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华[1]2002年在《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文中指出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本质是角色扮演,构成戏剧的所有因素都体现并服务于这个本质,其中戏剧服饰是演员用以扮演角色的最直接、最形象的因素,故考察中国古代戏剧服饰问题,对研究中国古代戏剧的表演及其本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戏剧形态问题缺乏重视,以致今天在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的许多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在全面整理古代戏剧服饰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演变历史,并利用符号学、美学等学科方法,系统探讨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美学特征等问题。首先,考述了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演变历史。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起源,与戏剧和服饰的起源都密切相关。戏剧根源于原始人的角色扮演,服饰产生于原始人对自身的装扮。因此,戏剧服饰也起源于原始人通过装扮自身而进行的角色扮演。现存原始绘画和上古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原始人装扮动物的表演。他们表演所用的动物皮毛、翎子,就是后世戏衣中动物装的萌芽。商周时期的驱傩和祀神仪式,往往伴随着扮神表演。巫师装扮神怪所用的奇异面具及华美服饰,则是后世戏衣中神怪装的滥觞。后来扮神表演中娱神与娱人功能的分离、转化,促成了专门艺人——倡优的诞生。“优孟衣冠”就是一场倡优装扮真人的成功表演。以“孙叔敖衣冠”来装扮孙叔敖,是优孟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场表演开创了后世戏剧从生活常服中提炼戏衣的传统。汉、隋蔚为壮观的百戏表演,不断推动了扮相艺术的进步。扮兽、扮神、扮人的表演及其服饰都在前代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歌舞戏和说白戏是唐代艺苑中两株引人注目的奇葩。歌舞戏是以歌舞形式进行的角色扮演,服饰因角色、剧情而设,注重装饰性和情感性。说白戏是以滑稽说白形式进行的角色表演,参军戏是它的典型代表。参军戏服饰因脚色而设。参军所穿的“绿衣秉简”,与唐代参军职官服饰相似;苍鹘穿戴的“髽髻鹑衣”,则与市井庶民服饰相类。两个脚色服饰特征鲜明,已具有了程式性。
管骍[2]2006年在《昆剧舞台美术源流考》文中研究表明明万历年间，昆剧自吴地兴起，并成为全国性剧种。它不仅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更受到了统治者、士大夫和官僚的倡导，成为明中叶至清中叶最重要的全民性文化事项之一。昆剧舞美是随着昆剧勃兴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造型艺术。昆剧的独特表演方式决定了昆剧舞美重人物造型、轻舞台布景的总体风貌。 从昆剧形成的角度来看，昆剧与唐宋歌舞、宋元南戏和元明杂剧等都保持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在昆剧舞美，尤其在昆剧化妆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随着昆剧的繁荣，昆剧衣箱在文人、官商的资助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受明清法令的制约，昆剧服装基本以明代生活服饰为原型。衣箱制度的形成又受明代服饰等秩规定影响极大，形成了一套贵贱有别，等级有差的衣箱行头。男女文扮造型基本以明代生活服饰为蓝本。而戎扮则一部分将生活中的戎服搬上舞台，另一部分参照了明代寺院神将造型。昆剧服饰色彩与古代色彩观念有紧密联系。昆剧上下五色系统是中国传统五色观念的延续，它的形成与话本、小说等俗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昆剧服饰纹饰除了体现等级外，更体现了明代纹样写实化和寓意吉祥的特点。明清昆剧戏衣中大量采用当时日益商品化的顾绣和苏绣工艺，而纹绣针法经过手工艺人们不断改进也更加适合舞台展示。在苏州繁盛的手工业和商贸往来的刺激下，苏州戏衣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商品而行销各地。此外，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工场手工业兴起，商业兴旺、经济繁荣，社会风气趋奢尚侈。明清之际，江南特别是苏州地区成为全国服饰时尚之都，各种“时世妆”自吴门传布各地。相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为明清昆剧服饰与服饰风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互动发展提供了可能。明清昆剧服饰在吸纳“时世妆”的同时，也对当时的服饰风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昆剧舞美风格的形成更是传统美学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如重人物造型、轻布景的舞台风貌最初或受物质条件和演出方式所限，但随着场上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已熟练运用借助简单道具，以身段代布景的写意化的演出方式，“虚实相生”，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时空环境。此外，追求“不似之似”和“生意之美”也成为昆剧舞美的显着特色。
张蓓蓓[3]2010年在《宋代汉族服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时叁百余年的两宋,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更迭、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思想学术的飞跃、文学艺术的创造,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开辟了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历史高峰。汉族服饰作为宋代文化的一个物化载体,也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之中,并放射出一定的时代光芒,呈现出独特的衣俗风尚。然就服饰发展规律而言,服装的样式亦或是服饰风格并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突然出现或是稍纵即逝,它具有其独特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脉络。本文主要以宋代汉族服饰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大历史”观视野下的门类史方法,以服饰风格为主线,将宋代汉族服饰分为叁个阶段来研究,即晚唐五代宋初、北宋中晚期、南宋叁个时期,突破了以王朝为断代研究的局限性,将它放在中国服饰“大历史”中去观照,从而揭示了宋代汉族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归纳出宋代汉族服饰的艺术特征。本文主要采用了考古和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宋代衣冠服制的变化,重点阐述了宋代叁个不同时期汉族服饰风格的发展演变。通过大量图像的比对和出土实物的研究,勾勒出不同阶层,即文人士大夫阶层、市民阶层等的服饰风尚。通过对宋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剖析,探寻出服饰风尚发生变革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及服饰的透析,探究出宋代一些奇装异服出现的缘由。通过对治国思想的深入研究,探求出文人士大夫的服饰风貌。此外,本文还利用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军戎服饰、舞蹈服饰、体育服饰、戏剧服饰作了分析和比对,试图探讨出这些特殊阶层的服饰特点,及其与宋代汉族日常生活服饰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揭示了宋代汉族服饰的几大特征。其一为传承性,即对传统服饰制度和服装样式、服饰习俗等的继承与发展；其二为融合性,即在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下,本土服饰发生了共融；在周邻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其叁为多变性,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与都市文化的影响下,上下服饰等级界限日趋模糊,奇装异服层出不穷；其四为世俗性,即在民族本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下,服饰趋于便利和世俗。
张芳凝[4]2016年在《唐代戏剧服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王朝作为一个包容并蓄,文化繁荣的大一统帝国,兼具自信爽朗的开明心态和意气风发的大国情怀,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的戏剧文化和服饰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戏剧服饰是戏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唐代戏剧服饰的研究却长期受到忽视。有一些戏剧研究专着已经意识到了唐代戏剧服饰的重要性,但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性总结。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广泛收集前辈学者的研究资料和深入学习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二重证据法贯穿全文,同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概述总结了唐代戏剧服饰的资料,力图进行比较系统的探索。全文共分为七部分,将唐代戏剧服饰和乐舞服饰等结合研究,分别对唐代戏剧服饰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分析,对比唐代戏剧服饰和生活服饰的异同,归纳唐代戏剧服饰的特点和作用,总结了唐代戏剧服饰的影响。文中重点论述了唐代参军戏服饰的规范化倾向,推测了唐代参军戏服饰规范化倾向可能出现的时间。文末总结全文,得出结论,唐代戏剧服饰具有注重装饰,色彩丰富的特征,在服饰形制和化妆等方面与前代和后世存在传承关系,同时唐代戏剧服饰与唐代生活服饰还存在互动关系,唐代戏剧服饰在中国服饰史和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唐代戏剧服饰对于今人了解唐代人的服饰特点、审美心态和生活习俗,加深对唐代戏剧形态的理解,深化对中国古代戏曲程式化演进过程的认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本文希望达到以下研究目的。第一,通过对有关唐代戏剧服饰的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整理,了解唐代戏剧的形态特点,分析唐代戏剧服饰在塑造角色形象、体现剧目风格等方面发挥的功能,认识唐代戏剧服饰对中国戏曲的成熟所起的推动作用,总结它对后世戏剧服饰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通过分析唐代戏剧服饰,了解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情况和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发展特点。第叁,推进唐代的乐舞表演复原工作,对现代的服饰设计和舞美设计等领域起到辅助作用。
王会娟[5]2016年在《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饰研究》文中指出秦腔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有其独特的剧种风格,融合西北地区豪迈、奔放的区域特点,秦腔形成了曲调高亢,唱腔激昂的艺术特色。我国对秦腔的研究起步较晚,1949年王绍猷编着的《秦腔记闻》是我国最早研究秦腔的文献,随后,出现一批对秦腔源流、音乐、声韵、唱腔等研究的学者。随着对秦腔的研究,秦腔服饰也成为一个被研究的热点,目前,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饰的研究没有完整性、系统性的文献和专着,本课题从服饰角度出发,对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饰进行研究。以调研图片为依托,笔者手绘款式图为辅助,阐述秦腔传统剧目旦角各个服装适用的对象;秦腔传统剧目旦角各款服装的款式、颜色与角色年龄、性格、家庭背景和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总结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装刺绣图案以及惯用的服装款式和蕴含的文化意义;总结秦腔传统剧目旦角各个角色的妆容、发式和头饰的不同。笔者通过调研归纳梳理了秦腔传统剧目旦角常用服装如褶子、帔、蟒、靠等服装形制、服装颜色以及其与各个旦角年龄、性格、社会地位以及家庭背景的联系;整理了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装的图案类型,将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装图案纹样按题材分为动物类和植物类,按刺绣方式分为团式和单支,按排列方式分为左右对称类和二方连续类;用图片的形式记录了秦腔传统剧目旦角面部妆容和头饰的穿戴步骤,通过调研发现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惯用的发式为大头和古装头,头面为点绸头面、水钻头面、七彩头面和银泡头面。
杨蕾[6]2013年在《古代戏曲色彩考论》文中研究指明色彩作为大自然与人类生活相通的意象集合，基于人类生理构造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共性对色彩的感受，无论是对于单一色彩还是色彩组合，大多数人的感受存有共同的倾向，色彩这种共性的感受与共同的倾向，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认知背景下固化为一种社会观念，并形成本民族特有的色彩内涵。古代戏曲融汇传统色彩的文化语言，将其推衍为戏曲艺人与受众群体间对话的有效工具，并赋予其多重表现功能，成为我们了解民族文化内涵及戏曲演出形态的一个窗口。本文以古代戏曲舞台色彩为研究对象，上编叁章内容以文献考证及文物考古等手段梳理戏曲舞台色彩演进轨迹及视觉呈现，并结合戏曲发展形态探讨色彩与演出间的内在关联。在戏曲漫长的孕育期，色彩作为视觉符号活跃在各类扮饰表演的角色造型中，并随着扮演者地位的变化及戏剧形态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选择范畴。从先秦时期巫傩仪礼的扮饰演出中所展现出对自然色彩的崇尚，到两汉乐舞百戏及俳优装扮中对五行色彩的遵守，直至隋唐戏弄歌舞戏及科白戏中角色表演中以生活常色为依据的色彩重构，戏曲演出中色彩成为人物造型及扮饰表演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宋元演剧过程中，脚色行当制的初建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独立的戏剧品格与演出形态，成为古代戏曲成熟的标志；而且为诸多泛戏剧形态走向成熟戏曲提供了借鉴效法的路径及方式，成为传统戏曲舞台组织及色彩扮饰的核心内涵。人物装扮不再以巫觋倡优的“演员”角度来进行色彩选择，而是转向以“脚色”的分工来进行参演人员的色彩扮饰。宋金杂剧不仅突破了以“演员”身份为依据的五色正间及附加的尊卑意识范畴，实现了正间色彩的杂糅与汇通；南戏演出以“穿插诸伎”及“角色串扮”的搬演风格，在色彩选择上通过对民间风俗及视觉习惯的深层融汇来展现脚色特征及戏剧冲突，形成具有浓重民间意味、观演之间互相认同的色彩传达符号，使得观众和演员之间建立起无障碍的交流渠道，极大强化了戏曲演出中受众群体的地位及观演互动的良性循环。元代杂剧不仅形成一本四折的文本范式、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而且逐步确立相应的舞台表演程序及人物扮饰与色彩选择的相关规范。戏曲表演最终回归到以“舞台”为中心的视听感受及故事叙述上来。色彩运用及造型设计与舞台布景的贯穿融汇，不仅构成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虚拟时空，而且以视觉符号组建新型的舞台秩序与时空关系，形成符合民族审美习惯、适应虚拟时空、相对独立的戏曲舞台色彩体系。明清戏曲舞台演出形制的成熟，不仅使得观演习惯由欣赏剧本的故事情节转移到了赏玩舞台的表演技艺，而且将色彩从以“脚色”个体扮饰及人物造型的塑造转向“舞台”整体视觉秩序及审美风格的建构上，将戏曲色彩扮饰所营造的视觉形式超脱于剧目内容及道德评价之上，进行相对独立的韵味赏玩与美感体验。明清宫廷演剧以精巧华丽的视觉秩序重建着舞台上虚拟时空、转变着杂剧演出的舞美风格，将视觉上的美感体验及层次序列推向受众群体，形成具有强烈唯美主义的舞台着色倾向。四大声腔的勃兴在演出舞台上开创了以南曲为主的传奇时代，无论是厅台楼阁中精雅细腻的昆山雅调还是庙社草台上粗犷火爆的弋阳诸腔，在不同的唱腔风格、表演形制以及受众群体的影响下在舞台上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着色原则与搭配依据，不仅给风格迥异的腔调剧种带来了营造舞台秩序的组织法则，而且为戏曲舞台色彩程式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宫廷大戏则以明清传奇舞台演出为基础，吸纳融汇不同声腔剧种间的着色原则，适合大场景及复杂剧情铺垫的内廷演剧需要，并在人物扮饰及景物造型上形成舞台色彩的妆扮规范与法则，使得戏曲舞台以特定的色彩程式来营构视觉秩序与时空场景。无论是泛戏剧形态下以“演”为中心的个人扮饰，还是宋元演剧中以“脚色”为核心的人物装扮，乃至明清戏曲演出中以“舞台”为依据的视觉呈现，色彩演进伴随着戏曲本体的发展成熟经历了由简到繁、从无序到有序、由写实到写意、从客观模仿到主观重组，成为戏曲舞台视觉秩序营造的重要手段。同时，色彩选择也无可回避地受制于戏曲本体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展示出强烈的舞台表现功能、庞杂的民俗约定成份、厚重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深厚的古典美学意蕴。下编四章内容分别从表演学、民俗学、文化学及美学视角进行分层解析，试图阐释古代戏曲色彩演进的介入因素与生态环境。从表演学上看戏曲色彩具有情感性、饰美性、符号性的舞台功能及表现特征，通过这些功能特征获取舞台视觉上的观演互动与心理认同，并营造出美仑美奂的写意幻景及井然有序的符号体系。从民俗意义上看无论是驱鬼逐疫还是迎神祭祖，色彩作为原始信仰的符号构成不仅隐喻着观演之间对神灵先祖的敬畏与礼赞，而且饱含着从自然现实世界到舞台虚幻之境的情感体验及心灵宣泄。从乐天悯人的色彩狂欢到趋吉避祸的色彩文饰，色彩以岁令时节的民间习俗调节着舞台上的表演情绪及视觉感应。由民族传统的色彩崇拜到地域风尚的色彩选择，不同民族及地域间的色彩习惯不仅使得戏曲在人物扮饰中呈现出绚烂多彩的舞台效果，而且成为不同剧种间最具别异特征的标识符号。从文化视角上看戏曲色彩以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及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来建构舞台秩序；以“绘事后素”、以色明礼的儒家色彩观及“知白守黑”、“以色证道”的道家色彩理论来营造色彩意象；以忠奸善恶的色彩象征及谱系秩序的色彩比附来关联色彩的道德评判。同时，将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色彩符号投射到戏曲舞台的着色规范上来，形成与五色叁统相匹配和正间色彩相对应的视觉秩序。从美学角度上看戏曲色彩存在着“意”与“象”、“简”与“繁”、“雅”与“俗”之间的表现与转换，无论是“离形得似”与“随类赋彩”的色彩营造，还是“单纯的张力”与“繁缛的夸饰”之间的色彩传达，乃至是“雅而能俗”及“俗而化雅”的色彩认同，戏曲色彩以古典美学为统摄组织着舞台视觉的美感呈现及着色依据。戏曲作为以“演”为核心的人物扮饰活动，舞台色彩不仅凝聚着戏曲各种形态下的视觉形式与观演习惯，同时也折射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色彩传统与民间禁忌。
张成良[7]2012年在《中国戏剧服饰中的图案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艺术是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生存的土壤之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艺术传统和丰厚艺术土壤的大国。其中，中国戏剧服饰承载的传统元素最为完整全面，并相对稳定，其构成要素丰富而稳定，艺术加工臻于精美，艺术内涵积淀丰富，无不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而戏剧服饰中的图案更为讲究，在设计中创造出空间的、构成美感的可视形象，无不体现着自身“装饰性”的美学特征，无不体现出国家民族情结、刚健自强的精神、天人合一的理念、积极向上的入世精神等，以及中和之美、人伦之美、虚实之美、境界之美、流动之美、韵味之美等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它们是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精神信念的文化基础。这些提炼、浓缩、升华的图案艺术，以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价值支点，是我国文化身份象征的一部分。中国戏剧服饰中的图案艺术，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信仰，又蕴含着人民的智慧。传承和创新，发掘和续接这些丰富、优良的民族文化遗产及传统艺术资源，开辟充满无限可能与生机的创新空间，使之在新的时代生根、吐露繁华，是丰富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举措。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艺术产业战略的应有之意。在后现代文化与艺术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下，为了激活和转换传统文化资源，需要我们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其文化价值和精神尺度，传达出本民族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富有价值的理性思考。把传统技艺或文化的积淀、营养活化为今天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传统文化结合当代创作而嬗变与定位的适应法则。即可满足满足本民族观众的审美期待，回应日常生活经验，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国，在世界文化视域中获取认可或赞誉。
郑锦燕[8]2010年在《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文中指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表征着人的进步历程。明清时期江南审美生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代表着生命最高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昆曲作为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离不开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昆曲从明后期到清代中叶,是中国最主要的剧种和文化艺术形式之一,是当时文人及各个阶层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致完美的文人文化渗透到昆曲文本及演出中,反过来又影响了当时人的生活。本文以明清时期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与昆曲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化学、美学、社会学的视野对其进行审美观照。通过对精致、高雅、含蓄的昆曲与同样精致入微的明清文人的生活方式及艺术人生的考察,尽量理清明清文人阶层日常生活与昆曲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剖析日常生活与文学的内在契合点,并进一步总结日常生活对昆曲发生影响的基本规律。全文分绪论、正文、余论叁大部分。绪论主要阐释本文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本文论题的背景,特定时空下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梳理。重点在于探求江南文化精神特质。指出江南文化精神既有地缘环境影响,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承继,同时在明中后期人本主义个性思潮等影响,呈现出矛盾而又统一的质地。在文人日常生活方面表现为人生自适的艺术化生活风尚。江南文人在生活艺术化的同时,艺术在生活化,昆曲作为声色之乐,成为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从江南人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出行文化、民俗文化几个方面,分析昆曲与江南日常生活方式的关系。从案头与场上昆曲存在的两种形式着手,分析了昆曲文本及昆剧演出中江南生活文化的映射及特点。从昆曲中的江南生活与江南生活中的昆曲两个方面展开细致分析,如昆曲中的园林与园林里的昆曲,戏中之舟与舟上之戏,昆曲中的酒与昆唱侑觞,昆曲中的节俗与节俗中里的昆曲,等等。并对昆曲与江南生活、江南文化的关系进一步剖析。尤其是对与吃、穿、住、行等生活有关的昆曲人物造型、景物造型,昆曲表演,昆曲在文人雅文化影响下所呈现的戏剧美学风格进行分析论证,也指出了昆曲对江南生活的反作用。通过反思美学和日常生活的重迭,把物质性带回到理智、趣味和伦理之中,还原作为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昆曲其娱乐性身份,展现江南文人雅文化与作为文人生活方式的昆曲的水乳交融关系。在此基础上,余论部分对昆曲与江南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关系进一步总结、深化,指出昆曲与江南文化都具有传统乐感文化的基因,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在中和之美统御下其共同的雅文化特质表现为主情尚文,对含蕴、冲淡的韵味追求,及在审美体验上注重此在与瞬间。由此,论文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文化反思,对传统与现代性进行理性辨析,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探究昆曲这一近乎完美的标本般艺术形式与挽歌般一去不复返的江南审美生活方式的价值及意义。
陈治华[9]2014年在《中国传统戏曲服饰元素在当代服装设计上的运用》文中指出服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穿在人身上的“文化”和“历史”,既有其丰富的物质特性,也有宝贵的精神内涵。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服饰已经从最初的遮身暖体,到后来的装饰美化自己,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服装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自身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戏曲服饰绚丽多彩,精美绝伦,是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服饰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的艺术手段之一,用以体现角色的身份、年龄、性格、民族和职业特点,并显示戏曲艺术作品中特定的时代、生活习俗和规定情境等,它从属于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戏剧服装,属于“写意艺术体系”,以“为人物的传神抒情”服务为最高的美学追求目标,具有极强的形式美及意境美。其精妙绝伦的款式设计、五彩缤纷的色彩搭配、繁复细腻的纹样刺绣、浓墨重彩的化妆造型给中国的服饰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也成为现代服装设计的一大重要的灵感来源。本文以中国戏曲服饰及其在当代服饰设计中的运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戏曲服饰的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得出相应结论。文章从服饰及戏曲服饰的本质谈起,发掘戏曲服饰的形式美、意象美、意境美的审美意义；然后对戏曲服饰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整理,通过对先秦迄满清的各个时期以及当代戏曲中不同行当的戏曲服饰的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总结戏曲服饰特征及文化内涵,即戏曲服饰具有程式性、可舞性和装饰性的一般特征,对戏曲服饰中的款式、色彩、纹样及面料元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合了大量国内外的设计案例,发掘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设计方法、规律,以及出现的问题,并着重分析研究了几位着名设计师在运用戏曲服饰元素进行设计的作品及效果,最后讨论了戏曲服饰元素延伸到其他类型设计上的运用。以往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国戏曲服饰时,只注重传统戏曲服饰理论的研究,很少有人对于传统戏曲服饰与现代服装设计之间进行积极的探索,常规的对服装的探讨也只局限于款式、色彩、纹样、面料等的分析,讨论不够深入。毫无疑问,仅仅对过去的传统戏曲服饰进行归纳和总结是不够的,当今社会更需要的是继承和创新,缺少创新的传统元素是无法融入现代设计的。现代设计师更多的是要用现代的艺术语言、设计方法进行元素的重新解读。因此,本文选择了大量以中国传统元素或是戏曲服饰元素为灵感的服装设计,旨在分析相关,元素运用的效果及相应的规律,以便更好的指导当代设计实践。通过讨论,获得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国戏曲的服装以其鲜明的程式性、独特的可舞性和唯美的装饰性成为世界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需要以现代的审美意识对其进行重新的审视；第二,戏曲服饰的元素丰富多彩,款式、色彩、纹样及面料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形式美,可以被当代服装设计乃至其他领域设计所用及创新,可以给予当今设计师无穷的设计灵感;第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深度挖掘的东西,中国戏曲服饰艺术的这种博大精深其实正深刻演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众多国外设计师正积极的从戏曲服饰元素中汲取灵感,国内设计师更需要从戏曲服饰元素中提炼出服饰语言来丰富自己的设计。
李岩[10]2010年在《周代服饰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周代的服饰制度是先秦时期社会生活史、民俗史、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周代社会的特色制度之一。本文主要划分了九章来探讨有关周代服饰制度的问题。第一章是探讨服饰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一些出土文物考察原始社会和夏商时期的服饰。总结原始社会时期的服饰,由于考古资料极少,无法对这一时期的服饰进行比较清晰地归纳总结。而到了夏商时期,依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及考古材料,大致能够对这一时期的服饰面貌有所了解,但此时尚未形成确切的服饰形制和相应的服饰制度。第二、叁、四、五、六、七分别为周代的冕服制度、弁服制度、衣裘制度、深衣制度、丧服制度、佩玉制度。在行文过程中,首先简要介绍相关的服饰名物之名称、涵义。在此基础上,结合礼书记载和相关金文资料,重点分析各种服饰制度的等级特点。第八章是金文所见周代的赐服制度。本章主要通过对金文所记赏赐衣饰的全面梳理,结合传世文献分析周代赐服制度的形成。进而透过对周代赐服制度的总体考察,从中挖掘周代服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第九章是周代服饰制度的变迁。行文中主要从春秋战国服饰色彩和随葬服饰品类的变化,胡服的应用,服饰的地区差异之大,各诸侯国的特色服饰等方面,呈现出服饰制度所反映的礼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日渐俗化,等级服饰呈现松弛的态势。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D]. 宋俊华. 中山大学. 2002
[2]. 昆剧舞台美术源流考[D]. 管骍. 苏州大学. 2006
[3]. 宋代汉族服饰研究[D]. 张蓓蓓. 苏州大学. 2010
[4]. 唐代戏剧服饰研究[D]. 张芳凝.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5]. 秦腔传统剧目旦角服饰研究[D]. 王会娟. 西安工程大学. 2016
[6]. 古代戏曲色彩考论[D]. 杨蕾. 河南大学. 2013
[7]. 中国戏剧服饰中的图案艺术研究[D]. 张成良.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8]. 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D]. 郑锦燕. 苏州大学. 2010
[9].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元素在当代服装设计上的运用[D]. 陈治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10]. 周代服饰制度研究[D]. 李岩. 吉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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