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观察·
奥地利经济学：是非功过及其复兴
张曙光1, 张 弛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2.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北京，100088)
〔摘 要〕 奥地利经济学150年的发展史历经三代(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是开创和奠基的一代，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发展创新、走向巅峰的一代，罗斯巴德和德索托是坚持和深化的一代)，其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前提，以主观主义价值论为基础，以行为学为主体和核心，三者构成该理论的“硬核”；交换理论、生产理论、商业周期理论是其理论展开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环节，经济制度理论以及规则和秩序理论是人的行为面临的制度环境以及行为遵从的准则和形成的秩序。进而从主客观方面揭示了奥地利经济学未能成为经济学主流的原因，包括奥地利学派孤芳自赏，自我放逐，自处于主流之外；像一个封闭的“要塞”，而不是一个开放的城镇；长于纯粹的逻辑演绎，疏于经济学的实践应用；学术批评的态度和方法偏颇；否定运用数学方法；工业化时代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等。
〔关键词〕 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局限
目前，国内正在出现一场研究和复兴奥地利经济学的热潮。且不说奥地利经济学会年会已经举办过12届，也不说20世纪末邓正来先生翻译哈耶克几部主要著作的盛事，仅2015年以来，翻译出版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就有10多部，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米塞斯《人的行为》和《米塞斯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上、下)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地利经济学经典译丛—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一套7种，已出5种(6本)，德索托的《货币、银行信贷与商业周期》也被电子工业出版社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在研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举办各种专题读书会，一些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版，如罗卫东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精神：奥地利经济学文集》。为了使这场研究和复兴奥地利经济学事业顺利开展，同时避免出现学习和研究主流经济学时出现的偏颇，我们想对奥地利学派的是非功过，包括它的理论贡献和思想精华、不足和缺失做些讨论，说明奥地利学派为什么未能成为主流，其复兴可以如何进行，需要防止出现哪些偏差和歧途。
一
奥地利经济学正式创立于1871年，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但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16世纪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胡安·德·马里亚纳，〔1〕以及后来的英国银行家查理德·坎蒂隆、〔2〕法国经济学家A.R.J.杜尔阁、〔3〕让-巴蒂斯特·萨伊、〔4〕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5〕1884年，门格尔发表了《德国经济学历史主义的错误》，激怒了处于主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把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称为“奥地利学派”，以便将其孤立于德国主流经济学之外。“奥地利学派”因此而得名。
从1871年算起，奥地利学派有了将近150年的历史。按照师承关系，奥地利学派已经有了5代，门格尔是第一代，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追随者欧根·冯·庞巴维克是第二代，庞巴维克的学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F.A.哈耶克是第三代，米塞斯的学生穆雷·N·罗斯巴德和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以及哈耶克的学生路德维希·拉赫曼是第四代，而罗斯巴德的学生小卢埃林·H·罗克韦尔是第五代。但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只有三代，门格尔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奠定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是开创和奠基的一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做出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将其推向巅峰；罗斯巴德和德索托继续深化和开拓，也开始在一些方面走偏。尽管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坚持不懈，香火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门格尔与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法国人里昂·瓦尔拉斯几乎同时且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史称“边际革命”，首开其端。但门格尔得出这个原理的方法以及借此创立的奥地利经济学，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理论范式不同，后两者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发现了价格由供求决定的规律，并揭示了追逐利润的商人如何通过价格的计算和行动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过程，包含着人的行动理论的雏形。但关于商品价值，古典学派只关注抽象的商品类别及其对人类的一般有用性，而不关注特定数量的具体商品及其对选择它的个体的重要性。这样就只能从客观的方面寻求价值的来源，因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它既解释不了“价值悖论”，也割裂了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并使其分配理论只关注商品的技术特性而走偏方向。门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商品的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它是人们对于“具体”事物满足“具体”欲望重要性的判断。这就创立了主观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并运用边际效用定理解释了“价值悖论”，修补了古典经济学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裂痕，把价格理论建立在消费者评价和选择的基础之上，并统一了消费品定价和生产要素定价。这样，消费者的最终选择整合了商人的企业家精神和货币计算，从而形成了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重建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维塞尔师从门格尔，1893年出版了《自然价值》一书，进一步讨论和发展了主观价值论，并且创造了“边际效用”的概念，用以概括门格尔关于价值决定的思想。即“相对于可得的全部商品，任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等于全部商品能给他带来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但门格尔从来没有使用过“边际效用”这一词语。
庞巴维克追随门格尔，把毕生精力用于研究资本与利息和主观价值论在跨时间分配上的应用，完成和出版了《资本与利息》三大卷，他关于“迂回生产”和“同心圆模型”提法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生产结构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后者由米塞斯和哈耶克完成。他不仅提出了要研究“宏观经济，就必须先对微观经济有正确的认识”的方法论原理，而且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解答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经典难题，是宏观经济学的先驱之一。
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文化建设也走在前列并不断开拓发展新局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州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让这座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跃升为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之都，它是当代中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缩影。回顾和总结广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历程，不仅可以看到文化建设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对城市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引领和推动功能，而且更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奥地利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二人既分又合，有同有异，对奥地利学派的延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期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还有亨利·黑兹利特、威廉·哈罗德·黑特等。在合作的方面，米塞斯和哈耶克创造和发展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并成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时一方的主辩，还在1947年共同创办了朝圣山学社。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不仅把边际效用理论延伸到货币价值上，解决了奥派的循环论证问题，完全改造了原有的货币理论，而且综合了前人三大理论(货币学派的繁荣—萧条周期理论、维克塞尔关于“自然”利率的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构造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从米塞斯出发，用银行信贷扩张的范式解释经济周期的生成，并从不良投资的角度解释了商业周期的发展，在1932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中，他创造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重点说明经济产出、就业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把相对价格变动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重要机制。鉴于他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因而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米塞斯的最大贡献是，1949年出版了《人的行为》，建立了奥地利学派行为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哈耶克主要功绩是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转向了规则和秩序等社会和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奥地利学派的领域，夯实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其巅峰之作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非常深刻”，但二人并非完全一致。米塞斯重视理性的计算，哈耶克则强调理性的不足，并明确表示：“米塞斯更像是启蒙时代和大陆学派理性主义的后裔，而非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米塞斯也对哈耶克逐渐脱离人类行为学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表示“震惊”和不满。
第三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斯巴德和德索托。罗斯巴德继承了米塞斯，他的《人、经济与国家》堪与《人的行为》比肩，建构了奥地利经济学最新和最全面的理论体系，是第一本奥地利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一体系包括纯粹自由市场理论的三个方面及其自然延伸和进一步发展。纯粹自由市场理论包括，一是从行动公理入手的基础结构，二是关于自由市场的生产理论，这弥补了米塞斯的不足和哈耶克、庞巴维克的缺陷，三是自由市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主要是批判传统的垄断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阐述自由市场的货币理论；其自然延伸是运用行动学的方法，系统地讨论了强制干预的各种形式、程度及其后果。不过，罗斯巴德有些极端，实际上滑向了无政府主义。德索托则倾向于哈耶克，其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和《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前者全面评介了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大论战的历史经过，一方面肯定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贡献，另一方面系统批判了兰格的理论思想；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各种干预主义的危害，另一方面全面论述了企业家才能的作用，充分证明了“自由”“道德”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后者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理论论证，系统地展现了银行金融业的发展史，系统地阐述了奥地利学派关于货币、信贷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理论。特别是从历史、理论和政策的视角广泛批评了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务和中央银行体制，从企业家精神角度重新审视了银行业。其政策结论是货币非国家化，百分之百的存款准备和恢复金本位制。
任何事物和任何理论，即使再完善，都有局限性，特别是历史局限性是任何人和任何事都避免不了的。奥地利学派也是如此。不知道奥地利学派的局限，不解决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实践应用，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理论时只能钻进去，但却跳不出来，就不能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大家。由于奥地利学派专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因而忽视了很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扩展和细化。比如，米塞斯可以说是产权经济学的先驱，奥地利学派的产权理论和合约理论，并没有像现代产权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那样，做出深入具体的分析。再如，奥地利学派产生于工业化生产力的时代，自然不可能遇到现代信息化生产力的情形，信息化生产力提出的许多经济问题，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尽管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主观价值论和资本异质性的思想使其比较接近经济现实，对新经济一些现象也有解释力，但其立论的基础仍然是拥有权中心论，不可能关注在信息化生产力基础上所产生的使用权独立性及其主导作用，这就无法解释数字信息资源的低成本复制和非排他性使用及其产生的经济现象。奥地利学派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深入讨论了自由的价值，但效用价值论仍然带有工业化时代的烙印，未能突显出经济学中价值的第三层涵义，即意义价值或目的价值，而立足于“使用而非拥有”，参与就是使用，就是创造，就是体验，就是共享，就是自由选择，把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概括为参与价值论，〔14〕也许在综合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体现自由价值的思想理念。立足于行动学，奥地利学派提出和讨论了许多复杂性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新经济的发展中，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网络及其结构，包含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的两大构成要件，即主体和关系，或要素和联结，用网络语言来讲，就是节点和边，也就是量子力学中所说的“粒”“波”二象性，奥派讨论了网络节点(即粒)的复杂性问题，而忽视了网络连接(即波)以及节点与连接构成的网络结构的复杂性问题，因而才将具有相同连接的市场网络看作是自发秩序的范型。所以，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简单性的经济学范式，那么，奥地利经济学则是一种半复杂性经济学范式，而在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网络结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复杂性的经济学范式。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
二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思想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你都会被它深深地吸引，只要深入到它的核心，真正掌握了它的本质和精髓，你就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预见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在国内的经济学家中，朱海就教授对奥地利学派理论思想的研习和把握是比较到位的。他在为《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一书中译本所作的序文“探索‘看不见的力量’”中，把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7个方面：
1.由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过程思想和“人类行为学”构成的方法论，这是奥派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奥派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远不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它还包括“理论”与“历史”方法的区分、复杂现象和简单现象的区分以及对历史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的滥用等的批判等。
一时间，七八张桌子上，堆的金山银山，在四壁油灯的映照里，煞是好看。老黄挥手，几个山贼由腰里抽出备好的麻袋，
2.由交换理论、价格理论、机会成本概念以及垄断与竞争理论构成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个体需求和边际思想为基础的。
3.由货币与银行理论，资本、利息与时间理论和生产结构理论构成的商业周期理论。
4.由企业家才能概念、主观主义方法和知识问题构成的市场过程理论。
5.由法律、自由伦理、演化思想和自发秩序思想构成的政治哲学。
6.由产权理论、经济计算思想和企业家才能构成的经济体制理论。
7.由福利国家批判、无政府资本主义思想构成的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
这一概括初看似乎比较全面，但缺陷也比较明显。一是有交换、价格、机会成本理论，而无价值理论。二是粗细不一、繁简不同、主次不分，如第1条方法论概括过细，甚至连“复杂现象和简单现象的区分”之类的观点也列在其中；第6、7条分开，似乎福利国家制度不属于经济制度。三是多处重复，主观主义出现在第1和第4条中，在第4和第6条中，都有企业家才能概念，过程思想和市场过程理论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重叠之处。四是7个方面并立排列，不知其在理论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概括不大成功。
笔者以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个体主义方法论、主观价值论、人类行为学理论、市场交换理论、生产理论、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制度理论，以及规则和秩序理论8大部分构成。其中，方法论是其立足的基点和前提，价值论构成其理论基础，行为学是其理论方法的主体和核心，市场交换理论、生产理论、商业周期理论是其理论展开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环节，经济制度理论以及规则和秩序理论是人的行为面临的制度环境以及行为遵从的准则和形成的秩序。由此可见，个体主义、主观价值和行为学是同一逻辑链条的几个不同环节，是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的“硬核”和支柱，奥地利经济学就是在个人本位和主观价值的基础上，行为学发生作用的轨迹，也主宰和展现了真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过程。
下面对以上理论及其相互关系作一简析。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亚当·斯密的传统，由卡尔·门格尔明确提出和确立，并在方法论争论中予以捍卫，而由米塞斯和哈耶克作了系统阐述和进一步发挥，由奥地利学派其他经济学家接续和传承下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解释，其主旨和核心在于，一切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于这个集体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及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6〕这就奠定了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基础和途径。首先，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集合，即集体。其次，只有个人才能行动，集体是不能行动的，所谓集体行动是通过集体中的一个人或多个人所采取的有关这个集体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再次，一个行动的性质，就是由行动的个人和受此行动影响的他人对这一行动赋予的意义决定的，它究竟是个人行动，还是企业、政府、国家之类的集体行动，就是靠这种意义来识别和判定的。最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必须回到个人行为及其与他人互动的层面，通过分析个人行为和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社会现象。这一切也就决定了对下述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关于个人及其性质，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关于个人行为及行为规则，关于个人自由和社会整体秩序等。可见，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现象的一把钥匙。
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和成本价格论，为了说明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他们按照商品用于消费和交换的不同用途，将其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一个给定的、不需要解释，也不能解释的前提，而集中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不可能发现效用和价值的关系及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虽然其价格的供求决定论和经济人通过计算和配置资源的行为引导和控制着生产过程的生产论包含着行为学的雏形，但其价值理论不仅存在着很多混乱，而且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看不见的手”的自发秩序观是相矛盾的。
奥地利学派的价值论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造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门格尔认为，整个经济体系是一个完全受消费者偏好、价值评估和选择控制的整体，这种价值评估通过经济体系“向上”传递到“高阶财货”，以决定这些稀缺的高阶财货如何在产业间配置以及它们如何作为一个单个消费者驱动的过程的一部分得到价值评估和获得回报。这就形成了明晰的消费者主权观念和经济的整体观念。由于门格尔着眼于个体行动，于是就认识到了边际单位(marginal unit)，即与选择相关的商品数量的重要意义，开创了“边际革命”，提出和界定了主观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他认为，“本质上，商品价值完全是主观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仅仅是对经济商品满足我们欲望重要性的计算”。〔7〕
价值理论其所以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其原因在于，首先门格尔与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追随其后的微观经济学家的边际概念是有区别的。后者认为，一个变量的边际值涉及“总量”的瞬时变化率，前者则审慎地对离散变量加以分析；因而二者对边际效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奥地利学派看重的是“边际效用”中的“效用”，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看重的是“边际效用”中的“边际”。“门格尔把他的理论看作可以展示主观‘效用’考虑如何在决定经济价值方面发挥唯一和排他的作用的理论，价值没有(像在马歇尔经济学中那样)被视为是被主观(效用)和客观(物质成本)考虑所共同决定的，而是被视为被消费者的行为所单独决定(他们运作在一个给定的现存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8〕其次，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都重视市场经济理论，但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和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市场观有着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二者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系统性成果有着不同的理解，其根源在于对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分歧。再次，立足于主观价值论的消费者主权观念，奥地利学派为经济评价提供了一个规范性标准或者效率标准，这一标准也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总福利最大化不同。基于哈耶克关于市场能够动员和利用分散知识的观点，现代奥派理论家将协调观作为规范讨论和效率评价的关键。最后，立足于主观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对市场价格的功能有了深切的理解，并不断深化和发展，以至哈耶克关于无知的知识观引导人们把市场过程理解为一个系统性的“发现程序”。为奥地利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产理论是行为学的重要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米塞斯只有原则提示，而无细节分析，逻辑现实分析也不成体系，只有一些孤立的讨论，形成若干独立、相互冲突的思想派别。罗斯巴德对生产结构、资本和利息理论、要素定价、租金理论以及企业家精神在生产中的角色，做了统一、系统的论述，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生产理论。
人的行动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核心，门格尔说：“人自身是每个经济体的起点和终点”，是欲望满足过程中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因此，经济学“是一个人满足欲望所需能力的理论”。门格尔独立提出了这一理论和理论化的方法，米塞斯集大成将其称为行为学。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必须从人的存在出发，而人存在的本质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选择手段以实现未来的目的。一旦定义了人的行为，就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原理。而罗斯巴德则更进一步，企图从中推导出经济学的全部真理。他从人的行为出发，首先推论出人的行动的基本原理，包括只有个人才是“行动人”，才能实施行动，并预期他的行动会使他达到目的；人类的行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而时间是稀缺的，手段也是稀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进而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价值和边际效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原理；特别是分析人际关系及其互动，可以推演出交换理论和市场过程理论，考察生产结构和企业家精神，可以构造出生产理论，研究政府干预及其效应，就可以形成商业周期理论。
人际互动形成社会，是行为学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愿的人际交换网络形成的市场关系和市场活动，其特征是自我负责，免于暴力，对个人的决策拥有全权，以及使所有参与的个人受益。这就必然产生财产权、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形成交换价格和价格理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效用决定价格，而成本是任何行动中必须放弃的次优选择的效用，过去的成本与人的行动无关，自然也不是价格的构成部分。价格是人们有目的地满足欲望的因果过程的客观反映，〔9〕任何交换都是价格相等而价值不相等的交换，因而，交换行为是生产性的，交换创造价值。价值不能计算，只能排序，而价格不仅是经济计算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且具有发现功能，市场竞争过程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发现程序。
“留白”一词最初源于中国传统国画艺术，是许多艺术种类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诗人称“空白”为“含蓄”，书法家称其为“飞白”，画家称其为“留白”或“布白”，音乐家叫它为“煞声”[1]．留白艺术即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有意预留空白之处，为观者、读者或聆听者留下自主想象的空间．留白艺术的运用使得观者欣赏作品时能融入自身的思考与理解，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创作者的意图，而是有主动再创作的机会．
济阳县曲堤镇白庄的宋庆亮经理是当地黄瓜种植大户，自己承包了3个大棚种植黄瓜，看着长势喜人的黄瓜，宋庆亮笑着说：“看现在的黄瓜生长状况，和去年相差无几，但是用鲁西牌液体肥的这个棚就不一样，这个棚里的苗出的比较齐，颜色也乌黑发亮，比之前用过的任何肥料效果都要好，而且鲁西液体肥省时省工，绿色环保，肥效期长，能够满足黄瓜生长周期的需要。”
经济周期波动是政府干预市场行为产生的效应和结果。其办法往往是通过超量货币创造，引导企业家判断失误，形成不良投资，造成生产结构失衡和相对价格扭曲，出现经济过度繁荣。而纠正错误，就得反向行为，从调整投资结构和相对价格关系入手，但这种调整往往造成经济衰退，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见，商业周期是人的错误经济行为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制度、货币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形成人类行为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与此同时，在分散知识和理性不足的基础上，他们把规则和秩序看作是人的行为而非设计的结果，形成了自发的扩展秩序及其自然演化的观念，但并未排除部分设计在制度改进中的作用。
三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的确丰富而精湛，但始终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其原因不仅与时势和机遇有关，也与奥地利学派本身的不足和缺失有关。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并由此入手，才能实现复兴奥地利学派的宏愿。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有反思，很多经济学家也在思考。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克莱因告诫的那样：“如果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只是关注‘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而且试图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回到逻辑演绎的抽象命题，那么，终将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11〕彼得·鲍特克把奥地利学派称为政治经济学，把芝加哥学派称为经济学，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经济学提出了限制人们乌托邦思想的因素，但是它也对可以成功的乌托邦提出了真知灼见。没有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学会陷入干巴巴技术分析的风险。但是，没有厂商基础只是基于逻辑推演的政治经济学也会陷入只有纯粹观点和理想的风险。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连接起来，用以探索科学的、世界性的哲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思想——理念方面的独立性——已经发现了将原理的技术分析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的方式，二者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二元方法”。〔1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VARIAN—30A，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ICP-715ES，酸碱度离子测定仪pH211，流动注射分析仪QC8500 Seres2型，离子色谱仪ICS-5000，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AFS-9560，密闭微波消解仪QWAVE4000，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7890A5975C MSD，恒温恒湿培养箱LRH-150-S，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752型。
如果说时运不济，错失良机，是奥地利学派未能成为主流的客观原因，那么，其本身的偏颇和不足，可能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关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工程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形成，实现了法律同业务的融合。通过工程项目法律风险流程的架构实施，形成了以法律主管部门为主导、业务部门为主体、全面参与、落实到岗、植入基层业务、动态监控、闭环管理的全方位工程法律风险管理机制，避免了法律风险防控与业务管理“两张皮”的情况，实现法律风险防控同业务的有效融合，创新了管理模式，加强了制度融合创新，实现了全面风险管理，实现了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丰富了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内涵，拓宽了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外延。
2.抓好关键人，不放松对党员领导干部党章意识的提升。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要在培养干部、选拔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上注重考察党章意识，围绕党章对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考察是否坚定理想信念、工作是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是否密切、能力素质是否合格、党的纪律是否遵守。只有抓好关键人的党章学习，才能为广大企业党员学习党章树立榜样，起到示范引领效应。
首先，奥地利学派孤芳自赏，自我放逐，自处于主流之外。这从奥地利学派主要人物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
1940年，米塞斯到了美国。尽管他非常坚强，一直以维吉尔的诗作为人生的信条和格言：不要向邪恶低头，而要更勇敢地与这对抗。并自许，“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但生活和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944年仍靠微薄的年金生活，而寻找教职的事情颇费周折。最后，纽约大学商学院给了他一份永久性“访问教授”的工作。40—50年代，只有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米塞斯的著作，但由于人事的变化，60年代他的著作的出版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他虽然加入了美国经济学会，但主要精力却在经营米塞斯研讨班，与经济学主流圈的交往也不多。
旱育秧是在旱土状态下进行育秧，必须选择适宜地块作苗床，并加以培肥，培肥以农家肥为主。标准是手握成团、泥不黏手、落地即散，直观指标是肥、细、松、软、厚。提倡选用菜园地，实行水稻育秧、蔬菜种植、油菜育苗一田化，既能培肥地力熟化土壤，又能培育壮秧、壮苗，缓解用地茬口矛盾。苗床面积应根据移栽大田数确定，一般1∶30～40，即每公顷大田准备300m2左右苗床。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在美国赢得大名，却不被看作经济学家。他到了美国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却不得不加入社会思想委员会，也远离了经济学的圈子，转而研究政治和社会理论。
如果说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情况人们还能理解，那么，罗斯巴德的行为则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他是米塞斯研究所的主力，但却在美国一家三流大学任教。他拒绝参加美国经济学会，把自己以及奥地利学派封闭起来。他虽然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了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有些学术观点却越来越走向极端。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是个“城镇”，那么，奥地利学派就是个“要塞”。正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瓦格纳评论的那样，“走奥地利学派路线的米塞斯研究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持‘要塞心理’。要塞(fortress)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内部人和外部人互不沟通，这就需要有一个准则和机制来区别内部人和外部人。城镇(town)是一个开放社会，人们可以基于这座城市的吸引力，选择进入或离开。充满活力的城镇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城镇，而要塞则不同”。“如果今日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要预测‘信仰者’策略的长期命运，他们应该回忆一下第一代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最大失误是，两位奠基者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庞巴维克坚持这样的观点，错误的理论也应该‘自由存在’，不应受到反对。因此，他们就不在学术界积极推广他们的真理。门格尔曾坚决拒绝授权重印他的开创性著作《经济学原理》。无论是卡尔·门格尔，还是欧根·庞巴维克，当他们从维也纳大学退休以后，就不再去指导他们的后继者。正如米塞斯所评价的，‘开创性思想的作用在于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不去迫使人们宣传这种思想，……除了用他们著作和文章中的说服力，他们决不用其他任何方法从任何人那里获得支持’。错误的想法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尽管奥地利学派有着丰富的思想，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仍只是专业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10〕
其次，热衷于纯粹的逻辑演绎，忽视经济学的实践应用。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遵循门格尔和米塞斯的传统，注重逻辑推理和理论演绎，其理论逻辑是相当严密和相当漂亮的。特别是罗斯巴德力图“从一个简单的、不言自明的假设：人的存在——出发，并从中演绎出经济学的所有命题”。但却对其理论的实践应用关注不够。因为，严密的逻辑必然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而现实却是相当复杂的，现实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是需要解释的，既不能简单地把理论和现实加以对照和比较，也不能因为它不符合自己的理论逻辑就简单地加以批判和放弃，而应当探寻其存在的背后原因、约束条件和变化机理，给其以合情合理的解释。然而，在这方面奥地利学派做得很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奥地利学派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逻辑演绎的抽象讨论，或者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批判现实，很少看到用奥地利学派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好文章。
也许是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奥地利学派长于批判，特别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如对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批评，对同质性以及代表性消费者和代表性生产者的批评，对忽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作用的批判，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对数学化和技术化的批评，等等。这些批评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是正确的。但是，有很多批评只是简单的否定，使用的是尼古莱·福斯概括的“否定式的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s)“即一系列‘不要’的方法论训令：不要做宏观经济学研究或者任何涉及‘总和’的经济学理论；不要采用计量经济学；不要从均衡的角度解释经济现象；避免数学理论，因为数学理论意味着量化和不合理地在人的行为领域内引进常量；以及其他很多直接从前面提及的‘主观主义’的含义中导出的命题，例如‘不要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解释人的行为，’不要假设成本对外部观察者是给定的，等等”。〔13〕对于可以从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经济理论中学习和借鉴些什么，则几乎没有考虑。
的线段进行删除。其中为电池电量提供的裕度。这步化简很好地限制了道路简化模型中线段的权重上限。保证算法在较大区域中应用时的有效性。
第三，关于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和方法。
奥地利学派理论结论与现实实践脱节甚至背离的根源在于，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理论的逻辑是一个思想过程，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可以关起门来完成，唯一要求是自洽和无矛盾，这必然使其成为一个封闭体系；而实践的逻辑是一个行动过程，而且是多数人的互动和博弈，其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基本要求是行得通，因而妥协和让步是免不了的，不可能前后完全一致。就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来看，其理论逻辑就是他本人的思想过程，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市场万能，政府无用。然而，从实践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万能的。因而，尽管理论结论证明，政府的强制干预是破坏自由市场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政府既是内生的，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同时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一直在扩展。最好的办法是根据具体情况，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包容，以达至比较好的社会经济运行。如果对此不能做出解释，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理论，其实践应用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也许是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和传播受阻的主要原因。
前已指出，当奥地利学派产生时，经济学的主流是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一词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为了排斥门格尔经济学而起的。1884年，门格尔发表了《德国经济学历史主义的错误》，严厉批判了历史主义。1893年又发表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挑起了著名的方法论之争。这一争论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当时却形成与主流完全对立之势。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尽管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计划经济在当代的失败就是结论。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兰格一派似乎取得了胜利，再加上苏联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世界舆论发生了向左的偏移，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到了30年代，哈耶克对《货币论》的批评不仅没有动摇凯恩斯理论的基础，反而促成了《通论》的写作和出版，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受到重创，几乎被人遗忘。凯恩斯革命席卷全球，几乎征服了整个经济学界，甚至莱昂内尔·罗宾斯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再加上战争期间，米塞斯等人颠沛流离，奥地利学派进入了冬眠期。二战后，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又经历了一场革命。1947年，保罗·萨谬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认为应当把物理学的研究方式应用到经济学上。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有关“实证经济学”的文章，为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整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尽管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巨著《人的行为》，开始了米塞斯研讨班的活动，也只是在美国才立住了脚跟，而哈耶克则转向心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奥地利学派是一大推动，但由于罗斯巴德的偏颇，奥地利学派虽有所发展，但走向主流的道路还很漫长。
学术批评是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学术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其目的也许主要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和抛弃什么，而是要从批评中找到某种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发现前人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进而找到自己前进和开拓的道路和方向。因此，批判地继承和在学习中创新才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从方法上来看，就是放弃“否定式的启发法”而代之以“肯定式的启发法”。也就是要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看看能否从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那里学习和借鉴些什么，以便使自己的理论更完善，为更多的人接受和采纳。比如，奥地利学派强调要从人的行为来解释经济现象，就应当对主流经济学的最大化行为进行分析，看看如何弥补它的不足和缺失，而将最大化原则纳入自己的理论，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接受了有限理性，也是对基于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则进行修正。再如，奥地利学派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强调分析问题要关注过程而不是均衡，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均衡方法正是建构现实经济模型的“诀窍”。如果在均衡分析中引入过程和变化，构建现实的经济模型，也许奥地利经济学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开拓出新的局面。
在进行分区管理时一般将区域划分为3级。1级分区主要是依据行政管理进行划区；2级分区主要是1级分区中漏损严重区域，包括供水只限、用水大户等；3级分区一般为层叠式的，为上层分区中流入的。在DMA分区中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如自然边界、地形差异、调度运行、压力管理、管网现状和用户结构等[4]。DMA分区计量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DMA边界确定、管网水力模型建立、管网信息调研、用水用户调查、规划分析语DMA边界确定、压力控制和优化调度分析等。DMA检测漏损的具体技术流程如图2所示。
第四，关于数学方法的运用。
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和技术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把经济分析变成了数学的逻辑推演，用技术模型和数字实证代替了经济学的理论思想，的确是走偏了方向。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奥地利学派也许是批评得最多、最严厉的。其中大部分批评是有道理的。如，主流经济学把效用看作是一定的数量，一个有关商品增量的确切函数，并且按照无限小的步骤来讨论问题，它使人们错误地将边际效用看作是一种财货的多个单位的整体“总效用”的导数，实际上，这种关系以及所谓的“总效用”并不存在。行动步骤必须对人有意义，它总是有限而间断的；人们无法看到无限小的步骤，这对他们没有意义，与行动也没有关系。再如，用生产函数讨论经济的发展也过于简单。不仅如此，奥地利学派的确很少使用数学方法，哈耶克曾经使用了“哈耶克三角”，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也使用了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德索托在《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中，也只运用了简单的代数。这不是由于他们不懂数学，是由于他们对数学方法的排斥。
数学是人类认识和行动的重要工具，其最大的特点是推理的逻辑非常严密。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不能用，而是怎么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应用，因此奥地利学派在逻辑推理中完全可以借助于数学工具。现在也有人开始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国外自不待言，就国人来说，如黄春兴教授用数学来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和企业家理论，姜奇平研究员正在用图论来解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方面一定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最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局限。
这是大国瓦解留给遗民的精神之难。个人的“苏联”既不是那个“超级大国”，也不是恐怖的集权国家，而是一个关系到两亿人个体感性生命的梦想与梦碎。这是历史的枝叶，又是历史的肌理，是对有温度、有血泪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苏联”的存亡关系到个体精神需求的满足，在这本书里充满了握紧“伟大国家”理想与“牛仔裤”鏖战的人，他们节节败退。曾经以为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但他们为争取自由失去了一切。价值重建是个极为艰难的工作，不论是将其归于国家，还是还给个人。
总之，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人和任何学派也避免不了的。这也说明奥地利学派不能就此止步，更不能躺在原有的基础上，而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创新和发展。
注释：
〔1〕1554年，马里亚纳提出了主观价值理论：“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基本属性，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主观估计，即使这样的估计是愚蠢的”。
〔2〕坎蒂隆的贡献之一是揭示了企业家的作用，他说，农产品的价格“部分取决于气候，部分取决于需求。如果谷物相对消费十分充裕，它的价格就会极为便宜；如果谷物稀缺，它的价格就将昂贵。谁能预先知道一国在一年内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呢？谁能预先知道各个家庭的支出将会增加还是减少呢？然而，农场主的产品的价格自然取决于这些不可预测的情况，因而他是在不确定性中经营他的农场的”，“因此所有种类的企业家都是根据面临的风险来调整自己的营业的”。
〔3〕杜尔阁发现了时间偏好理论，他引用格言“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说明现在拥有的一笔钱“胜过保证在一年或几年后收到一笔相似数量的钱”。他把“通过与借款时间匹配增加还款总量而给予补偿”称作“利率”。
〔4〕萨伊的分析颇具奥地利学派的风格，他认为利率不是货币的价格，而是信用或“资本借贷”的价格，因而“货币的充裕或稀缺控制着利率”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识到利率包含着风险溢价，作为一种保险来保护由于违约带来的损失。他还认为国家间“政治风险”的不同导致了名义利率的不同，并认为国家不应干预利率，“相比于酒、亚麻或者任一其他商品的价格，利率不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应该由自身的规律来决定”。
〔5〕巴斯夏说：“政治经济的主题是人，……一个能够比较、判断、选择和行动的人。……能够为彼此工作、传递他们的努力和穿越时空来交换服务……就恰恰构成了经济学”。这是奥地利学派人的行动或行动学的先驱。
〔6〕〔奥〕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7〕〔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1、122页。
〔8〕〔美〕伊斯雷尔·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2-63页。
〔9〕笔者其所强调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的客观性，是因为一些人立足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和主观价值论，把奥地利学派的价格理论也看作是完全主观主义的。这是对奥地利学派的一种误解，由此引起很多混乱。其实，价格是人们在经济交换的互动过程中发现和形成的，是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尽管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是主观的。
3.创新高校教学管理方式，理论知识与实践教育相结合。鼓励大学生创业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目前许多高校都设立大学生孵化中心，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场地，但许多高校的孵化中心流于形式，并没有很好利用在大学生创业实践中，而是用于许多商业用途。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培养需要不断在实践当中去学习和提高，需要不断引入新技术。高校要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创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使用。大学生是拥有集学历、技术、知识文化于一身的高尖端人才，大学生创业要不断多元化。高校在教师培训方面也要不断强化，加强对教师专业化的培训，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走出课堂，走出课本，用实际行动促进“好创意”的诞生。
〔10〕〔美〕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杨培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Klein,Peter G., Interview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winter) ，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5.
〔12〕〔美〕马克·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杨培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104页。
〔13〕〔丹〕尼古莱·J.福斯：《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朱海就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14〕张弛、张曙光：《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①本报告英文原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缪建春先生提供。为更好理解该经典文献，刘继同增加了摘要和关键词，以及表1后面的注释。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结核病”被称为“涝病”，“梅毒”被称为“花柳病”，为便于规范理解，译文采取现代通行译法。本文系左芙蓉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40)《基督宗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刘继同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SH060)《中国特色医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研究》，卫生部《精神卫生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阶段成果，特此说明与致谢。
作者简介：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18
〔责任编辑：刘 鎏〕
标签：奥地利经济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局限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