瓜子形，色纯白，体态轻盈，远望若仙子”，但也遗憾地指出“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开口颇损美观”。(46)可见，小凤仙其实姿色平平，并不漂亮，如是又岂能在选秀中胜出？
在那个年代，名妓不但是各路军阀、政客争相追逐的猎物，还常常要为“割靴”的事儿惹上麻烦。色科学士洪红宝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据当时报载，有一人在云吉班洪红宝屋里“大闹不休，其凶横情状，不可言喻，致使红宝痛哭流涕，其同伴友人皆以中酒解释，然聆其詈骂之词”，闻“系因割靴不遂”。(47)所谓“割靴”，就是“暗挑友人所识之妓也”(48)。小凤仙本不是“名妓”，争风吃醋者少，反免了不少这方面的麻烦，成就了她后来因蔡锷的关系而赢得“名妓”的美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小凤仙初识蔡锷也属“割靴”性质，不过不是“暗挑”，而是“明挑”，且是经友人同意的。据辛亥革命时期蔡锷的老部下、原云南第二师师长，当时同在北京的李鸿祥后来回忆，小凤仙与蔡锷的交往是这样开始的：“一日在妓馆设筵，有客挥条招来扬州班（按：实为云吉班）雏妓小凤仙，年方十四五，貌非甚美，而歌喉宛转。伴媪自称女母，临行殷勤请我召女。越日，我叫条，蔡锷见小凤仙能唱，征我同意转条。”(49)原来是蔡锷与李鸿祥一起去陕西巷云吉班听歌，发现小凤仙唱得不错，经李同意“割靴”于他的。从此，小凤仙三个字就和当时社会各方密切关注的人物蔡锷发生了联系，和蔡锷为之奋斗的反袁护国大业有了关联。这是小凤仙由一般风尘女子变成“名妓”的根本原因。
如前所述，小凤仙在1951年的自述中曾说过，她和蔡锷相识后，蔡锷曾出钱为她赎过身，使她得以回到奶妈身边，继续在云吉班做生意。证诸其他史料，我以为小凤仙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靠性。理由是：(1)蔡锷是个心地善良，有爱心，而又不爱钱的人。这方面的事迹很多，不一一列举，仅以1913年11月蔡锷入京后，追随蔡锷三载的赵默的陈述为证：“甲寅春，先生赴津养疴，袁氏以金钱笼络之，特赠医药费千六百元，先生却之，再来再命仆璧返［还］，乃仆竟携之远飏。迨督办经界，自定筹办期内（六个月）概不支薪，后给属员以津贴，而自身竟不支车马费。迨后脱险，乃以六千元分给助义同志作为旅费。平时每月薪金多半散给旧部之赋闲者。松宅预算极严，其夫人居京时，曾质金饰资遣佣工，而先生绝不顾〔过〕问，每月馈赠故交、资助学费数达千金，以是家苦不给。”(50)正因如此，有人说蔡锷一生，“自主讲军校以至总绾军符，经历之事多矣”，却“家无储财，身无长物”。(51)这是不是事实呢？经查，还真不见得都是谀词。如赵默所言袁世凯馈赠的“千六百元”养疴费被仆人“携之远飏”，就不是没影儿的事。据北京内右二区警察署长查裕报告，1914年9月3日，“蔡锷声称，伊仆人王松发夜内回宅，行止不定，至天明，伊账房查看屋内失去皮箱一支，洋元票一千六百三十五元，寻找王松发，已不知去向。”(52)经警署侦察，于月底将化名为李玉生潜逃至汉口的王松发抓获。蔡锷虽未明言这1635元洋元票是否袁世凯签发给他的养疴费，但从确实发生了袁政府相当重视的“仆人”携款“远飏”案来看，蔡锷这位部属所言，大体还是可信的。又如，所言蔡锷自定“经界筹办期内（六个月）概不支薪，后给属员以津贴，而自身竟不支车马费”，也有蔡锷逝世前的其他记载可为佐证：“兹探得蔡督办原呈，于局中各员薪俸均经拟定，惟督办应支薪俸独未提及，且自开局至今，并未领一文薪俸公费。”(53)此外，云南护国起义后，湖南将军汤芗铭、巡按使沈金鉴奉命查抄蔡锷财产的报告，更可证明蔡锷一生的清廉：“当即饬查去后，旋据宝庆、新化知事先后查复称：两县境内，该逆并未置有不动财产……惟关于新化华昌炼矿分公司占有股份。查据该公司协理刘廷举等禀称：蔡锷所占实只二百股，计洋一万元。确由总务干事曾广轼向总理杨度处借得，代蔡锷交纳，现在股券尚未发给。请将此项股份即由杨度承领，以免债务者犯罪致累及于债权者。”(54)袁世凯政府这份官方文书，应可证明赵默等人所言，并不仅仅是为尊者荣的浮夸虚词，而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2)小凤仙本有不甘沉沦，期待他人为其赎身之意。如前所述，谭戒甫的亡友向决庵就曾被小凤仙的养母邀至私室见她的养父，其养父“劝决庵纳女为侧室，以终二者余年为请。决庵勿遽却之，未几南返”。尽管这一请求是小凤仙养父提出来的，也没有收到效果，但很难想象这仅仅是小凤仙养父的意思，而和她本人无关。(3)有1916年一位不署名的人士的类似说法为佐证。这位不署名的人士刊文说：“近日京中报纸既盛传小凤仙事，沪报且并刊松坡与凤仙小像以传之，此亦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也。兹详述其真相……民国三年，其母（按：指小凤仙养母）寻之北京，在云吉母女相会，抱头相哭，知受其（按：即后文所言“某伶”）诱拐。然一贫如洗，无以偿还其所贷之身价，某伶亦居凤仙为奇货，其难不得解。蔡君识凤仙而悯其遇，且怜其苦，慨出一千元代偿身价，凤仙母女始得团圆。”(55)此文说得也是蔡锷为小凤仙赎了身，竟与小凤仙35年后的说法几乎一样，似乎不仅仅是巧合吧。蔡锷对小凤仙既有如此大恩大德，在那个容许一夫多妻的年代，小凤仙对蔡锷产生一定“恋情”，是符合感情发展逻辑的，完全有此可能。
但是，蔡锷与小凤仙不同，小凤仙面临的是生活的窘境，而蔡锷面临的是政治的压力，他日思夜想的是怎样挣脱袁世凯的羁绊，回到云南昆明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问题。考察历史，不能离开当事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二人所处环境如此不同，所思所想当然不可能一样。因此，对于蔡锷是否也对小凤仙存在“恋情”的问题，就不能像小凤仙那样仅看感情逻辑，而应着眼于更广阔的历史逻辑了。众所周知，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出笼之后，蔡锷曾于25日约集“军界要人会议”(56)，首先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57)，表明他这时唱的是“黑”脸，直到12月19日京津脱险，回到云南昆明后才改唱“红”脸，电请袁世凯“迅予照准”唐继尧、任可澄所陈各节，“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58)但是，以往史学界普遍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蔡锷对于袁世凯称帝，在筹安会出笼之前，原也是唱“红”脸的，早在1914年11月20日，他便在参政院与多名参政员共同上书袁世凯，表示既反对“总统称帝之说”，也反对“清主复辟之说”。(59)可见，蔡锷对于袁世凯称帝，实际经历了一个由唱“红”脸，到唱“黑”脸，再到唱“红”脸的变化过程。为什么有这种变化，特别是中间几个月要扮演唱“黑”脸的角色？那是因为他这时已摸准了袁世凯的脉搏，“总统称帝之说”不但确有其事，且是不可逆转的，而自己反对“总统称帝”之志，又同样坚定不移，于是不得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表面附和帝制，以保证不会因此前唱的是“红”脸而遭不测。1916年10月，蔡锷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应可说明这一点。他借用《老子》一书的话，题词曰：“知其白，守其黑。”(60)知白，就是明辨是非，守黑，就是故装糊涂。这是主张“无为”的道家的处世哲学，即对于是非黑白，虽心知肚明，也当如暗昧无所见，方可全生免祸。(61)这一题词，实际是借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而说自家事，暗示他对袁世凯称帝的是非明白如镜，只是迫于袁氏的压力，不得不“守其黑”，安于暗昧，故装糊涂而已。原来，蔡锷这时扮演“黑”脸角色，不过是为了掩饰他反对袁氏称帝的政治谋略。而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应该说也是这一政治谋略链条中的一环。诚如以上谭戒甫所说：蔡锷自寓所被搜后，开始“逗留凤仙家，品茶奏曲为乐，间亦同乘马车驰骋囿圃间”，实际是“效刘备后园种菜之故事”。所谓刘备后园种菜的故事，指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被曹操软禁后，为防不测，在其许昌相府“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的故事。不同的是刘备自明原委：“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62)而蔡锷不曾道破罢了。
退而就感情而言，也不存在“恋情”的可能性。蔡锷当时已有两位夫人，且一度同居北京。他的第一位夫人叫刘森英，湖南武冈（今洞口县）人。后因刘夫人“十余年苦不育男，老母黄太夫人抱孙心切，屡劝其置媵。适清宣统二年冬，有云南混成协统之命，滇中潘先生者，巨绅也，见先生，奇异之，愿妻以女，先生固辞不获”，于是又娶了第二位夫人潘蕙英。(63)蔡锷与两位夫人相处和洽，对如夫人潘蕙英尤恩爱有加。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四川前线养病期间给潘夫人写下的这封充满柔情蜜意的信可为见证：“与君别久，相忆殊深。月来养疴来永（按：永宁），公务较简，而回溯远道之思，时潮涌于胸臆。假使能仗飞机，驶赴五华，图片时之良晤，予病当不药而瘳矣。”(64)潘夫人当时身居后方昆明五华山，蔡锷说如能依仗飞机，“驶赴五华，图片时之良晤”，他的病就会“不药”而愈。请看，他对潘夫人的感情有多深。再说，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对家人也是公开的，上世纪80年代蔡锷的女儿蔡淑莲曾说过：“妈妈以前有小凤仙的照片。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看戏，还远远指给她说那就是小凤仙，母亲说长得端端正正，穿得朴朴素素，是个像样的女孩子。”(65)这一事实说明蔡锷对小凤仙处之泰然，彼此之间不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小凤仙对蔡锷纵有什么想法，也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总之，不论从蔡锷当时的具体环境，还是他与两位夫人的相处看，说他与小凤仙“相恋”“并非乌有”，都是说不通的，只是小说家言，不宜当真。蔡锷是个包藏宇宙，吞吐天地，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有志之士，他在身陷袁世凯牢笼、只求插翅高飞的特殊历史时期，一度与小凤仙有所交往，并不表示他对小凤仙存在什么“恋情”，只是他反袁称帝谋略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四、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说不可信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蔡锷所以能离开北京，逃出袁世凯的牢笼，乃是小凤仙协助的结果。即如一向追求科学、严谨的学术界也不例外。如有学者说，蔡锷“以醇酒妇人的消极态度，瞒过了袁世凯及其爪牙，得乘机潜离北京，走天津，赴日本……取道香港、河口，达昆明，联络旧旅，组织护国军，把袁皇帝拉下了马。其间小凤仙实有主动助蔡得脱羁绊之功。”(66)还有学者说，在小凤仙和蔡锷“亲昵的日子里，她不顾袁世凯的威势，千方百计掩护蔡锷，并与蔡锷相互谋画出逃的计策”(67)。有的学者虽未明言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却大肆渲染这一见解的立论依据，说蔡锷如何与夫人打闹不休，如何送母亲、夫人离京，如何被袁世凯讥为“风流将军”，如何常去八大胡同解闷，而暗中却以此为秘密机关接洽地。(68)等等。虽时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也仅仅借此提出另有其人的新说而已（详后），始终未见有人对这一说法的立论根据进行必要的辨正，因而不能有效澄清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说的主要立论根据有两个，一是如前所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69)，二是小凤仙本人的自述。先来看看《小凤仙传》的记述是否可信。此传约1300字，除篇首百余字交代小凤仙的身世，如前所述尚属可信外，其余大多采自街谈巷议，基本不可信。(70)因为它涉及的全部事实，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与情理逻辑不合。
先看蔡锷与小凤仙的接触频率及其变化过程。《小凤仙传》说蔡锷初识小凤仙时，便“每三五日必一至，至辄以夜半”。后来蔡锷听小凤仙说妓院里有袁世凯的耳目，“君之一言一动，袁氏莫不闻知”，蔡锷表示“不可来也”，但小凤仙不以为然，自是蔡锷“益与凤仙亲狎，击剑吹箫，嬉游无度，时或同乘摩托车，招摇过市，旁若无人者”。这与蔡锷当时的实际工作状况和生活态度相悖。蔡锷作为一名留日士官生，又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从事六七年军事教育，并带过兵、打过仗的职业军人，虽对袁世凯任命他为一文职性质的经界局督办心存不满，但他是个认真做事的人，对待自己接手的工作总是勤勉有加，从不消极怠慢。原经界局员公祭蔡锷文中有言：“彼（按：指袁世凯）锲不舍，策出羁縻，使正经界，用意可知”，但蔡锷仍“任事从容，不因疑废，搜采外籍，朝夕砺淬，伍田伟画，实十不一”。(71)曾在“滇南冀北五载相从”(72)蔡锷的原经界局秘书兼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周钟岳也说：“袁世凯任松坡督办经界，原为羁縻松坡计。然经界为中国历代要政，总理平均地权主张，亦须由整理土地入手，故松坡对于经界，极为重视，开办伊始，即广延□人，设评议委员会，筹议经界事宜，拟具方案，制定法规数十种，曾印有经界法规一巨册。又指定人员，研究中国田赋制度，并派员出国考察，搜讨中西书籍，详加编辑，成为《中国经界概要》（按：实名《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概要》（按：实名《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时值倭寇提出‘二十一’条件，以胁迫袁政府，松坡感愤国危，力请备战，著《军事计划》数十篇，其中有数篇，为蒋百里协作。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如公弢(73)所言，惟逛娼赌博，以求消遣之事！”(74)其实，蔡锷与小凤仙的接触，初识之时尚“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正频繁起来是寓所被搜以后的事。诚如最早公开谈及此事的谭戒甫所说：“时公已移京棉花胡同，犹惜身份，去辄以夜半。及以嫌疑被搜检时，始连日逗留凤仙家，品茶奏曲为乐。”(75)
再看蔡锷寓所被搜一事。《小凤仙传》认为蔡锷寓所被搜是蔡“以就医为名”，潜往天津会议，引起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的怀疑所致。搜查事件发生后，蔡锷夫人曾“闻而惶恐，遽令仆役闭关拒之，不听入。蔡适与友人对弈，推之起，笑语出迎，且命婢仆大开箱箧，恣其搜检”。蔡锷寓所被搜，的确有其事，但所述搜查时间、原因和过程，皆与当时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据当时报载，蔡锷寓所被搜，发生于1915年10月14日上午10时。他这时住在“棉花胡同，乃租自旗人福姓者”。搜查过程，大体如下：“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后阍者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斯时吴（按：指此次搜查行动的首领吴宝鋆）始知错找门户，急想下台，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阍者以其着军服，又称大总统，不敢鸣警逮治，而觉其无凭无据，乱七八糟之状态，断不足信，乃遣人暗地尾追，则见若辈已蜂拥而至德胜门大街蒋养房胡同东口吴宅。”(76)请看，搜查者仗着袁世凯的尚方宝剑，根本没把蔡锷放在眼里，不等其“家丁”“拦阻，已排闼而入”了。随即便“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直到守门人“约集多人”，壮着胆子上前告诉他们这是昭威将军蔡锷的家，“汝等奉命，有何凭据”？这才因搜查无所获，借口“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开溜。而守门人“以其着军服，又称大总统，不敢鸣警逮治”，但又“觉其无凭无据，乱七八糟之状态，断不足信，乃遣人暗地尾追”。压根儿就不存在“蔡夫人闻而惶恐，遽令仆役闭关拒之，不听入。蔡适与友人对弈，推之起，笑语出迎，且命婢仆大开箱箧，恣其搜检”之事。蔡宅被搜这天是星期四，又发生在上午10时，正是上班时间，对于一贯认真治事的蔡锷来说，能在家吗？何况蔡锷还说过，他“寓局”不回家是常有的事。(77)再说，搜查者又何至如此傻到家，明知是暗中策划的阴谋，却专挑一个蔡锷在家的时日，倘若搜不出证据，何以收场？岂能不预留退路？
至于引发这次搜查的原因，也非如该文所说，是蔡锷“以就医为名”，潜往天津会议，引起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怀疑的。因为：第一，蔡锷“以就医为名”，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是蔡宅被搜近一个月后的11月11日的事（详见后文）。第二，蔡宅被搜前，两位天津会议的重要参加者原贵州巡按使戴戡和应袁政府之命、被贵州省推为入都“会议帝制事”的军界代表王伯群也未必在京。据参加过天津会议的王伯群说：与会者还有梁启超、蔡锷、戴戡、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人。“初议以梁任公往日本办报鼓吹，蔡、陈、戴、蹇与伯群或往云南，或往两广运动起义。讨论多时，佥谓办报东京，袁不许入口，无益于事，不如分头运动，宜先由滇、黔起义。蔡自担任云南，戴与伯群担任贵州，后虑中途危险，命群先赴云南与唐督商议，蔡暂往日本就医。”(78)而戴戡、王伯群两人是9月10日自贵阳启程赴京的。10月5日，他们“由常德搭汽船前进”(79)。历时20余天，始抵达湖南常德，很难想象他们能在距蔡宅被搜不到9天的时间内由湖南常德赶到北京。两位重要与会人尚未抵京，何来他们参加的天津会议？第三，蔡宅被搜的真正原因是袁世凯怀疑蔡锷涉嫌唆使云南反对帝制。据周钟岳后来回忆，“一日，蔡公自统率办事处归，愁然谓予曰：‘蓂督（按：唐继尧，字蓂赓，时任云南督军）反对帝制，现有人来京告密。袁氏已令川督防制。’予问告密者为谁？蔡公谓曾在云南陆军第一师充参谋长之路孝忱也。既而北京对于各方函电检查甚严。适得滇中致蔡公书，遂密令军政执法处派人至护国寺街棉花胡同蔡公住宅搜检。”(80)1915年11月27日，袁世凯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致冯国璋的一封信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风闻云南人云，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详细调查，据电报局云，数十日之前曾有人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云云。”(81)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政府因君（按：指蔡锷）所发密电过多之故，深用疑虑，因由军政执法处搜其寓宅。”(82)可见，天津会议恰恰不是蔡宅被搜的起因，而是被搜的结果。
关于蔡锷夫妻反目一事，《小凤仙传》指证蔡锷知袁世凯忌己已深，“又念妻子落陷阱”，为了“自脱”和送走妻子，曾“扬言将纳凤仙为侧室，大治筵宴，遍柬诸友朋来贺。届期，蔡夫人乃谬为狮子吼，与蔡大哄，相欧〔殴〕打。蔡怒，斥令夫人大归。夫人亦怒，誓言与蔡绝，即携子女归母家。”这是一个文人墨客反复炒作的话题，不但张相文《小凤仙传》有此记载，蔡锷逝世后涌现的众多蔡锷“轶事”及“传略”，也无不对此津津乐道。如前所述，谭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可说是开了这一说法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清华周刊》也刊文说：“某日，袁氏亲信人至，公故与夫人反目，夫人求离婚，公许之，以故公家属得离北京。”(83)数十年后更有人言之凿凿，说蔡“曾布烟幕，请其夫人在京津假登一报以离婚，其离婚之理由，则由报上指明‘不顾家庭，日与小凤仙相眷恋’，情到‘眷恋’，必有些时。”(84)遗憾的是迄今仍找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我逐日查阅过留存至今的北京《群强报》、《爱国白话报》和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虽见刊有《王揖唐启事》(85)、《黄远庸启事》(86)、《净地出售》、《聘请华人》(87)等等启事，唯独没有发现蔡锷夫妇离婚的所谓《启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发表这个《启事》的报纸迄今未能发现或已失传，但已为蔡锷本人所否认却是不争的事实。1915年8月，蔡锷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对其夫人刘森英及长子离京一事是这样说的：“张介素〔寿〕君护敝眷返梓，晤台端时，当能将此间情形摅告一切也。此次内子及小儿南归，系遵家慈迭次函嘱，兄亦以家慈独居寂处，乏人伺奉，早欲于内子或小妾两人中，任以一人南归也。四小女于其母濒行前患痢，因入院稍迟，致遭不治（兄近来少在宅，寓局时为多，及归视病状，乃知其危。随命入院，已来不及，越二日而殇）。昙花偶现，可伤也。内子看视儿女，不甚经心，以端生付之，甚不放心，然以慈命，无可说也。”(88)可见，蔡锷母亲早已回到湖南老家，他的妻子刘森英也在8月份就带着长子端生南归了，并不是寓所被搜的10月14日之后才走的。而南归的原因则是奉母“迭次函嘱”，因其“独居寂处，乏人伺奉”，他也“早欲于内子或小妾两人中，任以一人南归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夫妻反目”之事。1981年仲秋，蔡锷女儿蔡淑莲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民国通俗演义》和所演的戏里都写着父母有反目的事，母亲说实际生活并没有过。”(89)
最后，看看小凤仙是不是那么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以至留过洋、领导过云南“重九”起义、任过都督，身为陆军中将的蔡锷反而傻呆如白痴，时时事事以其计谋为策，唯其主意是从。据《小凤仙传》所述，当蔡锷为袁世凯称帝忧虑得“谈燕无欢”时，小凤仙问他：“袁氏练兵小站时，君曾挂名尺伍乎？蔡曰：未也。辛亥革命与君同时起义诸人，今尚有居要地操兵柄者乎？蔡曰：无也。凤仙附耳低语曰：即此以观袁氏之用心，昭然可见矣。”当蔡锷因“筹安会起，袁党时以意探蔡。蔡愤而思逃”时，小凤仙告诉他：“今网罗四伏，逃将焉往？行见君与赵秉钧、应夔丞等同膏毒刃耳。”对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历史及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情势，一个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可以随口道来，而身居军界要职10余年的蔡锷反而懵然无知，可能吗？又如，小凤仙点拨蔡锷说：“袁以君为参政，非欲君参与国事也，欲君与腐鼠同化，为其作器械也。今复以君为经界局督办，非真欲君清理经界也，不过欲以虚职縻君，重禄诱君，使君以醇酒妇人，消磨其壮气耳。蔡闻而颔首者再。”小凤仙如此聪慧，蔡锷却那么愚钝不堪，符合历史实际吗？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蔡锷还是一个毫无主见，一切依小凤仙之计而行的痴呆傻人，当小凤仙告诉他对于袁世凯称帝一事，不可操之过急，“亟宜将顺其意，徐思他图”时，他“从其言，因与袁之部下，发起军人劝进会，首自签名，以释其疑。密遣亲信人，分赴滇、沪、东京，与党人要约。”当蔡锷妻儿南归后，小凤仙告诉他：“可行矣。蔡遂乘间出东交民巷，登车赴天津，转航东京。”小凤仙岂不成了蔡锷回滇发动护国讨袁之役的总设计师了？这符合蔡锷和小凤仙的身份和智商逻辑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1985年又出现一份小凤仙本人的自述，它的出现立即成了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说的又一立论根据。这份小凤仙自述，实际是许姬传对已经过去30多年的一段往事的回忆，他说：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有一天，交际处传达室送来一封求见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信。求见者竟自称是今已易名张洗非，当年与护国讨袁英雄蔡锷相识的小凤仙，于是，他和梅兰芳会见了她。在会见中，小凤仙极其详细地讲述了她当年如何在“北京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做生意”时“认识了蔡将军”，如何觉得他的“举动与别的客人不一样”，如何询问他是否“革命党”？蔡锷又如何向她“说了实话”，坦承自己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革命党”，并“郑重其事”地请求她帮助自己“逃出北京城”。她又如何被“老蔡的话”所打动，表示只要“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最后，她趁妓院“掌班生日”摆酒庆贺之机，巧作“布置”，帮助蔡“趁院中乱哄哄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而去的亲身经历。(90)小凤仙的自述尽管异常具体、细致，但我认为基本不可信。历史经验屡屡证明，对于仅凭记忆形成的陈年旧事的个人回忆录，说得愈具体，愈细致，往往愈不可信。
别的不说，蔡锷从来就不自称“革命党”，可小凤仙硬说蔡锷向她“说了实话”，坦承自己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革命党”，并“郑重其事”地请她帮助自己“逃出北京城”。仅此一点，就足可证明小凤仙的自述不具可靠性。因为：第一，这不符合蔡锷的性格。如前所说，蔡锷“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居恒默默而寡言笑兮，大智渊乎其如愚”。第二，蔡锷身居袁世凯权力中心的北京，前有1912年8月，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突遭袁世凯以所谓“怙权结党，桀骜自恣”，“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杀害的惨剧，后有同年8月和1914年2月，章太炎、尹昌衡先后被袁世凯软禁和构陷下狱的暴举，血雨腥风，险恶不已，岂能不倍加小心、谨慎。第三，蔡锷反袁称帝心迹，事实上连他的母亲、妻子都没有告诉过。1916年1月27日，蔡锷在写给夫人潘蕙英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91)所谓“此次举动”，当指1915年12月25日的云南护国起义，“堂上以下”听到此消息，竟会“骇怪”，表明她们在此之前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这不正好说明蔡锷反袁称帝的内心秘密，在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前始终是深藏不露的，连自己的母亲、妻子也未透露过一言半语吗？此事也进一步说明，所谓蔡锷夫妻佯装反目，纯属子虚乌有。第四，梁启超的以下说法，也可作为蔡锷家人不知其反袁称帝秘密的佐证。他说：“蔡公走了，他家里完全不知，倒天天打电话来问我要人，我只好拿别的话支吾过去。”(92)既然如此，怎能想象蔡锷会将自己内心深藏的秘密，轻易告诉一个萍水相逢的风尘女子，甚至弱智、低能到要请求她的帮助。可见，小凤仙自述，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为据。至于小凤仙何以口出此言，因无直接证据，不敢妄评，或许与以下情况不无关系：一是借此自我炫耀，因为蔡锷自护国讨袁去世后，成了举国上下，一致颂扬的“再造共和”的伟人；二是争取梅兰芳的好感和信任，以解决她甚为窘迫的生活问题。
综上所说，既然两个主要立论根据张相文《小凤仙传》和小凤仙自述均靠不住，那么，小凤仙“主动协助”蔡锷出京之说是否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蔡锷京津脱险真相
蔡锷究竟怎样离开京津，回到云南昆明的？究竟得到小凤仙的协助没有？由于在小凤仙之外，还有多种另有其人的说法，因此，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其他不同说法的真实性作一考察。
不同说法之一是“袁世凯批准”说。有学者认为“实际上蔡锷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日本都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其理由是蔡锷自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先后四次呈文请病假，就医地点由北京到天津到日本，袁世凯均一一照准，而且在最后一个呈文上批示：“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于是，“12月2日，蔡锷便动身去日本了”。又说：这四个呈文体现了“蔡锷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巧妙地摆脱了职务，他请假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病势’一次比一次严重，要求调治的地点一次比一次远，终于使狡猾多疑的袁世凯相信了他确已病入膏肓，蔡锷在这场智斗中胜利了。”(93)
对此新说，已有学者提出质疑，说：“蔡锷的离京，不是也不可能是先请示报告，经批准后才行动的，事实上是‘先斩后奏’，走脱了才托人补送报告的。”理由是：(1)袁世凯的《政府公报》“是官样文章”，“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如果对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政治公报》（按：实际是《政府公报》，下同）上的东西什么都信以为真，那会上当的”。(2)蔡锷不是1915年11月下旬才离京去津的，“而是在11月11日逃离北京，然后托人向袁世凯连上第二、三、四个请假报告的。袁世凯一方面无可奈何，只好照准，并交《政治公报》刊登，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蔡锷仍在其掌握之中；另一方面则派人加紧对蔡锷的监视。”“12月2日，蔡锷偕戴戡（按：实际没有戴戡），穿上日本的和服，改变姓名，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蔡锷上船时，给在北京的周钟岳打一电话，要他将请假报告送交袁世凯。”(94)
我赞成这位学者对此新说提出质疑及所提蔡锷离津是“先斩后奏”的新结论，遗憾的是尽管其所持第一条理由有一定道理，但总体说来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持第二条理由，除其认为蔡锷南下回滇存在离京、离津两个不同过程可以认同外，其他如认为蔡锷离京是“逃离”、离津日期为12月2日则不敢苟同。前者理由详后，这里先讨论蔡锷离津的日期问题。其实，“袁世凯批准”说不能成立的关键并不在袁世凯《政府公报》不能全信，也不在蔡锷南下回滇存在离京、离津两个过程，而是所说蔡锷离津的日期与事实不符，导致不能自圆其说。质疑者未能对此加以纠正，反而以讹传讹，认同12月2日为蔡锷离津之日，并称蔡锷这一天上船后才“给在北京的周钟岳打一电话，要他将请假报告送交袁世凯”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如何解释袁世凯在接到蔡锷的“请假报告”之前的11月30日(95)，便批准他“赴日就医”了呢？岂有呈文未到，准假批示先办之理？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蔡锷离开天津的时间不是12月2日，而是11月30日袁世凯批示之前的某一天。事实正是这样，蔡锷11月18日就离开天津了。理由如下：(1)袁世凯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11月27日在给冯国璋的私人密信中明确提到：蔡锷由天津德义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96)。可见，蔡锷已于11月27日之前离津。(2)11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经界局督办兼参政蔡锷氏因病续请辞职，奉令给假两月，兼派员署理经界局及参政等缺，已见昨日命令。兹悉蔡氏请假后即赴天津，总统尚命蒋方震前往慰留，但蒋氏抵津时，蔡已于十九日起程南下矣。故派署之命，即行发表。”(97)这一报道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蔡锷11月19日已离津南下；二是袁世凯所以“即行发表”经界局督办及参政“派署令”，是他从回京复命的蒋百里口中得知蔡锷已离津南下了。(3)11月18日，梁启超致函云南财政厅长籍忠寅等人说：“松（蔡锷）、循（戴戡）诸公，联翩南迈，贱子亦已俶装，将从此逝。”(98)(4)湖南财政厅长袁家普在蔡锷逝世后两天接受《长沙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说：“公乃于十一月十一日出京，十九日余追至天津，则公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99)这些事实足可证明，蔡锷11月18日便已离津“南迈”，而不是12月2日。经查，蔡锷自称病体未痊，仍需续假三月，迁地调养，请“遴员署理经界局事务暨参政院参政两职”的呈文确“系托人递上者”(100)，这个人就是周钟岳，具体时间是11月22日(101)，纯属“先斩后奏”。袁世凯这时明知蔡锷已远走高飞，为掩盖真相，蒙蔽舆情，稳定内部军心，也给自己留个面子，只好故装糊涂，准给蔡锷两个月假期，并于两天后“即行”发表“派署之命”，以龚心湛兼署经界局事务，张元奇署理参政院参政。(102)紧接着，周钟岳又代蔡锷上了最后一个呈文，请求赴日就医，袁世凯黔驴技穷，除了自欺欺人，再次照准外，已无他法。看来，袁世凯的骗局，还真蒙蔽了一些善良的人，否则，不致迟至今日，还会出现所谓“袁世凯批准”说。
不同说法之二是“曾鲲化”说。1981年电影《知音》播出后，有曾鲲化女儿曾龙珠的乘龙快婿站出来说：最近，曾龙珠老人“与我闲谈时”，说到了“她父亲曾鲲化当时筹划蔡锷逃离北京，并在她家化装出逃的真相”。并转述了曾龙珠所讲的蔡锷出逃经过：曾鲲化早年与蔡锷同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经孙中山提名，担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策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露天茶社，蔡锷与小凤仙对面而坐，抽烟品茶，极为悠闲。跟踪而至的密探坐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的动静。“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桌椅上又留有他的衣物，便没在意。“这是蔡锷和曾鲲化事前分析了密探的心理，采取的金蝉脱壳之计”。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二十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着，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曾鲲化利用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103)此段“真相”陈说，尽管生动、具体，富有故事性，但除了最后一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外，其余可说均是电影《知音》情节的复述。遗憾的是恰恰这最后一句露了马脚，证明它仅仅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信口开河而已。经查，1912-1916年10月之前，曾鲲化除任过交通部“技正”(104)外，从未任过交通部的其他职务，“交通总长”何从谈起？直到袁世凯称帝覆亡后的1916年10月14日，北京新政府才任命他为交通部路工司长。(105)既然不是交通总长，何来权力准备“直达天津的专车”？又何能将蔡锷送上这列“专车”，从崇文门火车站“逃出北京”？可见，此说也是不可信的。
不同说法之三是“张宗祥”说。有学者依据浙江图书馆所藏张宗祥的未刊手稿《记一幕猴戏》，于1986年5月16日在天津《今晚报》发表《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一文，称：“真正帮助蔡锷脱险的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这位学者认为正是这位“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在得知袁世凯“追蔡”的信息后，“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106)不过，已有学者撰文指出这是对张宗祥原意的“误解”。(107)依我看，与其说是“误解”，不如说是缺少根据的演绎，因为张宗祥压根就未谈及蔡锷离京一事。有张宗祥以下不同地方的三段原稿为证：
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
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按：蒋方震，字百里）识松坡，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间皆相得。公侠（按：陈仪，号公侠，后改公洽）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世凯帝制时，予与松坡熟，其至天津也，袁氏使陈仪追之。予与蒋百里先得信，急足赴津，嘱松坡速避速行。或语予出入宜慎，似有便衣警蹑君。予乃与许君季弗、张君燮和携眷至津，留一室待周君预材（按：即周豫材，鲁迅）。至袁死，始回京寓。(108)
张宗祥在这里介绍的全是他自告奋勇赶往天津促蔡迁寓速行的缘由和经过，并无只字道及他曾送蔡出京。事实是他和蒋百里得知袁世凯已命陈仪去天津追回蔡锷的消息后，感到陈本性“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决定赶在陈仪之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又因他人皆为袁氏所“注目”，唯他是“一冷曹”，“向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急足赴津”。果然，“迨陈至津”，因蔡“旋移德义楼”(109)，转移了住处，历访友人，均不见蔡的踪迹，只好“废然以返”。可见，张宗祥所做的只是赶在陈仪之前去天津向蔡锷报警，并无“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之事。所以，说张宗祥为蔡锷离津助了一臂之力尚有一定依据，而据此演绎出他也是助蔡出京的功臣便是无中生有了。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若想真实“重现”历史，此风不可长也。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及至1960年张宗祥再度撰写回忆录时，他却将陈仪当时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写成了另一个模样，说蔡锷离京后，“袁世凯派陈公洽（仪）追之，公洽语百里及予，且商进止，盖公洽亦不满帝制者。予曰：‘若自赴津可耳，松坡恐已走，未必能见到。’公洽悟，别去即派人赶至津速松坡乘日本轮行。公洽至津，果未遇蔡而返。”(110)前述未刊稿《记一幕猴戏》，说陈仪“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对其至津未能寻得蔡锷的行踪，也使用了具有贬义的“废然以返”一词。这里却说他“语百里及予，且商进止”，并明确说他“亦不满帝制者”，“别去即派人赶至津速松坡乘日本轮行”。两相比较，差别何其大，说明张宗祥的记述，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同样一件事，张宗祥何以有此前后不同的说法呢？想必与陈仪的生命结局及传统的史学书写原则的影响不无关系。1949年2月23日，陈仪因策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事泄，在上海寓所被捕。6月18日，以“勾结共产［党］，阴谋叛乱”罪，被蒋介石杀害于台湾。(111)对于这样一个晚节可风的人士，在传统史学“为贤者讳”的书写原则的影响下，对其历史的记述与前有所不同是不难理解的。但它却再一次提醒历史研究者，对于前人的口述史料一定要慎加甄别，绝不可不问青红皂白拿来就用，对于那些看似有助于支撑自己观点的资料尤应如此。
不同说法之四是“端纳”说。有学者在一个杂志的《史事辨析》栏刊文指出：“帮助蔡锷安全出京的不是小凤仙，而是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端纳。”据这位学者说端纳助蔡出京的过程是这样的：1915年12月1日，端纳邀约他的美国好友、时任北京美孚煤油公司经理的孙明甫前往演乐胡同拜访蔡锷，讨论南方起兵讨袁等问题。两人走后不久，袁世凯的密探便出现在蔡宅附近。蔡锷随即将其险恶处境电知端纳。端纳听完电话后，当即吩咐仆人，赶到演乐胡同蔡家，将“蔡锷藏在洗衣篓里”，亲自送上火车直达天津。在天津，端纳又与当地一位船工谈妥，由他将蔡锷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然后才打道回府。(112)作者的依据，主要来自1946年春，由端纳口述、美国人厄尔·艾伯特·泽勒记录整理的《中国的端纳》（中译本为《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一书。据该书记载：孙明甫获知云南护国起义消息后，与端纳有过如下一场对话：“我认为蔡锷还在北京。”“显然不在这里。”端纳说。“怎么？”“我警告过你和其他人，南方人会起兵反抗。”“噢——呵。”“有天晚上，他藏在洗衣篓里，由我偷偷地送出去。过后，我同一位船工讨价还价，让其将他带走。至于怎样去到云南，那是他自己的事情。”(113)
此说显然也难以成立。一是有两个明显破绽：(1)如上所说，蔡锷离津日期不是12月1日，而是11月18日，而且离京、离津并不是同一天实现的，至于离京的时间就更早了，是11月11日（详后）。(2)蔡锷离京时的住所不是演乐胡同，而是“棉花胡同门牌13号”(114)。时人称：蔡锷初入都，租住的是西安门内惜薪司胡同，“以随从人众，后迁居丰盛胡同陈昭常住宅（按：即丰盛胡同门牌41号(115)），陈宅较宽，惟赁金过昂，乃迁居护国寺棉花胡同”。(116)二是尽管作者极力从“端纳其人以及他同蔡锷的关系”两方面论证“端纳帮助蔡锷出京讨袁是很自然的事”，从而证明端纳所说“是真”(117)，但毕竟只是一条孤证，况且也只能证明端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立场与蔡锷一致，并因与蔡锷关系良好，具备“帮助蔡锷出京”的可能性，而不能证明他的确送蔡出了京。三是端纳所说是否属实也值得怀疑，因为他所述助蔡出京的过程明显与事实不符。如端纳说是他将蔡锷放在洗衣篓里连夜送出北京，到津后交给“一位船工”带走的，可如上所述，蔡锷出京后其实在津又呆了一周，方由德义楼的“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然后乘船东渡的。再如，端纳说他夜里送蔡出京，于“次日早上”回到北京。可当时京津间不可能有高速公路，来往主要靠铁路。据查，当时晚上由北京开往或经过天津、塘沽的车次只有2趟，一是每星期三由北京开往奉天（今沈阳。）的“特别通车”，二是每星期一、五开往奉天的“寻常通车”，均晚上9时45分由北京前门发车，约次日晨1时抵天津总站，1时20分左右抵天津东站，2时30分左右抵塘沽。也就是说至塘沽登船，即使乘火车，至少也需5小时，除非同日有合适的车次，否则是不可能于“次日早上”回到北京的。而据当时京奉路局车务处公布的“行车时刻表”，每周只有星期日、星期三两天才有这种可能性。这两天晚上9时31分均有一趟由奉天开往北京的102次列车，深夜通过塘沽、天津，赶上这趟车，就可于次日8时44分返回北京。(118)可是，如上所说，蔡锷是11月18日夜离开天津的，这天是星期四，并无102次列车开行，怎能于“次日早上”回到北京？这些事实皆可说明端纳所说不足信，由此得出的“端纳助蔡出京”新说显然难以服人。
此外，还有原滇军师长李鸿祥也否认蔡锷出京系小凤仙所为，而是他和韩凤楼送走的。据他回忆：“适蔡患喉疾，发音嘶哑，乃托词拟赴天津入日人所办共立医院治病，向统率办事处请假一星期。韩凤楼在家为蔡饯行，饭毕，韩与我送蔡至前门车站，登火车赴天津。”(119)不过，并无学者据此提出新说。
既然以上各种新说疑点重重，难以置信，那么，蔡锷出京是否还存在别的可能性？比如说自行出京的，与小凤仙及其他人均无直接关系。以往学术界，包括本人在内，多倾向于这种意见，主要依据是黎元洪亲信陆军中将哈汉章的记载。据哈汉章说，蔡锷离京，大体过程如下：1915年11月10日，“为予祖母寿辰，宴客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松坡同学往还素密，是日早至，谓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长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托刘禺生代为召集。”是日，蔡锷与刘成禺、张绍曾、丁槐四人“聚博终夜”。次日7时，“松坡由予宅马号侧门出，直入新华门，门卫异之，意以为受极峰所传。侦探抵府门，亦即星散，未甚置意。松坡抵总统办事处，侍者曰：将军今日来此过早。松坡曰：我表快两小时矣。随以电话告小凤仙，午后十二点半到某处同吃饭，故示闲暇。”“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松坡走后，予受嫌疑最重，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成禺、张绍曾次之，丁槐则佯无所谓。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予等亦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120)如上所说，蔡锷离津的时间是11月18日，这次出京应是他最后离开北京的时间，此后再也没有回京了。哈汉章所说表明，由于袁世凯这时对蔡锷的监视愈来愈严，而蔡锷自知这次出京后也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为防万一，他有意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先是故意在哈汉章家打了一夜牌，然后提前去统率办事处画卯，又电约小凤仙“午后十二点半到某处同吃饭”，但他这次出京毕竟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小凤仙“助蔡出京”，不过是袁世凯的侦探和哈汉章等人为开脱各自的责任，有意向袁世凯上报和全社会散布的虚假消息，实际就是往一个弱女子小凤仙身上“栽赃”。
不过，虽然多数学者皆倾向哈汉章之说，却不见有人申说所以倾向此说的理由，似有补充的必要。个人认为，哈汉章此说值得信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所说蔡锷出京日期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在北京充当过蔡锷反袁称帝活动联络人的袁家普在蔡锷去世后不久就明确说过：蔡“公乃于十一月十一日出京”(121)。另一位原北京经界局工作人员赵默所说的时间虽然差了一天，说是“十二（日）晨”出的京(122)，但不排除只是记忆上的小误差。(2)当日天气符合实际情况。哈汉章说，蔡锷一到，就说“今日大雪”，他要在此打“长夜牌”。经查，这年11月10日夜，北京果然下了一场雪。次日，一个叫杨曼青的人发表文章说：“昨天鄙人说了一篇阳春白雪，想不到夜间真就下了一场雪，虽然不大，总算应应卯儿。”(123)清末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的《日记》也记有：“十一日，午后谢客七家，酉初归。早微雪，晚甚凉。宝儿乘晚车赴津。”(124)(3)当时的头等妓院的确装有电话。哈汉章说11日早7时，蔡锷在总统府给小凤仙打了个电话，约她“午后十二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经查，当时的头等妓院还真有电话。一个当时居京的作者，在一篇反映筹安会时期，一个叫史宜的四川人为谋取一官半职，如何以1000两烟土行贿军政高官的文艺性作品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史宜正待说话，这个当儿，电话机当当响，可亭连忙走到电话箱边去接电话。却是将军在韩家潭春艳院玉英的屋子摆酒，约可亭即刻便去。”(125)这个叫可亭的人接的电话，正是从韩家潭妓院打来的，说明当时的小班的确装有电话。(4)乘车时刻与当时的车次相当吻合。哈汉章说蔡锷是11月11日早上乘火车离京赴津的，经查，北京每日上午有两趟开往天津方向的火车，一是上午8时30分开往山海关的快车，抵津时间是11时30分左右；另一趟是10时15分开往唐山的慢车，抵津时间是下午3时左右。(126)赶不上8时30分这趟，还有下一趟。(5)哈汉章坦承是他们为洗刷嫌疑，故意“嫁祸于人”。侦探“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予等亦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恰好说明他说的是实话。试想，有谁会在是非曲直已明朗化的事后向全社会自揭疮疤和短处呢？这些事实，应可证明哈汉章所言不虚。
蔡锷既属自行出京，为何事后总不断有人标榜自己曾协助蔡锷出京呢？仅凭一个“分享荣誉”说就可解释一切吗？难道没有别的情况？是否也应听听蔡锷自己的说法呢？其实，对于蔡锷往返京津间的情况，蔡锷本人也是有过交代的，只是少有学者注意和重视罢了。1916年9月9日，蔡锷或许也听到了社会上有关他与小凤仙的某些传言，所以，他借为梁启超《盾鼻集》作序、肯定他的恩师对护国战争的特殊贡献的机会特地指出：“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127)所谓“秋冬之交”，就是农历的九、十月之间，也就是阳历的10月中下旬至11月，蔡锷出京东渡前的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他“间数日辄一诣天津”，说明他往返京津相当频繁。如此频繁，能保密吗？是“逃离”吗？总不能“逃离”一次，“间数日”又回来再“逃离”一次吧，除非神经“有病”，或者傻瓜。可见，蔡锷往返京津是公开的、自由的，不存在“逃离”的问题。既然这样，作为当时一个在京享有一定声望的人，出行时有亲朋好友送送也是正常的，或许前面提到的曾鲲化、端纳、李鸿祥、韩凤楼，还有其他什么人，甚至小凤仙，的确都送过，只是没有那样离奇、富有故事性罢了。依我看，这或许就是事后可“分享荣誉”时，总免不了有人自我标榜如何助蔡出京的缘故。
那么，蔡锷又何以能够公开、自由往返京津呢？这是因为：首先，蔡锷早早就公开表态支持袁世凯称帝了，袁找不到限制其自由的借口。筹安会出笼后不久，就有袁世凯内部人士看破铁幕，指认“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不过，袁世凯还是很不放心。据此人说：“前因江苏军帅、省长主持态度不甚明了，要津诸人甚为廑虑。”因此，他建议冯国璋：“此事既已不能挽回，则毋宁直捷发布己意，极表赞成，以祛疑虑”。(128)蔡锷显然远较冯国璋了解袁世凯，他清楚袁世凯此时的心态，就像法治社会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为了防止手下“反水”，一定要亲眼见到他们手上沾血才会放心一样，因而早在8月25日，就如上所述亲笔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袁世凯以为有了蔡锷这纸签字在手，何愁他日后不“效忠”？果不其然，蔡锷回滇宣布反袁称帝后，袁世凯政府就曾利用这纸签字，指责他为“反复之人”(129)。其次，如前所说，10月14日，袁世凯派人搜查了蔡锷的寓所，但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什么证据也没有找到，反而被京沪报纸曝了光，让世人看到了他袁大总统搜蔡锷之家却一无所获的窘境，以致不能不多少顾及一点社会民情，未敢在北京“首善”之区对蔡锷过度“出手”。再次，蔡锷向来在天津“养疴”，袁世凯难以拒绝其赴津就医的要求。蔡锷赴津，常以“养疴”为词，如1914年5月16日，《申报》北京专电就报道过：“蔡锷患肠室扶斯病甚重，大总统特派侍卫武官方咸五前往安慰，并赠珍贵食品多种。”据时人说蔡锷这次“养疴”就在天津，时间是“甲寅春”。(130)蔡锷也证实，其长子诞生在这次“在津养疴”的“端午日”。(131)蔡锷此时赴津，所持理由同样是“养疴”，10月下旬，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言及：“兄近患感冒，经月不愈，拟出京养疴。”(132)接着，他先是呈请袁世凯：“近患喉痛，日久未愈，恳请给假五日，俾资调养”(133)；获准后又提出：“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134)事实上，蔡锷当时也的确身体欠佳，非如官场常见的“政治病”。蒋百里证实：蔡锷“以病辞，真也，非饰也。公不病，未必能成行，公不行，病未必即死也。”(135)蒋百里此言，不无道理。可见蔡锷出京，的确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逃离”问题，而是在袁世凯不得不暂许其自由往返京津的情况下，借口“赴津养疴”自行出京的；唯有离开天津才称得上“逃离”，自称曾“忝列宫墙”，“渥承”蔡锷“教泽”的湖南督军署军务课员杨鹗等人，在《蔡松坡诔》中称颂蔡锷“不动声色，津门暗度，脱离虎口”(136)，而不说“京门暗度”或“京津暗度”，似也可证明这一点。
原来，蔡锷京津脱险，经历了离京、离津两个过程。他以超人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有效掩饰了自己反袁称帝的心志，利用身染喉疾，需赴天津就医的机会，在袁世凯所许的自由度之内，于11月11日自行出京，安抵天津。之后，又在朋僚的多方协助下，通过“时赴病院，时或不往，旋移德义楼”(137)等措施，巧妙避过袁世凯的耳目，于18日夜登船东渡，成功踏上了回滇反袁称帝的征程。
六、蔡锷出京后的小凤仙
蔡锷出京后，如前所说，小凤仙因有蔡锷“邀饭之举”，曾被袁世凯“侦探盘诘终日”，并蒙受侦探为自我开脱而强加给她的所谓“坐骡车掩藏蔡锷赴丰台”的不白之冤。不过，总算万幸，没有影响她继续在八大胡同从事卖笑生涯，唯一不同的是由先前所属陕西巷云吉班改隶韩家潭武升班了。(138)
11月11日下午，蔡锷抵达天津，初入住于日租界的日本共立医院(139)。有关当局获悉他的“所有书籍、行李等已于数日内由其家属陆续搬运出京”(140)，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又证实蔡锷家眷“亦由京乘火车去矣”(141)。于是杨度提醒袁世凯：“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142)袁随即“饬令派人察视”，但“察视”回京者均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蔡锷“时赴病院，时或不往”。实际上，蔡锷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做着离津前的各种准备。为消除袁世凯的疑心，他一面向新闻界放风，表示在津养病，颇有成效，“日内将回京”(143)；一面指示北京经界局上呈袁世凯，请“派员先行代理帮办，以资助理”，表示他要对经界局事务负责，不能因他在津“养疴”造成工作上的损失。袁世凯很快批准了蔡的要求，15日就下令“准以卫兴武暂行兼代”。(144)他还计划继续在“养疴”问题上做文章，请袁世凯准予续假三月，赴日就医。就在这时，如前所说，得知陈仪将奉命赴津追蔡回京的张宗祥经与蒋百里商量后，自告奋勇赶在陈仪之前赶到天津，通知蔡锷立即转移地方，以免陈仪纠缠。蔡锷随即转移至同在日租界旭街的“德义楼饭店”。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饭店，每日均派有人役在轮船码头和火车站迎接客商，搬运行李。(145)据蒋雁行所获情报，11月18日蔡锷离津之时就是“由该楼茶役夜间送其登火车站”的。蔡锷京津脱险后，迄今未发现他与小凤仙有什么直接联系。1951年小凤仙与梅兰芳等人见面时的谈话也证实：“蔡将军到云南后，没有来信。”(146)
对于蔡锷出京后小凤仙的相关情况，迄今可供征引的资料甚少，唯《盛京时报》一篇题为《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的报道可供参考：
云南起义后，京沪相传蔡君由凤仙处逃出，凤仙却不知政治革命为何物，惟彼时京中乃帝炽纷热之时，凤仙亦甚隐匿其事，凡有叩问蔡君，苟非至熟之人，则绝不道出只字，恐祸及也。及帝制取消，共和再造，凤仙始稍露其大致，且日吾所见之人虽多，但蔡君乃天下第一人也。其感佩英雄，固别有心肠。某日，其母携其游东安市场，见小说中印有蔡君其妻妾儿女之小照，即购一册密藏妆阁中，无人时相对神往，珠泪系之。夏间，云南代表萧堑君来北京凤仙处告知蔡君病状，凤仙且惊且忧，悬念之情则愈切，但贮望其病速愈，且早日来京耳。蔡君噩耗至，某君电达武升，告知凤仙，凤仙惊惧之余，却疑为不确。翌日报纸喧传，而凤仙始信为真。既感蔡君之清〔情〕，复感蔡君之恩，形容憔悴，万念俱灰，痛苦不可仰（抑）者竟日。近日服必素衣，食必素餐，发系白丝一缕，以报蔡君，并另制素服拟于中央公园追悼会时膜拜遗像，一哭恩人。(147)
这则报道表明，小凤仙的政治觉悟并没有当时各种传闻所说的那么高，即使云南起义爆发后，她也还是“不知政治革命为何物”，仅仅恍然明白，蔡锷当日所作所为不过是“辱以军国，谋及妇人”(148)而已，自然难以对袁世凯称帝的是非曲直有什么认识。至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她与蔡锷的关系问题，甚至还经历了一个由惧祸回避到引以为荣的过程，算不上什么“侠妓”。小凤仙这时虽对蔡锷产生了“感佩”之情，但由于袁世凯余威犹在，她本能地采取了“隐匿其事”的自我保护态度，“凡有叩问蔡君，苟非至熟之人，则绝不道出只字”。直到帝制取消，袁世凯败局已定，才“稍露其大致”，明言蔡锷“乃天下第一人”，并对这位曾对她有大恩大德的护国英雄的健康及随之而来的病逝，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悲痛。
那么，怎样评估这则报道？其记述真实可信吗？是全部真实可信？还是部分真实可信？我以为就上述所引之外的内容而言，也有个别不实之处，如说蔡锷“乘车南下”时，小凤仙曾于当日“十一时亦赴津送蔡君行，在津分手时，情重万千，不忍遽舍，蔡君以政治为重，斩断情丝，抛手不顾”云云(149)，就没有事实根据。如上所述，现已查明，蔡锷“南下”时，所乘交通工具不是“车”，而是“船”，即日本的山东号。送蔡锷离津的也不是小凤仙，而是德义楼的茶役。所谓小凤仙与蔡锷“在津分手时，情重万千，不忍遽舍”云云，纯属杜撰，不足为据。不过，总体而言，这则报道的记述还是基本可信的。
首先，《盛京时报》虽未明言何以刊发这则报道，但种种迹象表明，它是为了纠正该报此前的不实报道，即社会广泛流行的不实传闻而刊发此文的。何以见得？这要从该报刊发的另一则报道说起。3天前，该报曾刊发一则题为《侠妓筱凤仙》的报道，说：
蔡松坡氏前在北京因欲避袁世凯之疑忘〔忌〕，特效信陵君醇酒妇人以自掩。当时曾狎北京韩家潭武升班之小凤仙校书，然彼此亦惟神交，不及于乱，松坡之放纵花营柳窟间，本非初意，故眉宇间多不豫色。筱凤仙察知其必有隐忧，苦诘之，松坡知其无他意，具以告。小凤仙乃为之画策，松坡与夫人大哄后，即挟筱凤仙赴津，皆小凤仙之计也。松坡脱离北京，创滇、黔革命之大事业，系一女子为之助，而始告成功亦云奇矣。筱凤仙闻松坡病逝，于本月十日自刃图尽以殉，如筱凤仙者可以风世矣。(150)
这则报道，除强调蔡锷与小凤仙“彼此亦惟神交，不及于乱，松坡之放纵花营柳窟间，本非初意”外，还特地突出蔡锷在小凤仙的“苦诘”之下，将自己反袁称帝的实情通通告诉了小凤仙，并经其“画策”协助，终于脱离北京，创立了“滇、黔革命之大事业”。需要指出的一个细节是，这篇报道依据惯例安排在该报第7版。
但是，仅仅过了3天，该报便一反常规，破例在第1版的显著位置，刊出上述《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一文，并加编者按说明：“昨接某君函云：近日京中报纸既盛传小凤仙事，沪报且并列松坡与凤仙小像以传之。此亦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也。兹详述其真相，投诸大报，倘大主笔以其事为可传耶，刊登为幸。”就其内容而言，除了较3天前刊发的那则报道更加丰富、详尽外，主要不同之点是所强调的重点恰恰相反，特地突出蔡锷始终不向小凤仙吐露一句反袁称帝的实情：“去年帝制发生，蔡君每造凤仙妆阁，神色憔悴，凤仙叩之，则亦不详答。某日，云吉开市于管弦歌舞之中，蔡君忽至，密告凤仙，吾今日将出京矣。凤仙急问其故，蔡君亦不告其真情，殆恐小妮子不设〔涉〕政治中事，倘一露出，恐有不测。”(151)由此可见，该报编者虽未明言3天前那则报道有悖事实，但通过版面安排、编者按和突出相反的内容等方式，已向读者明确传达一个信息：唯后面这则报道才是事实的真相。
其次，所述蔡锷出京后，小凤仙随着袁世凯势力的消长，对涉及蔡锷的话题，经历了一个从“隐匿其事”的自我保护，到引以为荣的思想变化过程，除了因它符合人们的一般心理变化逻辑，而具备一定可信性外，还有时人的证言可为佐证。如该报道说蔡锷病逝后，小凤仙“痛苦不可仰〔抑〕者竟日”、“拟于中央公园追悼会时膜拜遗像”，就有时人证明其言不虚。据王血痕说：“蔡松坡之丧耗至京师，有蔡君所眷妓名小凤仙者，哭之大痛，减食谢容。予闻而唁之。至，凤仙鸨母数呼凤仙，告以意始出。凤仙素衣蓬首，貌消瘦，泪莹莹如结晶。与言蔡君事，凤仙咽不成声。鸨母曰：凤仙闻中央公园追悼有期，欲往祭之，联已具，请代属文可乎？予曰：可。”(152)王血痕，湖南衡州（今衡阳）人，1915年5月任上海《爱国晚报》主笔，极力鼓吹反对帝制。11月，《爱国晚报》被袁世凯查封。袁世凯称帝败亡后，与何海鸣同任北京《寸心》杂志主笔。他以亲见亲历证实了小凤仙对蔡锷英年早逝的确十分“悲伤”，并拟亲往中央公园追悼会吊唁。王血痕感其有情有义，不仅答应，而且确实为其代拟了一篇400余字的祭奠“诔辞”。顺便指出，有研究者称王血痕还为小凤仙“代撰”了以下这幅迄今流传颇广的挽蔡锷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153)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述，王血痕已清楚交代，在他答应为小凤仙代撰诔辞之前，“联已具”。所谓“联已具”，就是已经准备好了上述挽蔡锷联。而且，他附录此联于自己代撰的“诔辞”之后时，也不像“诔辞”那样标明“附拟诔辞”，而仅云“附联曰”，明白交代了此联非其“代撰”。(154)此外，北京警署也证实：因时有小凤仙为感念蔡锷“私情，必欲以身殉”的传言，他们传唤小凤仙到署，叩以此说之“有无”。小凤仙也明确回答过：“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官乃言生命至重，万不可轻萌短见。凤仙答谓：‘个人之事，可不必管。’”(155)对警署的传询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小凤仙此后的行动，也证明这则报道所言小凤仙将于中央公园追悼会上“一哭恩人”，乃是一个无比准确的预言。她先是致函黄（兴）、蔡（锷）“筹备追悼事务所”，恳请“许其披麻带〔戴〕孝祭蔡”(156)。到了1916年12月1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隆重举行黄、蔡追悼大会这天，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的代表，国务总理段祺瑞、内务总长许世英、农商总长谷钟秀、外交总长伍廷芳等政界要人均前往拜祭，民众与祭者，男女老幼，“自早八钟至下四钟，络绎不断，总若千万众”，“较之追悼袁氏之国民大会直别天渊”，而在追悼黄、蔡的人群中，果然就有小凤仙的身影。当时北京各报对此均有报道，如《国风日报》报道说：记者“方踌躇间，忽友人拍予肩曰：君何思？予曰：无他，感想旧游耳。友人曰：礼堂中有女泣声动人，是松坡所识妓所谓小凤仙者是也。素冠素裙素履，悲不自胜，几欲以泪浴面。予曰：果尔，则此女亦历史中人物矣。今何在？曰：已出礼堂。记者欲一识其人，惟不知何往，嗒然欲返。有自外来者曰：适遇小凤仙垂涕泣于签名处。乃知其含哀去矣。归路中述其悲状者盈耳。”(157)《民主报》也说：“侠妓小凤仙布衣青裙，颈围白布，亲往致祭，未到祭坛，痛不自禁，即放声大哭，一时观者如睹[堵）。其挽蔡先生联曰：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158)《爱国白话报》记曰：“有妓女小凤仙，先与蔡公本有关系，今日一入公园，亦呜咽不能成声，举步难行，由其母拽之而行，到灵殿前，悲惨尤甚。”(159)等等。可见，小凤仙说到做到，的确去了吊唁会场“一哭恩人”，从而证明《盛京时报》的这则报道基本可信。
对于小凤仙为蔡锷的英年早逝而悲伤不已的表现，时人评价，言人人殊，有人誉之为“项王帐下之虞姬”(160)，其品德远过于当年一度与惨遭暗杀的革命党人吴禄贞相识的小阿凤，说：“蔡将军之于小凤仙，人比之吴将军之于小阿凤。吴于清季暗谋革命，亦以流连阿凤处为掩人耳目之地。阿凤亦名妓，时人以与黄陂（按：指黎元洪）、老谭（按：指京剧大师谭鑫培）并称南楚三杰者也。后为武昌革命某将军梳栊，近某银行买办夫己氏以一万五千元之代价买小妮子为独有。烟花劫后，罗敷有夫，汽车呜呜，日驰逐于歌台舞榭，不知所谓吴将军者矣。等是凤也而相较竟若霄壤，吴将军其有知乎？地下遇松坡应道：凤兮凤兮，仙乎仙乎，当年走马章台，公何修而得此？而并自笑遇人不淑也。”(161)也有的不以为然，说：“会中最可传为笑话者，为张氏小凤仙之挽联，文云：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文虽不好，尚不太坏，惟下联未免自誉过甚。无论凤仙与红拂之境遇不同，即松坡死后情形，凤仙亦迥不及燕子楼头之关盼盼也。且凤仙来吊，虽着素衣，俯首而进，然睹其形态，似决非伤心人。吾观此种无谓点缀，不但不能为松坡添佳话，恐反为其盛德之累矣。并有人说小凤仙实拟借松坡英雄之名，而高其卖笑声价，思之甚有理也。”(162)但是，赞赏也罢，不以为然也罢，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却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小凤仙究竟为谁而伤而悲。不管怎么说，她是为蔡锷的死而伤而悲。而同年6月6日，北京还死了一个“大人物”，这就是蔡锷的对手、企图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当局宣布自6日起至27日停灵21天，供各机关文武官员凭吊，而且还举办了一个所谓国民追悼大会，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小凤仙去过这个追悼会，更没有发现她为此而伤而悲过，说明她支持的是民主、共和，是正义和进步的事业。这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她是个风尘女子，便揣测她必有什么动机，从而对她追悼会上的“大恸”也要泼上一瓢污水。诚如当时一位评论者所说：“余未尝识凤仙，沪报虽刊有凤仙小影，庐山真面究竟如何，姑不评论。就其行事言之，公园大恸，决非擦姜挥泪辈所可同日语也。假耶真耶，即空即色。至其崇拜英雄，愿附骥尾，不可谓非聪明女子矣。凤兮凤兮，妓界之可人矣乎。坡公有知，亦当含笑。”(163)
七、不能忽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优良传统
由上可知，蔡锷与小凤仙这段经历，其实很简单，也很平常，无非是蔡锷因袁世凯鼓动恢复帝制，导致人心思动，政局不稳，其富国强兵的梦想再次破灭，便在郁郁寡欢之余，“亦委随流俗，不岸然以立异”(164)，去了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在陕西巷的云吉班里认识了这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张姓风尘女子。起初，蔡锷尚“犹惜身份”，为避人耳目，往往“夜半”始往。及至10月14日棉花胡同寓所被搜，他意识到袁世凯已明显对他起了疑心，潜在危险正快速向他迫近，有必要“效信陵君醇酒妇人以自掩”，才将他和小凤仙的交往更加公开化和“扩大”化。至于小凤仙，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风尘女子，非国色天香，也无过人智慧，既不是什么“名妓”，更不是助蔡出京的“侠妓”，所谓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不过是跟踪蔡锷的侦探及哈汉章等人为撇清自己与蔡锷出京一事的关系，故意给小凤仙栽的“赃”。而蔡锷对小凤仙也不存在什么“恋情”，既未向她吐露反袁称帝的肺腑，也不曾向她讨要什么逃出北京的锦囊妙计。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仅仅是他反袁称帝谋略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各依自己的现实身份，打着各自的算盘，走着各自的路，追寻着各自的梦想而已，并没有在波澜壮阔的民初历史大潮中共泛涟漪，同兴浪花。小凤仙其人，对于蔡锷的成功回滇，虽不能说毫无掩护作用，但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蔡锷与小凤仙如此平常的一段经历，何以竟能成为今日的热门话题？一个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何以竟能如此蹿红？成了不少人眼中智勇双全、成就蔡锷护国大业的“巾帼英雄”？英雄加美人的天然组合，既能吸引众人眼球，又具超强的生命力，固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根本原因还是忽视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工作。至于为什么会忽视这一核心和基础工作，从多年来我国内地不少年轻学者甚为青睐“后现代”理论来看，似乎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与这一主要源自法国，而后流传到英语世界、东方各国的全球性思潮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为什么这样说？以下现象或许可以说明一二。其一，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这是一个涉及下层社会的选题，而这正是“后现代”理论所要求和提倡的。“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的所谓“新文化史”，不就极力强调要“研究与书写下层社会、弱势族群以及‘他者’的历史与文化”(165)吗？其二，综观今人对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虽有观点和评价方面的分歧，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不论分歧何方，均只知引证于己有利的史料，而不问所引史料的可信度如何，即使有所质疑也是对人不对己，从不考虑自己所引用的史料是否真实可信。肯定小凤仙者选择张相文的《小凤仙传》及小凤仙自述等史料为依据，而否定者则选择助蔡离京另有其人的史料为依据，至于何以信赖此史料，而否定彼史料，便无意深究了。各方皆在自觉不自觉中，或多或少地抛弃史学界长期形成和遵奉的实证原则，忽视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优良传统，而这恰恰是“后现代”理论所极力倡导的。“后现代”理论虽派系林立，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根本无法以实证方法重现客观历史。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选用修辞来编制史实”，史书的叙事“无所谓虚实”。其代表人物怀特(Hayden White)就曾说过：“所有历史著作的内容，发明出来的不亚于发现出来的，直言史书与小说并无多大区别。”在他看来，“文本不可能反映真实的过去，任何史书，既无所谓真相，自无须辨证文本真伪，毋庸客观史事佐证，但求论述之一致、连贯与明白而已。”(166)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者虽未必人人熟知“后现代”理论，但是，这种节时省力的“无须辨证文本真伪，毋庸客观史事佐证”的主张，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渗入其研究工作之中，或于有意无意中殊途而同归了。
“后现代”理论所以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认为史料本身就不客观、不真实，不但包含着记述者的偏见、局限和误解，还是一种与客观实际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形式。依据这样的史料撰写的历史，自然不会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类似文学“想象”的产物。一位荷兰籍学者在谈到“后现代”历史学家与“现代”历史学家对待史料证据的不同态度时指出：“放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并就我们最初都接受的历史观而言，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证据，在根本上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可以推导出隐藏在资料后面的历史实际来。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在“后现代”论者看来，这种史料证据并不“一定包含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史家运用这样的史料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167)
当然，“后现代”理论也不是一无可取。比如，它强调研究者要眼睛向下，要研究和书写下层社会、弱势群体，尽管不是它的发明，早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言和实践在先，尽管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与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但它毕竟主张扩大史学研究的视野和耕耘园地，呼吁加强以往忽略了的诸如性别史、儿童史、医药史，甚至情感、心态等领域的研究，对全面、深入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自有积极意义。又如，它主张将生动活泼的文学性表现手法引入历史撰述，以弥补“现代”史书的枯燥乏味，也为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如《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以及历史“戏说”所以能够成为当今的时尚所证明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但是，上述那种不加区分地否定史料的可信性，否定历史求真的可能性，否定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断言可以不必考证史料真伪和史事虚实，甚至企图将历史学家从学术纪律中“解放”出来，彻底颠覆史学传统方法和主流价值的反历史、反真相、反客观的倾向(168)，就不是以求真为要务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的了。历史本是以往发生过的人和事，历史研究就是设法重现这些已经风云流散的人和事，为尽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借助以往留存下来的史料。诚然，往事已逝，留存下来的史料又有限，即使有幸留存下来的，也因记述者的立场、认识、目的、方法等主客观原因，不一定全面和真实可信。以蔡锷出京为例，如上所述，就有小凤仙、曾鲲化、张宗祥、端纳“协助”等多种记载，可是，经查没有一种是经得起检验的。又如，不少史料记有蔡锷夫妻反目一事，可深入一查也与事实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史料不客观、不真实的情况的确存在，欲求重现历史上已经风云流散的人和事，也的确如雪泥鸿爪，寒潭雁影，渺难追寻。但是，渺难追寻是一回事，以此为理由颠覆作为史学主流价值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又是一回事，二者既无必然联系，更无因果关系。退而言之，即使由于史料不全，或者不客观、不真实，给追寻历史真相造成一定的困难，也只能是研究者更加努力搜求史料，考证史事，追求史学主流价值的动力，而不能成为无视史料的重要性和颠覆史学主流价值的理由。“后现代”论者执意反其道而行之，似已不是“武断”二字所能解释的了。
史料本身固然存在虚假不实成分，但也非如“后现代”论者所言全盘皆黑。如上述蔡锷与小凤仙的史事中，不就有哈汉章说蔡锷离开北京是自个儿走的，与小凤仙及其他人并无直接关系，所谓“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不过是袁世凯的侦探和哈汉章等人为开脱自家责任，而有意制造的虚假消息，被证明是一件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史料吗？可见，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倘能以此为前提和条件研究历史，历史是可以“重现”的，不能全面“重现”，可以局部“重现”，今日不能“重现”，可以逐步接近“重现”，总之，“重现”之时，并非完全无望就是了。诚如汪荣祖所说：“历史真相由于可信的资料不全，固然不可能完全重现；但并不足以否认史家可以凭其客观，依赖可获致的史料、证据以及想象力，写出接近真实、公平而周延的历史。历史真相若非绝对客观(objectivity)，至少可以合情合理(plausibility)。然则后现代理论否认追求历史真相之可能性，显然言过其实。”(169)
那么，怎样考证史料？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吗？对此，不少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均有精彩的论述。如傅斯年就提出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法”，认为可从八个方面入手对史料进行比较，以确定其真伪及可靠性：一是比较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二是比较官方的记载与民间的记载；三是比较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四是比较事件亲历者或接近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者的记载与非事件亲历者及远离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者的记载；五是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六是比较本事与旁涉；七是比较直说与隐喻；八是比较口说史料与文本史料。(170)就上述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而言，个人以为，以下诸法，也不无可取之处：一是探源法，即追根溯源，查证记述者的最初来源，以确定其可信度。如有关小凤仙的出身，由张相文的《小凤仙传》，追寻到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再追踪到谭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终于可以确定是基本可信的。二是证实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属实。如哈汉章所述蔡锷出京这天下过雪，中午曾给小凤仙打过电话，那么，查清这天下雪与否，当时的小班妓院是否有电话，对核实哈汉章所述是否可信就很有意义。结果证明哈汉章所述不误，自然大大提高了这条史料的可信度。三是正误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误。如曾鲲化后人说送蔡锷出京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曾鲲化，是他利用时任交通总长职务之便，调来直达天津的专车送走的。经查，曾鲲化当时根本不是交通总长，所言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四是旁征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相互印证的类似记载。如小凤仙数十年后自述她随养母改姓张了，经查，1916年确有报道称其为“张氏”，可见小凤仙所述不误。五是考异法，即查考同一人或事有无不同记载，以确定哪种记述更具说服力。如前述蔡锷夫人离京一事，不少记述皆云蔡锷为逃离北京，曾与夫人佯装反目，趁机送走妻儿，可蔡锷却说他是应母亲的要求而送走妻儿的，相对而言，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这些当然不能涵盖史料考辨和史事考证的全部方法，但是，即便如此，也已证明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不仅必要，而且只要方法得当也是可能的，“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史料均不客观、不真实，否定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考辨真伪的必要性，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的历史研究者向来重视史料的搜求、辨伪和史事考证，可说是自古以来长盛不衰的优良传统，翻开我国现代史学史，许多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几无例外都有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傅斯年就说过：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71)顾颉刚也说：“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172)而吴承明则强调：“史料并非史实。所有史料（文献、文物、口碑）都是人为的，都不免失误、失真、夸大、隐讳以至伪造。都须经过检验或考证，才能代表（还不能说就是）史实。”为此，他断言：“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173)这些论述，乃是前辈学者治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值得高度重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依据史料写出的历史固然有某种局限性，但抛开史料和史事考证，便写不出任何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重视史料，不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而是今日大陆史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若干年来，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辈，谈论最多的是所谓“研究转型”问题，是如何追随西方，采用这个理论、那个方法，改写中国历史的问题。对于如何重视和辨析史料，考证史事，虽偶有空谷足音(174)，却难淹众声喧哗，且大多瞬息即逝，沉寂如故，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我国史学界的重视了。正如黎澍晚年所说：“目前有不少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方法的探索，但是，历史学的方法本身也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搜求与考证史料，是最基本的工作。任何新的更高层次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脱离这个基础，就只能是空中楼阁。”(175)为推进我国新时期史学研究的发展，当然需要，也应当借鉴西方可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却不能无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一味随西风起舞，不知所终。唯有不论刮什么风，东风也罢，西风也罢，皆能辨其利弊，知所采撷，方有希望。
注释：
①梦余：《都门忆语》，《小说新报》第1年第4期，1915年11月。
②《蔡松坡变服出京之详情》，1915年11月29日上海《中华新报》，第2版。
③军魂：《时评二：蔡锷》，1915年12月6日《香港时报》，第5页。
④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⑤1916年11月16日《申报》，第4张第16版。
⑥1916年12月4日《申报》，第4张第13版。
⑦1916年12月16日《长沙日报》，第1张。
⑧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6页。
⑨《蔡锷如何逃出北京》，《宇宙文摘》第3卷第2期，1948年2月。
⑩王天奖、刘望龄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说：“蔡锷即以赴日就医为由，躲过袁世凯的监视，辗转绕道日本、台湾、香港、越南，历时一月，于12月19日潜抵昆明。”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张宪文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说：“1915年11月初，蔡逃离北京，到达天津，接着又于11月18日乘轮离津赴日。”也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说：“一切部署停当后，蔡锷、梁启超以治病为由摆脱袁世凯的监视，逃离京津。”同样只字未提“小凤仙”事（该书第1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1)陈旭麓仙逝后，其弟子编辑纪念文集《陈旭麓文集》时，将上述两文删订连缀成《小凤仙其人》一文。参见《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0-376页。
(12)邢鹏举：《赛金花和小凤仙——中国近百年史中的两个名妓》，《天地》1944年第6期，第38页。
(13)《小凤仙其人》，《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0页。
(14)《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1页。
(15)余力文：《桃花颜色亦千秋——蔡锷与小凤仙的因缘情》，台北《历史月刊》2001年1月号，第67-68页。
(16)此说有误，实际是“1929年冬月”，见《南园丛稿》一书封底，北美印刷局民国18年承印。
(17)张相文：《南园丛稿·小凤仙传》卷7，第47页。
(18)定夷：《墨隐庐漫墨·英雄儿女各千秋》，《小说新报·谈荟》第3年第7期，1917年7月。
(19)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0)曾虚白：《曾孟朴年谱》，转引自《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2页。
(21)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22)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3)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4)李根源（贺竺生先生代）：《祭蔡督军墓文》，《曲石文录》卷4，苏州葑门曲石精庐1932年版，第26页。
(25)《胡鄂公祭松坡先生文》，《丙辰杂志》第1期，1916年12月。
(26)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7)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85页；《1916年谭延闿清理汤芗铭任内各案文件》，《汤芗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28)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29)蒋百里：《蔡公行状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4页。
(30)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31)《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1916年11月26日《盛京时报》，第1版。
(32)《追悼大会纪事》，1916年12月2日北京《国风日报》，第2版。
(33)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
(34)丁凤麟、施宣圆：《护国运动主将蔡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35)梦余：《都门忆语》，《小说新报》第1年第4期，1915年11月。
(36)《都门闻见·花》，1913年4月15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37)梦余：《都门忆语》，《小说新报》第1年第4期，1915年11月。
(38)《都门闻见·花榜》，1913年2月25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39)《都门闻见·花》，1913年2月27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0)《都门闻见·花》，1913年2月27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1)《都门闻见》，1913年3月3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2)《都门闻见·花》，1913年4月16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3)谭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提到：他“癸丑”年寓都门时，小凤仙已“住陕西巷云吉班”了，可见1913年小凤仙已到达北京。
(44)《小凤仙致梅兰芳函》（影印件），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105页。原文系中文繁体字。
(45)《都门闻见·花榜》，1913年2月25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6)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47)《都门闻见·花》，1913年4月16日北京《民主报》，第10页。
(48)贫血：《京师八大胡同通用名词解》（续），1914年10月26日上海《时报》，第4张第8版。
(49)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50)赵默述：《蔡松坡先生逸事》，1916午12月1日北京《民苏报》，第3版。
(51)筠园：《悼蔡松坡先生》，1916年11月11日《长沙日报》，第1张第2版。
(52)《内右二区警署详警察厅总监文》（1914年9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J181/19/3681。
(53)《经界局薪俸之核定》，1915年6月20日北京《群强报》第1080号，第2版。
(54)《致统率办事处真电》（1916年2月11日），《汤芗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55)《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1916年11月26日《盛京时报》，第1版。
(56)《统率办事处通电》（1915年12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89-190页。
(57)《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蔡松坡集》，第813页。
(58)《致袁世凯电》，《蔡松坡集》，第851页。
(59)《各方面辟谬详情·参政院建议书》，1914年11月24日《申报》，第2张第6版。
(60)1916年10月1日《盛京时报》，第7版。
(61)参见刘叶秋等编《成语熟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0页；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8页。
(62)罗贯中：《三国演义》上册，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第178、180页。
(63)谢濂：《蔡松坡先生遗族纪略》，《法政学报》第9期，1919年2月25日。
(64)蔡端编：《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228页。
(65)冯焰：《访蔡锷的女儿蔡淑莲》，《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66)《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3页。
(67)丁凤麟、施宣圆：《护国运动主将蔡锷》，第74页。
(68)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谢本书：《讨袁名将——蔡锷》，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69)如有学者说：“‘张传’对小凤仙如何窥知蔡锷的反袁心思，告以袁世凯的侦探如何活动，更为蔡设计如何脱身，言之甚详。这些都说明小凤仙是一个既具慧眼又有侠心的姑娘。”（《陈旭麓文集》第3卷《思辨留踪》，第373页）
(70)《小凤仙传》全文见张相文著《南园丛稿》卷7，第47-48页。
(71)《前经界局员公祭蔡公志盛》，1916年11月28日北京《中华新报》，第3版。
(72)《周钟岳挽蔡锷联》，1916年12月2日北京《民苏报》，第7版。
(73)即昆明《朝报》主管王公弢。为纪念云南护国讨袁起义29周年，他自1944年11月起在该报分节刊出连载长文《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扩国起义之史实》，在12月28日《蔡松坡入京后为袁世凯所监视》一节中说到：“蔡就经界局后，袁即暗令步军统令〔领〕衙门密探监视蔡之一切行动。经界局原系空头之冷衙门，何来公事可办？故蔡住京，每日除与友逛娼寮、赌博饮酒，以求消遣外，其余皆受密探之监视，其生活已与遭囚之犯人实一样。”由此引发周钟岳的批驳。
(74)周钟岳：《斥王公弢妄言》，1944年12月31日昆明《正义报》，第3版。
(75)戒甫：《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1916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文艺丛刊二》，第3张第9版。
(76)《北京新发现之大劫案详记》，1915年10月25日上海《时报》，第2张第3版。
(77)《蔡松坡集》，第820页。
(78)《王伯群演说云南起义经过》，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
(79)《张协陆致陈国祥函》（1915年10月6日），未刊稿，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80)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田伏隆主编：《忆蔡锷》，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7页。
(81)《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2页。
(82)《蔡松坡先生历史》，1916年11月16日北京《国风日报》，第6版。
(83)渠：《蔡公松坡事略》，《清华周刊》第90期，1916年12月7日。
(84)公弢：《上周副院长书》，1945年1月1日昆明《朝报》，第3版。
(85)1915年9月9日北京《群强报》第1161号报头广告栏；又见1915年9月19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
(86)1915年9月8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
(87)1915年9月24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
(88)《蔡松坡集》，第820页。
(89)冯焰：《访蔡锷的女儿蔡淑莲》，《辛亥风云》，第83页。
(90)此段文字记载很长，为节省篇幅，不详引，有兴趣者可检阅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106-110页。
(91)《致潘蕙英函》（1916年1月27日），《蔡松坡集》，第884页。
(92)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93)以上引文均见魏明《蔡锷出京与袁世凯的智斗及史实订正》，《中州学刊》1986年第1期。
(94)参见谢本书《讨袁名将——蔡锷》，第152-156页。
(95)《蔡锷呈袁世凯文》（1915年11月30日），《政府公报》第1283号，1915年12月3日。
(96)《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牟11月2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2页。
(97)《梁蔡两参政之辞职》，1915年11月28日《申报》，第2张第6版。
(98)梁启超：《盾鼻集·函牍第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2页。
(99)袁家普：《蔡公遗事》，《蔡松坡集》，第1460页。
(100)《蔡将军又出洋养病》，1915年12月1日《盛京时报》，第3版。
(101)《呈袁世凯文》（1915年11月下旬），《政府公报》第1283号，1915年12月3日。
(102)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
(103)贺舜田：《蔡锷将军逃离北京的真相》，1984年9月12日《邵阳日报》，第4版。
(104)《呈奉准组织经界评议委员会文》（1915年2月8日），《蔡松坡集》，第791页。
(105)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页。
(106)转引自李性忠《蔡锷天津脱险的新史料》，《思想战线》1988年第2期。
(107)李性忠：《蔡锷天津脱险的新史料》，《思想战线》1988年第2期。
(108)以上引文见张宗祥未刊稿《记一幕猴戏》（第9页），《铁如意馆碎录·宣南闻见》卷1，《记一幕猴戏·后记》，均转引自李性忠《蔡锷天津脱险的新史料》，《思想战线》1988年第2期。
(109)《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2页。
(110)张宗祥：《蒋方震小传》，《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111)严如平：《陈仪》，熊尚厚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1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3-114页。
(112)符致兴：《蔡锷离京并非小凤仙之助》，《民国春秋》1993年第4期。
(113)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114)《京师警察厅各区署报告绺窃案件表》（1915年5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J181/18/5034。
(115)《内右二区警署详警察厅总监文》（1914年9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J181/19/3681。
(116)赵默述：《蔡松坡先生逸事》，1916年12月1日北京《民苏报》，第3版。
(117)符致兴：《蔡锷离京并非小凤仙之助》，《民国春秋》1993年第4期。
(118)《交通部直辖京奉铁路管理局各大站客车开行时刻》（民国三年五月一日新订），1915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第2张。该列车时刻表只列到站后的开车时间，而无到站时间，姑且估计在站内停车5-10分钟。
(119)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49-150页。
(120)哈汉章：《春耦笔录》，转引自刘成禺等《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170页。
(121)袁家普：《蔡公遗事》，《蔡松坡集》，第1460页。
(122)赵默述：《蔡松坡先生逸事》，1916年12月1日北京《民苏报》，第3版。
(123)杨曼青：《快雪初晴》，1915年11月11日北京《群强报》第1224号，第1版。
(124)《那桐日记》下册（1890-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811页。
(125)星若：《洪宪轶闻·新华幺麽》，《小说新报》第3年第3期，1917年3月。
(126)《交通部直辖京奉铁路管理局各大站客车开行时刻》（民国三年五月一日新订），1915年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第2张。
(127)《蔡松坡集》，第1224页。
(128)《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11页。
(129)《统率办事处通电》（1915年12月2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第189-190页。
(130)赵默述：《蔡松坡先生逸事》，1916年12月1日北京《民苏报》，第3版。
(131)《致潘蕙英函》（1916年1月31日）《蔡松坡集》，第891页。
(132)《致曾广轼函》（1915年11月），《蔡松坡集》，第846页。
(133)《呈袁世凯文》（1915年10月），《政府公报》第1252号，1915年11月2日。
(134)《呈袁世凯文》（1915年11月），《政府公报》第1271号，1915年11月21日。
(135)蒋百里：《蔡公行状略》，《蔡松坡集》，第1463-1464页。
(136)1916年12月2日《长沙日报》，第3张第9版。
(137)《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2页。
(138)竞存：《红颜也解哭英雄》，1916年11月18日北京《民言》，第2版。
(139)另一说法是“共和医院”。承蒙广东发展银行谢正升先生指点：据来新夏主编、杨大辛编著的《天津的九国租界》一书的记载，1917年以前日人在天津日租界创办的医院主要有3所，分别是日本共立医院、天津医院、井上医院，而没有以“共和”命名的医院。日本共立医院由日本居留民团创办于1901年，位于福岛街（今多伦道），与梁启超意租界四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的寓所相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谨此致谢。
(140)《要闻·蔡将军辞职已决》，1915年11月21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
(141)《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2页。
(142)《蔡灵到埠后之续闻》，1916年12月12日北京《晨钟报》，第5版。
(143)《北京十三日酉刻专电》，1915年11月14日上海《时报》，第1张第1版。
(144)《卫兴武呈袁世凯文》（1915年11月21日），《政府公报》第1275号，1915年11月25日。
(145)《德义楼饭店》，1915年11月7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
(146)《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110页。
(147)以上引文均见《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1916年11月26日《盛京时报》，第1版。
(148)血痕（按：即王血痕）：《纪实短篇·哀凤声》，《寸心》杂志第1期，1917年1月10日。
(149)《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1916年11月26日《盛京时报》，第1版。
(150)1916年11月23日《盛京时报》，第7版。
(151)以上引文见《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1916年11月26日《盛京时报》，第1版。
(152)血痕：《纪实短篇·衷凤声》，《寸心》杂志第1期，1917年1月10日。
(153)华而实：《宗师绝唱》，《黄河》2006年第3期。
(154)血痕：《纪实短篇·哀凤声》，《寸心》杂志第1期，1917年1月10日。
(155)《警署传询小凤仙》，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第2张第6版。
(156)胡我生：《筱凤仙生死之疑问》，1916年12月7日《申报·自由谈》，第4张第14版。
(157)胜公：《追悼会半日之感想》，1916年12月2日北京《国风日报》，第2版。
(158)《昨日之追悼大会·小凤仙之痛哭》，1916年12月2日北京《民主报》，第2页。
(159)《纪中央公园之追悼会》，1916年12月2日北京《爱国白话报》第1184号，第1版。
(160)南迂：《残脂剩粉》，1916年12月19日北京《中华新报·隽语》，第8版。
(161)竞存：《红颜也解哭英雄》，1916年11月18日北京《民言》，第2版。
(162)《追悼大会纪事》，1916年12月2日北京《国风日报》，第2版。
(163)南迂：《残脂剩粉》，1916年12月19日北京《中华新报·隽语》，第8版。
(164)蒋百里：《蔡公行状略》，《蔡松坡集》，第1463页。
(165)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第173页。
(166)转引自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第165页。
(167)参见李剑鸣著《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9页。
(168)参见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第157页。
(169)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第172页。
(170)参阅焦润明著《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85页。
(17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81页。
(17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73)吴承明：《治史要从考证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3页。
(174)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就有过这方面的感言，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史学界存在过一股不正之风，其重要表现之一敢是拒绝在反映历史事实的原始资料上下苦功，到写文章时现找几条二手、三手的资料点缀一下，于是便放言高论，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论犹可，愈论愈加深混乱，离开历史真实愈来愈远。人们戏称这种学风为‘回锅肉史学’，因为它不过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再加点佐料，回一下锅而已。”（韦庆远：《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页）
(175)《贺罗尔纲同志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