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环境循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贫困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困与环境循环的含义
贫困与环境的循环，由贫困增减和环境变化的相互累积循环形成。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子循环：其一是正循环，即发展中国家旨在消减贫困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日益成为激增贫困的主要因素，环境退化和贫困相互推动，形成的一种恶性的、低水平的循环；其二是基于贫困者主动创造性而形成的、控制正循环的负循环。当正负循环力量相等时形成循环均衡。贫困常常以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缺衣少房、没有持续生存和保护自己人财的能力等形式存在，是在研究时期内公认的绝对必要生存条件的不能满足。环境是以土地、森林、水、空气、大气温度、阳光、可耗竭资源等形式存在的公共资源。环境退化就是这些公有资源部分或者全部的损、减、失。贫困与环境的循环问题本质上是贫困与公共产权逐渐被侵蚀和被破坏的循环问题。
（一）贫困与环境的正循环
在我们看来，贫困与环境的正循环包括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是环境退化导致贫困，我们不妨称这种贫困为环境型或者生态型贫困。面对土地、空气、水等公共资源的污染和退化，虽然整个人类都会受到伤害，但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承担了因环境退化而增加的贫困成本。虽然生态型贫困形成的原因还未形成共识，但是贫困形成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环境退化，造成地区性森林减少、缺水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致使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变劣，生产和生活条件差、成本高；污染的水、土地和空气直接导致该地区成为地方病和弱智人群的多发区，以及出生缺陷和12岁前儿童死亡率的高发区；由于环境退化减少了贫困甚至中等家庭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和条件，经常出现一整片地区的人们落入贫困之中；环境退化对穷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严重地削弱了他们未来的发展能力和努力程度，动摇了他们长期的理性化行为决策；环境退化造成的高额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常常能延缓甚至打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生态型贫困常常在短时间内会伤害穷人，长时间会减少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
第二个判断是贫困者更依赖于日益恶化的环境，因此他们对环境退化非常敏感和易于受到伤害，而他们常常为了生存，或者为知识所限，他们不能意识到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公有地悲剧”，不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其粗放式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可持续，最终导致环境退化。我们称之为贫困性环境退化。这个判断的逆否命题：优化环境的收益更多被贫困者获得，这也是证明这个判断的一个突破口。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上，贫困者对环境的依赖是一个几乎永恒的话题，剥夺或者恶化公共环境资源往往威胁到穷人的生命。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卡尔多均谈到过自然资源问题。但是把水、空气等放在公共资产或者公共资源的框架内，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为了尽快从贫困走向富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加快了。而工业化的加快，一方面使水、公有地、森林甚至清洁的空气等公共资源，日益成为稀缺物质；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工业化过度使用和损耗了环境资源，贫困性环境退化因而成为全球问题。Bruntland首先提出贫困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消除贫困成为环境改善的主要手段和工具；Jolal指出环境退化与人口快速增长和生产停滞紧密相关；世界银行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基于生存需要，贫困导致短期行为，因为一遇到生存危机时，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对他们有权使用的公共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使用，从而削弱了从公共资源的再生能力。到了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贫困是环境退化的最根本原因，环境不可能在贫困的条件下达到维持和优化。然而，从量化的角度对贫困性环境退化研究很少，而且也不完善。有些学者研究了热带雨林地区存在的环境依赖者，虽然估计数据相差较大，但是最小值也有2.5亿人，贫困与热带雨林的退化确实同时存在。Grossman和Krueger等证实了环境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存在，从而提供了一个全世界都比较喜欢的发展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意思是，在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初期，不可避免会出现贫困和环境退化相互恶化的情况，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人类就有能力改善环境、消减贫困。客观上讲，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退化向环境优化的转折点的到来并非易事，逆转贫困和环境恶性循环条件更为苛刻。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美元，日本在达到8000美元以后，才到了环境倒U型曲线的顶点，现在的环境资源能否支撑得住如此高的人均产值不得而知。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环境转折点总是与它们获得世界霸权同步的，它们不但可以将贫困转嫁出去、环境退化转嫁出去，而且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回旋余地：配合国内的环境保护，通过它们政治和经济霸权，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环境补贴”。从具体例子看，由于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印度贫困者加速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致使其退化严重，结果反而导致森林依赖性。印度政府对森林的隔绝性保护，以增加贫困者的持续发展后劲，但又增加了目前的他们贫困程度，即使同时再增加原劳动工资的10%，脱贫的比例也只能上升0.4%。解决贫困性环境退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项艰巨的工作。
当贫困与环境正循环的两个判断都存在时，贫困与环境两股力量将合力形成一个向下的、正循环螺旋：贫困者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削弱了公共资源的回报能力，使贫困者不再有能力和资源去投资有赢利的项目，加重了他们对环境的依赖，反过来，环境退化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健康状况和食物保障水平。Dasgupta、Deichmann等人，研究了贫困人口和森林退化、土壤退化、室内空气污染、室外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五个典型的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确定贫困与环境循环的概念对一些国家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使用贫困与环境循环的方法处理环境问题，效果非常好。Duralappah对有关贫困与环境循环的文献进行了一个梳理，归纳出一个框架：他首先将贫困分解为内生贫困和外生贫困，由环境引起的贫困为内生贫困，其他因素引起的为外生贫困，然后他用R[,1]表示外生贫困导致环境退化，R[,2]表示权力、贪婪等造成的贫困，R[,3]A表示制度失败导致的贫困，R[,3]B表示市场失败导致的贫困，R[,4]表示内生贫困，R[,1]FB表示贫困与环境的循环，逐一对各个变量进行排列组合，分析了可能出现的贫困和环境循环，提供了一个启示性框架。贫困与环境的循环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
在贫困与环境的正循环中，只要稍微增加循环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结果使最初的因素变得非常大，因此研究贫困与环境循环问题有着较强的政策内涵。第一，将一系列的环境干预和削减贫困的方法连接起来，才有可能消减贫困环境保护；第二，贫困状况的改善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减少贫困需要控制人口增长，强化生态移民，调节贫困家庭对公共资源的利用程度；第三，环境保护性利用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加大技术研发，鼓励环保性技术创新，提倡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第四，因为贫困家庭在被禁止使用环境资源时将经受更多的痛苦，所以，通过严格限制使用公共资源的方式，来保护环境会加剧农村人口中的不平等，并会加深贫困，政府需要加大对环境投资的补贴，增加贫困者的其他收入；其五，贫困与环境变化的结果并不能立即用当时的GDP的变化来反映，因此仅仅使用GDP等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可能会制约甚至破坏经济发展。
（二）贫困与环境的负循环
如果正循环带有马尔萨斯式贫困的某种自然属性，那么负循环则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是正循环的社会调节和制约循环。负循环是使整个的贫困与环境循环保持一种稳定状态之中的可控力量。当正循环增强时，负循环应该加强力量以制约它，反之也然。没有负循环，正循环将失去控制。
负循环的力量主要来自贫困者对贫困和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能力。对这个能力的重视，得益于阿马蒂亚·森的大力推动。森成功地使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对贫困的理解，从生理和自然属性的贫困转移到了人文和社会属性的贫困。基于这种贫困的认识，环境退化的原因就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太快，将环境“吃”穷了，而更重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手和脑”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造成贫困者改善环境的力量不足，没有能有效地遏制住正循环。
事实证明，在严峻的资源和收入限制面前，穷人仍然具有相当的减轻和控制环境退化能力：能够寻找退化资源的替代品；利用和发展当地的土技术控制环境退化；减少人口或移居他处；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还可以得到优惠的贷款，购买到改善环境的设备和技术，多样化收入来源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贫困观和阿马蒂亚·森的贫困观有些区别：给定社会粮食的总存量不变，森认为，通过交换权力的连接，穷人在总粮食中的可获得比例小于基本需要，因而出现饥荒。我们认为，这个相对比例当然重要，但是并不涵盖一切“饥荒”现象，比如，虽然这个比例大于基本需要，但是获得的粮食因为受到污染而难以食用，也会出现贫困，再者，即使穷人的获得比例上升，粮食总量供应不足（比如非典时期醋的需求异常增加），也会出现饥荒。因此，森的贫困观是我们的贫困观的特例。
分析发展中国家贫困人群的适应和应对能力，必然涉及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收入。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资源和他们能够使用的公共资源。虽然提高穷人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技巧，是穷人脱贫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穷人的资本存量资源有限，即使他们的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脱贫效果也势必有限，因此公共资源的多少和分布状况对贫困和环境的负循环具有决定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资源状态不仅是他们生活水平的标志，而且是他们采用应对措施的基本条件，甚至是参与社会活动获得社会资本的必要途径。Bech和Nesmith考察了印度的公共产权资源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包括公共荒地、自然的季节河床等公共产权资源是穷人应对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关键资产和力量来源。公共产权资源为印度穷人提供了50亿美元的年收入，相对于穷人全部年收入的12%，是印度当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两倍多，也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两倍多。实际上，公共资源起着偏向贫困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是促进农村平等的重要工具。另外，公共产权资源的维护和获取，是穷人，特别是穷人中的女性进行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和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自然，公共资源的维护和增进有利于发展穷人的社会资本。
有效地增加贫困人群可以使用的资源，需要提高各类资本资源的配置效率，既然市场机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效率高的机制，那么就应该促进市场化改革及相应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成为脱贫和环境改善的一条基本路径。然而，公共资源的配置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即使勉强市场化运作，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必然最优。智利进行了长达20年的水市场化试验，提供了一个将公共产权市场化的反面教材。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本着建立水的私有产权市场化交易，依据市场主体自由交易，可以克服政府失败和减少政府支出，增加自然资源配置的灵活性，激发他们对环境投资而改善环境，最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由于水的非排他性和高额的交易成本，易造成污染等外部性，市场价格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反映供求信息，因此，要达到高效的水资源（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难且复杂。西方有学者研究了南亚的非正规金融市场，认为传统制度和习俗惯例，也具有良好的效率。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市场、习俗和国家计划以提高公共资源的合作配置效率。
二、贫困与环境的循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对发展时间约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它们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已经造成了巨额成本，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据中国有关专家的测算，未计入成本的生态损失（单位：万亿元／年）为：森林资源4.75，淡水资源3.81，土地资源3.73，草原资源1.54，自然灾害2.24，环境污染5.46，合计21.54。按2003年GDP总额11.7万亿元计，生态成本超过GDP近2倍。而Pachauri认为印度的环境损失约为GDP的10%，其中，饮用水质量下降1220亿卢布，土地退化造成的农业生产率下降损失890～2320亿卢布，森林损失5710亿卢布，空气污染损失8850～42500亿卢布。在中国，与1989年相比，2003年中国的废水、废气排放量增长1.2～1.7倍，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1.7倍。如果资源（能源、水、主要矿产）投入和污染（SO[,2]、CO[,2]、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将指数增长，如果世界以这个速度增长，增长的极限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二）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减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工业化的演进都遵循：轻加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高加工度化发展阶段—技术集约化阶段的进程。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成长都不可能绕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重型化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要求。但重型化虽然能够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也必然同时带来了能源、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困境。另一个方面，重型化也是资本开始集聚和集中的过程，而资本积累加速，必然使贫困状态恶化，这样，走到重型化工业化道路上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出现新一轮的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可以说，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关系可以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重型化发展的迟缓成败。
（三）贫困与环境的循环放慢市场化的速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机制”共识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公共资源都被片片拆散。但是对市场化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其次，公有资源的市场配置的效率受到怀疑。再次，在相当一些公共资源的配置领域，配置力量来源于习俗、传统和集体的默契，比如共享、互惠、等级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涉及社会的集体不理性问题。最后，市场化的界限问题。诸如可耗竭矿产资源，在一定范围内是私人物品，但是超过这个范围就变成涉及人类利益的公共物品，而这个范围值可能主要由贫困和环境的循环来决定。因此在操作上难以确定市场化的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能否继续进行、进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贫困和环境循环均衡的条件及其变化。
（四）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增加了政府管理的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在市场缺乏时，政府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执行市场的功能，促进资本形成和完善市场体制，无论人均收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贫困和环境循环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决策与执行方式提出了挑战。公共资源的配置，至少在目前，需要政府和市场、传统力量的结合，三者的动态演进的关系，对层级体制的政府造成不小的压力。还有，对环境和贫困问题，如果不采取行动来解决，就等于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因为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必然递增性地增加治理成本，缩短了决策时间就等于提高了管理失败的概率。最后，对公共资源的建设，难以避免“搭便车”行为，难以采用“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来减少政府负担。建设成本只能由财政本来就紧张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支付。
（五）贫困与环境的循环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暂时处于劣势
贫困型环境退化，是不是可以等同于贫困国家或者穷人应该对环境退化负主要责任？从贫困与环境的正循环看，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85%，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3倍多，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口”吃穷了“我们只有的一个地球”，因此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处境非常微妙，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比例和质量在缩小。但是，从贫困与环境的负循环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不仅具有短期理性，而且具有长期理性，他们是有保护环境的意愿的。环境的破坏不应该仅仅归结为穷人，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和利益集团。Franz Nuscheler看得更远，“如果最大的环境罪人用穷人数量的增多来提醒生态的崩溃，而不愿质疑发达国家自己引发生态灾难的生活模式，那未免太虚伪了。”事实上，贫困与环境的循环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治问题，直接涉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