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人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群体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4-0097-(08)
近代上海福建人的发展轨迹有其特殊性，开埠后的100年间，它从来不曾成为上海移民中数量最大的群体，却在上海城市发展的不少关节点上影响深远。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随着上海的近代化而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其中的退却又并非因商人群体的衰弱而致。目前学术界上海城市史、移民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对上海移民群体、移民社团的整体性考察已达到相当程度。对上海的苏、浙、粤等移民群体的描述分析，也出现不少成果，都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由于上海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各移民群体的特殊性，宏观整体的考察往往并不足以描述和评析上海城市发展与各移民群体间的关系，个案的分析无疑不可或缺。就此而论，对近代上海福建人的细致探讨，至少可以弥补缺漏。
一、群体数量与发展轨迹
上海福建人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本文所述上海福建人群体不仅包括1 843至1953年在上海落籍居住、生活的福建人，也包括此段时间内在上海经商、做官、求学和居住的福建人。
上海有福建人的踪迹至少可追溯至宋代。华亭东北54里，吴淞江边，沪渎海口，有青龙镇①已是海港枢纽。当时从海上入沪渎，溯吴淞江去苏州，或经顾会浦(通波塘)下华亭，沿大盈浦西南行去嘉兴，都要经青龙镇。《隆平寺经藏记》中有：“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蛮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豪宗右姓之所会。”[1]《吴郡图经续记》有：“吴郡，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傍青龙、福山，皆海道也。……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这些资料表明，当时青龙镇已有不少江浙货船，闽、粤和朝鲜、越南、日本的船也很多，而且是“富商豪宗右姓”。南宋晚期，由于地理的变迁，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逐渐“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开始取得贸易港口地位。[2](P31)
一般而言，天后宫的遗迹往往可以反映福建商人的活动范围。上海第一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后宫是1271年由福建船商所建，历经19年，在上海立县之年正式落成。元初宋渤的《(顺济)庙记》称：“莆有神，故号顺济……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3]“顺济庙”(俗称“丹凤楼”)，又叫“圣妃宫”。庙址在“相当于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今阳朔路、高桥路相交之间，原里洋行街北，外洋行街东)。[4]这是紧靠码头的位置，与天后的海神性质有关，福建人极其崇拜天后，往往带着天后迁徙世界各地。在码头旁筑海神庙，是为了方便从事海上作业者随时奉祀，请求妈祖保佑。这说明，上海在宋咸淳前已有天妃庙宇了。咸淳七年(1271年)，市舶司提举陈珩发起改地建造。陈珩是福州人，改建的地点为“小东门外”。当然中国沿海居民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但福建人更为隆重而虔诚。因为天后即后世所称妈祖，最早是福建由人而神的神偶，福建湄州岛为其诞生地。《瀛壖杂志》记载：“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喤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为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5]
清康熙以后，海路畅通，埠际贸易是上海商业结构中的重要方面，而北洋沿海贸易又是上海埠际贸易的重心所在，闽商是这条贸易线路上重要的商人群体。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早期进入上海的福建人，应该是贩运各种土特产的商民。
对开埠以来上海福建籍人口的基本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描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方面的资料越早越模糊而零散，数字出入比较大。对近代上海福建籍人口数量的最早描述，出自外国传教士的估算，即1853年的6万人，一说是5万人。[6](P926)[7](P759)另一组数字是：开埠前后，“常年寄寓的各地商贾，人口至少在万数以上”，[8](p379)实际从事商贩的人数总计约为5.5万余人。[9](P201)前两个数字专指福建人，后两个数字是指客籍商人数和上海商人总数，显然出入是比较大的。但如以上海城厢人口12万左右来看，[10](P556)开埠前后上海商人所占比例是比较高的，其中上海闽商数量也不在少数。
根据开埠前后上海闽商的会馆公所数量、官员奏章、当时文人的诗文和游记等，可以做一个大致判断。上海开埠前后，商人会馆最多的是上海闽商、浙商和粤商。上海闽商的会馆公所有4所。[11]这除了说明上海闽商富实外，也表明上海闽商具有一定数量。苏祖菲曾回忆：上海开埠后“不但西人急剧增多，我国各地外埠人也争相进入上海租界，以广东、福建、浙江为多”。②
上海开埠前后到1850年代末，沙船业兴盛，拥有“在船水手十余万人”。[12]闽浙总督刘韵珂曾这样描述：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来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13]福建人“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7](P579～580)，或是水手、或是雇工。还有“沿浦多以舢舨小艇渡人。操舵皆闽、浙无赖子也”。[5]凡此种种都说明，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拥有一定数量。
1885年起，公共租界有了确切的人口统计，华界的统计则从1929年开始，法租界阙如。根据公共租界和华界遗留的统计数据可知，公共租界50年，跨晚清、民国。华界8年，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852年上海的总人口为544，413人，[14]1950年，上海总人口为4，980，992人，100年间增加了10倍以上，其中各省籍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比如粤籍人口在1885年公共租界21，013人，1935年53，338人，50年间增加了2倍多，1935年公共租界加华界人口，共计108，325人，1950年为119，178人，15年间增加了1万多。而福建籍人数除1920年到1925年有大幅度增加外，其他年份只略有增加。与其他省籍人数比较，公共租界排在第6位。华界8年，排在第9位。华界人数多于租界，是公共租界的4倍多。上海闽商一开始在小东门一带上海传统商业区居住较多，如上海闽商领袖苏本炎祖宅就在南市。[15](P7，P14)1950年，上海福建籍人口在客籍人口中排在第8位，不仅与江浙籍人口不能同日而语，与曾经不相上下的粤籍人口比较也已不在一个级别，甚至排在了山东、河北之后。因此，可以这么说，在上海开埠后的100年间，以公共租界和华界看，上海福建籍人口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相对于上海总人口、相对于其他省籍人口)，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三个时间点上，上海福建人数量有较大变动：一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对福建人实施了残酷的镇压，上海福建人数量急剧减少。二是两次淞沪战争，受到战争影响的是华界，尤其是南市一带，上海闽商的财产遭受重创，1932、193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福建籍人口都有减少。[16](P114)三是1920年至1925年，租界的福建籍人口有大幅度增加，而1930年又恢复到原来的规模，这与广东、两湖情况相似，可能是因为这一时间段，南方各省战乱频仍的关系。但华界情况不详。不过，真正持久、深刻影响上海福建人数量的，是上海闽商在上海经济领域中的全面退却。
二、职业类型与区域分布
上海福建人的职业类型和区域分布都相对集中。
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大致为官、绅、商、船上雇工和水手四类。晚清近代新式学堂和造船企业发展起来，又增加学生、教师和学者、高级职员和技术工人等。其中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以经商居多，为官较少。嘉庆《上海县志·职官表》中，县属官闽籍有7人。[17]同治《上海县志·职官表》中，驻县统辖官和县属官共500余名，其中闽籍官员20人，《名宦》33人中闽籍只有1人。[18]
民国以后，在知识界、技术领域供职的闽籍人士，更多地集中在医学、教育、法律、经济、化工等领域，尽管人数比例很小，但处在社会阶层高端部位的不在少数。对于民国时期知识界和一些技术领域的闽籍人数的统计，更多依赖于上海档案馆的同业公会档案。在所有与技术、文化和教育相关的同业公会中，上海福建人比较多集中在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市医师公会、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上海市牙医师公会等。[19]就绝对数字而言，在这些同业公会中，闽籍的数量绝对赶不上江、浙籍人数，这是与上海的福建人总数不多的事实相对应的。
晚清上海的新式学校纷纷建立，进入民国后，这些学校中福建籍学生占据一定数量。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19年上海35校闽籍学生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并在“华界”举行游行，散发传单，[20]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学生是要毕业的，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部分学校并不完整的记录，闽籍学生毕业后留沪就业的并不占多数，因此闽籍学生是一个流动的群体。根据部分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名录、上海律师公会和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录等，1912年至1949年，在上海的大学中闽籍教师学生比例相对较多的有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还有一定数量的闽籍教师和学生供职或就读于上海的一些专科类学校，如上海特志学院、上海法学院等。
上海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其建立与厦门大学的学潮有着直接关联。1923年冬，厦门大学学生对个别教授教学方法不满，向学校提出改革校务的要求，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在学生回家一个月后，将51名学生开除学籍，激起全校学生义愤，事态越来越激化。1924年6月1日，学校当局指使人殴打集会学生，300余学生发表宣言，提出强烈抗议，并集体离开厦门大学。他们推举代表14名抵沪，请求在沪的前厦大教授欧元怀等9人组织新校。欧元怀等多方筹措经费，难以如愿，最后由王伯群捐款银币2000元，新校得以筹办。9月，新校如期开学，取名“大夏”，一是表明从厦大嬗变而来，二是寓“光大华夏”之意。最初学生229人，多为原厦大离校学生，副校长欧元怀为福建莆田籍。因这样的关系，大夏大学福建籍学生较多，福建籍中又以莆田籍居多。教职员工中也有相当比例的福建籍。建校初，教职工67人，其中福建籍12人。1930年87人，福建籍6人，[21](P35)1946年教师共计89名，其中福建籍15名。1926年第一届本科毕业42人，其中福建籍11人，广东籍11人。福建籍人数居第2位。1926年冬，学生省区分布排序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福建籍人数为108名。1930年春季统计，学生籍贯排序为江苏、浙江、福建，闽籍学生数排在第3位，为139名。1947年的排序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闽籍学生仍排在第4位。在就读专业方面，闽籍学生读商科的占绝对多数。[22 ]根据《大夏周刊》报道统计，大夏大学毕业的福建籍学生回乡任职的比在沪就职的多。[23]
根据1930年至1936年《复旦大学同学录》，闽籍学生数总排在第6到第8位。就学专业则以法学、商学和理学为多。[24]
晚清与民国时期，由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近代化的窗口，吸引了不少文人、名士和学者，有一部分福建籍名人学者旅居、定居或在上海工作。如：严复、林语堂、林同济、林纾、江庸、刘天锡、庄长恭、艾霞、杨骚、胡也频、郑振铎等等。
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闽籍水手、船上雇工。当时黄浦江上航行着不少舢舨、帆船，船上的舵手很多来自福建。近代以来，上海与造船、船政有关的部门，往往也会聚集较多的福建人。
晚清福建船政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提供过必需的人才，其绝大多数为福建人，[25](p668)福建也是凭借这样的优势，得以独立地兴办海军，而且最早建立了近代军舰的管理、训练机构。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闽系海军在北洋政府的海军中占据着3/5的实力。北伐战争时，闽系海军起义，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海军的主要力量。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中央海军中闽系海军占据主要地位，而上海则有闽系海军驻军。他们中尤其是上层军官，闽籍占绝大多数。1926年、1927年，他们参与了上海第一、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1931年，设在马尾造船所里的海军制造飞机处，移并于上海江南造船所，这些地方都有福建人聚集。
19世纪60年代，在江南造船厂的扩建中招募了不少福建技术工人，工厂技术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福建。[26 ]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说：“(江南制造局)局中规模宏敞，机器精良，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机器者督之。”[27 ](P120)据1869年6月《教会新报》报道，当时工人已达1300名左右。在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1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占了13％。这时，局内新增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到外省招募来的手工业者和失业工人，以及一部分孤儿院的幼童和被裁撤的湘军、淮军。因为当时各地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没有集中到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来；而高昌庙附近的农民，有的由于尚未破产，有的由于被江南制造局强行圈占土地，夺取了生活资料来源而怒火中烧，都不愿进局做工。江南制造局陆续到香港、广州、福州、宁波等地招募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和被当地外国资本家踢出工厂的失业工人。[26](P17～18)由于有这样一段历史，直到20世纪50年代，江南造船厂集中了一批闽籍工人。此外，民国时期，在中南橡胶厂聚集了一批福建籍职员和工人，因中南橡胶厂总经理为庄怡生，旅沪福建同乡会主席。福建人有聚族相随、同乡相协的习惯，故在上海无论是经商、从业、居住等，都有聚族而集、聚族而居的习俗。
民国以后，从多个福建同乡会成员职业构成分析，仍以在沪经商的占多数。并且学历、经济地位都在社会中上层。民国时期最大的福建同乡会——旅沪福建同乡会，会员约3000人，发起人42位，其中20人在商界，其余律师5人，大学教师1人，另有行政官员、检察官、医生等。
表1中有两个同乡会没有具体数字佐证，但依据章程和会务记录判断，仍以商人居多。
195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上海福建人在上海各区都有分布，而数量超过500人以上的区有12个，一般都在上海当时的市中心商业区。[16](P116-117)
根据《泉漳会馆特刊》记载，20世纪40年代上海闽商商铺门店主要都在老城区和租界繁华中心。与福建人在上海集中居住的区域基本一致。
正因为上海福建人以经商居多，而自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由于各种因素，上海闽商在上海商界呈退却之势，故上海闽商的商业发展状况决定了福建人在上海的移民势头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三、群体特性
近代福建人在上海总人口中经历了一个由多而少的过程，上海福建人在上海的影响也呈现了一个由强而弱的发展过程。从开埠前后繁华中心“多学泉漳鸠舌声”，闽菜成为时尚，到19世纪60年代后，直至进入民国，随着上海闽商在行业经济中的辉煌不再，其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到建国初期，人们唯知上海的江浙人，而不知上海的福建人。不过我们仍可从多部上海旧志和晚清笔记、诗歌、报纸中窥得早期上海福建人生活的一鳞半爪。其中对于上海福建人的描述可分截然不同的两种。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有对上海的不少描述。其中有“上海邑处边壖，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7](P128)在英国人兰宁、柯灵所写的《上海史》中也有不少对福建人的描述：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社会上身份较低，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7](P128)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乌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28](P83)上海开埠后，在轮船运输业兴起以后，这一群体一度生计窘迫，烟、赌、娼无所不为。“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居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一有睚眦小憾，辄兴械斗。邻家尽闭户深匿，虽有官长弹压，莫之能禁。如有死伤，则购一人以偿，其轻死罔法如此。”[5](P7)他们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主要群体。他们将福建人的落泊、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背影留给了上海。
除了下层的船工、水手，腰缠万贯的闽商也是上海县城引人注目的群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敝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皆择其地绅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决之，无不服焉。”[5](P8)当时上海县城大小东门(现为东门路到复兴东路之间咸瓜街)、北门郑家木桥街一带(现为福建南路)为商业中心。《徐润年谱》曰：“咸瓜街当时为南北大道，西则襟带县城，大、小东门之所出入，东过两街即黄浦，故市场最为热闹，再南则帆樯辐辏，常泊沙船数千号。行栈林立，人烟稠密，由水路到者从浦江陆行，则必从此街也。”[29](P3)上海闽商建立时间最久、最大的一座会馆——泉漳会馆就在咸瓜街上。即便到20世纪90年代，仍依稀可辨其当年的雕梁画栋。咸瓜街为南市的商业繁华地带，郑家木桥为北市的中心，上海闽商所经营的糖商业、海味业、南北货、檀香桂圆等业，在南北市都有商铺。小东门大街向北还有南北向的洋行街(现为阳朔路)，洋行街因多为闽粤商人的洋行而得名，那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南洋进口货物的闽粤商号。乾嘉时的《上洋竹枝词》有：“阛阓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可以想像上海闽商的风光。除此之外，上海还是闽商北洋和南洋航线上的重要据点，闽商是航商兼营的商帮。王韬这样描述过：“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土著之远涉重洋者，不过十之一二，皆于东城外列肆贮货。利最溥者，为花、糖行。当深秋时，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曰花衣。行中代闽、粤诸商贱值售之，而运往外地。”“闽、粤海舶，多驶往南洋，较航日本者，利数倍之。”[5](P8，P33)闽商给上海留下了善贾富实的形象。
由于一度上海福建人多，并且是商人、有产者人数居多，故菜馆闽式菜成为时尚。《上海小志》曰：“酒馆失败，厨房代兴，厨房以招商为最先，其所以能盛极一时者，以其肴馔风味，酒馆、家常兼而有之，不令人食而生厌也。厨房大都包办酒席，无宴会之所，惟招商曾在望平街租房设肆(即今福兴园后进)以便顾客，然未久即停，仍办包菜。近则闽馆、川馆最为时尚，闽馆首倡者为小有天，初在三马路、广西路口，局面甚小，后因营业发达，遂移今处。断之者为别有天，在小花园，早闭。后有消闲别墅，虽不及小有天之大，然其肴馔之精，定价之廉，实非小有天所及也。……徐珂《可言》：‘沪之蜀、闽酒楼相踵而起，固有之京、津、粤、甬、扬、镇诸馆为之减色，徽肴更无论矣。’”[29](P40)
上海福建人群体个性突出，乡土观念极强，又加语言与本地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也截然不同，在上海人群中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上海开埠后，福建人首先与积极在上海拓展疆域的洋人发生多次大的纠纷，他们的群体特性在这样的冲突中得到充分张扬。比如在上海跑马厅的修筑过程中，就不止一次地与英法殖民者发生冲突，“酿成骚动的场面。谈判延续了好几年，才达成协议”。[7](p754)
上海福建人的乡土观念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乡土观念重，异乡的福建人等级观念要弱于乡土观念，同乡互助、接济表现得比较充分，一旦有事，极易聚众而起。另一方面，福建地区原本方言丛生、族群复杂，以语系可分为若干群落，如福州人、闽南人、莆仙人和客家人等。不同语系的福建人也畛域分明，往往以一二县属结成一个个同乡团体，表现出分群扎堆现象。上海的福建通省会馆从未出现过，总有六、七个会馆同时在活动，这绝不是单单以行业影响能够说明的。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民国以后的上海福建同乡会同样较其他省要多，尽管福建同乡会中仍以上海闽商占据多数，但大致也以语系、地域分门别类。
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福建人重视会馆，依赖同乡组织。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商业、慈善、互助和宗教，甚至是娱乐休闲场所，使他们在异乡有了极大的归宿感。这可从晚清民国时期不时地抵沪居住一段时间的上海福建名人郑孝胥的一段日记，从一个侧面检视客居上海的福建人的生活。此时郑孝胥的身份是士绅兼商人，他在上海有过一段经理企业的经历，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从1898年3月20日至6月8日，在2个半月时间里，郑孝胥去了三山会馆9次，差不多每周去一次。在他的生活中，三山会馆就是一个娱乐、交往的公共场所。[30](P647，P653，P655～659)
上海的福建会馆、公所虽属商人自发的同乡同业组织，但同时又类似公立的庙宇，祭祀神偶的情结比较重。闽商会馆的祭祀职能使它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和亲和力，最终成了保持会馆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晚清到民国，有资料可查的闽商会馆、公所有七、八所，大都合庙宇与会馆为一体，前宫供天妃，后殿奉关圣，祭祀功能甚为显露。以福建人在上海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泉漳会馆为例，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总是会馆最盛大的集会日，馆内要请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欢宴场面往往要延续3天。这样的惯例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31]现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为福建果桔商人所建的三山会馆，也是中央大殿“祀湄州天后”。它的门额上刻的便是“天后宫”，故别称“天后宫”。建汀会馆一开始也是为寄柩和祭祀而设。这些都说明，上海闽商会馆的祭祀功能不是一种简单的摆设，它有具体仪式并成为福建人在异乡客地的一种精神寄托。从上海天妃庙宇建筑的沿革和朝廷对于妈祖的不断敕封看，官方的褒扬在上海妈祖信仰的推广中起了作用，但闽粤商民的信奉和传播仍然是最基本的推动力。流风所袭，天妃诞日一度成了上海人的岁时习俗。明清上海旧志记载，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是节日，上海人往往张灯结彩，成群结队，到天妃宫顶礼膜拜。因此，在上海的天妃崇拜中，拟可分两类，一类为上海官民相沿成习的一些相关祭祀活动，一般以上海的天后宫为中心；另一类是上海福建人的祭祀活动，据邹《游沪笔记》载：“天后诞，粤闽各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32](P521)王韬《瀛壖杂志》卷2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和商业的兴隆。其热烈膜拜情景可想而知。这里的“天后宫”基本上是指闽商会馆了。
不可否认，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上海所有会馆不可或缺的职能之一，除闽商会馆供奉天后外，老上海的其他会馆、公所祭祀妈祖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大多集中在一些沿海省份在沪的会馆、公所。据碑刻资料记载统计，全市35所会馆、公所中，奉祀天后者达12所。在105所同业或同业兼同乡的会馆、公所中，将天后设为神座的占大多数。但由于闽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且妈祖又是他们的乡神，因此他们对于天后的供奉，不只停留在一般流于习俗的岁时祭拜，其中至少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将天后作为与生命和事业密切相关的精神依托，其次是一种在异乡客地对乡族的认同。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般闽商会馆大都豪华富丽，这一方面显示了上海闽商的富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会馆对上海福建人而言，类似于庙宇，上海闽商也乐于对它实施捐赠。资料记载，泉漳会馆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修缮，泉漳商人都不惜巨资捐赠，这种热情很大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祈求天妃保佑以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活动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入民国，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的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这也成了民国时期泉漳会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仍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上海福建人数量规模不大，但社会政治参与程度却很强。上海历史上的数次社会风波上海福建人都有群体的介入，并且每一次都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福建人所具有的冒险和反叛个性在运动中往往有一览无余的表现。仔细考察上海福建人在其中的表现，往往具有两大特点：1.前期更多地显示出与政府的对抗。2.吸引他们参与的原因，往往与家乡福建或客居地的同乡利益有关，乡缘观念通过参政意识表达出来。
上海福建人身在异乡，对家乡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关注是非常突出的，这也往往是引起他们群体参政的重要因素。上海小刀会起义、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中的闽籍学生游行示威等，无不与福建省内发生的变化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重要背景之一是闽南小刀会活动的如火如荼。1851年，闽南发生小刀会起义，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两年后的1853年5月，闽南小刀会又揭竿而起。3个月后，上海小刀会起义也爆发。现在虽未发现上海小刀会起义与闽南小刀会联络的确凿资料，但上海小刀会中闽帮首领不少是同安人却是事实。吴煦档案中有一份小刀会首领名单，显示主要是闽粤人，而闽人中以同安人为主。上海卷入小刀会起义的兴安会馆、泉漳会馆和点春堂，正是龙溪、同安、海澄人为主，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糖、海味洋杂货、桂圆檀香等业的埠际贩运贸易，经常来往于闽沪之间，不可能没有一点联系与影响。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菲律宾闽籍华侨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是闽籍商人积极参与的重要的直接的原因。闽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其中菲律宾的华侨闽南人最多，并且操控着菲律宾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1899年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菲律宾，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更为严厉。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正式实施禁止华工入境条例，只允许学生、教师、商人及旅游者入境，但事实上禁止华工的条例仍然牵延到工商等各阶层。这正是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福建人的反应更加激烈的直接原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闽籍学生同乡团体在华界举行游行、散发传单，其直接原因是1919年11月底，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福建省也积极响应，日本人在福州大肆殴捕、枪伤学生，引起全国愤怒。上海35校闽籍学生300余人，在上海西门江苏省教育会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喊出“千里负笈，本欲求学为国，苟学成而无国夫复何为？是以不得不联合在沪同学结为大团体，踪各界之后尘，为人民之自决，本互助之精神，拯国家于颠覆”。[20]
民国建立以后，福建省内有任何社会波动，上海的福建同乡团体便会发表意见并有所举动。《申报》上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笔者曾作统计，仅1919至1925年7年中，每年都有福建同乡团体就福建省内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积极表明政治态度。从重大外交问题、省级领导人人选到对学生运动的处置，无不表明态度。惠安同乡会的主要活动是为家乡建设服务，且多是代为筹措资金。从1947年惠安旅沪同乡会一年工作概览中发现，它所总结的8项工作成果，其中有6项是为家乡服务的项目。其中有捐款帮助家乡卫生事业；捐助家乡学子奖学金和赠送家乡学校书籍；争取政府和一些团体，帮助家乡的水利建设；捐赠自行车给乡公所，提高行政效率等等。[33]
当然，近代上海福建人也不是在所有时间里都是以反叛者面貌出现，尤其上海闽商与闽商团体，通常与政府持合作态度，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更多的是借助政府的政策法规，获取商业贸易利益。遵纪守法，乐善好施。平时，由于语言与生活习惯等因素，他们与上海的社会认同与融合并不顺利；但积极推动慈善公益和文教事业的行为，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上海闽商救助难民、支持抗战捐助的活动，也使他们在上海市民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综上，在上海开埠后的100年间，尽管上海福建人的数量规模从来不曾超过江浙人和广东人，且无论在华界还是租界，都呈下降趋势，但上海福建人群体特性鲜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注释：
①青龙镇，现为青浦区白鹤镇。
②苏祖菲是上海闽商领袖苏升之曾孙，苏本炎之女。见苏祖菲《苏祖菲百岁回忆录》，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