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我者性”：角色转换与福利认同——基于福利供给过程中“认亲”现象的理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过程中论文,角色论文,现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6-0038-06
目前学界对福利供给的研究更多是从制度角度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角度去思考和建构的。但这三者构建的福利供给机制是完全有效的吗？它们带来的弊病如何克服？也有学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在没有这些制度之初，或者在中国的语境下存在的一些本土做法或社会事实是否有它的意义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考察了在对艾滋病致孤儿童救助的过程中存在一类独特的现象——“认亲”，即儿童认当地的民政干部为干亲，儿童在政府固定的福利救助金之外会收到来自干亲的额外资助，这些资助有些是以学费有些是以奖励的形式给儿童的。
为此，笔者很是好奇，为什么存在“认亲”的现象？这样的认亲对儿童和民政工作者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这种行为有什么启示和意义？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的趋势。即从最开始的公开的局外人逐步过渡到后来的隐蔽的局内人，直到最后又成为公开的局外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一直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之间徘徊，在理解的时候投身其中，在分析的时候又置身其外。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相同文化，他们可以比较透彻地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他们在与当地人的对话中比“局外人”更容易进入对方的“期待世界”。[1]“局外人”的身份则可以与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容易看到事务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脉络，能利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
最初的研究契机缘于2006年7月河南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与服务中心与半边天基金会合作参与的“小姐妹”项目，该项目旨在对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心理进行疏导，使他们能健康地快乐地成长。自此之后的5年里，研究中心人员与这些儿童建立了长期的密切关系，对儿童的生长环境进行系统观察和数据收集，并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该研究的入场方式采取的是“提供服务者”与“志愿者”的角色，可以说是隐蔽式的。基于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再加上笔者的大学教师身份，当地人及当地政府对于笔者后边逐渐表现出的研究兴趣，并没有表现出很敏感。因此，整个研究过程可以说是逐步暴露式的。
对于资料收集方式，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和实地观察法。而观察记录的主要内容则包括主叙述文本、被观察者自诉文本和对话等资料。
资料分析和归类方面，采取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在认亲的双方之间以及这种行为与当事人的意义和笔者自己的理解之间，试图达到双向诠释和意义融合。
二、“认亲”双方对“认亲”的诠释
(一)儿童
1.身份的重新建构
“之前，我觉得我就是遭人看不起的小孩，父母因为那个病去世了。但现在我不觉得那是自己的错。原来没人管我，现在我觉得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关心我，在学校里、在(村)庄上，很多有父母的小孩都羡慕我呢。”(YWB19F16)①对于儿童而言，“认亲”意味着从“遭人看不起”、“艾滋孤儿”转变到“受人重视、被人羡慕”的身份建构。
2.关系重组
在儿童看来，“认亲”之前，双方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认亲”之后，双方的关系变为“亲人”。“在我看来，之前的X伯伯来帮助我们是人家的工作，现在我觉得伯伯就是我的亲人，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就像上次我跟‘阳光爸爸’闹矛盾，就私下告诉X伯伯了，伯伯并没有像干部那样去跟‘阳光爸爸’做工作，而是像个家人唠嗑一样最后很自然地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家庭里的关系很融洽。”(GP16F03)②
3.对儿童能动性的肯定
在回答“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的小孩被认亲”这个问题时，儿童的诠释是这样的：“被认养的我们几个在家园里可能都算是比较优秀的吧，学习好、勤奋或者有点特长什么的(笑)。我是属于学习还算可以的，NN会唱、会跳，属于文艺才能比较好的。为此，阿姨还专门给她买了电子琴呢。”(HN20F04)③儿童把“认亲”的原因归因于自己的优秀、勤奋、学习好等能动因素，这是对儿童能动性的一种外部肯定。
从儿童对“认亲”的诠释中可以看出，“认亲”改变了“受助者”的内部认知——个人如何诠释他人对自己受助的看法，以及个人对这些看法的认知。这种对他人看法的认知会对个人的自我概念产生重大影响，正如符号互动论所指出的，自我概念是通过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产生和维持的。[2]
(二)“认亲者”
1.从“角色”到“人物”的转变
对于“认亲”，认亲者自认为这是一种人之常情。“没想那么多，做这个工作，也要多少尽点心意而已。自己也力所能及。(这样)她有点寄托，感到有人关心她，多少有点父母亲的感觉吧。”“做儿童工作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有了‘亲人’这样的身份，就更多了一份耐心和细心”(LJY46M05)④。从角色到人物的转变，使福利工作巧妙地突破了官僚科层制的局限，摆脱了角色的限制，使沟通双方进入到真理宣称、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的情境中去，从而有效地达成了沟通理性。
2.社会联结的纽带
对于这些儿童的状况，认亲者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又不是这些孩子的错，这里边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我们的努力可以弥补一些这种先天的不公平吧？”“也和高尚以及道德无关，仅仅是个正常的人，看到这些孩子可怜可爱”、“这些年来，我们在村里的口碑还不错吧，反正我们做的都是做好事。”(DH40F06)⑤这样的阐释暗合了戴维·米勒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原则，建立了团结性社群。
3.对儿童抗逆力的肯定
“对这些孩子的认养，无形中在当地孩子中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观念——自助者人助、天助。因为我们认养的、助养的都是些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不错成绩的孩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可能对园里的孩子也有点激励作用吧。”(XCZSOM08)⑥这样的认可对身处逆境的儿童来讲意义至关重大，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得到了更多向上流动的资源和途径。
从“认亲者”对认亲的解读中，可以看出，“认亲者”通过从角色到身份的转变和对儿童抗逆力的肯定，暗合了社会正义原则，实现了社会的联结。
三、“认亲”的理论意义
如果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概念或滕尼斯的“社会”“共同体”概念来分析，那么认亲这一行动就是把“情感中立的、功能单一的、普遍主义的、自我取向的”角色要求和社会关系转化为“情感涉入的、功能普遍的、特殊主义的、集体取向的”角色要求和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
第一，从仪式文化的角度来看，迪尔凯姆认为，文化包括主观意义的文化、结构意义的文化、拟剧意义的文化和制度意义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迪尔凯姆是将仪式作为符号象征反映社会关系、社会偶像的。[3]丹尼尔·贝尔着重于文化的诠释功能，只把文化局限在表达象征的意义领域内。他说，文化通过宗教仪式、哲学和艺术，以想象的方式诠释世界的意义。戈夫曼的前台后台拟剧表演理论认为，主体的拟剧表演是分为前台后台的，而认亲则正是通过建构社会关系的形式使前台和后台相互贯通：作为角色的社会福利处干部是前台身份，而作为“干亲”则是后台身份；只在后台发挥作用的亲人关系被拉到了前台，充实了社会福利的柔性功能。
第二，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认亲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这种认同通过三种形式建构起来：身份建构、关系重组与能动肯定，如图1所示。也许它不符合教科书上所说的“价值无涉”，但对个体生命来言，却是意义重大。
图1 从“认亲”到“认同”的部分建构过程
这种重组后的关系本质是社会平等，即互相把对方当作平等来对待，而不是放到等级化排列的社会中去，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英和草根、受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鸿沟，弥合了不同群体之间因为不理解、不信任和相互反对而造成的社会分裂，克服了一方的妄自尊大和另一方的卑躬屈膝。
第三，从沟通理性的角度解析“认亲”的意义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理性是通过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知识的联结而建立起来的，通过沟通理性建立了相互承认。从哈贝马斯来看，沟通理性克服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性的另一个牢笼。哈氏认为这种沟通理性的建立，需要达成共识真理观，即参与者在社群规范的制约下达成共识。为了达成这一共识，需要有以下几个语用学条件：第一，在客观世界需要遵循真理宣称，即句子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表达了事实的真相；第二，在社会世界需要遵循正当宣称，即语言的使用遵循规范；第三，在主观世界遵循真诚宣称，即真诚表达了内心的想法和感觉。
哈贝马斯从双向理解模式出发，结合着共识真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以沟通理性代替目的理性，作为分析社会行为的架构。
他把三类相互承认的模式归结为：友谊或爱情关系领域的情感(爱)，作为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得到法律承认的权利(法律)，赋予社会成员能够证明其特定技能的个人成就的社会价值(团结)。[4]
笔者认为，这三种相互承认的模式在“认亲”中都得到了体现，实现了哈贝马斯所理解的沟通的理想形态：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达成一致。
人在使用语言时，蕴含着追求真理的倾向；而真理是由通过反复讨论而达致的“共识”来界定的。根据哈的共识真理观，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相关的社群规范制约下达致的共识来决定的。
哈贝马斯企图通过对语言本质的分析来证明他的论点。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对这些道德理念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的使用里。在人类使用语言沟通的过程里，已经显示出人是追求此种理想生活方式的。我们懂得运用第一句语言和别人沟通或者要达致了解(reaching understanding)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我们是在追求一个普遍而没有制约的共识了。换言之，“达致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里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进一步蕴含着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
首先，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民政工作中，地方性福利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也是福利政策的实施者，他们具有丰富的关于服务对象的情境性知识。他们与艾滋病致孤儿童之间具备了达成沟通理性的条件。
其次，“认亲”这一本土特色的福利形式巧妙地规避了科层化的挑战，脱离了角色的限制，使沟通双方进入到真理宣称、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的情境中去，从而有效地达成了沟通理性。
最后，言辞情境指涉着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脉络。作为“亲人”的福利实施者和作为接受对象的福利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指涉着完全不同于国家权力和科层制下的沟通关系。学者王思斌在《人情文化与求助行为》一文中把中国人消极求助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向性及最小求人原则。[5]这样的文化脉络下中国人救助行为往往是内向的、消极的，但“认亲”是对这个文化的“消解”，以一种天然的最好的方式实现着社会工作“个别化”的方式。这样的关系形态下，福利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更多的是文化的弥合，社会的整合。这是一种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的结合，借此表达了自己的价值、意义，显示地方知识和草根文化力量的顽强和牢固。
“交往结构使爱成为一种特殊的相互承认关系”[6]，这种关系消融了界限，融入了他者。消融界限，主体自我经验到彼此之间的协调，这种行为取决于维系的类型，可能采取各种形式。在每一种情况下，融合过程仅仅是从一种对立的经验中获得其特有的可能性条件，这种经验就是遭遇那个不断重建它的界限的他者。仅仅是因为关怀的可靠保证给予被爱的人以力量，使被爱的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与他的存在合一，并经验到界限的相互消融。在这个意义上，在爱之中所发现的、被黑格尔描述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存在”的承认形式，与其说是一种主体间性状态，不如说是悬置在两种经验之间的交往弧线，一边是独立存在的经验，另一边是融入他者的经验；“自我相关性”与共生状态就代表了相互要求的平衡力量，它们共同作用，促使一个寓于另一个之中。
对其身份的认同，则是另一种认同形式。对艾滋病致孤儿童来说，特殊的身份可能带来歧视，这种身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但“认亲”却以强关系的形式克服了这种身份带来的不安全感。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种身份重构突破了精英与底层的限制，消解了优势与劣势的区隔，解构了助人与求助的结构，消弭了边缘与中心的边界。面对外来的救助者，艾滋病致孤儿童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与他们相处，因为在文化与文化交叉碰撞时最困难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但“认亲”之后，彼此很快克服了身份的限制，进入人与人的真诚交流之中，实现了福利的认同。这个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从“认亲”到“认同”的完整建构过程
四、经验与启示
(一)福利提供内容需要物质福利，同样需要文化福利和心理支持
由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分隔与冷漠。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导致身份危机，更使人们失去了情感的、道德的、文化的支持，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精神生活陷入危机。“认亲”是一种不仅在儿童福利，而且在老年福利等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实际存在着的文化现象。它背后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义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与知识，诠释了在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实际存在着的一种福利形式。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意义不仅仅是提供物质支持，更多的是物质福利无法取代的文化福利和心理支持。
(二)福利供给形式需要正式制度，同样需要非正式的民间慈善
麦金代尔强调，人物与角色(role)不同。“人物”是指具有某种特征和个性的一类人，而“角色”则是指从事什么职业、承担什么任务的一类人。角色与经验的真实领域相关，是由本身内在规定的。人物则是社会角色中非常特殊的一种，他们被赋予了某种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或个性特征，与人们对他们的理解相关，人物是由外部而且往往是由意识形态塑造的。我们需要角色，更需要人物。[7]
(三)叙事的多元对照与对话取代单一和绝对的权力话语叙事
后现代社会学写作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写作，就在于其叙述视角的转换与多元性。社会结构中需要这些所谓草根的、“异质性”的民间的叙述，而这正是经典叙述、历史叙述的最大缺失。
(四)从更宏大的意义上，可以促使对有关“理性”与“进步”的探讨
如果说目前我们的福利制度在于建立一种理性化的途径去实现对生命的关怀的话，那么以“认亲”为代表的传统的“福利形式”则是以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为出发点的自主行为。两者都是有缺陷的，过度强调制度性福利难免会带来一些福利国家的诟病，过度强调民间自发行为会丧失国家应有的责任。理性未必是进步的，传统未必是落后的。在福利政策的本土性建构中，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西式现代化所架设出来的既有的结构理路完全颠覆掉，但我们更不能把本土的资源完全撇开。实际上，更可行的办法是把本土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给予更多的话语权力和价值解释。
如果把以上思想进行归纳，可以从图3得到直观的解释。
图3 当代人类服务类型框架
在人类服务类型框架图中，我们不乏管理主义的、专业主义的及市场化的服务，但社区文本的服务更是不可或缺。社会福利工作者和研究者需要更多关注社区内存在的自身的资源并把它们发掘出来。
引文格式：纪文晓，陈涛．“他者的我者性”：角色转换与福利认同——基于福利供给过程中“认亲”现象的理论解读[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6):38—43.
文字编辑：王香丽
收稿日期：2012-03-07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本文在引用受访者材料时，都做了编码。编码内容依次为受访者姓名或代号(大写字母表示)、年龄(数字表示)、性别(M为男，F为女)、编号(数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