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早期的诗学贡献——对《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及其写作背景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一文论文,诗人论文,贡献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07-0056-06 1920年初，《少年中国》杂志的“诗学研究号”上，连载了田汉近六万字的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此文在早期的新诗理论文章中可谓鸿篇巨制，虽以新诗为话题展开，但内容远远溢出了当时新诗讨论的核心话题。田汉基本上是以青年恋爱婚姻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其五四前后的诗学理念往往被忽略。实际上，在1920年代的新诗草创语境中，这篇具有学术论文建制与规模的长文，无论对新诗话题的讨论方式，还是对诗人人格养成的思考都显得特殊而有创见，有必要专门对其研究。 首先，《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虽以新诗为中心话题，但作者的视野非常开阔，在近代文艺与社会思潮变迁的框架内谈论新诗，并将问题潜在指向少年中国学会的“新人”塑造与社会改造话题，使田汉的诗学思考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当时普遍的浪漫主义诗学架构。而且，其将“劳动”这一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实践性的概念，纳入到对新诗主体确立的理解中，虽未给新文学带来强劲的主体机制，但却提供了新的诗学视野。因此，无论是将其放回早期新诗理论的历史脉络，还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文本背后的历史丰富性都有待打开。 一、“劳动”与新诗主体的确立 《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最初连载于《少年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的诗学研究号上。《少年中国》杂志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言论质实，在关注社会问题之外，同样致力于新文学的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两期“诗学研究号”便为会员诗学问题研究的成果集中。众所周知，俞平伯于1919年3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新诗专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紧接着胡适发表《谈新诗》对新诗草创经验作出总结，进而引发了新诗理论的第一次讨论热潮：在《新青年》之外，“《新潮》、《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学灯》、《文学旬刊》、《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也发表了一批新诗理论文章”①。《少年中国》“诗学研究号”的编刊，自然与此次新诗理论热潮直接相关。然而，以胡适的诗论为核心，早期新诗讨论是在“新旧之争”的框架内，围绕诗体解放、语言形式等话题展开的，而《少年中国》的诗学讨论似乎自成一体，特别是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无论是其谈论新诗的参照系，还是内驱力都独树一帜。 《诗人与劳动问题》全文长达六万多字，单篇占去两期诗学研究号的一半篇幅，虽以诗歌为写作缘起，但整篇论文以主要篇幅介绍近代西方社会与文艺思潮变迁的历史，知识性远远大于思想性。论文虽然体格庞大，但逻辑架构却极为简单，全文共五部分组成：一、何为劳动与劳动问题；二、何为“诗歌”及诗人；三、诗的运动与劳动运动；四、讴歌劳动的诗歌；五、诗人与劳动。文章前两部分是对劳动与诗歌概念的知识性溯源，从第三部分开始进入核心话题，着重分析“劳动问题”生成的历史，以及其对于文艺领域的影响。依据田汉的研究，欧洲语境中的劳动问题出现于十五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持续存在，直到十九世纪，伴随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劳动者的圣经《资本论》的出现，劳动问题才有了现实的解决方法。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思潮逐渐渗透到文艺领域中，诗歌的疆界不断拓展，诗人成为自为劳动者，赞美人类劳动的诗歌开始出现。 论文的核心结论虽然在第五部分的“劳动诗歌论”，但整个论文头重脚轻，第三部分反倒成了论述中坚。但由于此部分多为田汉阅读笔记的拼贴，焦点不集中，极为艰涩。其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在于大量引文所折射出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在文中，除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艺十讲》，田汉引用了“惠特曼的介绍者、当时以‘民众诗人’而知名的白鸟省吾的评论集《民主的文艺的先驱》，基督教社会活动家、以贫民窟的体验而作的自传体小说《超过死线》而成为畅销书作者贺川丰彦的《精神运动与社会运动》，还有岛村抱月的《近代文艺之研究》，另外当时已‘劳动问题研究大家’而知名的北泽新次郎、新人会会员麻生久的论文，更有‘民本主义’的论客、室伏高信的《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者’堺畠素之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生田长江《新诗作法》等等”②。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家大都有着明晰的社会主义倾向，田汉此时的思想倾向可见一斑。 由《田汉年谱》的记载可知，《诗人与劳动问题》写作于1919年底，此时田汉因受日本大正时代社会改造氛围的影响，正处于思想的激进时期。据其一九一九年写给左舜生的信中所言，他当时正怀着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切望，害着“知识热的精神病”，“想对中国痛下功夫”，因此，收集并阅读了大量关于“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两性问题”等社会问题的书籍③。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和日本以及在东京的各国革命家与学生组织的“可司母俱乐部”，以及作为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产物的东京帝大新人会。从思想与行动的轨迹来看，《诗人与劳动问题》可谓这一时期“知识热的精神病”的产物，田汉之所以在文中大谈劳动问题，以及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当与“大正时代”的文艺思想与社会改造氛围有着切近的关系。 当然，论文并未止于对近代文艺思想与“劳动问题”的介绍，以此为基础，田汉最终提出了理想诗人人格的确立问题。从单纯的诗学理念来看，田汉对于诗歌的理解有很强的浪漫色彩，他认为诗产生于人的灵感，是人类“自然本能的歌唱”④。而正因为诗是人类本能的产物，他得出“人格即诗”、“做诗人的修养就是做人的修养”的结论⑤。同时，以“人格修养”问题为中介，田汉提出了《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的核心论点“劳动诗歌论”：“做诗人的修养就是做人的修养”，做人的修养首先在于劳动的修养，因此，做诗人的修养首先也便在于劳动的修养⑥。而对于“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田汉的解释则具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其分析语境中，“劳动”等同于“工作”，是诗人与其他职业者在社会中共享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即蔡元培所谓的“人为工作而生活非为生活而工作”⑦。其以英国斯迈尔氏(Sumnel Smiles)著的《人生与劳动》中的一段话，做了更详尽的解释：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一大部分是工作的生活。在寻常的人看起来，工作可以当作他们道德的状态，无论何人要愿意去工作，又能够去工作，总够得上叫做一个人。正当劳动的人，觉得工作为支持生活所必要。但是，这个“工作”两字任是何等样人在生活的何种关系上都是必要的。⑧ 由此看来，“劳动”既是人生活的必须，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近乎个体存在的社会伦理。对于诗人“劳动”修养的强调意味着其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因为田汉所理想的新诗人不但拥有普通浪漫派诗人的人格特质，同时又是实际社会人生的参与者，即文中所谓的诗人都是两重劳动家——做人的劳动与做诗人的劳动，或者说田汉所理想的新诗人是兼具社会性人格的浪漫派诗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田汉的诗学讨论从根本上外在于早期新诗讨论的框架与问题意识。 二、“劳动”修养与新浪漫主义诗学 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中，劳动修养话题的引入，在强调诗人直觉、灵感的同时，肯定了新诗人的“社会性”，使田汉早年的诗学理念从根本上突破了浪漫主义的诗学架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普遍的新诗语言形式讨论氛围中，田汉偏重新诗人社会人格的养成，其诗学思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其诗学理念的核心“劳动诗歌论”? 首先，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中，田汉对“劳动问题”产生的历史追述虽然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但其所真正对话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及国内的“劳动问题”。在他看来，五四前后国内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是不彻底的： 中国有无穷的劳动者，但无劳动者的小团体、同盟议会、党议员。中国以前有劳动者，但却并不知有“劳动者”，只知道治于人的人，现在虽然知道了劳动者，但不知道什么是劳动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解决劳动问题，空有“劳工神圣”的口号，社会现状并无丝毫改变。⑨ 由此可见，在田汉最初的写作规划中，《诗人与劳动问题》并非一篇单纯的诗学论文，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所对话的中国近代劳动问题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自晚清中国革命派知识分子以无政府主义为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开始，“劳动问题”就一直是近代知识者关注的话题。在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等强调道德伦理重建的民初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基于自由平等的社会诉求，他们强调以“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的方式，使“劳动者”获得正当谋生的职业⑩。五四前后，以“人”的发现为背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盛行，“劳动问题”也在不同层面被重新发现。胡适、周作人、叶圣陶等开始尝试将“劳动者”写入文学作品(11)。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一战的影响下，“劳动问题”成为知识界的热点话题，即田汉所谓的“时来势迫”的问题(12)。蔡元培、李大钊等纷纷提倡“劳工神圣”，号召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做开发农村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在这新一轮的“劳动者”发现中，混杂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双重色彩(13)。 其中，田汉所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同样是“劳动”话题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在王光祈等少中成员最初的实践规划中，“团体生活与劳动习惯的训练”是学会创造“新人”的重要途径(14)。学会所提出的小组织的新生活实践更是带有明显的泛劳动主义色彩，无论是王光祈所提出的“菜园”计划(15)，还是城市中的工读互助团实践，劳动习惯的养成都是其社会改造实践的重要环节(16)。在王光祈的菜园子设想中，知识青年要一边读书一边种菜，在乡间实行半工半读的菜园子生活，劳动不但可以使其身体强壮，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愉悦，还可以与农夫打成一气，最终解决社会改良问题(17)。工读互助团的成员同样需要一边在大学旁听，一边从事办食堂、洗衣、印刷、贩卖新书报等具体的体力劳动。在少中近于乌托邦的新生活实践理想中，“劳动”不但是实现经济独立的方式，也是其成员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修养方式，这大体上是五四前后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劳动”的普遍性理解。同时，也应该是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中，强调新诗人的“劳动”修养对话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既与日本大正时代的文艺与社会思潮相关联，同时也是依托国内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写作。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田汉为何以如此激进的知识态度将劳动问题引入诗歌话题的思考，其写作的内驱力是什么?这就需要回到田汉少年中国时期的自我意识与艺术困境寻找答案。 对于田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时期的自我状态，除上文所谈到的“知识热的精神病”，写作于1918年的《梅雨》一诗可谓另一条重要的切入线索。因为，据田汉所言，《梅雨》一诗近乎个体人格的“忏悔录”(18)。单从诗歌叙述的表层来看，《梅雨》一诗所传达出的诗人形象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的“世纪病”患者：“我”虽然有着极强的“创造力与改造力”，“壮心如火”、“目光如炬”，但却情感丰富，狂热不安，处处承受与外部世界的张力(19)。然而，同普通浪漫派诗人不同的是“我”还有着很强的自我否定与更生气质。 在田汉五四前后的历史意识中，无论是其所置身的日本大正时代，还是蔡元培等所开启的中国的“新生”时代，同为“变革”的“浪漫主义”时代(20)。浪漫主义作为一整套蕴含着启蒙与反叛色彩的思想资源，在带来青年“灵”的觉醒的同时，也引发了青年的烦闷。在田汉看来，大部分浪漫派知识青年“意弱思清、多情失恋”，挣扎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因个体欲求的无法满足而深陷灵肉冲突的困境(21)。由《梅雨》一诗所传达出的信息来看，其早年的艺术困境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浪漫派文学青年的困境。 据日本学者小谷一郎研究，《梅雨》一诗正预示着田汉早年的“转机”。因为，它同时还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格再生意识——新浪漫主义的人格理想。受厨川白村的影响，田汉认为新浪漫主义是克服近代文艺困境的一条可行路径。在他看来，新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经由现实之洗礼、怀疑之苦闷、科学精神的陶冶”而生成的，其虽然不失“自我的主张与反抗的精神”，但整体上“朝向建设的方向发展”，可以“将理想的生活建设在现实生活中间”(22)。在新浪漫主义乐土中，“自然”与“社会”、“情感”与“理性”、“灵”与“肉”等一系列对立的二元，因“文艺”与“现实”的调和而统一，“文艺”不再是人生的避难，而是个体创造生活意义的源泉(23)。 《诗人与劳动问题》大体与《梅雨》一诗创作于同一段历史时期，文中虽然没有明晰地提出新浪漫主义的诗学理想，但“劳动诗歌论”与新浪漫主义的艺术主张其实是有着相近的机理。如果说浪漫诗学所唤醒的是人“灵”的意识层面，劳动则意味着现实“肉”的层面，在诗学理论的层面，诗与劳动的结合不但意味着浪漫派诗人社会人格的生成，同时也预示着灵肉一致的艺术生活的实现。这与田汉的少年中国理想也是相一致，他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时希望调和“理想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以“个性之完成”达“社会之改造”，进而创造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24)。因此，田汉五四前后的艺术理想与社会改造理想是相统一的，“劳动诗歌论”的提出源于其对近代文艺困境的感知，《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内在同样以新浪漫主义为艺术指向，其所折射的是五四浪漫诗学与社会改造实践之间的艺术张力。 三、新诗理论重心的转移与人格修养讨论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田汉的“劳动诗歌论”理论预设虽然粗糙，但“劳动”话语的介入将新诗理论推进到了更为本质的层面——诗人人格的养成。回到早期新诗理论的历史脉络，田汉的思考并不孤立，发表在同期“诗学研究号”上的《新诗略谈》(宗白华著)、《新诗的我见》(康白情著)等诗学讨论就与田汉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关系，他们二人同样将问题锁定在诗人人格的养成问题。 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作为早期新诗最系统的综合诗论，与田汉的逻辑如出一辙，认为从根本上预备新诗就是要创造新诗人，即作新诗人的修养(25)。只是其对“修养”概念的理解更丰富，他从四个方面理解新诗人的修养：1、人格的修养在于发展绝对的个性；2、知识的修养；3、艺术的修养；4、感情的修养(26)。其所理想的诗人人格无疑更具包容性，既绝对个性，又可以容纳社会人生万象。宗白华则提出“形”与“质”的区分，其中“形”相当于“作诗的艺术的训练”，而“质”指向的就是“诗人人格的养成”(27)。而对于具体的诗人人格养成方法，他提出了哲理研究、在自然中活动与在社会中活动三种路径。因为，在宗白华看来，诗人应该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观察者，“自然”是其直觉灵感的源泉，而“社会”则是其窥看人性的现实空间(28)。 实际上，当时更为集中的讨论出现于《三叶集》中。在《三叶集》的通信中，田汉与宗白华基本上延续了其在“诗学研究号”中的诗学见解，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的回应。接续宗白华对于诗歌“形”与“质”的区分，郭沫若提出了“人的问题”与“艺的问题”。在他看来，诗的原始细胞是单纯的直觉，因此，新体诗的创造关键在于“造”人——建设新鲜的诗人人格(29)。为此，郭沫若还提出借鉴德国忏悔文学所提供的忏悔技术，作《忏悔录》将过去“全盘吐泻净尽”，以求自我人格的涅槃更生(30)。 由此可见，田汉的诗学思考并不孤立，同一时期，康白情、宗白华与郭沫若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新诗人的人格养成问题，“人”才是新诗的本质与精神，只有“工具”与“主体”的双重层面的更新，才能使新诗从本质上区别于旧诗。因此，从胡适的语言形式变革到田汉的“劳动诗歌论”，似乎预示着新诗理论从“工具”向“主体”的某种偏移。据学者姜涛研究，“从新诗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从语言形式的变革，到诗人人格的凸显，康白情、宗白华、叶圣陶、田汉等人的论文，具有相当重要的‘转折’意义，代表了新诗合法性构想的一个新阶段”，而且，这种“从‘工具’到‘主体’的偏移，其动力不只来自新诗写作的内部，更不简单是浪漫主义诗学介入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转折’发生于五四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热烈氛围之中”(31)。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在更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中，看待田汉等对诗人人格修养的关注? 实际上，田汉等的诗学理论中所使用的“修养”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诗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从先秦儒家“修己治人”的基本主张到北宋儒学复兴后，理学家对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具体修身方法的强调与实践，以及民初救亡危机中康梁对于传统经世模式的回归，“修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脉络中的演变可谓源远流长。“‘修身’不但是个人经由德性修养而成就自我的道路，也在建设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32)。 到五四前后，儒家的修身伦理依旧在青年中发挥着现实的影响力，田汉所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青年修养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其中，少中领袖人物王光祈、曾琦的言论中不乏对青年修养问题的反思，康白情、宗白华作为少中会员都是青年修养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少中地方精英恽代英、毛泽东更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学会的人格修养理念。 具体来讲，在田汉的“劳动”修养之外，恽代英提出了“社会性之修养”，他认为青年修养的核心在于养成“同力合作”的意识，并以互助型“小团体”的方式亲身实践(33)。青年毛泽东则提出了“体育”修养的概念，以体魄健康做为个体修养的根本(34)。此外，《少年中国》杂志还发表了康白情与余家菊关于青年修养问题的论争。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的《会员通信》上，康白情首先提出了“社交”修养的话题，认为青年要想征服社会改造社会，首先应该习惯社会的生活，而“社交”修养是其做社会的活动必备的技能(35)。余家菊则将康白情的“社交”话题转移到了具体的“学”、“形”关系的讨论，认为“新修养不能离开学问，不过真的学问要从行为中产生”，“行”才是修养的方法，青年应该历练的是“做事”的修养(36)。 倘若细究，“社会性之修养”、“社交”修养、“做事”修养等，虽然概念有所不同，但所指大体相同，其共同指向的是一种能动的社会性人格。而回到少年中国学会的话题语境，其成员对于修养话题的讨论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学会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战略相关联的。在王光祈等看来，少年中国运动是一种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关键在于“训练人”，即“人的性格与习惯的养成”(37)。恽代英同样认为“新旧之争的根基在于怎样做人”，“创造少年中国的核心为个体人格的养成”(38)。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修养人格与改造自我的方法。宗白华则将少年中国的创造事业归结为“对于小己新人格的创造”与“对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他认为只有“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情感、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然后才能创造“少年中国”(39)。 因此，修养话题才会成为其成员所热衷讨论的话题，田汉、宗白华、康白情等早期新诗人对于诗人人格修养的讨论，并不封闭于新诗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内部，而是深受少中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影响，其背后以更大的创造少年中国的社会改造理想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五四激进的社会改造氛围中，对于田汉等五四知识青年而言，文艺本身并非封闭的空间，而是有着自身特殊的介入现实的能力，并与外部的社会改造实践相呼应。 由此可见，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并非单纯的诗学论文，倘若将其放回早期新诗理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话题场域中，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话题空间：首先，从个体历史层面来看，诗与劳动话题相结合的诗学思考源于田汉对近代文艺困境的感知；其次，回到少中的社会改造语境中，“劳动”是塑造“新人”、创造灵肉一致的“新生活”的源泉，诗与劳动的结合，既预示着一种理想的诗人人格，又与少年中国社会变革远景内在相关，“劳动诗歌论”的背后所呈现的是浪漫诗学与社会改造实践之间的张力；再者，早期新诗理论从“工具”向“主体”的重心转移并不发生于诗学讨论的内部，而是发生于五四青年人格修养讨论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田汉等知识青年而言，文艺与社会改造实践是一体的，其根本都在于塑造“新人”。 注释： ①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小谷一郎：《田汉在日本》，刘平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③(20)田汉：《致左舜生》，《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20卷)，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④⑤⑥⑦⑧⑨(14)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载《少年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八、九两期。 ⑩孟庆澍：《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与演变》，《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第一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例如周作人的白话诗《两个扫雪的人》、叶圣陶的小说《晓行》等。相关史料参见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逝去的生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4页。 (12)据统计，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新青年》就曾发表一百四十篇关于“劳动问题”的政论、报导、通信，北京《每周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海《星期评论》、《建设》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长沙《湘江评论》和天津《觉悟》等报刊，当时也都对劳动问题进行了大力宣传，《每周评论》等还开辟了“国内劳动状况”、“劳动问题”、“工人生活”等专栏。详细参阅王强：《“劳工神圣”与五四新文学》，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13)例如李大钊就曾发表文章号召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青年“到民间去”，做开发农村与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详细参阅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载《晨报》1919年第2期。 (15)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进行计划书》，载《少年中国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 (16)《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张允候等编，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2-489页。 (17)《讨论小组织问题》，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2号。 (18)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页。 (19)(30)田汉：《梅雨》，《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11卷)，第1-4页，第35-38页。 (21)田汉：《致黄仲苏》，《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20卷)，第11-15页。 (22)(23)田汉：《新浪漫主义及其它——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田汉全集》编委会编：《田汉全集》(第14卷)，第157-190页。 (24)张向华编：《田汉年谱》，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25)(26)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 (27)(28)宗白华：《新诗略谈》，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 (29)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见《三叶集》，第11-19页。 (31)姜涛：《解剖室中的人格想象：对郭沫若早期诗人形象的扩展性考察》，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编：《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118页。 (32)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9页。 (33)李培艳：《从自我养成到社会改造——对恽代英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1915—1921)》，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4)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35)《会员通信》，《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 (36)《会员通信》，《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37)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38)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上)(下)，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三期。 (39)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五期。标签：田汉论文; 宗白华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梅雨论文; 新青年论文; 少年中国说论文; 文艺论文; 三叶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