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擂鼓的诗人——为田间作品研讨会而作，并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间论文,诗人论文,研讨会论文,十周年论文,而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战斗的小伙伴”到擂鼓的大诗人
一位十七岁的少年，一位诗人，从安徽无为农村，带着他的《未明集》，唱着他的《中国牧歌》，讲述着他的《中国农村的故事》……从农民用眼泪煮熟的呼喊中，大步，大步向我们走来。他的激越而高昂的歌声，吸引着我们。他的风格独创的歌，给人以全新的魅力。连诗人、理论家胡风也被吸引，甚至不禁感到吃惊！这位诗人，就是田间。
诗人田间，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村，正震荡在民族革命战争前夕的暴风雨里。诗人田间，正从南方农村的暴风雨，走向更加广阔的暴风雨。一位温顺的十七岁的农民的儿子，被暴风雨养育成胡风称为的“战斗的小伙伴”。他以豪壮的声调，急促的音节，唱出鼓的节奏、鼓的歌声，震撼着中国大地，震撼着中国人民的心！
诗人胡风说：民族革命战争需要这样的“战斗的小伙伴”！
诗人田间，血液，煮沸他的胸膛，他从春荒、饥饿的农村，走向苦难、屈辱的上海，像刚刚离开母亲走上人生道路，在小小的亭子间里，在黑夜，用血液写着诗，用强烈的节拍，战斗的生命，写着诗，呼唤着自由！一九三四年，田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读了一些革命书籍，还读了大量中国和外国诗人的名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革命精神，以及他的名言：“诗到广场去”，对田间影响很大。后来他参加左联刊物《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并主编《每月诗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诗人田间为民族革命战争擂起更加响亮的鼓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他准备北上延安，由上海来到武汉，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报馆，一夜之间，他激情满怀地写成激动人心的长诗《给战斗者》，他的鼓声更加响亮，更加震撼人心了。
田间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诗人田间，向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北战场奔去，北上太原，三下临汾，求见作家丁玲，申请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做一名抗日战士。丁玲团长见田间来了，很高兴，望着身穿西服的青年诗人，摇摇头笑着说：“到这里来就不能只当诗人……”田间也笑笑说：“战士和诗人有轻重之别，我愿背负泰山往前走！”于是，田间脱下西服，穿上有八路袖章的灰军装。他感到那军装的份量。他在团里作了一名战地记者。他意识到一位古代诗人所说：“诗，在诗之外的内涵。”他要尽快缩短相距遥远的路程，快步缩短距离首先做一名战士，然后做一名诗人。
诗人田间，下决心要为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献出自己火红壮丽的青春，要为苦难的祖国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献出火红壮丽的青春。战士，就是士兵，在战地服务团除写通讯、报道外，田间像士兵一样，做着他所能做的一切。他不会演戏，就在戏里扮演群众角色。他不能上台独唱，就在合唱队里参加合唱，他可以扛道具、布景，也可以守门售票……他那昂扬热烈的情绪，旋风般投入工作，正如他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写的第一篇关于诗的论述文章《论我们时代的歌颂》一文中所写：“……必然成为未来史诗的章节，甚至每一个有生命的词汇。”
一九三九年初夏，田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线回到古城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作曲家冼星海早住在这里，他们天天见面。每次见面，星海就催促田间：“写几首歌词吧，我给你作曲。”开始时，田间觉得自己不善于写歌词，后来想到艺术与群众相结合，终于试写了一首《反攻》，没想到，星海很快作了曲，不久就被传唱开了。
田间与街头诗运动
有一天，田间和诗人邵子南到延安文协去看望诗人柯仲平。大家谈起诗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结果商议利用和吸收民间诗的传统，搞个街头诗运动。柯老是个痛快人：容易激动，他说：“好啊！好啊！”于是，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和延安文协的诗友们，马上着手写“宣言”，写街头诗，定八月一日为“街头诗运动日”。街头诗的主要目的，是鼓舞大家抗战，到前线去。八月一日，延安大街上，横挂起“街头诗运动日”的长红布，大街小巷，大街中心，到处张贴着街头诗。还印了小册子和《街头诗运动宣言》。手执红缨枪的边区自卫队员们和许多群众，都站在街头诗旁，一面看，一面念。当时延安文协的柯仲平、林山、高敏夫等，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史轮等（以后还有曼晴、方冰等），都写了许多街头诗。田间的著名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就是这时写的。柯仲平的《杀敌去》也是名诗。街头诗运动，很快就传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街头诗、枪杆诗、岩头诗、诗传单，一时四处兴起，越传越远，越久。
街头诗运动，是在抗日前线和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各个剧社、报社、宣传队、文救会、妇救会、民众教育馆、学校、部队、农会等各个方面蓬勃地展开的。街头诗集《粮食》，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就销售了七千多本，这充分证实街头诗多受群众喜爱与欢迎。在晋察冀边区，诗人田间和诗友们又发起了一千首街头诗运动。这时，街头诗更加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也进入了一般文化工作者的心坎。他们进而为街头诗做起许多实际工作，如印刷街头诗传单，将街头诗写在街头、学校、庙宇的墙壁上，等等。诗人和文化工作者、诗爱好者，以及群众，紧跟紧急动员的政治形势和宣传要点、口号等，及时写出新的街头诗，如街头诗集《粮食》，就是响应边区政府春耕号召而写出并编辑出版的。街头诗其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就是作者们把口号的内容和故事形象化、诗化了；同时，又短小精悍、生动明快，又像一把把匕首，出现在各地区，起到了动员群众、慰劳战士、打击敌人的作用。诗人田间是街头诗的主要倡导、推动者之一，是主要的热情的作者之一。田间每到一地，必发动诗友和群众作者，大写街头诗，他总是带头人。街头诗，一个广泛的新诗运动。在通往前线、敌后的交通要道、沿途、崖壁、岩石、断墙上，都写有街头诗。在战斗激烈的火线，如冀中、冀西许多地方，几乎每个村庄的村口、墙壁，甚至被敌人烧毁的村庄断墙上，都写有街头诗。有些诗传单被战士撒到敌壕里、敌堡里，甚至张贴在敌占区的城镇、乡村，像一颗颗子弹投向敌人……街头诗，成了真正的战斗武器。
田间在《街头诗札记》一文中写道：“在革命的时代，一个诗人，决不是诗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或者是‘天生的诗人’。一个诗人，决不是诗人自己，他是和革命和时代和人民同时应运而诞生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如果不是党和革命（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对我的抚育，我也写不出什么街头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坚壁》等等，可以说明这点。前者，是一九三八年我在延安写的，那时需要鼓动人们到前线去。《坚壁》是我已经由延安到敌后，在敌人后方写的。两首诗，都有其一定的典型性。其所以与别的某些作品不同，是当时我选择某一形象来表达的，我不想一般地写抗战的必要性……”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学习了一个时期，便响应党的号召向敌后挺进。田间仍留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仍担任战地“记者。在去前方的途中，大家又写了许多街头诗，沿途张贴。后来，在八路军的护卫下，他们又一次渡过黄河的层层险浪，冲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平安到达目的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是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英雄儿女与民族败类进行着殊死搏斗。人民，以血肉抒写着千秋万代不可磨灭的光辉史诗。诗人田间，他踏进这个伟大行列，恪尽着一个战士——诗人的职责。田间，一投入火热的民族革命战争，就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首先是战士，其次是诗人”的诺言。他深入到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深处，并与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在战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那时，平山蛟潭庄和阜平一带，是根据地的中心。他们到达一分区（河北易县），老远就看见村口大牌坊上，用很大的字写着田间的街头名诗《假使我不去打仗》，还配了一幅画。
田间长期深入人民群众
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战斗中，诗人田间心中时刻挂念着人民的生命、生存、安全、生活、生产……人民，使他开阔了胸怀，转变了感情，丰富了知识，积累了深厚的诗的宝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及斗争生活中产生的民歌、民谣、谚语、故事、传记等等，如汹涌的大河，滚滚而来，俯身可得。一九四六年，他在去雁北地区工作之前，曾经采集和手抄的大量民歌，选出五十余首，编成一本《民歌杂抄》。他在序言中写道：“它是血和泪凝成的花，又是希望和欢笑结成的果。它又是短枪、短刀和强盗们白刃战的武器……”田间极为珍视民间艺人，乐于同民间歌手交朋友，吸取民歌的精华，加以提炼，为新诗注入新鲜血液。
一九四七年，诗人田间在雁北地区参加并领导土地改革和清算复仇运动的工作。工作告一段落，他请假三月，在浑源县一家地主花园的后花厅写了长篇小说《牛棚传》。那激烈复杂的斗争生活诗歌是难以包容的。他常说：“那怕是记录性质的也很必要，有时感情常在心中翻腾。有时就如流星一闪而过。”他说，这叫趁热打铁，有铁方能炼钢。
田间，是一位长期深入人民群众和斗争生活，并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诗人，并极力让诗歌深入人民群众。因此，对来自人民群众和各个工作岗位的每一位诗作者，每一颗可喜的诗苗，他必伸出热情的手给予支持与帮助，他一生视此为己任。他在孟平工作时，发现一位农民作者能及时编出歌谣，不久，就为他出版了油印本的歌谣集。
一九四二年初冬，诗人田间在晋察冀边区文协工作，住在平山县，江里村，他与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年轻女记者、作家葛文相识，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见面，偶尔见面，田间只是红着脸，憨厚地笑笑，很少说话，但心比火更热。他对战友、诗友也是如此，不爱说话，不会说话，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他和葛文由相识进而相恋。田间对葛文总是憨厚的笑，不会谈情说爱。葛文说：“田间只有诗，没有话语，口齿格外笨拙，笨拙得只会呵呵地表述心意……有一次，田间穿一身山地蓝老粗布农民装，新剃的光头，布袋里装着拳头大的枣、木烟斗，依旧是憨厚的笑着，一句话没有。可是，他朗诵诗却铿锵、昂扬，如波涛击岸，不造作，纯粹来自肺腑的真情，确有征服人的魅力，我被他的真情征服了……”不久，他们结婚了。田间写诗，葛文写小说，二人相得益彰，在抗日根据地共同战斗，双飞双宿，相濡以沫。
田间在抗战胜利之前，写过一首长篇叙事诗《戎冠秀》，这是一首赞颂人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长诗，很快就传开了。一天，田间偶然在山区的一所民校墙上，看见整整齐齐贴着《戎冠秀》全诗的手抄稿。这使田间陷入长久的沉思，群众如此喜爱和重视他的作品，连长诗也被抄录张贴在学校的墙上，他很感动，也感谢人民群众对他的热情支持与厚爱，这使他更加热爱群众、深入群众，在工作、创作上更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不久，田间又写了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描写农民在苦难和长期斗争中翻身求解放的故事，塑造了平凡而高大的主人公金娃和蓝妮的形象。长诗《赶车传》与他过去的长诗相比，在形式、语言及艺术上有新的变化，丰富了他的艺术风格。长诗在当时张家口出版的《长城》发表后，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赞扬，认为诗人的变化是可喜的。田间在《给战斗者写作前后》一文中，曾说：“一个作者，在漫长的创作途中，怎么会没有新的变化呢？事实上，一个作者今天写这首诗，今天晚上他可能就有新的变化。这与他说的风格不会有多大矛盾，并且可以丰富其创作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大大赞赏田间作品
诗人、学者、教授闻一多以他的“三美”形式（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超俗的“纯诗”，走上中国诗坛，由于不能自拔于“纯诗”的禁锢，而暂时封笔多年。一九四三年，闻一多应美国学者Robett Payne的邀请，合编《中国新诗选》，经作家、学者朱自清教授介绍，读到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南天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出版，“七月诗丛”之一，胡风序），一时惊喜莫名，击节赞赏，如同发现“新大陆”。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唐诗班”，点评田间诗作，赞扬田间为“擂鼓的诗人”，激起国统区文坛“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朱自清语）。
香港诗人何达（一九四三年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新诗社成员）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写的《闻一多·新诗社·西南联大》一文中，畅叙闻一多多次在联大演讲，当众大大赞扬并畅谈、朗诵田间的作品，以及激动人心的场面，这是何等难得！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闻一多站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讲台上，拿着一个手抄本，上面是他用毛笔抄写的一行行诗，他拍着那个本子，说：“有一天，佩弦先生（朱自清）递给我一本诗，我好几年没看新诗了，新诗已经写得如此进步。”他回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田间”。然后微笑着对大家说：“这是一位诗人的名字。他的诗，我一看，有点吃惊，这是诗吗？再看，咦，这不是鼓的声音吗？”当时西南联大很多人不知道田间这个名字，而承认他写的是诗的人也很少，至于赞赏他的诗的人就更少了。而像闻一多埋头于中国古籍的著名教授，竟如此赞赏田间的诗。他停顿一会后，作了庄重的宣告：“鼓的声音，是战争的声音，现在我们处在战争的时代，我们不需要琴师。我们的琴师太多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鼓手！”闻一多接着激动地连用十几个形容词，形容鼓的声音，一词一顿：“鼓的声音是沉着的、庄严的、雄壮的、勇敢的、浑厚的、猛烈的、刚毅的、激烈的、粗犷的、急躁的、横蛮的、倔强的、男性的……”闻一多越讲越激动。他说，“田间的诗，是要大声念的，最好在现代化的剧院里，里面的光线开始很暗，后来渐渐地亮了起来，越来越亮，最后发出红光。剧院里的温度，也由冷而热，而使人发汗。鼓声，由轻，而重，而震人耳膜。然后银幕上有人由远而近，最后只看见一个人头。然后这个人头开始念田间的诗，鼓声始终在伴奏着，有时鼓声较弱，有时鼓声很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才能显示出田间诗的力量……”闻一多说的那种现代化剧院，现在还未出现，可是当时，他就好像置身那种现代化剧院之中，出现在那银幕之上，用他诗人的特有的沉着而雄浑的声底，朗诵起田间的诗：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要赶快催促自己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苗，
要地里
长出谷穗。
拿这些东西，
当作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多一些！》）
闻一多大声朗诵这首诗，一面一页一页翻他的手抄本，一面像雄狮抖动胡子，用更大的声音吼起来：
“啊枪！啊刀！
啊祖国！啊人民……
（《人民之舞》）
闻一多朗诵完了之后，他知道有些人未必同意，未必引起共鸣。他轻轻一笑，声调柔和地说：“这里没有“弦外音”，没有甚么绕梁三日的韵味，没有甚么技巧，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的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音’……你的耳朵太脆弱了。”他又说：“我们的民族正走到我们历史的一个转捩点……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时代的鼓手！”
不久，闻一多写了一篇《时代的鼓手》，评论、赞扬田间的诗。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这也正是闻一多对诗的宣言，也是他自己热烈感情的告白，也是他向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挑战，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仍具有强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田间作品对闻一多的影响
长期以来，研究学者们只注意到闻一多发现赞扬田间的诗，却忽视了田间诗对闻一多的影响。研究学者赵心宪在《文史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的《略论田间诗歌对闻一多的影响》一文中，认为：田间诗歌对闻一多晚年各个方面的发展关系密切，特别在文学思想、诗歌创作方面，是促成闻一多走向民主主义新文艺的一块路标。朱自清先生曾将闻一多一生划为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他说：“大概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参加《北京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见《闻一多全集》·朱序）实际上，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结束，是以他一九四三年开始着手编选（中国）《现代诗选》为信号的。即是说，一九四三年才是闻一多学者时期向斗士时期发展的转折点。它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时闻一多还面临意义重大的转折：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昆明等地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他对国统区疲困与衰竭的诗风十分不满等等。时代与现实把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学术研究、新诗见解等方面置于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闻一多面临他一生最后的转折与抉择。在这个十字路口，田间诗歌出现在他眼前，像巨雷轰响，使他感到震惊，给予他文学生涯一次巨大冲击（见赵心宪文）。
田间诗歌所给予闻一多的冲击与启发，体现在闻一多对新诗见解的变化上。他的创作深受“纯诗观”禁锢之苦，直到一九四三年底，他给诗人臧克家的信中才坦露出来：“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此时，闻一多未明确宣布放弃“纯诗观”。等到读到田间的诗后，情况才发生较大变化。抗战初期，田间作品的最大艺术特色，是拿来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的形式，以短句排列、复蹈句式表现出战斗的时代的激情。田间，其所以能够及时突破自我，掌握时代脉搏，是由于他亲自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并与人民群众及抗日军队并肩战斗，使新诗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反新诗惯用的内容、形式，充分表达极富人民性与时代性的内涵，表达了鼓的节奏与鼓的情绪。这就给闻一多耳目一新的感受。具有敏锐而高超的诗歌艺术鉴赏力的闻一多，抓住田间诗歌的“鼓的节奏”、“鼓的情绪”所显示的音乐美，而肯定田间诗的鼓动性，并由此得到启发，反思其新诗见解中“纯诗”观念的严重局限，从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纯诗”观。这是田间诗给予闻一多文艺思想的主要影响。
其次，田间诗对闻一多在新诗批评上，也发生一定影响。闻一多从诗人时期到斗士时期，新诗批评有完整的发展轨迹。以其内容变化为例，可清晰看到田间诗的影响。诗人时期的闻一多，主要是从诗美学的角度写新诗评论的，侧重于探索新诗的内部规律，重视新诗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他评论《清华周刊》的新诗，评论《冬夜》，评论《女神》等，都着重评论新诗的想象、形象、音节、韵律和技巧等，总是从内容、形式全面考查。从评论《烙印》开始，才侧重从作品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转而注重作品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
一九四三年，闻一多读了田间作品后，进而从文学的功利性、从新诗与人民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上，评论田间作品，十分强调作品内容的决定意义，这是闻一多对新诗见解发生质变的连锁反应。他不否认田间作品的艺术的不足，却认为传达出时代和人民的激情与心声，应是衡量新诗成就的先决条件；并进而由诗论及诗人，提出“诗人应该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要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鼓手’，喊出真正的‘人民的呼声’。”（见《闻一多纪念文集》）对田间作品的评论，他既重视诗的政治效果，也重视诗的艺术效果，即“价值论和效率论的二者兼顾”。他提出新诗批评的社会性、人民性、时代性特征，这正是评论田间抗战新诗所受到启发的结果。
一九四五年五月，闻一多发表题为《艾青和田间》的著名演讲。他基本同意诗人、理论家胡风的观点：“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闻一多在那次演讲中，把这两位当时齐名的诗人加以对比。他指出艾青的作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而田间的作品则较多地抛弃了知识分子气，努力去塑造劳动人民的形象，表现他们的生活。闻一多断言，田间是属于“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最能展示田间诗作给闻一多影响的事实，莫过于闻一多牺牲前写下的政治讽刺诗：《教授颂》、《政治学家》。两首诗的头四行，是典型的“楼梯式”：
新中国的
学者
文人
思想
……
——《教授颂》
伊尹
吕尚
管仲
诸葛亮
……
——《政治学家》
一位偏爱形式美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封笔十余年后，竟留下学步的痕迹，这是田间诗作的影响，更是闻一多民主主义新文艺观的实践。田间诗作，还进一步促使闻一多注意民歌及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他从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探讨田间作品的艺术渊源，于是，他更加理解田间作品的艺术效果，于是，他惊喜莫名、击节赞赏田间的作品。他更加理解田间其人其诗，于是，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唐诗班”点评田间诗作，撰写评论《时代的鼓手》，称赞田间为“擂鼓的诗人”……
一九四六年九月，诗人田间去雁北前夜，写过一篇《哀悼闻先生》，收辑在《抗战诗抄》（一九五○年一月出版）的附录中。作为文章，后来田间自认为论点不足，当时缺乏足够的资料，是凭印象写的。当时田间认为：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不仅因为他以身殉国，还因为他的诗艺，他写诗的态度，他对诗的语言的磨炼，他虽开始是“新月派”，但他仍有些诗可以与革命诗歌并列，永存下去。一九八三年，田间应“全国首届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之约而写的《纪念闻一多》一文中写道：
……少年时我读过他的《死水》，将他与新月派同等看待，二十岁以后，我在敌后，战友们传来闻先生对我的评语，包括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亲自朗诵我的诗作，那种情况，中国是少有的。闻先生牺牲以后，胡乔木同志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到他的学术研究：《从诗经到田间》（此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这些，当然不是对一个人的希望，这是对新中国的希望。诗是生命与战斗，或者说战斗与生命才是诗。美学是从生活实践来的，生活实践也检验何谓美学？所谓“唯美主义者”，他的一生经历，多次探索，而以他自己的伟大之死、报国热情、长明之灯，为这些作了结论，这还容什么争辩的吗？诗人的热血，至今仍未冷；红烛的火焰，至今仍未灭，它为中华民族长耀着！新时期的到来，使我再次回顾《死水》，重新认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诗魂醒来！爱国者，醒来！愿你擎起红烛，澄清死水，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永放光明！
田间对艺术及其形式的执着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时代，为诗人田间的艺术创作敞开了新的天地，诗人对未来充满激情与信心。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诗篇。他曾一再表示，似乎刚刚开始写诗。他在《关于诗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伟大时代的开端，人民正在渴望着美好的诗歌，正在要求诗歌歌唱他们的心和希望，歌唱他们的斗争，并且希望诗歌成为他们心上的阳光……”诗人对新的生活更加热爱。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热情及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他曾两次到朝鲜前线，多次出国访问。内蒙古草原、云南西双版纳、天山南北、东南沿海……祖国大地几乎处处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歌声。他长期深入到他的生活基地——河北农村。他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及社会生活的波动变化，大多都及时有所反映。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他在创作道路上的革命性、群众性、时代感、民族化。在艺术形式上，更是越来越执着地探索、追求。在生活和创作上，他付出大量心血和劳动，勤奋地写出大量新的作品，取得了很大成就。建国后出版的诗集（不包括重新编选出版的《给战斗者》、《誓辞》等诗集），有《天安门赞歌》、《马头琴歌集》、《汽笛》、《英雄歌》、《东风歌》、《火颂》、《一九五八年歌》、《向日葵》、《太阳和花》、《清明》等十几种短诗集；另有叙事诗《长诗三首》（《丽江行》、《佧佤人》、《龙门》）、《英雄战歌》和规模宏大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及其六部续篇。田间在《田间诗抄·小引》中写道：“……很想把自己的笔，投向那些高山，去变作一棵树。或者，从他们那里，取下一棵大树，来作为我的笔，让我自己尽情来歌唱。”
建国以来，喜爱田间作品的广大读者，一直在盼望听到诗人为新的时代擂响的新的鼓声！这盼望是多么殷切，多么诚挚呵！同时，对于久负盛名、获得卓越成就与荣誉的诗人田间，读者有义务与权利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诗人在建国后大量的新作中，热情讴歌了沸腾的新生活和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反映兄弟民族聚居地的欢乐和新貌，出现过许多具有艺术特色和真切生活感受的动人作品。
尽管诗人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也显示出并非次要的不足和缺陷。主要之点是：诗人在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探索与追求，没有取得读者所殷切期望、也是诗人时刻盼望的重要突破。早在一九五六年，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在《关于田间的诗》（见茅盾著《鼓吹集》）一书中指出：“田间始终未能找到符合他的创作个性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
诗人田间对他创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是有所觉察的，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但也有些固执。他早在《关于诗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我们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难道我们没有勇气克服困难和克服缺点？”克服困难和缺点，不是轻而易举的。五十年代中期，当田间听到读者对他的作品有所议论，甚至有些微词。他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一文中，作出了这样回答：“好些年来，我常常在两种读者之间，来对照和分析他们的看法。他们好像站在两极，意见、趣味及论断，是那样的分歧，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而我是一边倒的，决不迎合某些人的口味：我重视劳动群众的看法。”田间的立场是坚定的，他继续他对艺术及其形式作着执着、甚至是固执的探索与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也不应苛求。诗人田间在他苦苦探索与追求中，更为热切地盼望尽早找到符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得心应手的艺术形式。当然，田间作品，后来存在的不只是艺术形式问题，而是诗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在逐渐减弱，甚至对现实生活逐渐产生或多或少地近于凝固的看法。这种情况，也曾发生在其他诗人、作家之中。而发生在已经取得很高成就并在国内国际上获得很高荣誉、很大影响、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的大诗人田间笔下，这就不能不使更多读者和朋友更加殷切关注。田间性格内向而为人热情、真诚，即使受到委屈和误解，也从不作表白，只是依旧在创作艺术上苦苦地探索与追求。（例如，他曾为《歌德与缺德》一文，代人受过，受到很大误解……）田间是我最敬重的诗人、挚友、兄长之一，我曾同他谈起他的艺术形式，可否突破与有所改变？而不拘泥于目前的形式。他淡淡一笑：“我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不能一蹴而就呵……”他是诚恳的，也显示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神情和隐隐的苦闷。另外，一九八四年，在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曾劝他对《歌德与缺德》一文的事实真相，作出必要的澄清，他仍旧淡淡一笑说：时间会作出公正的说明……显示他憨厚、宽容的性格。
田间，是一位忠诚的战士，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诗人，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忠诚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对这一切具有至死不变的信念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基于此，诗人对待自己的创作（积累数十年丰富经验的创作），同样抱有这种信念与信心。基于此，诗人对待现实生活，以及观察现实生活的指导思想，也同样采取了这种忠诚不二的信念与信心，他认为现实都是美好的，即使有缺点也是很次要的，是可以改正克服的。这样就逐步导致诗人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的若干分离，以致造成部分作品生活内容与思想内容的逐步削弱……
任何一个诗人、作家的作品和思想，不可能没有缺点，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和文学作品，诗人田间自然不能例外，对他求全责备是无益的。任何一个诗人、作家，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失误。田间的夫人、作家葛文，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成功和失败，在田间的心灵天平上是等量的。失误犹如泰山压顶……侮辱和否定都被他那钢铁般的意志甩开了……”诗人臧克家曾写诗赠田间：
“黄金足赤从来少，
白璧无瑕自古稀，
魔道分明浓划线，
是非不许半毫移。”
多好的文章，多好的诗句。
不管过去和现在，文学界和读者，对诗人田间的作品有过这样或那样不同的评价，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诗人田间的大量作品，都发生过重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九八八年四月，诗人、理论家贺敬之在他为《田间诗文集》（六卷本，已出四卷）的“前言”中写道：“……田间是继他的前辈诗人们之后的又一位大诗人，他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照我看来，这些特殊之点在于：他不仅继承了郭沫若《女神》时代的战斗传统，冲破在这之后诗坛出现的脱离时代和人民的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潮的束缚；而且还在于他和那些抒写着对民族及社会的深沉忧思并憧憬着未来的比他年长的诗人们相呼应，响亮地为新时代的战斗者们擂起诗的战鼓。大诗人闻一多正是从这一点上发现并肯定了田间作为时代鼓手的特殊意义。此外，田间的特殊之点还在于：在投身到战斗者行列并在战斗者的先锋部队的直接率领下进行战斗的许多诗人之中，他是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的诗人之一，是用大量诗篇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众多人物形象的诗人，是写出了具有宏大历史规模的最长的叙事诗的诗人……”这样的评价是中肯、深刻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田间的鼓声永远震响着
一九八四年冬，田间已病魔缠身，但他依旧为新诗的繁荣发展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先后到浙江、河北等地参加诗歌座谈会，对一些青年作者进行热情辅导。他还多次约请诗人阮章竞和我，商谈合作创办一提倡短诗、专发短诗的诗刊（我拟定名为《云雀》），并嘱我主持日常工作，我感谢他的信任，并欣然接受。为了更好地合作、办好诗刊，我曾将有关我发表过的诗观文章，送他请教。我的主要观点是各种风格、流派兼容并蓄、同荣共茂。他阅后点头称是。这说明他并不坚持他个人喜爱的一种风格，不排斥其他风格，对他的博大胸怀，我深为钦佩。一九八五年五月，他住进医院后，我曾前往看望并畅谈，他精神很好，十分乐观，说不久就可出院了。我十分高兴。他谈起诗和我们筹办的诗刊，依旧滔滔不绝。我多盼他早日康复出院呵！后来得知，诗人的病被诊断为血癌，可怕的不治之症！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传来噩耗，大诗人田间不幸辞世，告别了他执着追求无比挚爱的文学事业，告别了他心爱的亲人和朋友以及广大读者，这是中国人民和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但大诗人田间留下的传世之作是不朽的，他为抗日战争、为新诗繁荣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朽的。他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依旧活在人民群众心中，和人民群众战斗在一起。他的鼓声，将永远震撼中国大地，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繁荣富强而奋勇前进！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至六月十六日，北京。
附记：这篇文章，是我在病与忙中，匆匆写成。文中有关闻一多与田间二位大诗人的篇章，诸多引用诗评家赵心宪先生的《略论田间诗歌对闻一多的影响》及香港已故诗人何达先生的《闻一多·新诗社·西南联大》二文，特此说明，并致深深谢意，原谅我未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