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恒运[1]2000年在《在外饮食、畜产品需求和食品消费方式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中期，中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食品供给一直是需求增长快于生产供给，然而，经过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这种局面已有显著的变化，需求增长开始落后于供给增长，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市场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持续下降，消费研究开始成为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的食品供给和需求历来为中外关注的焦点，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中国食物需求预测存在很大的差异，如2005年中国粮食进口预测从14-16mmt到255mmt不等。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畜产品生产和消费估计差距越来越大，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注意。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食物需求预测结果以及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差异呢？忽视城乡居民的在外饮食需求是推卸不掉的责任之一。近几年来，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在家食品消费增长缓慢甚至徘徊不前，然而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餐饮业的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的在外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城乡居民的在外饮食水平有多高？在外饮食结构和在家饮食结构有什么差别？在外饮食需求对食品总需求变化有多大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把握城乡居民食品需求变化趋势，而且对解释食物需求预测以及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差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增长，食品支出占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如果按照本研究结果，在外饮食增长快于收入增长，那么，在家食品支出占收入增长的比例下降的更快一些。餐饮业迅速发展和人们食品消费观念的改变，同收入增长一样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它们对人们在外饮食以至整个食品消费水平的影响，进一步突出了在外饮食在决定未来食品消费水平和结构的作用。 在外饮食消费不同于在家饮食消费，虽然在外饮食和在家饮食消费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外饮食有其固有的影响因素。国外对在外饮食的研究开展的较早，但国内尚无在外饮食研究的文献。 首先在借鉴国外在外饮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在外饮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总体研究，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在外饮食数据对在外饮食水平和在外饮食对食品总需求的作用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得出在外饮食是城乡居民食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的结论。 其次，本文利用CCAP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样本调查资料，研究了在外饮食结构特点，在外饮食的行为差异以及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乡 中回农业科学腕协士学位论文 居比士外饮食的两阶段系统决策模型，估计了模型参数，并对城乡店民在 外饮食参与可能性和在外饮食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显著性分析。本研究 的主要结论有： 在外饮食已逐渐成为食品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日前城乡居民在外饮食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随收入的增长，食品需求 增长部分将越来越依赖于在外饮食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外饮食将 成为未来食品需求变动（增长部分）的主要决定因素。按照样本估计结果， 199s年城镇居Li＆外饮食约 500元左右，农村居民在外饮食约 93元左右。 根据餐饮业零传额和 SSB的在外饮食估计结果推算，199198年平均来说， 城镇盾比食品支出增加的50％来自在外饮食，农村居K食品支出增加的25％ 来白在外饮食。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食品支出增长速度低于在外饮食的 增长速度，在外饮食的增长占食品消费的增长份额呈上升趋势，亦即食品 消费的增长愈来愈多地依赖于在外饮食的增长，在外饮食己逐渐成为食品 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收入增氏是在外饮食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不仅影响在外饮食参与的 可能性，而且显著地影响在外饮食水平。在外饮食的收入弹性估计大于1， 说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对在外饮食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收入水 平的增长．收入增长是在外饮食的主要抉定因素。根据SSB的资料椎算， 1991－98年平均来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9％用于在外饮食，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的近6％用于在外饮食：根据CCAP的样本估计结果，1998年城镇居 民收入增加的15％用于在外饮食，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7％用于在外饮食。 城乡居民在外饮食对价格的反映不同。由于收入的差异，城乡居民 在外饮食对价格的反映有所差别。农村在外饮食需求（饮食数量）弹性大 于城市。根据需求量弹性公式，城镇居民在外饮食数量对价格的弹性为－0．4 左右，亦即价格上升10％，城?
李瑾[2]2008年在《基于畜产品消费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正处在食物消费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食物消费结构由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向动植物性食物并重的方向发展,消费方式也从以户内消费为主向户内外消费和成品、半成品消费的多元化方式转变。随着食物消费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逐渐转向买方市场,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必将影响生产结构。本研究对畜产品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了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为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首先分析了21世纪前后我国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收入增长,居民户内户外畜产品消费将呈增长趋势,其中户内消费以奶及奶制品的增长幅度最大,其后依次为牛羊肉、禽类、禽蛋和猪肉,户外消费以禽肉的增长幅度最大,其次为牛羊肉、猪肉和禽蛋,户外消费对城镇居民来说还属于奢侈品。我国畜牧业生产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猪为主的耗粮型畜牧业生产格局使得饲料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奶牛业是我国畜牧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优质安全的畜产品供给少;畜牧生产区域布局没有充分挖掘饲料资源的利用潜力,如南方草山草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粮仓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畜产品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畜产品结构缺乏多层次与多样化,畜产品质量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落后的生产效率与旺盛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是系统工程,受国情、地域特征、农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需求和生产效率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选取需求收入弹性和饲料转化率作为评价指标,运用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关联系数,结果发现,奶类的关联系数最高,为0.98,后面依次为牛肉、羊肉、禽肉、禽蛋、猪肉。在各养殖业中应优先发展奶牛业,其次为肉牛业、肉羊业、肉禽业,最后为蛋禽业和养猪业。这一结果是与我国目前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的。以区域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对全国31个省主要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发现生猪生产的优势地区为华中和东南地区;肉牛生产的优势区域有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肉羊生产的优势区域为西北和东北地区;禽肉生产的优势区域有东南、华中和华北地区;奶类生产的优势地区有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禽蛋生产的优势区域是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饲料转化率本身是一个技术效率指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畜种结构、饲料营养配制、疫病防治3个因素对饲料转化率的影响最大,权重均超过10%,其次是饲料加工、储藏、良种率、畜群结构、饲养环境4个指标的权重均超过5%,对饲料转化率也有较大的影响。
徐秋艳[3]2017年在《新疆居民羊肉消费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羊肉以其低脂肪、低胆固醇及高蛋白的保健性肉类食品,越发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受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响,羊肉是新疆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偏好的主要肉类食品,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新疆羊肉存在着供应偏紧、质量安全隐患、品牌市场影响力弱等一系列问题,难以满足新疆居民多样化及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因而需要我们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新疆居民的羊肉消费行为进行系统研究。该研究对于促进肉羊产业发展、引导企业生产经营、完善政府相关质量安全政策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本文在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对新疆居民羊肉消费行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宏观数据对新疆羊肉生产、消费特征及供需态势进行了分析,然后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对新疆居民的羊肉消费特征、户内外羊肉消费行为、质量安全羊肉消费行为、城镇居民品牌羊肉消费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第一,肉羊生产规模化养殖比例低,羊肉单产水平不高,供需矛盾突出;第二,城乡居民家庭羊肉购买量及占肉类比重最高,差异趋势在减少;第三,居民家庭的羊肉消费在城乡、区域、民族属性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第四,居民家庭羊肉消费行为的差异是饮食习俗、质量安全、价格、个人及家庭特征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第五,居民对质量认证羊肉的购买意愿在个人及家庭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性;第六,居民对质量认证羊肉额外价格支付水平受认证标志信任、信息搜寻频率、卖方信誉、个人及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第七,居民对品牌羊肉价格支付意愿贡献从大到小的因子依次是饮食习惯和偏好、政府监管、质量安全关注、品牌信任、价格看法,其在个人及家庭特征上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首次基于现场屠宰关注度、饮食习惯、本地供应的关注度、季节性消费差异的重要程度、重大节日的关注度等因素对新疆居民羊肉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第二,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系统分析了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居民、城乡居民、不同地区居民羊肉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第三,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当地居民的安全羊肉购买意愿、品牌羊肉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李瑾[4]2007年在《户外畜产品消费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我国城镇地区居民户外畜产品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户外畜产品消费以猪肉为主,随着收入的增长,牛羊肉消费的增长速度最高,其次是猪肉、禽肉和禽蛋。户外消费对我国城镇居民来说仍属于奢侈品,收入和价格对户外消费的影响极显著。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食物产业结构升级的过渡时期,国家应采取综合措施实现食物产业结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冯剑[5]2013年在《西北地区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正处在食物消费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食物消费结构由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向动植物性食物并重的方向发展，本研究对西北地区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且尝试着做了畜产品消费引起的营养元素摄入量变化的分析，对未来的畜产品消费总量潜力进行了预测，为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随着收入增长，居民畜产品消费将呈增长趋势，2000年至2011年城镇居民的禽肉消费增长幅度最大，几乎翻了一番,其后依次为猪肉、奶类、牛羊肉、蛋类，其中猪肉的消费比例有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50%以上。农村居民畜产品消费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奶类消费增长最快，涨幅达到175%，其次为牛肉、禽肉、羊肉、蛋类、猪肉，猪肉的消费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70%左右。2000年至2011年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畜产品消费量逐年有所增长，其中牛羊肉、奶类的增长速度较快，然而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尤其表现在奶类、牛羊肉的消费量上。农村居民的畜产品消费仍然以猪肉为主，然而猪肉的消费比例逐渐下降，蛋类的消费比例比较稳定，奶类、牛羊肉的消费比例逐年有所提高。畜产品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收入、畜产品价格、城市化进程、餐饮业发展、重大节假日、在外饮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陕西城镇居民用于牛肉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其次为奶类、羊肉、猪肉、禽肉及蛋类。陕西农村居民猪肉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其次为蛋类、奶类、羊肉、禽肉，牛肉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文章尝试分析了畜产品消费引起的营养元素的变化，并与推荐的营养元素摄入量进行对比发现西北地区目前的畜产品消费还不能满足营养需要，尤其是农村居民，要满足营养需要农村居民的畜产品消费还有成倍增长空间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在营养约束下的畜产品消费总量的需求潜力、畜产品消费结构及质量趋势，最后分析了满足营养需要的畜产品消费所受的约束，包括产量约束和居民食品支出的约束。
陈宁玲[6]2011年在《我国饲料粮消耗现状分析与猪、鸡饲料粮需求预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养殖业的发展,饲料粮消耗量在我国粮食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弄清我国饲料粮需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工作意义重大。目前,我国饲料粮需求研究较多但结果各异,导致其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动物性产品产消数据不一致问题；二是各类饲料转化效率值来源各异,缺乏统一有效的参考数据,种用畜禽和幼仔阶段畜禽饲料粮的消耗量常常被忽视；三是概念混淆严重且统计口径相差较大,研究框架的不一致更是加大了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同时削弱了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因而为解开我国饲料粮需求之谜,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我国饲料粮消耗大户的生猪、肉鸡利蛋鸡养殖业,专注考虑猪、鸡饲料转化效率和饲养模式变化对其饲料粮需求变动的影响,同时兼顾仔猪和种猪饲料粮的消耗量。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利用供给法测算过去十年我国养殖业饲料用粮消耗量变化,分析不同因素对饲料粮消费增长的贡献率：第二,研究我国居民膳食营养与动物性产品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根据动物产品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及畜产品贸易进一步研究预测我国畜产品产量,重点研究预测猪、鸡养殖业规模化水平有其产品产量；第三,收集近来十儿年国内猪、鸡养殖方面的科研成果及生产统计数据,分析预测未来我国生猪、肉鸡和蛋鸡饲料转化效率；第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2010年一2015年我国生猪、肉鸡利蛋鸡养殖业饲料粮需求量进行预测。研究预测的结果如下：(1)过去十年饲料粮是导致我国粮食消费总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引起饲料粮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为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所引起的动物性产品消费量增加、人口总量增长利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饲料粮转化效率的提高会延缓我国饲料粮消费增长的态势,其四者对过去十年我国饲料粮需求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5.19%、21%、-0.5%；(2)我国居民肉、蛋利水产品消费量已达较高水平,未来畜牧业增长空间主要在于农村居民动物性产品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居比奶类消费需求的增加,同时肉类生产结构还会不断发生调整。由于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增长仍在继续,未来中短期内我国肉、蛋产量仍会继续增加,但增长速度明显减缓。根据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可知,我国肉、蛋产量将分别以年均1.47%、1.0%的速度从2008年的7629.7万吨、2844万吨增至2015年的8246.8万吨、3049万吨。其中,猪肉在肉类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将从62.9%继续降至59.92%,而禽肉所占比重则将从20.68%逐渐升至22.65%,禽肉生产中鸡肉所占比重和禽蛋生产中鸡蛋所占比重则将分别保持在70.97%、84.97%左右。(3)猪、鸡饲料转化效率主要受动物品种、日粮营养水平和饲养阶段等因素影响,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某些动物品种饲料转化效率还会呈现明显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征。近几年我国猪、鸡饲料转化效率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010年—2015年我国规模化养殖生长育肥猪、产蛋期蛋鸡、快大型肉鸡和优质黄羽肉鸡饲料转化效率将分别保持在2.81-2.91、2.27-2.36、2.11、2.81左右。(4)随着我国猪、鸡养殖业生产产量的增长和规模化水平的不断提高,2010年—2015年我国生猪、肉鸡和蛋鸡养殖业饲料粮需求将分别从12689.30万吨、4520.72万吨、1336.68万吨调整至12268.98万吨、4616.69万吨、1520.83万吨,三者饲料粮总需求将从18546.7万吨降至18406.5万吨,在我国饲料粮总需求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陈琼[7]2010年在《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已使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居民户外肉类消费、半成品和熟制品等加工肉制品的多元化需求迅速增长,居民对肉类的需求也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转变。本文首先运用统计局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主要特征及变化趋势;然后基于2008年第二季度城乡居民肉类消费调查数据估算了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消费量,分析了各种肉类消费结构,并对肉类消费行为和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采用家庭截面调查数据建立双对数需求系统模型分别对城乡居民的户内和户外肉类消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突出研究了质量对肉类消费的影响,运用以单位价值(即‘质量价格’)为基础的一种理论框架,构建了一种特别的双对数需求系统模型,在此系统中将每种肉类的单位价值内生化,估算出收入弹性,质量弹性和质量修正后的自价格弹性。与已有研究相比,该论文的特色一是对户内和户外肉类消费都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更新和扩展了对城乡居民肉类消费行为的了解;二是将质量差异纳入分析框架,较过去国内所做的类似研究在技术方法上有所改进。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肉类内部结构中猪肉消费比例下降,牛羊肉和禽肉消费比例上升,且禽肉消费增长明显高于牛羊肉;城乡居民肉类的户外消费已经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户外消费中牛肉和羊肉的消费比重超过了传统的猪肉和禽肉;城镇居民户内消费的生鲜肉类占总量的88.6%,熟肉制品占11.4%,熟肉制品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2.家庭收入水平是城乡居民户内和户外肉类消费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户内肉类消费的收入弹性总体上比城镇居民大,户内肉类消费的增长空间主要在农村;农村居民对猪肉和禽肉的户外消费收入弹性要高于城镇居民,而牛肉和羊肉户外消费的收入弹性则低于城镇居民。3.质量对城乡居民肉类消费影响显著,随着质量的提高,城镇居民会增加各种肉类的购买,农村居民会增加对猪肉、牛肉和羊肉的消费需求;城乡居民肉类质量需求快速增长是未来肉类消费的重要变化趋势,忽视质量因素会导致肉类消费水平的高估。4.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年龄、民族这些家庭特征变量对居民户内户外肉类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变量在短期内变化不大,不是主要影响因素。5.肉类购买方便程度改善和加工方便程度增加后将对刺激我国农村肉类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地区差异对户内和户外肉类消费也有显著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开拓农村肉类需求市场;加强食品安全,改善肉类质量;加快农村肉类市场建设,改善肉类消费环境;丰富肉类产品形式,转变消费观念。
杨域[8]2012年在《山东省居民畜产品消费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畜产品消费是居民最基本的消费,在食品消费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畜产品消费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研究居民畜产品消费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是畜牧业生产和消费大省,但以山东省畜产品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统计、计量分析,估算山东省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水平,分析畜产品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及其变动趋势,以期为科学规划山东省畜牧业发展、有效指导畜产品消费、提高人们生活消费水平与质量等提供一些参考依据。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山东省居民人均年消费猪肉19.28kg、禽肉11.86kg、鸡蛋15.73kg、牛羊肉7.01kg、牛奶12.80kg、水产品4.40kg,已达较高水平。然而,就城乡和地区对比来看却存在明显差距：城市居民畜产品消费量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其中以鲜奶和水产品差距最大,其次是鸡蛋和猪肉,禽肉和牛羊肉的差距最小；就区域对比来看,大部分畜产品消费量均出现自东至西依次减少的趋势,差距最大的是水产品,其次是奶制品,差距最小的为牛羊肉。猪肉等传统畜产品在山东省居民日常畜产品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大,且以购买生鲜畜产品为主,这与居民的饮食习惯和喜好有很大关系。农村居民消费熟制猪肉和禽肉的比例比城镇居民高,城镇居民消费熟制牛羊肉的比例相对更高一些。西部地区猪肉熟制品的消费比例高于中东部,西部和东部禽肉、牛羊肉熟制品的消费比例高于中部地区。加工品的消费结构特征和熟食大致类似。山东省居民主要在集中在超市、农贸市场、便利店和零售点选购畜产品,食品安全和新鲜程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农村到城镇,白西至东,越来越多的居民会在超市和闲暇时选购畜产品,对食品安全、新鲜程度和品种齐全等因素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建立ELES模型进行分析来看,山东省居民畜产品基本需求最大是猪肉和是禽肉,这一特征从城镇到农村,从东到西表现的愈发明显。并且,随着这一城乡和区域变化,大部分畜产品的基本需求也有减少的趋势。城镇和东部居民畜产品边际消费倾向最大的是水产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畜产品边际消费倾向最大的是猪肉。山东省居民各项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这表示随着收入的增加,各类畜产品消费量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城镇和东部居民的水产品、牛奶和牛羊肉的收入弹性很高,均高于1。山东省居民畜产品价格弹性都为负值且其绝对值都小于1,对价格的反应程度相对温和。城镇居民的牛羊肉、猪肉、水产品价格弹性较高,农村居民的猪肉价格弹性最高,其他各类畜产品价格弹性均较低。就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有着较高的水产品、奶制品和牛羊肉需求价格弹性,中部地区除猪肉的需求价格弹性较高外,其余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比较低,西部地区猪肉和牛羊肉需求价格弹性都比较高。针对山东省居民畜产品消费特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畜产品质量、加大营养科学知识宣传力度、理顺销售渠道、引导科学消费、深化畜产品加工、研制和开发新的食品和饮食方式等措施提高畜产品的消费需求。
雷理湘[9]2016年在《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不断优化,恩格尔系数自1978年以来不断下降。在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的同时,食品消费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由简单的吃饱、吃好,转为更注重食品种类的丰富和营养的均衡,作为农村居民主要副食品的肉类产品需求结构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同时,以肉类为代表的畜禽产品是我国城乡居民蛋白质摄取的主要来源,对于丰富人们的“菜篮子”、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和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肉类消费还与畜禽养殖产业结构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收入结构变动的背景下,研究分析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需求的特征、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5—2012年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连续跟踪调查农户的数据资料,首先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消费与食品支出结构、肉类消费水平及结构的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了初步总结。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收入来源渠道日趋多元化,收入结构变化明显。第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与此同时,食品消费的内部结构表现出主食支出减少、副食和在外饮食不断增多的变化。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需求总量不断增加,猪肉的主体地位弱化,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营养化的趋势。第四,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畜产品消费量八年来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消费明显偏少,而且从营养需求出发也未能达到国家标准,因此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利用统计学中交叉分析和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了收入水平差异与收入结构差异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量也不断增加,但需求收入弹性逐渐变小。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肉类消费量,还影响着肉类的内部消费结构,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肉类消费的品种更加多元化、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收入结构的差异也会影响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量和消费结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结构类型农户之间的肉类消费情况差异显著,工资户的肉类消费结构相对健康、合理。以上基于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了我国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需求的特征及差异,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收入结构因素对肉类消费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5—2012年的农户微观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UR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影响,并将家庭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人口规模、畜禽养殖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总量的影响不同,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于不同肉类的消费需求,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各项收入变动对猪肉消费的影响均较大,牛肉消费需求主要受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羊肉消费对各项收入的变动均不敏感,家禽消费受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显著。此外,家庭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与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呈倒U型关系,家庭人口规模与肉类消费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畜禽养殖可以增加相关食品的可得性,因此对肉类消费的影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农村居民肉类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论文提出建议:提高农民收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肉类消费需求;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加快肉类消费结构优化;宣传健康饮食,加强对食品消费观念的正确引导;加快农村肉类市场建设,保障肉类供给的多元化;立足消费需求,推进畜禽养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姜兵[10]2011年在《我国猪肉生产和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畜牧业同样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日益提高,为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畜产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我国畜牧业产值不断增加,其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例不断提高。其中,养猪业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猪的养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猪肉也是我国居民消费最多的肉类。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猪肉生产和消费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猪肉生产和消费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影响了猪肉生产和消费的因素,为猪肉生产和消费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影响我国猪肉生产和居民猪肉消费的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首先利用统计数据对我国猪肉生产和消费的概况及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然后采用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对数模型,对影响我国猪肉生产和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说明。其中,对猪肉生产的模型,从价格、存栏量、技术、动物疫病、生产者受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以及生产成本这几个方面选取变量来进行分析；对猪肉消费模型,将城乡居民的消费分别进行分析,选取居民收入、猪肉价格、消费习惯以及牛羊肉、鸡肉和鸡蛋这些替代品的价格为自变量。最后对一些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在生产方面,我国是世界上猪肉产量最多的国家,在国内猪肉仍然是产量最多的肉类。我国的猪肉生产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效率特征、耗粮特征、环境特征、安全特征以及成本收益特征。在影响猪肉生产的各个因素当中,母猪存栏量、上一年猪肉价格、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对猪肉的产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上一年饲料价格、疫病影响以及生产成本对猪肉的产量的影响是负向的。在消费方面,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消费的肉类,我国居民的猪肉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收入水平差异、地区差异、季节差异、消费部位结构差异以及消费生熟结构差异。影响猪肉消费的因素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民收入、猪肉价格、牛肉价格以及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猪肉有显著影响,收入、猪肉价格对消费量的影响是负向的,牛肉价格以及消费习惯对猪肉消费的影响是正向的。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只有猪肉价格和消费习惯对猪肉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影响效果与城镇居民相同,但是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和替代品价格对农村居民的猪肉消费影响不显著。根据预测,未来五年内,我国猪肉产量仍然会增加,但是增长的速度较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猪肉购买量较稳定,总体水平较高,有较慢的下降趋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在稳步增加,但是整体水平不如城镇居民高；而城镇居民在外用餐支出则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将我国猪肉消费总量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居民猪肉消费总量增长较快,我国目前猪肉供需基本平衡,供给量大于消费量,但是供需差额在减小,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猪肉生产是畜牧业的重要方面,针对目前猪肉生产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猪肉生产,提高猪肉质量安全,同时降低污染。而根据目前居民生活的特点,在猪肉消费方面,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合理制定政策,提高加工肉类品种多样性,满足群众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在外饮食、畜产品需求和食品消费方式变化研究[D]. 马恒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0
[2]. 基于畜产品消费的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研究[D]. 李瑾.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8
[3]. 新疆居民羊肉消费行为研究[D]. 徐秋艳.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4]. 户外畜产品消费实证研究[J]. 李瑾. 农业经济问题. 2007
[5]. 西北地区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研究[D]. 冯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6]. 我国饲料粮消耗现状分析与猪、鸡饲料粮需求预测[D]. 陈宁玲. 西南大学. 2011
[7]. 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研究[D]. 陈琼.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
[8]. 山东省居民畜产品消费问题研究[D]. 杨域. 山东农业大学. 2012
[9]. 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影响的研究[D]. 雷理湘. 南京农业大学. 2016
[10]. 我国猪肉生产和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姜兵.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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