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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化研究的重心发生了向文化领域的转移，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悖论性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相应地，它在文化领域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对全球化进程中文明或文化的复杂状况进行了思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国外学者开始从文明或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原因在于：（1）西方理论界学术传统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著名学者对文明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在其影响下，文明或文化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向。在20世纪80年代，沉寂已久的学者埃里亚斯及其代表作《文明的进程》被重新发现，更激起了西方理论界对文明的研究兴趣。埃里亚斯把全球化视为长期的社会进程，并对人类社会的整合过程及其障碍进行了剖析，无疑对当代全球化论者很有启发。（2）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研究最早从经济领域开始，主要探讨经济的全球运作和态势；在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主体受到挑战，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因而政治领域的全球化研究也很快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两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比较系统。我们知道，社会共同体主要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构成，而文化是其中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研究固然重要，但用来解释全球化现象还不充分，要想描述一种全球范围的深刻变化，必须从文明或文化角度入手。换言之，全球化理论研究必然要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从现实的经济、政治领域转向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领域。一些全球化论者如沃勒斯坦、吉登斯等的理论由于忽视文化层面受到了质疑，他们后来弥补了理论缺陷，补充了从文明或文化角度对全球化的考察。（3）解释生活实践所出现的新状况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体制瓦解，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全球状况和趋势的解释能力减弱，全球化进程加快，其中交往互动的主体不再是归属到两大阵营中的主体，而是还原到各自的文化身份，或者归属到不同的文化圈之中的主体；同时，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抬头，区域性冲突频繁，不少冲突并非出于经济或政治，这就使得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文明或文化的解释效力在增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面对这种新状况，开始从文明、文化着手对之做出解释。基于以上原因，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研究模式。
二
（一）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son）等学者最早指出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重视文化全球化研究， 把学者们的视线引到这个崭新的课题之中。早在1980年左右谈论全球化时，罗伯逊就有意识地采取了文化视角：“我试图在少数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一直在讨论现代世界形成的社会学家的经济研究方法之外，提出一种文化选择方案。”[1](P2) 在其代表作《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他指出，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经济问题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属于文化的偶然性和文化密码的解译，不管国家利益卷入到国家间互动的程度有多大，仍然存在基本上是文化性质的关键问题；当前全球化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对文化的忽视正是其中之一，如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制度扩展的结果，忽视了文化方面的考察，正是其研究的弱点所在，因为“认为不探讨从目前有关文化的政治、文化资本、文化差异、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族群性、民族主义、种族、性别等等争论中产生的问题，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说明当代世界，这整个想法就令人难以置信”[1](P207—208)。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罗伯逊简要地提出了“文化系统论”的观点，认为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
罗伯逊的观点对费舍斯通（M.Featherstone）等人的影响较大。费舍斯通在1990年主编了《全球文化》论文集，提到如果没有罗兰·罗伯逊在全球化的研究上先行一步，就不可能有这个论文集。论文集收录了罗兰·罗伯逊的《绘制全球状况：作为中心概念的全球化》、罗·伯尼的《文化和世界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化就是世界体系：对伯尼的回答》、安东尼·史密斯的《朝向一个全球文化？》等文章，大体上探讨了以下问题：（1）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质疑和挑战；（2）对是否可能出现作为文化全球化后果之一的“全球文化”进行探讨；（3）对文化全球化和地方化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在文化全球化开拓理论空间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转向”。沃勒斯坦凭《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从全球角度对1450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和基本逻辑，提出核心、边陲、半边陲地区世界体系结构，剖析了其发展变化，奠定了在全球化研究中的地位，对社会学理论中的“全球转向”做出了贡献，很多全球化研究都是对该理论的回应。但是该理论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论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沃勒斯坦采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将现代世界体系局限于世界经济体系，把文化视为附带现象，而不是关键变量，这就忽略了考察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一质疑和批评切中了沃勒斯坦理论的弱点，引起了他对自己理论的反思。
从1990年，沃勒斯坦开始将文化纳入世界体系理论中，这在他给费舍斯通主编的《全球文化》提交的两篇文章中有所体现。1991年他出版了《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指出文化是对抗现代化世界体系不平等的一块战略要地，认为当前处于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三个转折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的挑战。这些反体系力量冲击着维持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面对这些冲击，整个世界体系都将面临着转变，但都以建构一个相对平等而且民主的体系为目标，而实现这种目标的希望存在于其他文明参加的广义的反体系运动之中。他还通过对文明概念的分析展望了全球化的文明前景，认为资本主义只是文明的一种，并非惟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沃勒斯坦的“文化转向”丰富和发展了世界体系论，为文化全球化研究做出了贡献。但他引入的文明或者文化概念是否真正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成为考察世界体系关键的考量因素，还是仅仅成为论证世界经济的手段？他是出于一种客观的立场勾勒多种文明并存的前景，还是没有摆脱西方文明优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呢？这都是沃勒斯坦“文化转向”之后面临的质疑。
（三）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等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或文明状况的思考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在理论上的反映，也折射出理论研究者意识形态上的乐观或者忧虑等复杂的情绪。福山是意识形态乐观情绪的代表，他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人类经历了君主制、贵族制及专制主义等政府形式，只有自由民主政体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选择，因而该政体可能成为惟一的也是最终的政体，形成“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与“普遍的、同质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一个整体，因而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全球性胜利，也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全球性胜利。福山指出，在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首先与专制主义的残余进行较量，然后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较量，最终证明其他价值观念或其他文明都很狭隘，只有西方价值观念才对全世界都普遍有效，西方文化才是未来社会的主导。
如果说福山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推衍出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全球性胜利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强调文化全球化的统一性、同质性方面；亨廷顿则从现代世界的文明冲突入手，突出文化全球化异质性、排他性的一面，隐含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未来全球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原因在于：（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更少变化，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2]。文明的冲突在20世纪以后进入全球性阶段，其中“儒家和伊斯兰的联盟”的“非西方文明”将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1996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坚持上述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深化，认为西方文明要加强自身的力量，承担起西方的全球责任，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引发了不少反对之声，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贝克（H.Belk）等人主编了《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来自各文化圈的学者剖析各文化内核中所具有的追求和平的因子，论证了文明和平的可能性，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驳斥。
（四）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son）等学者对“文化全球化”题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全球文化”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991年，汤姆林森写出《文化帝国主义》，从分析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术语和讨论该命题应遵循的原则入手，从四种角度和语境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即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虽然这四种言说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都各有它的文化观点和政治关怀，但都可以归结为批判现代性的话语，因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都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们共同决定了现代性的文化景况。在结语中，汤姆林森指出：“我们先前所讨论的种种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其实可以从全球势力之不同方位结构来加以诠释；这样的方位结构，正是这些‘崭新的时代’的特征，它取代了我们熟知的所谓‘帝国主义’的全球势力分布图。直到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这个词正足以形容时代之特征，但现在，‘全球化’已经取而代之。”[3](P328) 这个阐述预示了他将从文化帝国主义深入到“全球化的文化”的研究，之后的《全球化与文化》一书就是他研究的结晶。在书中，他力图建构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还对“全球文化”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总结：第一种是乌托邦式的看法，主要表现为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设想、18～19世纪有关世界文化的各种乌托邦式的思索等；第二种是非乌托邦式的看法，认为全球文化多多少少倾向于成为一种霸权式的文化，即文化帝国主义；第三种是怀疑的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明显分化的世界，种族、宗教和民族的仇恨在加剧，认同感和价值观不确定，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新秩序’的承诺几乎在瞬间就消失了，这是当今全球文化怀疑论的一个重要来源”[4](P109—141)。
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几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全球化研究景观。相比较而言，国内文化全球化研究起步晚于国外研究，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还很欠缺，因此，国外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参照。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早在1991年，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就曾指出，在社会学里，目前至少已出现了三种竞相媲美的全球化理论研究模式，即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这个观点表明了文化全球化模式对于全球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一，大大拓宽了全球化研究的视域，深化了全球化研究的内容。国外学者把文明和文化概念引进研究领域，使之成为考察全球化的重要视角，并通过对“全球文化”、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明的冲突、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等诸多层面的探讨，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推进了全球化研究。第二，基本上形成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同质性／异质性、整合／分裂、一体／多样的二元思维框架，反对单一的逻辑，这对以后的研究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具有一种二元思维框架，一方面它注意到文化发展的统一化趋势，意识到带有某种人类共同性的新文化观念正在生成，一种普遍性力量正在发展，如罗伯逊对具有同质性的全球文化的考察，费舍斯通对超国界的、调和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重视，以及汤姆林森对认同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的消费文化、媒介文化的分析等等；另一方面它也反对认为全球化就是文化整合和同质化发展的观点，主张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突出；全球化推动了文明意识的增强，各文明或文化更加了解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身份归属的要求，如罗伯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考察，亨廷顿对非西方文明崛起的忧思，以及汤姆林森反对消除地方性差异的文化帝国主义观念等等。
虽然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具有一种二元思维框架，但是总体上它对非西方文明还是比较忽视的。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主观的因素，如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等；另一方面也由于很多国外文化全球化论者身处西方文明圈中，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身份，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比较深刻，而对于非西方文明的体验相对缺乏，因而他们没有能够明确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也无法揭示出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而且，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不平等性的进程，它造成的差距非常大，相对而言，西方文明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肯定会影响到其研究者对待全球化的基本态度、研究的重心以及主要观点的形成。他们即使试图在客观的立场上阐释全球化进程中的非西方文明，但是他们所探讨的非西方文明更多的是以他们自身的话语系统建构的“他者”，而不能真正展现受到全球化的伤害较大的非西方文明的境况。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关键之点是非西方学者要积极参与到文化全球化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促成东西方的理论交流。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正朝着多元互动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由一些知名学者主编的文集中：日本国学院井上信隆主编的《全球化和本土文化：40周年座谈会纪念文集》，收录了东西方学者对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分析了法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对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的不同反应，还对文化的几个要素（如语言、家庭等）在全球化时代的变迁进行了微观研究；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赖纳·特茨拉夫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来自各大洲的经验和反应》，集中了亚洲（印度和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全球化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指出全球化的影响因地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每个文化圈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三好将夫于1998年组织国际研讨会， 并编辑出版《全球化的文化》，涉及了经济和文化的相互转化，全球范围内消费文化的兴起等问题；彼得·伯格和亨廷顿主编的《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收录了来自中国、德国、匈牙利、土耳其各国学者就文化全球化进行探讨的论文；等等。这些研究把非西方文明纳入学术视野，逐步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重新估价非西方文明；同时，西方和非西方学者也共同反思了自己文化的全球化历程，加强了对话与交流，使这个阶段的文化全球化研究呈现出既多元又互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