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20年中国外交散谈——2.从周边看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外交论文,风雨论文,国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
傅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刚：中国外交部特邀调研员
王逸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夏道生：外交学会前副会长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宋江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柬埔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摘自《外交十记》
傅莹：
周边的昨天与今天
《外交十记》中有三篇半是关于亚洲外交的，就是“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关于中—印尼建交的“东京的‘葬礼外交’”、关于中韩建交的“通往汉城”，以及“黑云压城城不摧”中有关中日关系的描述。这几件事，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大事，至今对中国周边外交有着重要影响。我亲身经历了事件中的一些活动，感触很深。
钱其琛在书中说到，柬埔寨问题是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巴黎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解决地区性争端的成功范例，但它对中国还有一些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我觉得第一个直接效果是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巴黎会议是1989年7月下旬开始的，离“六·四”政治风波仅一个多月时间，钱其琛就在巴黎实现了与几个西方大国外长的会晤，成为我国恢复对外交往和打破外交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时我担任翻译，美方当时就提出了恢复富布赖特奖学金等事项。
第二是巴黎会议实现了柬埔寨的和平。和平协议签署后，我去柬埔寨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柬大选时，我在靠近柬泰边界的马德望省监督选举，这个地区是人民党和红色高棉长期争夺的地方。我负责的选举站有2700多名登记选民，投票率高达97%，几乎都来了。上午9点开始投票，凌晨4点多老百姓就开始排队，站累了就蹲在地下，有的老年人眼睛看不清，哆哆嗦嗦地投票。看得出人们对结束战争、实现正常和平生活的渴望和期待。巴黎会议给柬人民带来了和平，中国作为积极推动和促进者，在周边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后来中柬关系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个意义是促使越南从柬撤军，解决了影响东南亚和平及我国周边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排除了中苏和中越关系正常化中的一大障碍。我国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集中在经济建设上。
第四是通过解决柬问题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曾经历了冷战对峙，但在柬问题上利益和立场相近，中国公正、积极的姿态，以及与东盟国家的良好的协调，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和好感，推动了中—印尼复交和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
钱其琛在书中还提到，巴黎会议是中国解决周边热点问题的一个开端。这件事对我们今天处理朝核问题有借鉴意义，在朝核问题的谈判中，我们还经常回忆起在柬埔寨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周刚：
中国与东盟：从对立、猜忌到改善与发展
2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论是与大国的关系还是与周边的关系，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了中国外交为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中国外交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年来中国外交的成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中国外交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拘泥过去，需要与时俱进。
以中国与东盟关系为例。20年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总体是对立的，互相猜忌。我1988年到马来西亚当大使，1995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印尼当大使，深切感受到中国对东盟工作的重视，感到开展工作的艰辛和来之不易的成就。
1988年我赴任前去请教中国首任驻马来西亚大使王幼平，他特别提到中马之间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南海、马共、华人等问题。1995年去印尼时，中—印尼关系中也存在互信问题。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掀开了新的篇章，过去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参加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将来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说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对东盟政策体现了外交从全局出发，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搞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印度不是中国的威胁，更不是主要威胁
再如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我1998年4月出使印度，十几天后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了核试验。当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印关系的新问题。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础上重新恢复和发展中印关系。经过中方艰苦的工作，包括必要的批评和适当的斗争，1999年6月，也就是在核试验的一年多之后，印外长在访华时与唐家璇外长达到了重要共识，即中印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双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印度的核试验是以“中国威胁”为前提，所以双方达成这一共识非常重要。
由于中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由于印方的努力，才使得中印关系在这之后走上了正常、健康的发展道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今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领导人对此做了高度评价。
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12年来，印度以年近6%的发展速度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印度的科技在某些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印度的军事力量也不可低估。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南亚事务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也要看到，印度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5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2万亿美元的40%；印度十几年来吸引的外资大约有400亿美元，不到中国4000多亿美元的1/10；印度的进出口贸易去年大约是11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6200亿美元的1/6强；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48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一半。中国改革开放25年和印度改革开放12年相比，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已经远远超过印度。将来中国同印度综合国力的差距还会拉大。印度也希望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可以说，印度不是中国的威胁，更不是中国主要的威胁。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建设任务，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广泛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样一种对印度的看法，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印度的工作，使中印关系不断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