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改革论文,为契机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已进入最后阶段，目前工作重点已转入关于加入WTO 议定书多边谈判，加入WTO应可在近期内成为事实。WTO背后的根本经济逻辑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配置。WTO带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一体化，将促使我国顺应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提高竞争力，经济中的剩余得以最快地积累，有效地经由提升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提高产业、技术结构。这是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
但是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尚未完全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经济体系中尚有许多竞争力薄弱的环节， 加入WTO也会在中、短期内给国民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在这种状况下，理论界、行业管理部门、地方政治以及企业界都在积极研究加入WTO 的利弊及对策方案。总的来讲，人们最为担心的是中短期内，中国的汽车行业、农业、金融服务业是否会承受得起加入WTO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对此已经有不少研究从具体产业、行业角度进行了分析。针对加入WTO 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笔者也曾撰文讨论。（注：林毅夫、胡书东（2000）：《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No.C2000004,2000年3月。）
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在研究此问题时，将应对WTO冲击的对策和推进改革这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尚不多见。最终承受加入WTO冲击的是产业、行业中的企业。 国有企业是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最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一类，从一定意义上讲，认清了WTO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就能认清不同产业、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为此本文将侧重分析加入WTO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挑战。
孙子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加入WTO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既带来了生存的压力，也带来了改革以重获生机的动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充分利用全面履行WTO规定义务之前的缓冲期，最有效地趋利避害呢？ 国内许多人士基于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大多是规模大、资金技术密集的观察，进而认为，为了防止我国规模相对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国有企业在加入WTO之后被冲垮，建议尽快扩大企业规模、加速技术结构升级。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政策主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决定于其成本水平，并不一定企业规模越大、所采用的技术越先进成本就越低。另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那些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具有不靠外在扶持的“自生能力”。笔者认为，为了应对WTO 带来的冲击，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路径是朝着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进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重组，在各种产业中，选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区段来发展。惟其如此，中国的国企才能够和其他企业一道，提升竞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加入WTO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可贸易品的生产部门。 我国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改观（见表3）。所以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 具有比较优势、拥有自生能力的是各个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处于比较劣势、没有自生能力的是资本过度密集的或是自然资源过度密集的产业区段。所以，在我国目前的诸多企业中，加入WTO 最可能受到冲击的是可贸易品产业中，那些处于资本过度密集区段或资源过度密集区段的企业。这是分析加入WTO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时，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事实。
1.国有企业所享受保护的成因：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下
在许多分析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论文中， 当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低，需要依靠垄断和政府给予的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才能维持生存的现况，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固然保护使国有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但国家所以愿意去采取保护政策的初始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低。因此，要了解国有企业如何改革才能从容应对WTO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必须先分析清楚国有企业为何初始竞争能力就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要政府不能或不愿意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到头来还是要想方设法采取明的或暗的保护、补贴的政策手段。
许多国企初始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有企业处在不具“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注：Lin,Justin Yifu and Tan,Guofu, (1999),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ic Review,vol.89 1999）。
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需要依靠政府或其他非市场手段的扶持，和这个企业所处的产业区段有关。国民经济由许多产业组成，这些产业按其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可分为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等。例如，钢铁产业是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纺织业是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但每个产业自身又可以按资本和劳动的相对密集程度分成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和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例如，在机械制造中，数字控制设备的制造属于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而一般的螺钉等基础件的制造者属于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在纺织业中，机械化的纺纱、织布是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来料、来样加工成衣则为劳动相对密集区段。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的劳动相对密集区段的资本密集程度，往往比劳动相对密集产业中的资本相对密集区段的资本密集程度低。一个产业区段中的企业，在不靠垄断，不靠政府的扶持下，只要正常经营就能在竞争的条件下获得市场中为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利润水平，则这个产业区段就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反之，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处于有自生能力产业区段当中的企业，只要正常经营就能有正常利润。而且如果经理层的管理、创新能力特别高，企业就会有超额的利润；如果经理层的能力低于正常水平，企业的利润就要低于市场可接受的水平，这样的企业，如果不更换经理层，就会在竞争中被兼并、或倒闭、破产。处于没有自生能力产业区段的企业，只有在“特殊”的扶持，如市场垄断、政策优惠、政策补贴，或有“非市场一般”的条件，如高于常人的能力又有不以一已之物质利益为目标的经理层的领导、管理能力下才可以维持生存。（注：打个比喻，对作物生长来说，春夏是有自生能力的时间区段，万物可靠自然条件、不需外力而滋生。冬天则为没有自生能力的时间区段，必须有人为的温室作物才能成长）。
每个产业区段的资本相对密集度，由生产该区段产品的最合适技术所要求的资本密集程度而定。在给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一个产业区段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依该产业区段的技术所要求的最合适的资本相对密集度，和该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相符合而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一国在某一产业区段的产品是否有市场竞争力。决定于该国在该产业区段产品的平均成本水平。而平均成本水平又决定于生产该产品最合适技术所要求的要素投入结构是否充分利用了该国相对丰富而相对廉价的投入要素。如果一个产业区段相对密集地使用当地相对丰富的要素，那么，该国在该产业区段生产的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比他国的同类产品的成本低。在市场竞争中，该产业区段的企业就不需要依靠垄断提价或政府的优惠、补贴来维持生存。该产业区段在该国也就是具有自生能力。反之，如果一个产业区段必需相对密集使用的投入要素正好是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那么，该国的企业在该产业区段生产，其平均成本必然要高于在这个产业区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他国的产品成本，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这个产业区段在该国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传统体制中的大量大型国有企业，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内生产物（林毅夫等，1999）。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先进的产业、技术上的差距，我国政府选择了技术在当时相对先进、资金相对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技术先进、资本相对密集区段的重工业，需要在较长的建设周期内持续、密集地投入资金。而当时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基本情况是资本相对稀缺，资本存量少；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非常分散，集中、动员这些分散的资本非常困难。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结构下，如果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由价格配置资源，那么，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会比较高，资源就会被配置到劳动相对密集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当中那些技术水平相对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低端区段中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赶超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区段的特征与当时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如果当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政府不矛扶持，那么，在政府所在优先发展的产业区间内的企业就不可能获得市场可接受的投资回报水平，也就是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区段在当时的要素禀赋条件下没有自生能力。
重工业产业当中那些资本相对密集的没有自生能力的区段，之所以能够在建国后不久就在中国发展起来，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家战略决策的结果。决定于此，具体承担发展这些产业区段的企业也就担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Lin,et al.1998）， 即由国家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负担。对此国家必须矛以扶持和保护，具体体现在国家建立的一整套“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林毅夫等，1999）。改革以来，“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国有企业享有的保护仍然大量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所处的产业区段和我国的比较优势不一致，自生能力低下的问题没有根本的改观。加入WTO之后， 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
2.国有企业所享受保护的类型
（1）资本成本补贴：低利率的软贷款。为扶持处于没有自生能力产业区段的国有企业，首当其冲的补贴形式是成本补贴。而成本补贴的主要内容是资本成本补贴。资本成本补贴的方式由改革前的财政直接拨款形式改为改革之后的低息贷款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补贴国有企业的手段是直接的财政手段，国家通过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扭曲的价格体系，把来自初级农矿产业部门和低工资政策所创造的剩余直接集中到中央和各级财政手中，然后按战略目标分配到执行国家发展战略职能的国有企业中。对承担重工业赶超任务的国有企业来说，国家财政以所有者权益的形式直接注入资本，从企业的会计账面来看，资金的会计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不许外国同类产品进口，给与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事实垄断地位，以维持远高于国外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在这种依靠行政垄断来压低投入要素成本，提高产品市场价格的政策下，似乎国有企业能够产生大量的盈利然而，这种做法事实上掩盖了该产业区段不具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如果该产业区段有自生能力，也就不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了。
从要素禀赋的条件来说，轻工业部门的多数产业区段应该具有自生能力，然而在传统的资金价格人为压低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传统轻工部门的国有企业要不然就是分配不到资金；或者是能够分配到资金，但资金的价格很低、甚至免费。在唯技术的思维下，拿到廉价资金的国有轻工企业也愿意采用较“先进”的技术，往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发展。这些区段很可能超乎我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后不少“技术先进”的国有轻工企业竞争不过“技术落后”的乡镇和其他非国有企业，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表1 改革以来中国储蓄主体地位的变化（单位：亿元，%）
年份 1978 1986
1991 1995 1999
项目
数额 占GNP 数额
占GNP 数额 占GNP 数额
占GNP 数额占GNP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1300.5 36
5814.0
57 18079.0 83 54000.0 94
95697.9 123
其中:居民存款企
210.6
62237.6
22
9107.0 42 29662.0 51
53407.5
68
事业存款 902.5 253264.9
32
7065.1 33 15419.4 273372 43
财政存款 187.4
5311.53485.8
2
1003.2
22187.9 3
财政向银行借款 370.1 4
1067.8
5 1582.13
1582.1 2
资料来源：1995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载于林毅夫、海闻、平新乔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199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储蓄从而资本积累主体已经逐渐由政府转变为政府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易纲，1999）。由表1可见，国家财政可资用以补贴国有企业的资本日渐减少。 但是国有企业过重的产业结构分布没有根本扭转，在和大量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下的问题日益彰显。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拨改贷”以来，国家采取了低息银行贷款的形式，通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动员了社会储蓄资源，变相补贴国有企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受国家的管制，可以人为压低，从储户那里课征“隐性税收”来补贴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企在获得贷款方面享有较之非国企更为优先的待遇；所贷款项具有很强的软贷款性质，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小。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之下，国有企业事实上仍然享受着巨额的补贴（见表2）。正是凭着这种巨额的资本成本补贴， 国有企业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维持生存（注：从表面上看，国家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但我国的经济在这段时间里飞快发展，1994年GDP的规模为1985年的3.2倍。所以，实际的补贴并没有减少）。
但是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这种成本补贴将难以为继。 一方面，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 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开放，资金市场的竞争增加，利率市场化是无可回避的选择。从表3揭示出的信息可见， 中国的资金利率水平将会逐步向市场均衡利率水平靠拢。目前商业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为2.25%，1年期贷款利率为5.85%，1999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346元。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与表3 中揭示的中国的情形相去甚远。可以预见，加入WTO 之后国有银行将难以再对国有企业进行低利率保护。
表2 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占GDP的比例和形式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全部补贴
9.9 9.9 10.2 7.0
6.8
6.2
5.8
7.5 6.3
3.9
预算渠道
7.5 7.5 7.2
6.4
6.9
6.4
5.2
3.9 3.1
2.2
金融渠道
2.4 2.4
3.0 0.6 -0.1 -0.2
0.6
3.6 3.2
1.7
资料来源：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
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s,vol.1,Report No.15288- CHA,19
96,p.16.
表3 要素禀赋、要素密集度和要素相对价格
国家或地区占全球要素禀赋的份额(%)
土地
劳动力资本
美国
12.75.0
19.3
加拿大 3.1 0.6
1.7
欧盟
5.9 6.4
30.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5 0.4
1.5
日本
0.3 2.4
22.7
韩国
0.1 0.8
1.5
中国台湾0.1 0.3
0.6
中国香港0.0 0.1
0.5
中国大陆6.5 26.5 2.0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0.5 0.4
0.6
印度尼西亚 2.1 3.3
0.5
菲律宾 0.6 1.0
0.3
泰国1.4 1.2
0.6
南亚13.919.3 1.2
墨西哥 1.9 1.3
0.8
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 1.1 1.0
0.3
世界其他地区46.430.0 15.3
国家或地区 占全球要素禀赋的份额(%)
要素密集度
资本/劳动
土地/劳动
(100美元/工人) (公顷/工人)
美国 115.61.4
加拿大88.6 2.9
欧盟 144.20.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14.14.8
日本 281.90.1
韩国 56.5 0.1
中国台湾 53.1 0.1
中国香港 115.60.0
中国大陆 2.2 0.1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48.1 0.8
印度尼西亚4.6 0.3
菲律宾7.3 0.3
泰国 14.4 0.6
南亚 1.8 0.4
墨西哥18.9 0.8
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8.4 0.6
世界其他地区 15.3 0.8
国家或地区 要素相对价格
资本回报土地回报资本回报率/
率/工资 率/工资土地回报率
美国0.47 0.47
1.01
加拿大 0.49 0.22
3.54
欧盟0.34 0.91
0.3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0.58 0.28
2.08
日本0.25 12.13 0.02
韩国1.65 109.90 0.02
中国台湾1.08 19.20 0.06
中国香港0.99 293.83 0.00
中国大陆49.69102.88 0.48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2.86 10.00 0.29
印度尼西亚 24.9 58.71 0.42
菲律宾 16.3947.74 0.34
泰国17.6431.18 0.57
南亚39.6664.99 0.61
墨西哥 10.7311.12 0.96
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 14.2116.46 0.86
世界其他地区5.78 4.87
1.19
资料来源：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著：《WTO: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2～13页。
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外资金融机构逐渐享有国民待遇， 我国金融市场将进入全面竞争时代，这给我国金融机构带来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为维持中国银行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国有银行再无力承担对国有企业的软贷款，必将硬化对企业的债务责任约束。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累积了比较严重的呆、坏账问题，政策性负担较重，同时，由于垄断经营，效率不高，整体素质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加入WTO以后， 四大国有银行垄断银行业的局面将被打破。它们的资产规模、经营业务量并不比国外的大银行大，经营能力和技术手段更是相形见绌，外资银行具有足够的冲击力来打破现在的垄断局面。由于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服务效率高、种类全，在金融工具的创新上具有优势，实力雄厚，对客户吸引力大，所以很有可能出现一部分金融业务由中资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的转移。比如存贷款业务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国有银行主要资金来源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倘若真的出现了银行业务的大转移，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金融恐慌，反过来加剧银行业务的大转移，以致国有银行实力大大削弱。
另外，国家财政也无力承担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补贴， 而且WTO也限制来自国家财政的补贴。当国有企业不再享有低利率的软贷款以及来自国家财政的资本成本补贴后，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资本密集的产业区段的国有企业，其成本水平将会有比较大的增加。自生能力低下导致的高成本问题，将严重制约国有企业与国内、国际企业的竞争。因为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面对市场竞争的环境，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之下配置资源，成本水平低；发达国家重工业和其他高端技术产业的企业，技术结构符合母国的比较优势，而且，这些企业往往还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所以，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加入WTO之后，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和国内、 国际两方面的企业竞争时，成本方面的劣势会凸现出来。
（2）价格保护：关税壁垒。 落后国家保护民族产业的通常做法之一就是设置关税壁垒，使国内价格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以便保证技术落后的国内厂商获得一定的利润空间。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具有很强的进口替代性质，而国内的新兴重工业一来技术上很难在短期内快速赶上国际水平，二来违背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所以需要政府的关税保护。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壁垒。一般而言，关税壁垒的拆除使国内价格趋于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他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渐减少。自从我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或WTO以来更是如此。比如1992 年我国进口关税率加权平均为40.6%，其中制造业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加权平均为46.5%，到1996年则分别降为22.6%和23.2%。加入WTO之后， 我国的关税水平将进一步下降。按照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我国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22.1%削减至17%，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毫无疑问，进口关税税率的降低将会降低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水平。不过与以往的关税水平降低幅度相比，这次我国承诺的总体关税减让幅度来得要小。实际上，在我国全部进口产品中，占我国进口总值50%的加工贸易免税，三资企业进口自用投入品（占我国进口总值10%）免税，保税仓库进口（占我国进口总值的5%）商品免税，另外还有占我国进口总值10 %的商品享受减免税、走私等原因，我国实际征收的有效关税税率很低，有的研究认为甚至低于5%。从这个角度看， 关税降低对于制造业的影响还不太大。但对于有些行业而言，关税减让幅度比较大，影响也就不容忽视。如根据我国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汽车进口关税到2006年将从目前的80%～100%降至25%。 这么大幅度的关税减让预计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汽车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很高。可是20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也没有走出幼稚工业的局面。相反，高度保护形成的丰厚利润造成国内汽车厂家数量的繁荣，各地竞相上马汽车生产线， 建立汽车生产企业，在地方保护主义作用下全国出现几百家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如此众多的小汽车生产企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实力，民族汽车工业当然发展不起来。加入WTO之后，地方保护主义违反WTO的非歧视和自由贸易原则，除几家已经和国外大的汽车厂合资的企业可以依靠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保持竞争力外，在进口汽车的竞争压力下，必然会挤垮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或迫使它们转变生产方向。
（3）市场份额保护：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产业组织政策。 为保护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在改革之前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保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非国有企业成长起来，外商投资企业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国家又以一系列非关税壁垒保护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如对外资企业在外汇平衡、产品出口比例以及合资企业产品“外销率”等方面的要求，进口配额制，相对集中的外贸代理体制等。除此而外，国家还以产业组织政策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比较特殊的行业，如电信业。
加入WTO之后， 这些非关税贸易壁垒和限制自由进入的产业组织政策将逐渐消除。按照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汽车公司将享有充分的分销和贸易权利，我国也将允许外国向汽车购买者提供金融支持；进出口不再必须通过中国中间人。外商可以从事产品分配、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业务。中美协议规定我国将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电信服务业，允许外资挹注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采用美国企业开发的作为下一代携带电话方式的符号分段多重传输方式（CDMA），允许外商拥有所注资公司49%的股份，两年后即可拥有50%的股份，在增值服务和寻呼等服务业中占51%的股权。另外，针对1990年代以来取代显性的关税、非关税壁垒而逐渐兴起的以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为基本内容的贸易技术壁垒，WTO于1994 年正式确定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协议）的最新文本，要求其成员国及准备申请加入WTO的国家严格依据协议要求规范各自贸易行为。TBT协议是我国加入WTO时被要求必须优先签署的协议之一。签署这个协议无疑也会便利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另外，加入WTO之后，外资企业将获得国民待遇。 除了个别行业外，外资可以比较方便地进入大量的行业。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相对高于中国，而且这些国家的企业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便宜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由传统战略所遗留下来的许多制造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其技术特性所要求的资本有机构成，超前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仅仅靠国内资本组织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将没有自生能力。相反，这些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可能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出于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的优势，从而延长这些国家的生产企业获利周期的目的，外资一定会进入中国的市场。这些外资的一部分会和国有企业合资，冲击不大；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商独资设立生产厂家，我国的不少制造业企业会因此受到冲击。从表4可见， 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远远低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尽管这几年来，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有上升之势，但是，应该看到，出口退税在其中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表明加入WTO 之后中国现有的资本密集产业的市场份额会有起伏波动。
表4 中国工业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1982～1992年）
年份
资本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
1982 0.351.033.23
1983 0.330.983.41
1984 0.291.053.54
1985 0.261.253.32
1986 0.290.973.73
1987 0.330.853.81
1988 0.390.843.81
1989 0.450.624.06
1990 0.470.594.05
1991 0.470.524.06
1992 0.470.454.07
*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全世界同种产品出口比重。如某产品的这个指数大于1，则意味着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小于1，则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数据库，转引自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二、加入WTO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机遇
加入WTO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冲击， 但是同时也给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机遇。基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所以需要各种保护，关键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分布在资本密集的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区段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自生能力低下。 当政府限于WTO的要求，不能再针对国有企业低自生能力而进行保护时，可资采用的办法只能是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目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其政策性负担导致的软预算约束（林毅夫等，1997；Lin,et al.,1998,1999）。 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剥离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中和其他企业竞争，经营好坏的责任归属完全在于企业自身，以克服软预算约束现象。可见，WTO的要求与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致的， 都要求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提高其自生能力，消除预算软约束。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在无法继续向企业提供特殊的政策性保护的情况下，为了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只有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自生能力一途；从企业角度来讲，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不再能得到政府的政策性优惠和补贴以后，企业也会倒逼政府解除政策性负担。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价格信号引导国有企业合理配置资源
WTO为中国带来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体系， 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也会大大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之后，反映产品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将逐步形成，可贸易的初级资源和产品的价格，将很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体系的发育、价格信号的形成和政策性负担的解除，会促进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指标”的形成（林毅夫等，1997；Lin,et al.,1998），并诱使国有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要素稀缺情况配置资源。加入WTO之后， 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不合理干预会日趋消失。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价格信号将是保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地按照比较优势道路发展的根本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不仅国企当前的改革，而且其未来的发展，都将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2.外资和适用技术的进入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
处于资本密集的产业区段中的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中，如其产品在国内仍有宽广的市场，那么，提高其自生能力的途径是通过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的方式，引进外资来弥合其技术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缺口。外资在其母国的成本比较低，能利用外资也就降低了资本稀缺对我国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选择上的制约。WTO 将增强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这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意图（注：引进外资的方式有二。其一，外资直接以货币形式注入纯增量资本，如向国外公民募股，所募资金直接归企业支配，国家权益资本比例相应下降；其二，外资和国家权益资本置换，企业总资本量不变，国家权益资本比例下降）。中国目前已成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外资的进入，大量的适合于中国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也进入中国。这些技术从其输出方来看，因落后于其母国比较优势而丧失了自生能力。加入WTO之后，中国将以稳定的规则与别国进行经贸往来， 外资和适用技术将以更猛的势头进入。适用技术的进入将为国有企业转产转业提供更多的方向。
3.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给国有企业转产转业提供了机遇
加入WTO之后，中国也将享受到其他缔约国关税减让、 拆除非贸易壁垒的好处。随着对中国的各种不公正贸易待遇的消除，中国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劳动密集区段的竞争优势将更好地发挥，贸易争端将有更加公正的诉求和解决渠道，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大降低，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多纤维协定（MFA）”将分阶段取消。这些协议内容将促进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等产品出口，大大拓展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空间。从前面表4可见，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一直在上升（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上升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矫正性的增长。既有的增长之势并不意味着永远增长。因为随着资本积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会逐渐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显示性的比较优势指数会逐渐上升）。这说明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注：当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上升也有出口退税的影响，不过即使剔除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是无可否认的）。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模型模拟都表明，加入WTO之后， 中国纺织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会有较大提高，所吸纳就业量也会上升。
对于那些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提高其自生能力的唯一途径是彻底转产转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加入WTO 以后的良好前景， 给这些国有企业的转产转业提供了希望。考虑到国家无力负担高昂的转产转业成本，故而也需要引进外资。加入WTO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三、以加入WTO为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从现在起到我国全面履行WTO协议的内容这段时间内， 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国民经济所受冲击的大小。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抓住加入WTO的契机，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1.贪大图洋的新的赶超思想和实践必须彻底扭转
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弊端，已为人们所认识。目前，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趋势明朗化之后， 又出现了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赶超思想和做法。包括两种：以非市场的方式超前地追求先进技术，和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些想法和做法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国家的经济振兴，共心其情可嘉可表。然而，真的付诸实施，则会事与愿违。
技术水平低固然是落后的标志，然而要赶上发达国家最终必须在我国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上赶上，而不仅仅是某些个别部门鹤立鸡群式的赶超。但是一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所以要提高总体的技术水平，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由于一国的土地（自然资源）是给定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主要是提高每个劳动力可支配的资本数量。资本来自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所以要更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必须更多地创造剩余。按照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区段和技术、进行生产，将使整个经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积累最大的剩余，最快速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将能最快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的差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其秘决就在于，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遵循它们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区段和技术。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上的诸多问题正在于它们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果欲速不达。（注：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上的后进其实恰恰正是落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在源泉。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是凭借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了长达40～50年的高速增长。这是因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巨资进行高风险的R&D，只须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证明有商业价值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适用技术（林毅夫，1999a ）。而这些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中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出去的。在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采用相应的适用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积累剩余。中国未来20～30年内高速增长的潜力所在，也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中国只有通过引进能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技术，才能赚取最大的利润，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缩短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差距缩小后，总体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才会相应缩小。
同样道理，企业规模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参与竞争的必要前提。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成本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水平和要素结构的吻合程度。规模大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是不经济，依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特性而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较大的规模，是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经营多样化的结果。横向一体化旨在追求同一产品的最优经济规模；纵向一体化旨在克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不确定性，减低重大投资的风险；经营多样化的目的，是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为规避单业经营的风险。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将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业区段。在此区段，企业的最优规模小，横向一体化的经济意义不大；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联系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紧密，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必要性并不明显；企业转产转业比较容易，也无须通过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所以，不顾现实条件片面追求企业规模扩大，不具有经济合理性。
发展先进技术和扩大企业规模，一定要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由企业自主按照价格信号和经营需要来决策。各级政府任何拔苗助长般的赶超行为，都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通过比较韩国和台湾省的情形有助于说明这一点。1970年代之前，二者都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发挥了比较优势。然而后来两者采用了不尽相同的发展战略。韩国以政府政策大力扶持资本密集的超大规模企业集团。而台湾省发展的产业相对于韩国来说，劳动投入较为密集。事实证明，韩国企业过高的资本密集度严重背离了资源比较优势，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结果，自我积累能力低，负债率畸高。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大企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相反，台湾省的企业虽然规模较小，劳动力较密集，但竞争力强，获利能力高，所负债务少，所受冲击则小得多。
拿中国汽车业来说，加入WTO 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厂家被迫停止整车生产。那么，这些厂家是否就应该竭尽全力地投资，进行技术追赶呢？是否就应该兼并相关厂家组建所谓企业集团呢？除此而外就没有出路了吗？对比韩国和台湾省的情形就会发现，其实不然。韩国的汽车尽管打开了欧美的市场，但是政府为之支付了巨额补贴，这等于是韩国政府以其纳税人的税款补贴欧美人的汽车消费。而台湾省的汽车业则以各种配件为主，利润率丰厚。所以国内相当大一部分汽车生产企业可以转向生产汽车零部件，为国内外汽车厂商提供专业化分工协作，一样可以发展自己。
2.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现有金融体系
尽管中国的市场体系发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间接融资市场，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体制色彩。信贷发放决策和利率信号都没有完全市场化。背后的原因正如前述，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然而，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的恶性循环：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所以需要受到保护；而越是受到保护，就越没有动力提升自生能力。在资本相对稀缺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关系到加入WTO之后国有金融部门的生存， 更关系到中国长远的国民经济能否按照比较优势的道路发展。所以利率市场化已经是当前无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应该在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前提下，实现利率市场化。
特定的产业结构要求特定的金融体系（林毅夫，1999b ）。 发达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企业。相应于此的是发达的股票、债券市场和大银行组成的金融体系。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相应于这种企业类型所要求的金融体系，应以中小银行为主。中国目前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在未来不能适应劳动密集产业大发展的需要。中小型劳动密集企业一方面因资本市场的直接筹资成本高昂而无力上市融资；另一方面，又面对大商业银行先天性的对中小额贷款的歧视，难以获得其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比如，目前各商业银行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可在央行基准利率的10%范围内波动，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最高则可向上浮动30%；同时各大商业银行也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但即使如此，中小企业也难于从各大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加入WTO之后， 国家应该减少对于银行经营的干预。同时鼓励中小银行发展，以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
3.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实施国有企业的产业和地区间重组
遵循市场导向，按比较优势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是提高现有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主要途径。在卸除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的前提下，理顺价格体系、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自由转产转业，分别不同情况，调整国有企业的产业、地区分布，以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
对于极少量的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为其生产所必须，但又不可能和外资企业合资或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对这类企业的由高资本密集度所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只能仍由政府以财政来给予支持。除此而外的其他企业，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1）转产。 对那些产品业已没有国内市场前景的企业， 应按市场导向转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2）地区间重组，形成梯度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我国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资本存量相对多。所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讲，合乎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地区布局是，东部地区的企业可以在资本密集度相对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区段内组织生产。具体来讲，加入WTO后，东部地区承接外国输入的适用技术。同时， 有一些劳动密集产业，如纺织业和一些轻加工业，原来在东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但因为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提升，工资水平提高，这些产业在东部地区不再具有自生能力。这些产业要向中西部转移，以保持其自生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东部和中西部的要素禀赋结构都会提升，东部经济技术水平更高一级的产业，并向中西部转移落后于其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梯度产业结构是实现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开发战略的根本途径。所以对那些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如有市场前景，而又因东部劳动力成本高而自生能力低的产业，可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向中、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的地区转移，进行地区间结构调整。（3）引资、转制。对那些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 但资本密集度过高、完全超前于我国资本稀缺禀赋结构状况的产业和企业，其最终出路在于通过合资，或到境外上市筹资的方式吸引外资，弥合其高资本密集度与我国要素禀赋状况之间的矛盾，提高其自生能力。
4.实施正确的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的流向
资金是当前阶段我国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过去20年，大量的外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入WTO之后外资的流入会继续增加。 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提醒我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外资政策。这里的关键还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把握好外资的结构和流向（林毅夫等，1999）。
首先，外资的结构要以长期的直接投资为主。经济增长时最容易产生泡沫的部门是供给弹性较小的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些部门因而也就对游资有很大的吸引力。大量的短期游资流入这些部门之后，在经济上升时刺激虚假繁荣，在经济衰落时则推波助澜。所以对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房地产和金融企业引入短期外资，应该加强管理。长期的直接投资，通常不仅带来资金，同时也带来技术、管理、和市场等，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较大，也不会出现忽起忽落的大逆转，所以外资结构应该以长期的直接投资为主。
其次，要引导外资流向，使之服务于弥合国有企业技术结构和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缺口。目前在外资流向上，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贪大图洋，追求一两个企业鹤立鸡群式的成长。韩国在这方面的教训足资借鉴。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早改变这种观念和做法，一方面，引导一部分的外资流向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实施产业和地区间的重组；另一方面，引导外资流向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当地经济持续发展铺垫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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