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婢论文,长沙论文,所见论文,楼吴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0001-06
魏晋南北朝时期畜奴之风甚盛，拥有成百上千奴婢者不乏其人。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手段，地主阶级保留了相当多的奴隶制残余。但是，对比本时期各个时段正史中有关奴婢的记载，三国时期少于两晋南北朝，吴国又少于魏蜀两国。通观《三国志·吴书》，明确为“奴”、为“婢”的记载，仅此数见：1.《吴主传》载，孙权晚年比较迷信，派人去请一位叫王表的神，王表有一婢“名纺绩”，“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2.《孙皓传》载，其“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3.《孙韶传》载，妫览等杀丹阳太守孙翊作乱，掳掠孙翊的“婢妾”；孙翊的夫人徐氏招引亲信“与诸婢罗住户内”，伺机平乱。4.《韩当传》注引《吴书》载，韩综叛吴降晋时，“所幸婢妾，皆赐予亲近”。5.《陆凯传》载其奏议：“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而孙皓时“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而且“中宫万数”。6.《诸葛恪传》注引《搜神记》载，诸葛恪被杀时，其妻曾与“使婢”有一段是否嗅到房中血腥味的对话。上述记载充其量只能说明：其一，官僚贵族大都拥有婢妾，宫室是女奴最集中的地方，人数最多时竟然“万数”；其中除织络作坊“千数”女奴进行手工生产外，其余均为家内劳动。其二，吴国维持着两汉以来籍没为奴的律令。其三，极少见到“奴”，似乎“婢”的数量远远超过“奴”。尽管《抱朴子·外篇·吴失篇》谈到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吴姓士族大都“僮仆成军”，但是由于三国时期正是依附民走向合法化的关键时期，孙权推行的复客、赐客制及殊其门户制等措施便是其先河，已与奴婢相差无几。与此同时，奴婢向依附民转化也已显露端倪，并将发展成为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两者身份地位正在逐步接近。《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中将许贡的“客”称为“奴客”，正是此类现象的反映。因此，把成军的“僮仆”释读为奴婢固然未尝不可，释读为依附民也无可厚非。
吴国奴婢的情况究竟如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①中有关奴婢的简牍，在一些方面补充了正史的不足，虽然不能再现吴国奴婢全貌，但对照《三国志·吴书》，或多或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粗略统计，《竹简（壹）》中属于奴婢或载有奴婢的简牍约52枚，官私奴婢均有。首先来看私奴婢。私奴婢有两类。一类是封建政府严格控制的手工工匠，在简文中被称作“师”或“佐”的人所拥有，是师佐籍的组成部分，仅简6708和6621两枚（详见下文）。一类是普通民户所拥有，有简499、2868、2924、2926等48枚，被称作“户下奴”或“户下婢”，是户籍的组成部分。除简7637为两奴一简，简4141和简7667为和主人子女合简外，其余都是一人一简，总计49人，年龄最小的8岁（简2868），最大的75岁（简9273），分别为奴24人，婢25人，性别比例基本一致，和《三国志·吴书》见婢不见奴的记载大不相同。现略引数简如下：
□户下奴右长六尺 户下奴进长五尺（简7637）
户下婢小长五尺（简499）
隆户下奴成年廿二（简9092）
□户下奴有年廿四，苦腹心病（简9304）
唐户下婢思年卌八（简9197）
绍户下婢易年廿三，刑左足（简9168）
户下婢思年六十二，踵两足（简9107）
上引7简表明，户籍简中的奴婢简有两种格式，前2简只写奴婢的身高，没有年龄。这类简共5枚，计3奴3婢。后5简有年龄，若肢体残缺，有异于常人或患有严重疾病不能正常劳动者则必须简洁写明，但不写身高。这种差别是由于编造户籍的年份不同因而要求不同造成的呢？还是吴国户籍本来就有几种造成的呢？恐怕都有可能，都难以排除，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据《竹简（壹）》附录二《纪年索引》，本部分简牍的时间跨度为中平二年至嘉禾六年，即公元185年至237年，共52年，只算吴国的纪年，也有1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只有一次编造户籍，或者期间不进行户籍整理，似乎有些说不通②。
不管两种格式有多大差别，户主名、与户主的关系（即“户下”二字）、性别、是奴还是婢、奴婢名这几项是户籍简中奴婢简不可或缺的内容。简499没有户主名是由于断简，断掉的恰恰是上半部分，很可能是与其主人家属的合简，或者与简7637一样，是两个奴婢一简。当然任何事物都难免有所例外。简9107既非断简又非缺文，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编造户籍时偶然疏漏造成的。
需要指出，后一种格式，除与户主关系项和户主的家属有别外，其他方面并无区别。如果说这样书写主人的家属，是封建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劳动入手、确保赋役的话，那么有关奴婢的后一种格式，对于户主而言，就是封建政府承认奴婢是其私有财产，并确保户主对其奴婢占有的体现。同时，也与奴婢可以买卖有密切关系。《隋书·食货志》载，此时大件商品买卖必须书写券契。鉴于大件商品种类繁多，各类商品的券契现今难以确知，但《北史·孟信传》中卖牛的记载多少提供了一点信息：“及去官，居贫无食。唯有一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所在。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买牛人嗟异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见与牛，未必须其力也。’苦请不得，乃罢。”可见，即便买牛，券契中也应有其原主的地址、姓名，也得说明是否身体正常；那么奴婢作为特殊的大件商品，在户籍中明确其属主，以及身体是否有异于常人、是否在壮劳力年龄，也就理所必然。
在48枚私奴婢的简牍中，14枚因缺文、断简或前述偶然现象而不见户主名字，其余都有户主名。他们占有奴婢的数量大体是：护、孪、孙、尊、司、马、阳、统、唐、营、桓、苌、宗13人，各占有奴一个或婢一个。隆、彝、祥、祚各占有奴婢两个，温和颜各占有三个，绍最多，占有七个。看来普通民户若占有奴婢，以一家一个较普通，也不乏两个或两个以上者。由于同姓名特别是同名的原因，除简7636是两奴合简，可以断言该户主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奴婢外，其他户主可否确认，是有疑问的。陈爽先生在《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户籍及相关问题》[1]一文中，据温、祥、祚、绍四家户内口食人数多于一般人家的现象，推论他们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奴婢。笔者以为这一推论相当谨慎，具有较大的可信性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户主缴纳的赀赋都是“五十”：
右绍家口食十一人 訾五十（简8897）
［整理者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
右温家口食十二人訾五十（简9024）
右祥家口食七人中訾五十（简9145）
［整理者注：简中“中”为朱笔］
右祚家口食九人訾五十（简9349）
简中“訾”是赀赋，“五十”是缴纳的钱数。粗略统计，《竹简（壹）》中，缴纳赀赋数额明确的约有354枚，其中“五千”2枚，“一千”3枚，“三百”1枚，“二百”17枚，“一百”20枚，“五十”310枚，“二十”1枚。“五十”者占总数的87.5%。比照“訾五千”和“訾一千”，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与“訾三百”、“訾二百”及“訾一百”比也有两倍或两倍以上差距，说他们是赀产不丰的普通人家，大概不会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稀少，具有专门技艺的手工工匠更为稀缺，汉魏之际尤其突出。为满足统治阶级对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军国物资的需要，为国计民生，各割据势力都力求控制具有专长的手工工匠，凡掳掠到人口，大都把普通人群和手工工匠区分开来，对工匠们进行单独管理，“百工”和“百工户”之类名称应运而生。如《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击败袁术后，“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便属此等状况。各割据势力非但在俘虏人口中将手工工匠和普通人群区分开来，还力图将散在民间的手工工匠网罗殆尽。吴国晚期，仅从交趾郡征发的工匠便多达千余人，全部送至建业；永安二年（公元259年）吕兴领导的交趾起义便是以此为导火线爆发的。封建政府对被征发和集中的手工工匠的管理和统治极为严厉，工匠被征发时，其父母、妻子、兄弟、子侄等也同时被征发、被集中；工匠的技艺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相袭的，也就是说，他们世代难以摆脱百工和百工户的地位。工匠并非被固着于某一地点劳作，而是根据封建政府的需要而调遣，所以一旦沦落为百工或百工户，实质上就已成为封建政府控制的依附民。这类百工和百工户，在《竹简（壹）》中被称作“师”或“佐”，师佐籍就是为控制他们而建立的。上述状况在师佐籍中几乎都有所反映。鉴于有些师佐是从民间征发来的，他们原来是普通民户，可以拥有奴婢，随着他们被征发、被集中，其奴婢也和其父母妻儿等一样，也同时被征发集中起来，但所有权却没有改变。《竹简（壹）》中有关师佐奴婢的简牍仅见2枚，也可能是3枚，今全部引录如下：
右见师佐廿一人，兄弟妻子及奴七十八人，合九十九人。（简6708）
广奴德年十岁见（简6621）
□奴客年卅三见（简5905）
简6708是长沙郡临湘县某一作坊或某一场合师佐的总简，简文中的“奴”显然属于21位师佐中的某些位，“合九十九人”这个总数也显然包括奴在内。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前引户籍简中“口食”数中应包括奴婢在内，尽管这里“奴”的主人不明确。和户籍简一样，当落实到具体人物时，师佐及其家属、奴婢大都是一人一简。由《竹简（壹）》附录一《人名索引》可以看到，凡其中出现的人名，全部是单名，因此简6621“广奴德”的诠释应是师佐“广”的“奴”，名“德”。之所以说简6621是师佐简，是因为师佐及其家属的简牍书写格式和普通民户不同。普通民户的家属一般只要写明户主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名字、年龄、有无异常之处便可，师佐的家属则须在简牍的最后写明在何处、或将被调遣之类的状况，如在师佐服役所在地，则写“见”字；如师佐已调遣外地，其家属暂未随行，则写“留”字；留行的家属最终还是要送往师佐所在地，则写明“今见送”；师佐若无家属，则须注明“单身”；死亡则需注明“物故”等等，其家属亦须如此④。因此，断言简6621是师佐籍中的一枚，“德”是师佐“广”的奴隶，也是据此。简5905同样是师佐籍中的一枚，名“客”的奴隶的主人因缺文而不可知。和户籍简中奴婢称作“户下奴”、“户下婢”不同，师佐占有的奴婢只见有奴，未见有婢，因此其奴婢是像官奴婢一样在简文中统称“生口”而不分性别统称为“奴”呢？还是有性别的区分呢？这个问题目前只能存疑。
资产不丰的普通民户往往拥有奴婢，有的甚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份地位实质上已是官府依附民的师佐有时也拥有奴婢，虽不多见，毕竟是有。那么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士族地主和富豪之家拥有大量奴婢，当然也就不在话下。吴国蓄奴之风甚盛，并不次于两晋南北朝，应该可以论定。此时南方流行“奴执耕稼，婢典炊爨”[2]（《蜀书》卷15《杨戏传》注引《襄阳记》，p.1083）和“耕当问奴，织当访婢”[3]（卷77《沈庆之传》，p.1999）的民谚；北方也是如此，“耕当问田奴，绢则问织婢”[4]（卷43《邢峦传》，p.1583）。而均田制度明确规定，奴从耕、婢从织者可以和平民一样受田，缴纳少于平民的田租户调。所以奴婢是从事生产的。富豪官僚家的奴婢尚且如此，对于资产不丰的平民来说，仅有的一两个奴婢还只用于家内劳动，那是说不过去的。后文中官奴婢用于屯田，也为私奴婢从事生产提供了旁证。
此时私奴婢的来源大致有四。一是其父祖遗留。奴婢是私有财产，后代当然有权继承父祖的遗产。史籍中对此记载较多，此处无须列举。二是买卖。两汉时奴婢和马牛羊一样可以买卖，并且受封建律令保护，王莽斥责“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5]（卷99中《王莽传》，p.4110），企图取消奴婢买卖，但实施不久便宣告废除，以致东汉魏晋奴婢买卖依然如故。《隋书·食货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三国志·吴书》中虽未见到奴婢买卖，但《陆凯传》载其奏议：“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既然子女可以被卖为奴，奴婢买卖当然也是允许并受封建律令保护的。三是奴产子。封建时代身份地位是固定的，变易极其困难，奴婢不经特殊手续永远是奴婢，其子女被称作“奴产子”。对于只有一个奴婢的民户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但对于拥有数个奴婢，特别是富贵人家，应该是较为普遍的。四是封建政府的赏赐或是从敌方、从少数民族掠夺。一般民户不可能如此，这主要是达官贵人和军事将领们攫取奴婢的手法之一。
有必要就“户下奴”和“户下婢”进行分析。私奴婢何时载入主人户籍，这在学术界稍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汉代除宗室、公主、食封贵族之家的奴婢外，豪富之家和普通民户的奴婢已载入主人户籍[6]。由于史无明文，此说仅据云梦秦简和居延汉简，是结合文献记载推理出来的结论，难成定论。另一种意见认为，北魏实施均田制度后才开始载入其主人户籍[7]（《奴婢上户籍始于北魏》，pp.77-78）。此说有敦煌文书斯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及若干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证。在长沙走马楼竹简没公开前，此说应是资料最可靠、最扎实因而也最可信的观点。但《竹简（壹）》的问世却证明，至少在吴国初年，私奴婢已经载入其主人户籍了。最能证明吴国初年私奴婢已载入户籍的，是两枚他们和主人家属合简的简牍：
孙子男□年六岁 孙户下奴土长六尺（简4141）
巴女弟思年九岁 司户下婢汝长五尺（简7667）
既然奴婢在户籍中可以和其主人的家属合简，那么前述绍、温、祥、祚四家如果确实拥有奴婢的话，其口食数包括奴婢在内，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历来被认为王褒“游戏之作”的《僮约》，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已使用了“户下奴”的提法：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⑤
《僮约》中“户下髯奴便”和《竹简（壹）》在格式上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奴婢特征写在“奴”前面，后者则写在后面。前者出于写作需要，后者则是官方文书，两者并无实质差异。因此，笔者同意陈爽先生的结论：“‘户下奴’和‘户下婢’应当是两汉至孙吴时期私奴婢在官方或正式文书中的称谓。”[1]也即是说，西汉时期私奴婢已经载入户籍了。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22年就说过：“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以为偶也。”[8]（第四章《说史料》，p.58）虽然这是在评价《僮约》的史料价值，难以实指和展开；但笔者认为，“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实况”所指极广，似乎包括私奴婢载入户籍在内。
与私奴婢被称作“户下婢”、“户下奴”不同，《竹简（壹）》中统称官奴婢为“生口”，在“生口”名下再区分性别。这样的简牍有两枚，也可能是3枚或多一点。引录如下：
□人为生口
□屯事对封府督邮
入敉交谢进所备生口大女万汝钱
八，子五百*嘉禾二年七月十四日大女谢汝付主库吏殷连受（简2844）
右……口送诸屯（简1620）
吴国统治年间，曾数次掀起屯田高潮。长沙郡和临湘县屯田规模如何？怎样进行？有多少地块屯田？简文中看不出。但是，从“郡屯田掾”（简1129）、“都尉屯田吏”（简2837）、“屯田司马”（简2159）、“大田中部督邮”（简4459）、“屯田掾”（简7081）、“屯田帅”（简8842）之类屯田官吏的名称，从“屯佃民”（简7018、简6627）、“屯田兵”（简2682）等屯田上直接劳动者的名称，以及他们必须缴纳“屯田限米”（简1928）等，可以断言，这里既有民屯，也有军屯。区女丘（简6282）是军屯所在地之一，“大屯”是简文中所见到的最大军屯区，因为这里有许多“将吏”，给他们的粮食一次就有“米一万三千卅六斛”（简1737），另一次是“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三斛”（简2304）。“石下丘”也有屯田（简8842），是民屯还是军屯难以确认。鉴此可以判断，简1002中的“屯”应是屯田所在地。这是一封公文，由兵曹史出具，大体意思应该是将“生口”送往某屯从事屯田，表明官奴婢是从事生产的。由此推测，简1620也属同类性质，但由于缺文过多，难以确认。
简2844相当特殊。简中“大女万汝”及其子是“生口”，所谓“谢进所备”当是属于谢进管理。但“钱七百六十八，子五百”作何解呢？是他们的身价？王仲荦先生指出，奴婢的价格一直相当高，两汉时在150石至250石谷之间；西晋时石崇买了一个名叫宜勤的奴隶，用了一百匹绢[7](pp.52-53)。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嘉禾四年田家莂解题”中指出，嘉禾四年（公元235年）一斗米＝2尺布＝160钱。“大女”在《竹简（壹）》中系指15岁以上已婚成年妇女。768钱不到5斗米，500钱不过3斗多米，正在壮劳力年龄的女奴和尚未成年的男奴只值这点钱，显然说不通。魏晋南北朝时期，雇佣劳动比较多见，通常是按日计酬或干完活后计酬，三国时期也是如此。如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2]（《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高士传》p.364）。扈累“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2]（《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p.365）。有关雇佣劳动，在《竹简（壹）》中同样可以看到：
“禾”指稻谷，今天湖南一带还保持这一称呼。简中“夫”的涵义是“工夫”、“夫日”。吕思勉先生在诠释“十夫客”中“夫”字的涵义时指出：“溯其源，则夫指人力，工亦为功，谓一人一日之作。”[9](p.1039)上引3简的意思是“某某干了两天活，得到一斛禾的报酬”；被雇佣者既有大男，也有某某师和大女，这说明在临湘县雇佣劳动还是比较常见的。鉴此，笔者对简2844的理解是：有位名叫谢汝的妇女，向主管官奴婢的谢进雇佣了官婢万汝及其子（奴产子），雇佣价是万汝768钱，其子500钱，已付给主库吏殷连。如果这个理解无误，那么没有进行屯田的“生口”也并非闲着无事，若官府无活可干，可以让他人雇去使用。总之，官奴婢是要干活的，是封建政府的财富来源之一。万汝及其子干的是什么活，简文无载，笔者在这里就不勉强猜测了。
官奴婢的来源一是奴产子，如简2844万汝之子就是例证。二是籍没。在吴国，最著名的事例是大士族张温在出使蜀国时称美蜀国，孙权恼恨，将其罚为“厮吏”，其三个姐妹也遭“录夺”，被逼配嫁[2]（《吴书》卷12《张温传》及该传注引《文士传》，p.1331,p.1334）。这类情况在《竹简（壹）》中也偶有所见：“章言府没入
□□□□”（简1043）。尽管此简是将“大女”“没入”还是将大女的土地财产“没入”难以判断，但没入制度在临湘县还在推行着是确定无疑的。三是战争掠夺。其实“生口”这一名称已经表明，战争的俘掠是官奴婢的主要来源。由于《吴书》中没有出现“生口”这类词汇和名称，陆逊讨伐山越时，凡有俘获，“强者为兵，羸者补户”[2]（《吴书》卷13《陆逊传》，p.1344）；诸葛恪讨伐山越时，“乃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2]（《吴书》卷19《诸葛恪传》，p.1431）。笔者曾认为吴国处置俘掠人口不外乎如此，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较为片面，还有不少战俘，特别是对南方少数民族战争俘获的战俘，大都是被没为生口了。《吴主传》、《孙皎传》、《顾雍传》、《陆逊传》、《吕岱传》、《潘濬传》、《陆凯传》等有关斩获、俘虏等的记载，特别是“斩首获生”中的“生”字，是可以诠释为生口的。在局面基本稳定后，这种俘掠还在进行，如《孙皎传》载：“皎尝遣兵侯获魏边将吏美女以进皎。”而将领们也往往以此邀功请赏，所以全琮对其部下说：“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2]（《吴书》卷15《全琮传》，pp.1382-1383）其实前引《诸葛恪传》的命令已经表明，此前各郡对山越的处置并非“悉令屯居”，陆逊也只是在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后，才取得“宿恶荡除，所过肃清”的绩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山越被杀害、被捕获、或是没为生口了。
收稿日期：2005-11-01
注释：
①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下文简称《竹简（壹）》。本文引文凡出自此书者，除夹注简号外，不再出注。
②一个名“绍”的人在这本简牍中出现三次的状况多少可为此提供一点佐证：
右绍家口食十一人（简4112）
右绍家口食十一人……（简9231）
右绍家口食十一人訾五十（简8897）
（整理者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
在《竹简（壹）》中，同姓名特别是同名者相当多，尤其是女性。以婢为名者达52人次，以妾为名者87人次，以汝为名者115人次，以奴为名者66人次，男性中以奴为名者也有7人次；但这三枚名“绍”的简主都是户主，家内都有11口人，未免过于凑巧。笔者以为，推断三简简主为同一人，大概不会有错。
③粗略统计，《竹简（壹）》中确切记载户内口食数的简牍约430枚，也即430户。其中三口之家最多，有107户；四口之家次之，为96户；两者几近总数的一半。一至六口之家计有345户，占总数的80.23%强。七口以上人家仅85户，不到总数的20%。户内口食数在七口或七口以上是少数，可以论定。
④参见韩树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师佐籍考》，载《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版。在师佐籍简中，经常能见到“屯将行”三字，就此，韩文写道：“不知是何含意，难道是将要去屯田之意吗？”愚意认为，此处的“屯”不能作“屯田”理解，否则与师佐的身份技艺世代相袭有冲突。“屯”的基本涵义之一是“屯聚”。鉴此，笔者对这三字的理解是：这些人“已被集中起来即将遣行”。未知当否，仅供参考。
⑤参见《太平御览》卷598《文部·契券》，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2693页。王褒《僮约》有几个版本，最早见于《艺文类聚》卷35，文字较简略。《初学记》卷19《奴婢·约》字数与此处所引大致相同，但个别文字有异，如“王子渊”作“王子泉”，看来是唐人避李渊之讳；“奴便”后多一“了”字；“决贾万五千”句中“贾”作“卖”字；等等。对比之下，笔者以为《御览》更为可信。