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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2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97（2002）02－0036－07
一 缘起
九十年代中期，台湾学者为了在科技文化、学术资料交流方面便于国际化、信息化，与世界接轨，经过长期酝酿，充分考虑，于1999年通过行政院议决，准备采用大陆的汉语拼音，并拟定于两年后，将汉语拼音列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当时，港澳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是次年10月，台湾大选之后，有少数人忽然竭力主张改变过去的决定，要求行政院重新议决，改用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于是，在台湾触发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拼音之争”。同年12月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前夕，这一问题还在台北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语文教学会议”作了专场讨论，据与会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李延风报道，“从会议发言情况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推行通用拼音不可行。”
在这场将继续进行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台湾大多数学者以及台湾的海外学者都是反对以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的。他们指出：（1 ）通用拼音从学理上看是不成熟的；（2 ）通用拼音是从汉语拼音修正而来的，拼写的都是国语标准音——北京音系，因此，从逻辑上讲，绝对没有通用拼音比汉语拼音有更高的方言兼容性的可能，通用拼音并不通用；（3）所谓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只有10％的差异，与汉语拼音相容， 因此“既可两岸通用，也可与世界接轨”，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读写的基本语言单位是词，这种在音位层面上的10％的差异，到了音节层面就扩大为19％的拼写形式的差异，而到了词这一层面，则十万个词语中就会有48％的拼写上的不同，面貌迥异。因之通用拼音可以国际化的假定——与汉语拼音相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三方面的第一方面至今还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论述，这就很可能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通用拼音之所以难以国际化，那是因为汉语拼音早已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它已被各国接受，成为公认的国际标准。但通用拼音方案在设计上是完善的，先进的。余伯泉本人也说“通用拼音是改良式的汉语拼音”，“比汉语拼音简洁、方便”，是“在学术思想传统上的进一步突破”。为此，本文就打算从通用拼音方案设计技术上的问题进行剖析，在对比汉语拼音方案设计构思的同时，证实通用拼音的确如台湾学者业已指出的，它在学理上是不成熟的。
二 分析·评论
1、舌尖塞擦音的字母设计
汉语声母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三套不送气与送气构成对立的塞擦音，再加上一个与之相配的擦音，其数目几乎占了辅音声母的一半。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音值”，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以及字母的选择和设计上所产生的问题，几乎全都出在这三组辅音声母上。这里先讨论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这两组声母。
翻一翻从利玛窦（1605）以来，一直到汉语拼音运动中涌现的各种汉语拼音的设计资料，就可以看到这两组声母的字母设计和选择，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从采用加符字母到完全不采用加符字母，从单字母和双字母的不对称使用发展到系统对称的使用。例如：
（威妥玛，1867）→z、c、s；j、q、w（刘继善，1914）→dz、ts、 s；gh、ch、sh（钱玄同，1922）→z、zh、s；c、ch、sh（周辨明， 1923）→tz、ts、s；j、ch、sh（国罗，1928）→z、c、s；zh、ch、 sh（北拉，1931）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到，用s表示
，一开始就稳定下来了，因为这个字母的固有音值、国际音值正好与“汉语音值”完全相符。用ch和sh表示“ㄔ”和“ㄕ”从钱玄同方案开始也稳定下来了，之后“北拉”一方面从刘继善方案中直接采用了z、c、s，另一方面从周辨明方案中借用了首次出现的zh，用以表示“ㄓ”，并与ch、sh配套，于是形成了用单字母表示舌尖前音，双字母表示舌尖后音的整齐对称的格局。这种字母设计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审视都是十分高明的，而汉语拼音方案则继承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成果。
通用拼音方案中对这两组字母设计只改动了一处，即把zh改为jh。汉语拼音用zh表示ㄓ有什么缺点，通用拼音没有说；用jh取代zh又有哪些优点，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就通用拼音本身而论，这个改动却使jh里边的h成了完全多余的一个“零件”。 原本在“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中，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音位对立完全依仗双字母中的h来显示， zh倘若没有了h，它跟z就无法区别了，但在通用拼音里，jh即便没有这个h，j（ㄓ）和z（ㄗ）这两个单字母本身也足以互相区别了。 在“国罗”方案中不就是这样的吗？看来，通用拼音方案里，jh之所以需要这个h，不能从区别音位的角度去解释，只能从别的方面去解释：（1）只是为了求得跟ch、sh形式上的整齐；（2）为了使jh （ㄓ）与舌面音系统中的ji（ㄐ）在字母形式上有区别，但实际上这个（j）h仍然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通用拼音已经为舌尖元音设置了一个双字母ih，那么从声韵结合关系讲，“ㄓ”能出现在舌尖韵母ih之前，而“ㄐ”则不可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jh即使没h， 在拼音系统中也永远不会跟舌面音“ㄐ”发生冲突。在“国罗”方案中就是根据这个原理，为“ㄓ”和“ㄐ”配置了同一个拉丁字母j。可见，通用拼音把zh改为jh， 在学理上毫无根据，它使jh里h 变成了一个在区别语音中完全不起作用的东西；造成了设计原理上的缺陷。
2、舌面音的字母设计
通用拼音对汉语拼音最大的改动是声母中舌面音的字母设计。在汉语拼音运动中，国罗和北拉以及绝大多数拉丁化拼音方案，都不给这三个舌面音声母单独配置字母，让它与舌尖后音或舌尖前音共用一套字母（国罗、威妥玛、美国耶鲁方案等），或与舌根音合用一套字母（北拉、邮政式等方案）。就语音分布说，舌面音ㄐ、ㄑ、ㄒ与舌根音以及其他两套塞擦音声母在声韵结合关系上都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在音位上把舌面音与其中任何一套加以归并，这样做完全符合音位归纳和字母使用的经济原则，所以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几乎都用归并式来处理舌面音的字母配置问题。但是，汉语拼音方案几经斟酌之后却舍弃了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这一传统，采用了民国时期制定的注音符号中结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的办法。现在看来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它符合通行了几十年的注音符号的社会传统，又便于方言区人学习民族共同语，同时提高了拉丁字母的利用率。
汉语拼音用独立的j、q、x三个字母分别表示舌面音ㄐ、ㄑ、ㄒ， 就方案全局而论，这是一种最佳选择。它一方面避免了采用加符字母、双字母以及最吃力不讨好的另造新字母，而另一方面又大量减少了字母的条件变读，从而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中字母利用率最高、条件变读最少的一种拼音设计。就字母和语音的关系说，用拉丁字母j表示
q的基本读音原来是［k］，x则不表示独立的音素），分别是多余字母的语音引申运用和与语音值无关的借用。这种引申和借用在现代采用拉丁字母的各国文字中都有例可援。
通用拼音在维持汉语拼音方案给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的同时，改动了原来的字母设计，用一组双字母ji、ci、si来取代j、q、x。 这一改动给通用拼音带来了一连串问题，首先是使声母表中的双字母增加了一倍，这在民国时期以来的各种拼音方案中是极少见的，因为这会在音节和词语的拼写中增加字量；其次是在这一组双字母中的i，就ci （ㄑ）、si（ㄒ）来说固然是必要的，因为ci（ㄑ）、si（ㄒ）如果没有i， 跟舌尖前音c（ㄘ）、s就无法区别了，但是就ji（ㄐ）来说，这个i又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它，j（ㄐ）、jh（ㄓ）、z（ㄗ）在字母形式上不是已经互相有了区别吗？再其次是这一套表示舌面音的双字母设计是违反常例的。为弥补拉丁字母在表示本国语音时的不足，世界各国的拉丁字母文字几乎没有不采用字母组合的办法以增补字母的，而通常都是用辅音字母组合成双字母，用以表示辅音，如最通用的字母组合就是ch和sh，而通用拼音方案却用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组合成双字母，用以表示辅音，这是极少见的，更何况这种组合在汉语的音节读音和拼写中都会发生混乱的。最后是，这一组双字母中的i，在字母的拼写系统中会引起许多麻烦。照通用拼音声母表的设计ㄐ＝ji、ㄑ＝ci、ㄒ＝si，那么下列的拼写形式，应该是：
鸡ㄐㄧ＝jii 欺ㄑㄧ＝cii 西ㄒㄧ＝sii
居ㄐㄩ＝jiyu 区ㄑㄩ＝ciyu 需ㄒㄩ＝siyu
这当然是说不通的，“居”如拼写成jiyu，与“机遇”的拼写形式又如何区别？于是，通用拼音为此订了一条拼写规则：“ㄐㄑㄒ与ㄧㄩ结合时，省略i”，例如，“虾”ㄒㄧㄚ＝sia。 据此， “基”应拼为ji，“欺”则为ci，“西”为si，“居”为jyu，“区”为cyu，“需”为syu，“炯”为jyong，“琼”cyong，“兄”是syong，等等。这一条规则固然避免了字母i的重叠出现以及与诸如“机遇、其余、 西域”等词的混同。但这又使声母表上这一组双字母ji（ㄐ）、ci（ㄑ）、si（ㄒ）中的i，在字音的拼写中实际上全都变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 因为舌面音只能跟齐、撮二呼的韵母拼合。因此，双字母中的这个i， 只是摆在声母表上为了显示ci（ㄑ）、si（ㄒ）跟舌尖前音c（ㄘ）、s的区别，在实际拼写中是用不着的。而ci（ㄑ）、si（ㄒ）在拼音系统中省略i以后，又由独立的音位字母变成归并在c、s 两个音位中的条件变读字母了，这种设计上的混乱，会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的。
3、舌尖元音和舌面元音的字母配置与设计
通用拼音对汉语拼音的第三处改动是用双字母ih来表示舌尖元音
。这种改动要结合音位分析和字母配置两方面去评析。
在有关汉语拼音的各种拉丁化方案中，使用较久、影响较大的威妥玛方案（1867）中，舌面元音［i］和舌尖元音分别用基本字母i和加符字母ǔ以及双字母ih来表示。 汉语拼音方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因为这在语音与字母配置上是不经济的。比威妥玛晚得多的北拉方案（1931）则不给舌尖元音配置字母，它们认为“ㄓ”、“ㄗ”等声母“本身自然含有一个特别母音，故不必与母音拼合也能成一音段。”汉语拼音也没有采纳“北拉”的做法，因为这于音理不合，而且由此要求承认有7个声化韵，也会打乱声韵系统， 而在拼音系统中则会使一部分音节有声无韵，使汉语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声韵相拼，构成字音（音节）的拼音规则受到破坏。
国罗与北拉、威妥玛都不同，它为舌面元音［i ］单独配置了一个字母i，而把舌尖元音归并为一个音位，用字母y来表示。 而汉语拼音方案则进一步把这三个元音归并为一个音位，利用前接声母的不同，作为字母i的变读条件， 体现不同的音位变体。国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这种不同处理方法，就各自的方案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国罗既然在声母系统中把舌面音与舌尖后音归并在一起，并合用一套字母j、ch、sh， 那就必须把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从音位上分开，并为之配置不同的字母，否则j、ch、sh 就会失去变读的条件。而汉语拼音方案既然继承注音符号的传统，分别为这三套塞擦音、擦音声母配置的不同的字母，那么在韵母系统中就可以把舌面元音［i］和舌尖元音归并在一起，用同一个字母i去表示， 利用声母的不同去体现韵母的不同读音。就汉语拼音方案来说，这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上是经济的，在音系上也符合互补归并原则，而且又兼顾了历史音韵，应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最佳选择。
对比起来，通用拼音在这个问题上又显示了自己字母设计技术上的缺陷。它既不能象国罗那样利用舌面元音［i］和舌尖元音分立两个音位、两个字母的条件，在声母系统中省略去三个音位、三个字母，又不能象汉语拼音方案那样利用ㄐ、ㄑ、ㄒ独立成为音位的条件，把三个元音［i］、归并在一起，只用一个字母去表示。就通用拼音方案而言，它在用ji（ㄐ）、ci（ㄑ）、si（ㄒ）表示舌面声母的同时，仍然要为舌尖元音单独设计一个双字母ih，否则就不能使诸如“基、欺、西；资、雌、思；知、痴、诗”这样三组字具备不同的拼写形式（见上表）。
从威妥玛拼音中取来的这个双字母ih，在其后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极少出现，因为就字母设计而言它并不十分理想，而用在通用拼音方案中更是不妥，因为仔细分析起来，ih这个双字母中的h， 在区别“欺”ci、“西”si和“雌”cih、“思”sih中是有作用的，但在区别“基”ji、“资”zih、“知”jhih这类字的时候，这个h又是多余的，因为没有它，“基”ji、“资”zi、“知”jhi 不是已经可以互相区别了吗？另外，这个表示舌尖元音的ih，不列在韵母表内，它以跟六个舌尖音声母拼成音节的形式（如zih，jhih等），列在声母表内， 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下面选了若干以舌尖后音充当声母的双音节词语，根据通用拼音方案设定的声母韵母拼写如下：
支持 jhihchih指使 jhihshih史诗 shihshih
知识 jhihshih支使 jhihshih事实 shihshih
就这一类词语而言，通用拼音拼写形式的冗长、繁复一眼可见，与汉语拼音相比，每个词要多出两个字量，字母h间隔出现4次，占全词字量的一半。这样的拼写形式，并不是很美观的。
4、舌面元音［y］的字母设计
利玛窦(1605)iu(yu)威妥玛(1867)ü(üy)
钱玄同(1922) y(vh)
邮政式 ü(yu)
赵元任(1922) v(yv)
王炳耀(1897)ü
国 罗(1928) iu(yu) 刘孟扬(1958)ü
北 拉(1931)
y(jy) 汉语拼音(1958) ü(yu)
通用拼音对汉语拼音的另一处改动是用双字母yu替代原方案中的加符字母及其用于零声母音节中的yu。“ㄩ”的拉丁字母写法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因为26个拉丁字母的原有音值及其变通音域都不适用于“汉语音值”。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汉字拉丁化拼音中，“ㄩ”的字母设计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只有两种（见上表）：一种是双字母系统，如最早的利玛窦、金尼阁的汉字拼音中都用双字母iu来表示；另一种是加符字母，如设计较早通用较广的威妥玛拼音就是在拉丁字母u上加两点表示ㄩ。 双字母的写法多种多样，加符字母的写法，历来只有一种。ㄩ的拉丁字母写法不外乎这两种，或这两种的结合，如利玛窦iu（yu），威妥玛ü（yu），钱玄同y（vh），钱玄同y（vh），赵元任v（yv），国罗iu（yu），北拉y（jy），耶鲁大学yu（yw）。显然，在零声母音节中yu的写法占了很大的优势，而在非零声母音节中则以采用加符字母ü为主。这也正是汉语拼音的选择。方案不能选择字母y，因为y另有其他多种用途，如采用双字母iu则一方面加长许多音节的拼写形式，如“捐”jiuan，“宣”xiuan，“略”liue，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跟同样可以充任介母的i和ü不对称， 这在韵母的四呼分析中会带来一点表述上的麻烦，而且用双字母表示单元音也不合常例。此外，用字母v去表示ㄩ，也因囿于用辅音字母去表示元音，不合使用拉丁字母的一般习惯而放弃了。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加符字母ü表示［y］（在德文中有例可援）， 在零声母音节中则用双字母yu，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声韵组合关系的制约，上面的两点只有在声母n和1之后才是必需的，其他场合都可以省略，而且n、1只能和韵母ü和üe拼合成字，以常用字而论，读lü的只有十几个，读lüe的只有两个，读nü和nüe的则加在一起才三、 四个字，因此上面的两点际使用频率是很低的。但是，在电脑使用迅猛发展的今天，加符字母固有的缺点仍然给大家带来了不便，不约而同的用v 来代替ü，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为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中明确规定：“凡是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可以省略ü上两点写成u的，在通用键盘上用键位u表示；不能省略仍需写作ü的，在通用键盘上用键位v替代表示。”
现在可以比较一下通用拼音的改动，它用双字母yu替代ü，并且“一贯到底”，这在使用上也许是方便的，但这会加长ㄐ、ㄑ、ㄒ、ㄋ、ㄉ五个音节与五个撮口呼韵母组合时的音节拼写长度，试比较：“捐”juan和jyuan，“圈”quan和cyuan，“宣”xuan和syuan，“女”nv 和nyu，“略”lve和lyue，再加上在声母中增加的一组双字母以及表示舌尖元音的双字母，通用拼音中大量使用双字母的问题实在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字母使用中的经济原则，任何一种拼音方案的设计都是十分重视的，它会涉及亿万人每时每刻的使用，它会影响千秋万代浩如烟海的书面文献，实在不是一件小事。相比之下，汉语拼音方案采用v 代替加符字母ü的办法实际上只涉及n、1跟ü、üe两个韵母的拼写， 只涉及二十来个常用汉字的拼写，它不加长音节拼写形式，改动的牵扯面很小而又便于键盘使用，就汉语拼音方案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好的改良办法。
5、 从通用拼音方案的韵母表中可以看到原国语罗马字和汉语拼音方案中的weng（ueng）被改为wong，而且认为：在自然通用拼音中，不仅“翁”要拼为wong，而且“东”dong、“通”tong“风”fong、“冯”fong等字皆以ong贯串， 所以比汉语拼音容易学习（见余伯泉《拼音政策说贴》）。这就不仅是拼音字母的改动，而是对普通话音系的修改了。“东、通”与“风、冯”分属两韵，在台湾的字书词典的汉字注音中也都如此，倘若“皆以ong贯串”， 那么“东楼”和“登楼”岂不是变成同音词语了？而且连通用拼音自己的韵母表中也分列着eng和ong两个韵母，岂非自乱其例？倘若认为在标准国语中固然如此，但在台湾化的读音中“东”和“风”就是不分的，那么①台南师院语文教育系许长溪先生曾指出：台湾人将ㄈㄥ、ㄨㄥ这两个音读成fong、wong的“未必是多数”（见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8期）；②倘若这个论据可以成立，那么通用拼音方案就可以不必设置jh（ㄓ）、ch（ㄔ）、sh（ㄕ）和z（ㄗ）、c（ㄘ）、s两套不同的声母，因为在受闽南话影响的台湾国语中，这两套声母也往往是不加区分的。余伯泉先生又将如何自圆其说呢？
三 并非题外话
发生在台湾的这场“拼音之争”，显然并不单纯是一场汉字拼音方案的争论，它对语言文化、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还要说几句与此有关的话：
（一）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它以北京音系作为标准音。这是国语运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确立的，也是明清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汉语规范化运动的目的也仍然是在各方言区普及、推广民族共同语，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
（二）从19世纪最后十年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全民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不止一次以事实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三）汉语拼音方案是20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总结。它跟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各种拼音方案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把它们对立起来，并把通用拼音划在外边，贴上“本土化”的标签，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那完全是片面的。
（四）通用拼音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改动是无理据的，它只是为改变而改变，作了徒劳无益的更动。这种改动就通用拼音本身说，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以及字母设计技术上也是有缺陷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我们想引述国际知名语言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土郑锦全、丁邦新、王士元、梅祖麟等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多年来国际人士集思广益，采纳汉语拼音，我们要跻身国际行列，就要接受它已成为国际标准的事实。如果有人想改变一两个字母的用法，创立一个新的系统，在学术上难免剽窃抄袭之嫌，在实用上，却把台湾孤立起来，和国际上的标准格格不入，徒然给自己造成许多干扰。”
“汉语拼音是以拉丁字母音译国语的语音，采用汉语拼音也就是再确认国语是统一的标准语。为了便于学习闽南语、客家话、泰雅语、阿美语等等，可以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调整字母代表个别方言和语言的语音特性，另立拼音系统。但是不能因方言的需要而改动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郑锦全等，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