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3)03-0013-06
在近年来的思想界，一部分人或许出于对现代中国民主不健全的忧虑，或出于对马克 思主义的本能排斥，纷纷把怀疑的目光投向20世纪初那段给中国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历史 。把现代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病因归根于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宣扬、实践的 没能持久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过早传播，对中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嬗 变给予了种种诘难。诚然，困扰于现实而反思历史对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必 不可少的一种思维模式。但问题是这种反思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历史 的发展有其内在发展规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在中国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交接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 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管后来的人们对此是褒是贬，都是历史的必然。
一、探索强国手段的历史逻辑
近现代民主精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伴生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需求。它 是不可能在农业社会宗法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因此，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民 主精神的国家。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近代中国与古 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眼光看，近代中 国在其内部仍无法催生民主精神，但是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区别的是近代中国遭遇到 以民主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并被这种文化击得无以自存。在民族危机的 挤迫下，先进的中国人士被迫检讨导致近代中国悲惨命运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列强这个 参照系的强烈刺激下，他们很快把思维定位在民主主义上，把民主主义与强国要求联系 在一起，从救亡出发，在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民主主义思潮。
从19世纪70年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民主主义历经近半个世纪。在深度上从 开始时的对民主制度层面追求走向对民主最高层面—民主精神—的探寻。但是前后几代 民主主义者在把民主当作强国手段的思维定式上表现得惊人的同一。初期的郑观应提出 中国“终日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己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 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戊戌时期的梁启超认为“故民权 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3]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不 实行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独立富强。“五四”新文化人士力呼德先生，倡扬个性自由， 人格独立，似乎淡化了民主的手段化气息，但是实质上对民主精神层面的弘扬还是出于 “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的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的考虑。[4] 一句话，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仍旧是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
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那样从人的觉醒出发而是从爱国救国出发走上民主主义道路的， 因而一开始便给中国民主主义运动嵌入了宿命因素。在民主手段化的思想影响下，国家 民族作为运动目的被予以极力维护，民主的启蒙色彩便大大被冲淡了。民主的真正确立 首先需要人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但是在中国民主主义者看来，国家的存在、民族的存 在是体现个人存在的最高而且是惟一的实体。高唱“新民说”的梁启超在谈个人权利时 特别强调“新民”应服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指责个人自由是野蛮时代的自由，认为文 明时代的自由应是团体自由。[5]主张鼓民力、民智、民德的严复声称，今日的中国个 人自由“尚非所急”，所急者，“乃国群自由”。[6]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阐释其 民权说时也一再把“极端”的自由等同于“一盘散沙”，作为“放荡不羁”的同义词。 主张“自由万不可利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7]他们都一致认为个人解放 的目标只有在与国家的复兴的目标相重合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然而在中国近代民族 解放和个人解放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因为为了争取民族整体的独立、平等、自 由，就需要凝聚一种强大的力量共同抗击外敌，而个体发展的需要则必然消解整合群体 力量的努力。面对这种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冲突，中国民主主义者于是很决然地舍却 了后者，把关切点集中投注于前者。揭橥个性独立、自由的陈独秀在民族危机加剧时转 而主张为了挽救正在堕落的中国必须“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并且“造成一个名称其 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8]鼓吹个性文学的郭沫若在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也一改其初 衷。由尊崇个性、景仰自由转向认为“在大多数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 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憯妄。”[9]提出“要建设自 由的中国，须得每个中国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的 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自由了。”[10]这样，作为民主主义思 潮赓续生命的根本—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在救亡重任的巨大阴影下不知不觉被忽略了 。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精神、民主意识生长土壤的国度。这种启蒙的失落与中 国传统社会中民主意识、民主精神的缺乏合流，因而导致中国民主主义在精神层面始终 呈现一片苍白的荒凉。
既然中国民主主义精神层面没能够充实，因此也就意味着民主主义在中国终究只能是 无根之花。民主无法化为国人发自心灵的内在需求。从民主主义兴起到“五四”时期， 民主主义思潮貌似一浪高过一浪，实际上它已经由于其自身的宿命因素正逐渐走向生命 的尽头。纵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虚浮的中国民主主义也必然会有一个向其他文化 价值取向的位移。当然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人士仍奉民主主义为圭臬 。不过这种民主主义信仰主要不是出于精神理念上对民主主义的宝爱，而在于对民主主 义能挽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功效的主观迷信。既然中国先进人士的民主主义信仰是出于民 主主义能实现救亡的共识，因而民主主义对国家强盛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便成了民主主义 是否存在的决定因素。但是，民主主义没能为中国带来预期的强盛，无论是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确立还是“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开展，中国依旧不能摆脱被奴役被瓜分的境地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恰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世界资本 主义危机状况陆续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入中国。在中国人原本的心目中，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无疑是由民主主义促兴国家强盛的典范。如今蓦然发现这些由民主促兴的国家在大 战后经济的萧条，政治上的动荡和意识上虚幻、悲观、颓废，内心的震动是无以名状的 。而尤为吃惊的是在对大战原因的分析中痛苦地发现战争竟然是这些由民主主义发展起 来的列强的伴生物，[12]未来的时代只要这些列强尚存在，导致自己国家摧残的大战还 会出现。于是把民主主义当作手段的共识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在民主主义救国信念破灭的同时，中国先进人士对造成中国民族危机的原因倒开始有 了清醒的认识，巴黎和会上的列强的强盗行径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使得中国人 们懂得了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独立的最大障碍。[13]中国政府在和会上软弱卖国以及随 后出现的黑暗中国政局又终于让中国人明白了军阀、官僚、政客是阻挠民族救亡的三害 。[14]因而反帝、反封建政治势力作为民族解放的前提成了中国先进人士的新的共识。 而要反帝国主义，势必“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5]反封建势力“ 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16]这种反帝反封建势力的需要显然无法从 民主主义中汲取理论的支持，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却得到了强烈共鸣。马克思主义不但昭 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透显出来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等命题，而且还为这些命题建立 了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科学理论。因此中国先进人士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出发，开始逐 渐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它随 后取得的国力强盛，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振兴的强大功效，故而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先进人士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认为既然俄国奉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国 家的强盛，在基本国情与俄国相似的中国，同样能完成救亡的使命。于是，在十月革命 的感号下，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迅速滥觞开来。
二、追求真正民主的历史逻辑
中国民主主义者根本追求的是民主在制度层面的确立，为了保证民主制度的真正根植 ，他们从事着对人的觉醒的民主思想启蒙工作。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 想，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孙中山的“觉民”主张就是这种启蒙工作的集中反映。诚然 ，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作为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不可能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 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得以确立。但是通过几代民主主义者振聋发聩的民主呼唤，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民主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沉淀了下来 ，并得以作为行为准则开始指导人生奋斗。尽管他们对民主精神的价值观尚没有一种清 晰的认识，但民主一时已成为判断社会行为的道德律令，以致于一些以复兴中国传统精 神为己任的新儒家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民主观念的合理性。当然 ，这种浮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民主观念由于缺乏民主的物质力量始终只能作为中国民族主 义旋律的“副部主题”而存在。但它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有时也透显出相当强大的坚定 性。尤其是在民族危机稍有和缓的时候，对民主的维护有时还会超过对民族国家的关切 。陈独秀曾说“个体权利不存在，则团体无存在之必要。”[17]胡适宣称“争你们个人 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18]民主观念一旦 得以普及，它便很快替代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冲消掉的“道”的地位。如同中 国传统社会中以是否合乎“道”判断一切是非一样，这时的一切东西不得不在民主的法 庭上接受审判了。而以民主的评判眼光检测以往的中国民主主义思想，很快便揭示出以 往中国民主主义的不合理性。中国民主主义者在制度层面上一直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 制度。随着资本主义非民主性质在一次大战、巴黎和会中的全面曝光，对已具有民主观 念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逐渐变得难以容忍。中国民主主义者因而进入 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面批判的历程。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在经济关系上“劳工们辛 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 当的分配，断断非Democracy所许的。”[19]在社会关系上，资本主义议会“所代表者 ，非多数恃劳动为生之国民之意思与利益，惟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意思与利益而已”[20] “它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21]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 抵制劳动阶级的武器。”[22]在国际关系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 军国主义。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 ，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产阶级一阶级谋利益，以殖民地弱国为牺牲品”[23] “造了无穷罪恶”。[24]践踏国际间的平等原则，损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为了维 护民主的神圣，中国民主主义者开始走出资本主义民主的窠臼，转向对能真正蕴涵民主 的新载体进行探寻。这种新载体在中国民主主义者看来应是使民主在社会诸方面得到全 部体现。在经济上就是要“废止资本主义的生产，用一般民众，造出大家都是劳动者， 大家做了大家用的一个平等的经济组织。”[25]实现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在政治 上就是要真正做到“主权在民”，“使全体人民或多数人民行使政权。”[26]打破政治 上的特权阶级，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使政治机关“属于人民，为人民”。[27]在社 会关系上就是要铲除阶级压迫，实行阶级平等，在国际关系上就是要发扬传统中国的大 同精神，反对弱肉强食，“鄙弃谋一部分国家的自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 倡导互助、友爱，把爱国主义与人类解放联为一体。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时大量传入中
国，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没有剥削者、压迫 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倡导人类解放”的主张正好满足了 中国民主主义者对实现真正民主的内心期待。相信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民主是德谟克拉西 的更高级发展。[28]因而使中国民主主义者中一些激进分子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从追求理想民主出发，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不过马克思 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外在形式上与抽象民主之间的不可融性是 显而易见的。这就使中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表现出一种迎而又排的矛 盾心态。陈独秀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无产阶级专政就表达了相当大的不满 。[29]为了维护绝对的民主、自由，许多人因而更多地把思维的兴趣点放在无政府主义 、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上。事实上仅仅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是理想民主模式的认同而 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不对其进行理性的逻辑分析，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分裂和把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含混一起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 ，确切地说中国民主主义尚没有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 久，因为随着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普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也在不断发 展，当“五四”民主主义者试图把在知识分子中已认同的民主观念化为全社会人民的共 识的努力遭到国人冷漠的回报后，“五四”民主主义者滚烫的启蒙头脑逐渐冷静了，他 们开始怀疑主观主义的启蒙形式。与此同时，原本作为宣扬民主之手段的“塞先生”随 民主观念的确立而成了人们的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使中国民主主义者抛弃了 唯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转而接受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根据唯物史 观，李大钊等人认为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是“社会表面构造”，[30]“凡 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31]因此他们抛弃空泛的启蒙手段 ，变为从事改造经济结构的努力。根据唯物史观，李大钊等人还认为一定的经济组织是 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对经济组织“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 争的形势。”[32]只有通过阶级战争才能使中国得到“改造与存在”，从而推动历史进 步。[33]当无产阶级取得改造经济组织成功时，旧的资本主义潜在势力、思想还存在， 还有被复辟的危险，因而必须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34]这样，由于唯物史观的确立 ，原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消失了，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回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 无产阶级专政说的攻讦者，指出尽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符合理想的民主， 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35]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期间必经的阶段。[3 6]它们都是实行真正民主的必要手段。对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因此也 清晰了，懂得了尽管在最终理想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而空想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只能是空想。故而“五四”激进民主主义者终于坚定地树立起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全新的时代。
三、嬗变的历史评述
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尽管在外在表现、内在努力方向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 在对民主的追求上，两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如“救亡压倒启蒙”论者所说的时空上断裂。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认为应该抛弃民主原则、民主精神。陈独秀、 李大钊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最严厉的二个人，但他们也只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真正的民主仍是他们的内心追求。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中国民主主义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中国民主主义 者思维的最高点也不过是达到民主启蒙这一点。启蒙运动在唤醒人、改造人，为社会改 造作准备方面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民主精神的真正确立首先必须摆脱帝国主 义的侵略和压迫，“一个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严肃地讨论任 何内政问题。”[37]同样也就无从谈论民主精神问题。其次必须建立滋生并保存民主思 想的社会结构。因为思想文化的变革运动终究要受到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继起的 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的支持，思想文化的变异不足以持久、不足以达到运动的预期目 的。以往中国民主启蒙思想家在从事启蒙运动的时候，恰恰忽略了民主启蒙生存发展的 这两大决定性前提，因而根本制约了民主启蒙的深入并最终免不了被极权政治扼杀的命 运。马克思主义者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旨在为民主启蒙的普及和深入扫除 障碍，从而为民主在中国的真正实现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通途。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在 实际实践中呈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种革命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排斥了民主启蒙。 然而事实上革命和启蒙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启蒙可以采用宣传教育的方式，也可 以采用革命的途径，客观地讲后者往往比前者能更快地收到启蒙成效。章太炎就曾说： “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 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38]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号召人民攻击与民主对立的 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创立民主政权和民主军队，使得民主观念随革命发展而迅速地在 各地的各阶层人民中普及开来，民主启蒙运动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
当然，无可讳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传播和实践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对民主运 动也产生过一些损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失望和憎恶中完成自己 思想转变的。这种失望和憎恶往往变得如此强烈、过火，以致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 伪性时，把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原则，民主精神也给抛弃或忽略了。以致在由民主 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优秀民主成分的丢失成了一种普遍的倾向。因而在马 克思主义实践中，忘记了马克思关于个性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追求，把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化。为了革命、专政，个人的独立、自主、权利的要求往往轻易 地遭到了抹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时候，过于迷信“经济问 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39]因而只强调改变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 政治斗争，而相对疏略了文化思想上的改造工作。但是思想文化尽管受经济基础决定， 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此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太相信民主国体对实现真正民主的实际 功效。主观地认为民主国体建立以后，民主问题已根本解决了。而事实上民主国体不过 是实现民主的保障，真正民主实现还有赖于民主的制度化，有赖于参与、决策、监督、 选举等一系列民主运行机制的建立。建国后由于缺乏对民主制度化的应有研究和重视， 因而使我们这个民主共和国中产生许多违背民主精神的行为和作风。但是历史地看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导致的对民主的这几种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民主 主义的替代，而恰恰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奉行上的偏颇。
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历史留给我们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效应，我们都只能无可闪避地承 受。对于中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今天的人们无需为它对中国民主的促进作 用太过于自喜，也不必为它对中国民主的些微阻碍太过于愤慨。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民主的促进作用，理智地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损害民主的非马克思主义，消弥 由它造成的中国非民主恶果，才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收稿日期：2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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