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认识论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哲学改革以来，价值论研究日趋活跃，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笔者以为，就其弥补原有教科书之空白来说，价值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深刻的进步。但是，对于有些同志的过高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比如有的同志说，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大成就或最大突破是价值论研究。其理由是：我们过去只把哲学功能看成是认识客观规律，而不考虑合理性问题，价值论的研究弥补了这一重大缺陷。（见《哲学动态》）1995年第8期）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从认识论（确切地应该说是从认知论或知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深刻的进步。（见《哲学动态》1995年第5期）事情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未必尽然。下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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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也就是举国上下的现代化建设热潮。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是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主要是认识论的还是价值论的？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带有价值论因素，即科学技术的社会目的是什么？然而，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壮大以及社会效益的取得，则基本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价值论已经确定的今天，更重要的，应是对科学技术之研究、开发和应用的认识论研究。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认识论和价值论至少有两个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特征。其一，认识论是逻辑性的，价值论是情感性的。即是说，对自然科学性质、规律和社会应用的研究，需要进行严密细致的逻辑思维；而价值取向则来源于人的主观偏好，它是情感的，而非逻辑的。其二，认识论是实证的，价值论是空悬的。即是说，对自然科学性质、规律和社会应用的研究，必须立足于观察、实验和实际实施，在实证中求真理、求发展；而价值取向则立足于人的主观偏好，它是人的情感好恶的产物，它需要的是激情和热情。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确定了科学技术的价值目的之后，就要充分发挥认识论之逻辑性和实证性两大特征的功能，若一味喧嚷价值论，则其情感性和空悬特征就有可能冲淡、削弱认识论之两大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认识论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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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笔者上述观点的得出是基于中国当代的实践层面，那么，再从理论的层面看，我们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和价值论各自意义的分析比较来看，这一观点会更加明晰。
流行的由后人构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确带有浓厚的认知色彩，基本缺乏价值论的内容。但是，若从中国当代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认识论的立场看，则传统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教科书式认识论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科学型的认识论，而是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社会型的认识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带有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虽然说自然科学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研究自然科学，而是探讨社会（阶级）运动的规律性，从而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认识论之科学型和社会型两种形态的区分，并非没有意义。社会型的认识论重在认识阶级斗争、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它以对立斗争、宏观指导和长远予见为特征；科学型的认识论重在认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它以相互联系、微观求证和逻辑推演为特征。由此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型的认识论不能照搬于科学型的认识论领域内。如果说我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科学型的认识论，需要在我国当代哲学研究中实现某种转向，那么就应该是从传统的社会型认识论到现代的科学型认识论的转向，而不应是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
当然，在传统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仍然存在着价值论因素，即之所以要深入研究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性，为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种认识论研究就是在这一价值观的情感推动下展开的。同样，现在需要深入研究的科学型认识论也存在有价值论因素，即通过研究自然科学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人民大众的生活富裕起来。现在，让人不解的是，这种价值观的确立已十有数年，本应在这一价值情感的推动下开展科学型认识论的研究，但哲学界却长期沉湎于一般价值论研究，并以“转向”之说将科学型认识论的研究冷落一旁。在此意义上讲，所谓的“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并不能说是一种“深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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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层面之第二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冯友兰先生在1988年为“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写的代祝词中说：“注重直观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宋明道学尤其如此。老子注重‘为学’和‘为道’的不同。‘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知识，‘为道’的目的是提高人的智慧，用我的话说，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如果用‘为学’的办法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那就失之远矣！”依冯先生之论，中国传统哲学把对自然界的研究，即“增加知识”的认识论研究，称作“为学”，把对社会伦理的研究，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价值论研究，称作“为道”。在为学、为道的研究中，大家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为道，重点探讨的是人生价值和意义，而对为学即对自然知识的探讨，则基本上没有列入哲学研究的范围，因而，中国传统哲学是价值论的或价值中心主义的。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价值中心主义，还有不少学者曾作过精辟的概括。比如，美藉华人成中英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书中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特征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的自然主义和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第一和最后特征主要处理中国思想道德、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二和第三特征主要在处理中国思想的知识论与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价值论特别是人生价值论。而关于自然知识的认识论，则付诸阙如。
不过中国传统哲学也存有认识论因素。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墨经和名学，只是很快中绝于世；到了宋朝，理学一派彰扬“格物致知”之说，较多地触及了认识论问题，但最终将对草木昆虫的格致归属于对“心之全体大用”的体认；明清之际，一批思想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由数达理”和“缘数寻理”思想，力主对自然事物的数量关系、运动规则作实证的研究，几近形成一种很有声势的“质测之学”，但是，由于社会的动乱和异族的入侵，这一思潮竟也遭致泯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也有认识论研究的因素，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由知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构成的认识论体系。
从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中心主义是应该批判的对象，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因素则是应该彰扬的部分；因此，如果说要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实现“转向”的话，那就应当是实现“从价值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在此意义上讲，所谓的“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也不能说是一种“深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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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层面之第三部分是西方当代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认识论的，这几乎是学术界公认的。自培根和笛卡尔各自提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就围绕着认识的起源和本质、真理的形成和检验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认识论体系。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近代哲学衰落之际，却代之以一种新形态的哲学，即价值论哲学。这种哲学在新康德主义的弗来堡学派时期达到了高峰，形成了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的并且占据了主流地位的价值哲学。价值论哲学一反认识论哲学只研究“事实世界”的传统作法，提出将世界区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前者是表象世界或经验世界，对它的认识形成知识命题；后者是实践世界或本体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依据“价值规范”和主体的情感意志与世界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价值命题。由于知识命题是如此存在的，价值命题是应该存在的。因而后者高于前者，前者从属于后者。可以看出，早在上个世界，西方哲学就出现了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
只是这一转向好景不长，本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勃然兴起，其强劲之力足以使西方哲学的研究传统发生重大转型，即被价值论哲学一度取代的传统认识论哲学以知识论的形态被重新提出。当代西方哲学围绕着知识划界标准、知识的逻辑统一基础、知识演化的一般逻辑规则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开创了以科学主义为主旨的当代世界哲学主流。科学主义的哲学研究在形式化精确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还将知识问题的讨论直接统一到现代科学理论发展之上，集中围绕科学知识生成建构的逻辑方法及内在转化机制进行科学语言和意义的分析，改变了传统哲学（包括认识论哲学和价值论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空泛思辨的不确定性状态。科学哲学或知识论哲学的兴起有其现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知识信息爆炸性涌现、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和个人活动方式的深刻影响的背景，它实际反映了当代世界社会实践对知识论型的认识论哲学的呼唤。
可以看出，西方当代哲学确实又出现了一个转向，只是这一转向不是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而是相反，是从（曾经取代了认识论的）价值论到（知识型的）认识论的转向。在此意义上讲，所谓的“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也不能说是一种“深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